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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起来，沈从文对全集有过两次“表态”
要不要编辑出版 《沈从文全集》？沈从文生前没向家人做过任何交代。但追寻起来，他对自己的全集曾有两次表态。
第一次是1947年后，在生活书店1934年出版的《边城》封面上，他留下这样的字迹：
“第一版留样本全集付印时宜用开明印本，将此本新题记附入。从文”
1975年8月15日，沈从文独自在工作室兼卧室的杂乱文稿里，偶然发现一张写满字的小纸，那是他1949年2月写的 《一个人的自白》 首页，开篇就表明是在“求生的挣扎与自杀的绝望”中留下的绝笔！看了非常难过。
那天考古学家王送他去张兆和的宿舍吃饭，临别时他拿出这张残稿，郑重托付给最信赖的挚友：
“这个放在你处。将来收到我全集里。”
十年后，国内学界朋友和沈从文的家人都意识到，《沈从文全集》 必定会编辑出版，默默地做着准备。这时王 把精心保存的残稿移交给我，并转告了嘱托过程。
这页残稿仅是沈从文个人史料的一个碎片，他却嘱咐将来收到全集里，罕见地显示出面对历史的高度自信！沈从文心目中的全集，已经远远超越四十年代的想象。
我的母亲张兆和读大学时，受到老师沈从文的情书攻势。他写那数以百计情书，很可能比写小说更用心。命运把沈从文大量未发表的精彩作品变成了张兆和的专利读物。她一生读过无数沈从文来信。1938年1月31日从沦陷的北平，张兆和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说：
“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和妻子张之佩带着刚满一岁的女儿沈红，随工厂迁到四川自贡，在那里生活了十四年。“文革”中父亲受冲击时，还牵挂着孙女，我们是他仅有的安全倾诉对象，收到过许多十页八页长信，鼓鼓囊囊撑破信封，帮我拿信的人会说，“看不懂！”天各一方又逢乱世，命运让我继张兆和之后，成为沈从文“潜在写作”的另一个幸运读者。
1968年3月23日，父亲在信中叮嘱：
“给你的信，可注意一下，不必要留的，即处理一下，免得反而在另外一时引起是非。可留的即作个纪念，因为别的什么也没有给你们！”
回凤凰一路给张兆和写了五十封信，后来改写成 《湘行散记》
我在“一打三反”之类运动阶段也曾受监视，部分信件就没收到。尽管这样，父亲的来信还是存下一大堆。但在“对敌斗争”最严酷时期，为双方安全，我销毁了最重要的几封谈逆境中不该萎靡下去的信，心里一直非常难过。我们1980年回到北京时，也带回记载着沈从文十几年处境和心声的家书，我非常珍惜。
那时沈从文刚住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宿舍，老屋里还留下几个灰塵扑扑的大包袱旧纸箱，地面厚厚一层垃圾混有很多字纸。经历过“文革”，我懂得毁灭容易，想找回来永不可能，清扫时就把有父亲字迹的纸拣出，叠拢来竟装了一箱。
那些大包袱旧纸箱里是陈年文稿和往来杂信，八次抄家时被一股脑儿没收审查，几年后才发还一部分。凡涉及物质文化史的手稿父亲都说重要，我便送去让他处置。剩下的劫余残稿，远远超过了从四川带回来的家书。
我既是最幸运的读者，也义不容辞承担起保护、整理的使命。
沈从文晚年因病不能伏案工作，我常选些旧信展平拿给他看，他说：“我那时候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自己都惊讶。我又把新发现的文章抄出来，如 《抽象的抒情》，抄得非常整齐，他边看边称赞：“这才写得好呐！是你写的呀？”
“我哪写得出来？这是你的文章。”给他看手稿，他已忘记了：“啊？真是我写的？”
后来父亲见到我常问有信没有？重读那些旧信，是最让他高兴的事。
一部分旧稿叠放整齐，或用封套分装，另有大量零碎字纸散乱无序。在故纸堆里搜寻，就像拿考古发掘中收集的碎瓷片，从反复比对中拼接，逐渐呈现出本来器形。王 精心保存的《一个人的自白》 残稿，竟然配齐了全文，从“文革”中失而复得的杂稿里，还拼接出更多湮没的文献史料。
在大量旧稿中，有一组带插图的信，是1934年初沈从文返乡途中写给张兆和的。那时两人新婚不到半年，他从北平回凤凰探望病中的母亲，一路给张兆和写了五十封信，后来改写成代表作《湘行散记》。原信虽然只剩三十多封，但家里人仍很兴奋，我跟母亲商量，一致想法是把这一摞书信统称 《湘行书简》，与 《湘行散记》 合编成一本《湘行集》，让读者对照着看，另一些选本也配上相关的未刊稿，这样来安排一组出版计划。
过去有家书店，曾计划在1984年出版一套沈从文精选集，纪念他文学创作六十周年，请凌宇编选。父亲1983年脑血栓住院时，母亲一边护理他，还在病房审看最后几本书稿。不料交稿后遇上“清除精神污染”，出版计划夭折。
因国内研究沈从文的学者，只凌宇有过编选多卷本文集的实践，日后编 《沈从文全集》 需要更多人参与，故重编这套精选集时，准备邀请沈从文研究较活跃的吉首大学合作进行。
吉大的刘一友、向成国老师来京出差时，我选了一公文袋未发表的手稿给他们看。刘老师说读后两人都睡不着觉，我们以前的论文应该重写了！
编书事一拍即合，三人共同来编。这套二十本 《沈从文别集》，按作者生前指定便于携带阅读的小窄开本、朴素装帧，1992年由湖南岳麓书社出版，首次向读者展示沈从文文学作品里看不到的一批文字，从内容到形式广获认可。我们几人都明白这是一次积累经验的预演，为日后编全集作准备。
两个忠告，冲击了父母积淀很深的重重顾虑
别集出版后，编全集的条件日趋成熟，母亲和我分别听取各方面专家意见，跟可能参与的朋友沟通。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张小鼎正参加 《茅盾全集》 编辑工作，我登门求教。了解到编辑出版《茅盾全集》 是纳入官方计划的，编辑室成员是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借调来的专家学者，实力很强。编辑室之上，有三十五人的庞大编辑委员会，做校注、定稿的专家们，很多事情要用书面征求各编委意见，但编辑委员中只有极少数是研究茅盾的学者。 我们从中获得启示：《沈从文全集》 不可能靠行政权力借调很多专家来编辑，只能用“民办”方式。我们通过协商组成一个紧凑而务实的编委会，共同制定方针，多数编委又直接承担编辑任务。既当婆婆又做媳妇，或许利大于弊。
从张小鼎那里还得到第二项重要启示：他强调编全集要对历史负责，并举另一作者的全集为例，最大问题是涉及政治的文字，编选时都受到干扰，有些不让编入，能编入又多经过修改。因此这部规格更高的全集，学术价值反而严重受损。编 《沈从文全集》，千万不能按目前观点去修改，这非常重要！
回看八十年代重新出版的沈从文旧作，作者多有修改。一部分属于润色、纠错性质，但也有如今犯忌讳的文字，就被删去或改写，形成另一种文本。而张兆和作为专业编辑，更懂得把关，提修改建议，究其原因，均属心有余悸，为了保护沈从文。
张小鼎的忠告，不仅将影响全集的编辑方针，也直接冲击到多年来父母都积淀很深的重重顾虑。
我原原本本把张小鼎所谈转告母亲，她平静地表示认同。
九十年代初期国内出版业低迷，曾有两家著名文艺出版社来洽谈，在进一步了解编辑出版《沈从文全集》 的复杂性和成本后，均知难而退。
后来，不太知名的北岳文艺出版社找上门来。罗继长社长从我们介绍中了解到，编辑 《沈从文全集》 工作量巨大，需邀请社外多人参与，他们都有本职工作，兼顾全集，既要跑各地图书馆搜寻原发作品，分散编辑，又要多次集中会商，所需经费和工作进度都无法预计。总之难度大，周期长，成本高，又不畅销，我们想，北岳能承受吗？
罗社长说：赔钱也要出！他为的是提升出版社形象，他要在畅销书之外，留下一些具有长远价值的书。
我们还不太放心。这期间，新闻出版总署的版权专家辛广伟先生建议，为公平起见，要让全国主要出版社都有选择机会。在他向三十家具有实力的出版社发简报，公布了编纂出版 《沈从文全集》 项目后，唯一作出响应的还是北岳。经过这个反复，我们确定了合作者。
编纂过程中，曾经有过大危机
《沈从文全集》 由张兆和任主编，作家汪曾祺和考古学家王 为顾问。编辑委员有凌宇 （湖南师范大学）、刘一友 （吉首大学）、沈虎雏 （北京轻工业学院）、王继志 （南京大学）、王亚蓉 （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向成国 （吉首大学）、谢中一 （北岳文艺出版社）、张兆和等八人。
沈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分别由编委中的刘一友、向成国、凌宇、王继志负责，张永中、吴蕴东应邀参加编辑工作；书信、日记和以史料为主的“集外文存”各卷，由沈虎雏负责，张之佩、沈龙朱、沈红应邀参加编辑工作。
而分量很重的物质文化史各卷，要靠顾问王 主持编辑，王亚蓉协助。
作为全集，编辑中努力方向之一是“求全”。
在《沈从文全集》 编委会成立前，以早期研究者搜集的篇目为基础，加上几年来发现的一系列书信等未刊稿，估计全集可收550万—600万字，编为20卷；1993年11月第一次编委全体会议，把预计的规模提高到650万字，编成22卷；谁也没料到，编辑出版前后竟历时九年，最终第一版 《沈从文全集》 正文有32卷，1040萬字的规模。
其所以远远突破预计，很大程度是作者生前未发表的文稿超过400万字，仅从各亲友处征集到的沈从文书信就不止300封，而“劫余残稿”和作者1968年后留下的手稿，更是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
编入全集的沈从文已发表作品，许多是编者从意想不到的报纸、期刊中搜寻得来。学术界的细致研究扩大了搜寻视野，例如沈从文1926年2月起发表的两万字长文 《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竟刊登在中华基督教 《文社月刊》 上，被名古屋外国语大学黄瑷玲女士发现。社会各界朋友的热情帮助，也丰富了全集收编内容。例如沈从文早期任教于武汉大学，曾编过 《新文学研究》 讲义，其文本却始终没找到。后来香港藏书家胡从经先生的珍藏在鲁迅博物馆展出，孙郁馆长看到展品里有这讲义，征得胡先生同意，把信息传给我，我带着傻瓜相机跑去，破例获准从展柜中取出脆弱的原件，馆方临时安排地方让我拍摄，取得全部文本信息。而胡从经先生和孙郁馆长并不认识我。
在“求全”努力中，也离不开“辨伪”，谨慎地防止误将他人作品编入 《沈从文全集》 是另一种挑战。有个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发表时署名“从文”，我们经过多方论证，最后决定撤稿。像这样定稿时放弃的作品还有几篇。
编纂过程中，最大的危机发生于1997年。正当十四卷全集在付排，另有七卷编辑工作接近完成的情况下，顾问汪曾祺5月去世，11月另一位顾问王 也英年早逝。
刘一友老师提出一个 一般人不敢讲的设想
王 接受透析治疗长达七年，虽一直尽力工作，但由于体力严重衰退，沈从文一大批物质文化史手稿的整理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他的离去是中国考古界的巨大损失，也是对全集编辑力量的最沉重打击，他未完成的那份繁重工作彻底停顿下来。王 夫人按他生前嘱咐，把手边全部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稿件移交给我，由张之佩与家中同类手稿统一编目保管。
1998年，海内外沈从文研究者在吉首大学开研讨会，全集进展情况是大家关心的话题，对此每一位参编者的心情都很沉重：物质文化史这部分的编辑工作该怎么办？
在一次小会上，刘一友老师表示，吉首大学作为沈从文家乡的最高学府，虽然已经为 《沈从文全集》 编辑了十卷小说，如果能在物质文化史手稿的整理上再做些工作，就是对沈从文百年纪念的最大贡献。他的这个设想一般人不敢讲，因为吉首大学没有相关专业人才。
刘老师会下提出：“拿点手稿让我们试试吧！”
吉首大学充分支持刘老师的设想，张之佩迅速选出一组手稿，孙韬龙老教授也热心参与，他们尝试着整理出几篇，经过反复讨论，认为虽困难重重，但应该坚持下去挑起重担，张之佩便把一整箱稿件移交给刘老师。整理过程中除他们几人反复校核，谢中一、沈虎雏和张之佩也数次与吉大老师们做阶段性审读，研究取舍，梳理分卷编辑思路。后期又组织更多参编人员做严格的定稿讨论，聘请两位学者审稿，从专业角度把好质量关。
回顾物质文化史部分的编辑过程，其实所有参与者都没经历过这样远离自身学识、篇幅浩大而又要求严格的工作。这是一组外行冒着很大风险，投入没有退路的一场搏斗，在整个团队支持下从严把关，这一切，对全集的完整出版有决定性作用。
自全集出版十几年来，补遗工作一直在进行。海内外朋友和文化机构提供过很多沈从文的未刊稿，补遗线索也来自学界发现的佚文，我也在零散杂稿里搜寻拼接陆续有收获。如今已整理的稿件，按 《沈从文全集》 的版式估算约600页；有线索尚未取得原发表文本的作品，或有手稿尚未整理成文的，占300页左右，合起来又是本厚书。
希望不久的将来，在朋友们帮助下能够补齐所有已知文本，再次与有关专家们合作，把好补遗卷的编辑质量关，使补遗卷顺利与读者见面。
（选自《北京青年报》2016年3月15日）
要不要编辑出版 《沈从文全集》？沈从文生前没向家人做过任何交代。但追寻起来，他对自己的全集曾有两次表态。
第一次是1947年后，在生活书店1934年出版的《边城》封面上，他留下这样的字迹：
“第一版留样本全集付印时宜用开明印本，将此本新题记附入。从文”
1975年8月15日，沈从文独自在工作室兼卧室的杂乱文稿里，偶然发现一张写满字的小纸，那是他1949年2月写的 《一个人的自白》 首页，开篇就表明是在“求生的挣扎与自杀的绝望”中留下的绝笔！看了非常难过。
那天考古学家王送他去张兆和的宿舍吃饭，临别时他拿出这张残稿，郑重托付给最信赖的挚友：
“这个放在你处。将来收到我全集里。”
十年后，国内学界朋友和沈从文的家人都意识到，《沈从文全集》 必定会编辑出版，默默地做着准备。这时王 把精心保存的残稿移交给我，并转告了嘱托过程。
这页残稿仅是沈从文个人史料的一个碎片，他却嘱咐将来收到全集里，罕见地显示出面对历史的高度自信！沈从文心目中的全集，已经远远超越四十年代的想象。
我的母亲张兆和读大学时，受到老师沈从文的情书攻势。他写那数以百计情书，很可能比写小说更用心。命运把沈从文大量未发表的精彩作品变成了张兆和的专利读物。她一生读过无数沈从文来信。1938年1月31日从沦陷的北平，张兆和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说：
“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和妻子张之佩带着刚满一岁的女儿沈红，随工厂迁到四川自贡，在那里生活了十四年。“文革”中父亲受冲击时，还牵挂着孙女，我们是他仅有的安全倾诉对象，收到过许多十页八页长信，鼓鼓囊囊撑破信封，帮我拿信的人会说，“看不懂！”天各一方又逢乱世，命运让我继张兆和之后，成为沈从文“潜在写作”的另一个幸运读者。
1968年3月23日，父亲在信中叮嘱：
“给你的信，可注意一下，不必要留的，即处理一下，免得反而在另外一时引起是非。可留的即作个纪念，因为别的什么也没有给你们！”
回凤凰一路给张兆和写了五十封信，后来改写成 《湘行散记》
我在“一打三反”之类运动阶段也曾受监视，部分信件就没收到。尽管这样，父亲的来信还是存下一大堆。但在“对敌斗争”最严酷时期，为双方安全，我销毁了最重要的几封谈逆境中不该萎靡下去的信，心里一直非常难过。我们1980年回到北京时，也带回记载着沈从文十几年处境和心声的家书，我非常珍惜。
那时沈从文刚住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宿舍，老屋里还留下几个灰塵扑扑的大包袱旧纸箱，地面厚厚一层垃圾混有很多字纸。经历过“文革”，我懂得毁灭容易，想找回来永不可能，清扫时就把有父亲字迹的纸拣出，叠拢来竟装了一箱。
那些大包袱旧纸箱里是陈年文稿和往来杂信，八次抄家时被一股脑儿没收审查，几年后才发还一部分。凡涉及物质文化史的手稿父亲都说重要，我便送去让他处置。剩下的劫余残稿，远远超过了从四川带回来的家书。
我既是最幸运的读者，也义不容辞承担起保护、整理的使命。
沈从文晚年因病不能伏案工作，我常选些旧信展平拿给他看，他说：“我那时候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自己都惊讶。我又把新发现的文章抄出来，如 《抽象的抒情》，抄得非常整齐，他边看边称赞：“这才写得好呐！是你写的呀？”
“我哪写得出来？这是你的文章。”给他看手稿，他已忘记了：“啊？真是我写的？”
后来父亲见到我常问有信没有？重读那些旧信，是最让他高兴的事。
一部分旧稿叠放整齐，或用封套分装，另有大量零碎字纸散乱无序。在故纸堆里搜寻，就像拿考古发掘中收集的碎瓷片，从反复比对中拼接，逐渐呈现出本来器形。王 精心保存的《一个人的自白》 残稿，竟然配齐了全文，从“文革”中失而复得的杂稿里，还拼接出更多湮没的文献史料。
在大量旧稿中，有一组带插图的信，是1934年初沈从文返乡途中写给张兆和的。那时两人新婚不到半年，他从北平回凤凰探望病中的母亲，一路给张兆和写了五十封信，后来改写成代表作《湘行散记》。原信虽然只剩三十多封，但家里人仍很兴奋，我跟母亲商量，一致想法是把这一摞书信统称 《湘行书简》，与 《湘行散记》 合编成一本《湘行集》，让读者对照着看，另一些选本也配上相关的未刊稿，这样来安排一组出版计划。
过去有家书店，曾计划在1984年出版一套沈从文精选集，纪念他文学创作六十周年，请凌宇编选。父亲1983年脑血栓住院时，母亲一边护理他，还在病房审看最后几本书稿。不料交稿后遇上“清除精神污染”，出版计划夭折。
因国内研究沈从文的学者，只凌宇有过编选多卷本文集的实践，日后编 《沈从文全集》 需要更多人参与，故重编这套精选集时，准备邀请沈从文研究较活跃的吉首大学合作进行。
吉大的刘一友、向成国老师来京出差时，我选了一公文袋未发表的手稿给他们看。刘老师说读后两人都睡不着觉，我们以前的论文应该重写了！
编书事一拍即合，三人共同来编。这套二十本 《沈从文别集》，按作者生前指定便于携带阅读的小窄开本、朴素装帧，1992年由湖南岳麓书社出版，首次向读者展示沈从文文学作品里看不到的一批文字，从内容到形式广获认可。我们几人都明白这是一次积累经验的预演，为日后编全集作准备。
两个忠告，冲击了父母积淀很深的重重顾虑
别集出版后，编全集的条件日趋成熟，母亲和我分别听取各方面专家意见，跟可能参与的朋友沟通。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张小鼎正参加 《茅盾全集》 编辑工作，我登门求教。了解到编辑出版《茅盾全集》 是纳入官方计划的，编辑室成员是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借调来的专家学者，实力很强。编辑室之上，有三十五人的庞大编辑委员会，做校注、定稿的专家们，很多事情要用书面征求各编委意见，但编辑委员中只有极少数是研究茅盾的学者。 我们从中获得启示：《沈从文全集》 不可能靠行政权力借调很多专家来编辑，只能用“民办”方式。我们通过协商组成一个紧凑而务实的编委会，共同制定方针，多数编委又直接承担编辑任务。既当婆婆又做媳妇，或许利大于弊。
从张小鼎那里还得到第二项重要启示：他强调编全集要对历史负责，并举另一作者的全集为例，最大问题是涉及政治的文字，编选时都受到干扰，有些不让编入，能编入又多经过修改。因此这部规格更高的全集，学术价值反而严重受损。编 《沈从文全集》，千万不能按目前观点去修改，这非常重要！
回看八十年代重新出版的沈从文旧作，作者多有修改。一部分属于润色、纠错性质，但也有如今犯忌讳的文字，就被删去或改写，形成另一种文本。而张兆和作为专业编辑，更懂得把关，提修改建议，究其原因，均属心有余悸，为了保护沈从文。
张小鼎的忠告，不仅将影响全集的编辑方针，也直接冲击到多年来父母都积淀很深的重重顾虑。
我原原本本把张小鼎所谈转告母亲，她平静地表示认同。
九十年代初期国内出版业低迷，曾有两家著名文艺出版社来洽谈，在进一步了解编辑出版《沈从文全集》 的复杂性和成本后，均知难而退。
后来，不太知名的北岳文艺出版社找上门来。罗继长社长从我们介绍中了解到，编辑 《沈从文全集》 工作量巨大，需邀请社外多人参与，他们都有本职工作，兼顾全集，既要跑各地图书馆搜寻原发作品，分散编辑，又要多次集中会商，所需经费和工作进度都无法预计。总之难度大，周期长，成本高，又不畅销，我们想，北岳能承受吗？
罗社长说：赔钱也要出！他为的是提升出版社形象，他要在畅销书之外，留下一些具有长远价值的书。
我们还不太放心。这期间，新闻出版总署的版权专家辛广伟先生建议，为公平起见，要让全国主要出版社都有选择机会。在他向三十家具有实力的出版社发简报，公布了编纂出版 《沈从文全集》 项目后，唯一作出响应的还是北岳。经过这个反复，我们确定了合作者。
编纂过程中，曾经有过大危机
《沈从文全集》 由张兆和任主编，作家汪曾祺和考古学家王 为顾问。编辑委员有凌宇 （湖南师范大学）、刘一友 （吉首大学）、沈虎雏 （北京轻工业学院）、王继志 （南京大学）、王亚蓉 （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向成国 （吉首大学）、谢中一 （北岳文艺出版社）、张兆和等八人。
沈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分别由编委中的刘一友、向成国、凌宇、王继志负责，张永中、吴蕴东应邀参加编辑工作；书信、日记和以史料为主的“集外文存”各卷，由沈虎雏负责，张之佩、沈龙朱、沈红应邀参加编辑工作。
而分量很重的物质文化史各卷，要靠顾问王 主持编辑，王亚蓉协助。
作为全集，编辑中努力方向之一是“求全”。
在《沈从文全集》 编委会成立前，以早期研究者搜集的篇目为基础，加上几年来发现的一系列书信等未刊稿，估计全集可收550万—600万字，编为20卷；1993年11月第一次编委全体会议，把预计的规模提高到650万字，编成22卷；谁也没料到，编辑出版前后竟历时九年，最终第一版 《沈从文全集》 正文有32卷，1040萬字的规模。
其所以远远突破预计，很大程度是作者生前未发表的文稿超过400万字，仅从各亲友处征集到的沈从文书信就不止300封，而“劫余残稿”和作者1968年后留下的手稿，更是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
编入全集的沈从文已发表作品，许多是编者从意想不到的报纸、期刊中搜寻得来。学术界的细致研究扩大了搜寻视野，例如沈从文1926年2月起发表的两万字长文 《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竟刊登在中华基督教 《文社月刊》 上，被名古屋外国语大学黄瑷玲女士发现。社会各界朋友的热情帮助，也丰富了全集收编内容。例如沈从文早期任教于武汉大学，曾编过 《新文学研究》 讲义，其文本却始终没找到。后来香港藏书家胡从经先生的珍藏在鲁迅博物馆展出，孙郁馆长看到展品里有这讲义，征得胡先生同意，把信息传给我，我带着傻瓜相机跑去，破例获准从展柜中取出脆弱的原件，馆方临时安排地方让我拍摄，取得全部文本信息。而胡从经先生和孙郁馆长并不认识我。
在“求全”努力中，也离不开“辨伪”，谨慎地防止误将他人作品编入 《沈从文全集》 是另一种挑战。有个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发表时署名“从文”，我们经过多方论证，最后决定撤稿。像这样定稿时放弃的作品还有几篇。
编纂过程中，最大的危机发生于1997年。正当十四卷全集在付排，另有七卷编辑工作接近完成的情况下，顾问汪曾祺5月去世，11月另一位顾问王 也英年早逝。
刘一友老师提出一个 一般人不敢讲的设想
王 接受透析治疗长达七年，虽一直尽力工作，但由于体力严重衰退，沈从文一大批物质文化史手稿的整理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他的离去是中国考古界的巨大损失，也是对全集编辑力量的最沉重打击，他未完成的那份繁重工作彻底停顿下来。王 夫人按他生前嘱咐，把手边全部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稿件移交给我，由张之佩与家中同类手稿统一编目保管。
1998年，海内外沈从文研究者在吉首大学开研讨会，全集进展情况是大家关心的话题，对此每一位参编者的心情都很沉重：物质文化史这部分的编辑工作该怎么办？
在一次小会上，刘一友老师表示，吉首大学作为沈从文家乡的最高学府，虽然已经为 《沈从文全集》 编辑了十卷小说，如果能在物质文化史手稿的整理上再做些工作，就是对沈从文百年纪念的最大贡献。他的这个设想一般人不敢讲，因为吉首大学没有相关专业人才。
刘老师会下提出：“拿点手稿让我们试试吧！”
吉首大学充分支持刘老师的设想，张之佩迅速选出一组手稿，孙韬龙老教授也热心参与，他们尝试着整理出几篇，经过反复讨论，认为虽困难重重，但应该坚持下去挑起重担，张之佩便把一整箱稿件移交给刘老师。整理过程中除他们几人反复校核，谢中一、沈虎雏和张之佩也数次与吉大老师们做阶段性审读，研究取舍，梳理分卷编辑思路。后期又组织更多参编人员做严格的定稿讨论，聘请两位学者审稿，从专业角度把好质量关。
回顾物质文化史部分的编辑过程，其实所有参与者都没经历过这样远离自身学识、篇幅浩大而又要求严格的工作。这是一组外行冒着很大风险，投入没有退路的一场搏斗，在整个团队支持下从严把关，这一切，对全集的完整出版有决定性作用。
自全集出版十几年来，补遗工作一直在进行。海内外朋友和文化机构提供过很多沈从文的未刊稿，补遗线索也来自学界发现的佚文，我也在零散杂稿里搜寻拼接陆续有收获。如今已整理的稿件，按 《沈从文全集》 的版式估算约600页；有线索尚未取得原发表文本的作品，或有手稿尚未整理成文的，占300页左右，合起来又是本厚书。
希望不久的将来，在朋友们帮助下能够补齐所有已知文本，再次与有关专家们合作，把好补遗卷的编辑质量关，使补遗卷顺利与读者见面。
（选自《北京青年报》2016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