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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一个地方,把人和牛羊关在一个栏里,随便买卖,不合主人心意就杀死,你觉得如何?无疑这是非常残酷的制度。假如一个人上台,下令不准买卖奴隶,这是不是改革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命令朝着人权方向前进了一步。可是,下了这个命令的王莽,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
2000年来,围绕王莽所作所为,史学界分成红蓝两军,争论不休,闹得面红耳赤。古代史学家一提王莽就破口大骂,“乱臣贼子”不绝于耳。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当时上海京剧名角周信芳自编自演京剧《王莽篡位》讥刺袁世凯。把王莽作为反派代表,就是受了古代史学家正统观念的影响。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王莽是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他的改制是倒行逆施。
胡适则撰文称王莽是1900年前的一位社会主义者,应该替他申冤。柏杨也说王莽提前800年搞了社会主义。他说:“王葬的失败,使人惋惜,如果他能成功,将使人类文化史重新写过。”史学家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评价王莽呢?
公元前45年,古罗马恺撒大帝经过东征西杀,摆平了战场上所有对手,凯旋回到罗马。此际,他的声誉达到顶峰。罗马元老院为他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恺撒以战利品的形式,给他的士兵分配了土地和金钱。其中分配土地最引人注目。因为长期以来,罗马一些改革派领导人为了解决土地过度兼并问题,展开了反复激烈的斗争,这和王莽所遇到的问题如出一辙。
王莽担任大司马之际,面临两个社会焦点。
一个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贵族、官僚、豪强霸占的土地越来越多,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这个问题西汉初期就已经产生,丞相萧何就曾以极低的价钱强买关中民田,是为早期兼并。汉武帝时,董仲舒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到成帝、哀帝的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更是发展到疯狂地步,汉哀帝一次就赏赐给宠臣董贤20万亩土地。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或横死道旁,或沦为奴隶,或铤而走险。
第二个问题是残存的奴隶制过于残酷。西汉还有生产性奴隶和非生产性奴隶。奴隶命运至为悲惨。《资治通鉴》载王莽的话说:“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不合主人心意就杀死。当时奴隶主要来自于失地农民。《汉书·成帝纪》说,失去土地的农民“饥饿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
这两大问题互相牵连,导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民众揭竿而起,烈火四处蔓延,王朝风雨飘摇。当时危险的状况,从汉成帝一个诏书中可以看出端倪。在这个诏书中,汉成帝坦率承认现实极为严峻,已经到了混不下去的地步:“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
平帝元始二年,发生旱灾蝗灾。王莽带头捐款100万钱,捐地30顷,救助穷人。230个贵族跟进,捐出大批粮食、土地,分给弱势群体。民众捕蝗虫,按多少给钱。
王莽废去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迁移穷人去住。沿途饮食以及到达之后所需的田宅、器具、耕牛、种子等,都由官府供给或借贷。王莽又下令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5个里共200个廉租房的小区,供贫民居住。
王莽还努力解决教育难题,扩大太学招生,大学生数量破纪录超过1万人。他还下令各地兴建学校,让更多的孩子读书增长知识。《汉书·王莽传》说,王莽在京城为学者盖了1万间房子,成立了不少研究所。凡是对古典文献有所专长的,都召到京师做研究,前后来了千把人,每天讨论儒家学问。
王莽还大抓意识形态建设,根据《周礼》精神,重订车服制度,分等级确定国人的着装、住房、器用、婚丧式样,接着又下令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逢到灾害,王莽自动吃素,并赦免囚徒。一时之间,社会风气大为好转。
这些改进或改革措施,大概就属于胡适所说的“社会主义”。
平帝12岁时讨论结婚,成千上万的士人百姓涌向政府大门,要求平帝必须娶王莽的女儿,以王莽之女为国母。王莽女儿当然被选为皇后,平帝因娶王莽之女赐给王莽的万顷土地,王莽都退回了。聘皇后的礼金2亿钱,王莽接受6300万,其中4300万周济刘氏宗族中的没落穷人。
众大臣感念至深,先是提议把新野田、召陵、新息、黄邮聚等4个地方的土地赐给王莽(王莽退掉了新野田、召陵、新息3个地方),接着又提议加封王莽为宰衡(高于所有诸侯王公之上的职务官名),后又奏请加封王莽九锡。
王莽不受新野田的消息传出,朝廷收到万人上书,恳请王莽接受封地。如果当时进行民意测验,王莽的支持率当在99%左右。高层官员当中,支持加九锡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902人,几乎百分之百。
平帝元始五年,汉王朝为王莽加封九锡。一个推举王莽代替刘氏当皇帝的运动开始兴起。为什么无能的刘氏后人永坐江山,而这样的圣人却不能当皇帝呢?当时绝大多数臣民一致认定,只有王莽才能让奄奄一息的国家重新强壮起来。
在历史上,一些宗教创始者或改革者,大都有一个伟岸的人格。信仰他们的人,为他们的人格所折服,而把他们的弱点忽略了,遗忘了。比如一些人看见大海汪洋的气魄,就情不自禁赞美起来。在那个时刻,他们没有想到海里什么肮脏的东西都有,这海水也不能饮用。在西汉末年那种颓废沉闷的时刻,看看大海还是十分必要的心理调运。臣民们会被大海的宏阔壮观所荡击,从而产生出一种期盼。这种期盼如能实现,那些沉闷自然就会被荡到乌有之乡去了。
这是王莽的作为和臣民期盼之间的互动。所以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
上面提到,贵族豪强大肆兼并土地不独中国为然,古罗马亦如此。马克思曾说,共和时代的罗马,“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贵族和富人大肆侵占土地,导致小农破产和大量流民出现。
贵族出身的改革家提比留·格拉古说:“栖身在意大利的野兽还有他们的洞窟和巢穴,可是为意大利而战斗献身的人们,除了空气和阳光之外一无所有。”
比王莽稍早些,公元前133年,提比留·格拉古当选为罗马保民官,提出了限制占地的改革法案,规定罗马公民每家占有土地不得超过1000尤格,超过的一律收归国有,按30尤格一份,分给穷人,可以世袭,但不准买卖。这当然遭到贵族反对,然而在公民大会的表决中,土地法案获多数票通过。在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的改革冒险中,罗马共有8万公民获得了土地。
王莽的改革比格拉古兄弟要激进。他的理由很充分,他说:“汉朝减租,三十税一。豪强侵占土地租给农民种,却要收百分之五十的租。朝廷对有田人三十取一,有田人对租田人十分取五,太不像话了。”
新始建国元年,王莽一纸令下,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私人不准买卖土地。如果 一家男子不满8人,田超过900亩,应把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者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人给田100亩。私自买卖王田治罪。这个措施,是王莽搞“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之一。就当时情况来看,这是很难行得通的。
每人百亩以及8人不超过900亩一类的标准是哪里来的呢?来源于《周礼》所说的井田制。王莽的智囊班子是一帮儒学专家,一天忙到晚。他们从各种古代典籍里找出路。觉得“井田制”最理想。王莽正是按照《周礼》记载,试图把全国土地重新分配。
《周礼》等著作中关于井田制的说法又是哪里来的呢?都来源于孟子所说的一段话。《孟子·滕文公》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周礼》、《韩诗外传》等著作就根据孟子这段话,对井田制大加发挥,说得更为详尽。
孟子说得若有其事,但朱熹就对井田制是否存在过提出怀疑。他说,周代陕西一带,哪来的几千里平地?很多地方都在山谷之间,又很多小溪沟,怎么安置井田呢?
胡适在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也说:“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孟子实在不知道周代的制度是什么,不过从一句诗里推想到井田制。”如果孟子时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滕文公就不必向孟子请教井田制。如果周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战国离周代并不太久,一种制度的废止,绝不是突然的,尤其是实行了许多时候的田地制度,总会有遗迹,何至于到《诗经》里去找一句诗来说事呢?再说,王莽时代的耕地,也根本不够全国这样分配的。
柏杨说,王莽准确地诊断出社会疾病,认为只要吃下儒书上的古药就可痊愈,他的方法有问题,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一定要跌倒。
秦晖说,王莽的“社会主义”可称之为“井田制社会主义”。
这些话都道中了王莽改革的要害。王莽倒是应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论述中国历史的一句话:中国人的“全部行政却以国中许多古训为原则”。
采取如此激进而且大面积剥夺利益的措施,马上就把一些拥戴者驱赶到了反对者的立场上。到王莽当政晚期,南阳豪强樊重以及阴子方家中都有几千亩地,谁也没有分掉,证明土地国有化贯彻起来非常困难。
再说王莽对残余奴隶制的改革。古希腊的梭伦在公元前6世纪进行改革,禁止买卖奴隶,并下令由国家出钱赎回被卖到国外的奴隶,取得成功。
《罗马法》也明令禁止虐待奴隶,并规定了给奴隶自由权的程序,分为“主人解放”(由奴隶的主人宣布解放)和“法定解放”(根据相关法律解放奴隶)两种,促进了罗马的进步。
但王莽的命运没有这么好。从王莽强令儿子自杀以抵偿被杀死的奴隶性命来看,王莽的确想尽最大努力改善奴隶的悲惨状况。有些古代史学家说王莽让儿子自杀也是“作伪”,未免太过苛刻。王莽下令民闻奴婢改称为“私属”(区别于官奴),就是说,每一个奴婢在主人家中,占着一个成员的地位,并禁止所有奴隶买卖。这样,奴隶的地位相当于准自由民了。王莽用意是起码要冻结奴隶制度,使其不再扩大,最后自然消灭。这进步的措施,自然也遭到奴隶主抵制。
就在实施激进改革的同时,王莽采取了一项错误的金融政策:在很短时间内改革币制五次。先是发行刀币形大钱;后又废刀币,发行小钱;最后另造28种货币,连乌龟壳、贝壳和布也都成了货币,混乱至极。老百姓必须按照王莽命令一次又一次兑换新钱币,使用旧钱治罪,结果“农商失业,贸易俱废”。这是在激进上面又加一个大混乱。王莽还大幅度改变官制和更改地名,于搴无补,徒增烦扰,可谓雪上加霜。
新始建国二年,王莽下令行“五均六管”法,实行计划经济。内容包括:
一、政府控制物价。粮食布匹等供过于求时,政府按成本价买进;求过于供时,政府平价卖出。
二、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医疗、织布、旅馆、工匠、摆摊等,从前自由经营,现在政府征收10%所得税。
三、实行专卖制度。盐专卖、酒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以前大宦豪可以自铸钱币)。
四、规定国内所有自然资源均属国家所有,由国家开采。
五、首创政府贷款。老百姓没钱祭祀丧葬,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经商贷款,收10%利息。这些重大改革措施,也是胡适等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这些举措,意在抑制豪强巨富,避免因贫富不均爆发动乱。可是,一来改革规模过大,疾风暴雨,齐头并进,很难奏效:二是当时土地私有化乃大趋势,国有化行不通:三是政府经商的重大弊端使不少措施反成了害民之举,以致加速了起义爆发。
土地国有化和禁止买卖奴隶的政策实行了三年,困难重重。新始建国四年,王莽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取消两禁令,准许买卖土地和奴隶,这标志了改革失败。后来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学乖了,把改革的开口缩小,单只就解放奴婢一项连下六道命令,收到成效。
王莽的另一败笔,是在平安的情况下,无端向周边少数民族诸国寻衅开战。比如贬西域诸国的国王为侯,把赐给他们的金印缩小,随意发兵攻打诸国等等,导致周边战争连年不断。
国内民众不堪重压连连造反,刘氏贵族势力反对王莽“篡位”企图恢复汉朝,两者合流,给王莽造成巨大压力。王莽派兵镇压,但遭到失败。新地皇四年十月,起义军攻八长安,杀死王莽。新朝15年历史结束。
王莽其人其事颇多争议。东汉迄今,不少人受“刘氏天下”的“正统”观念影响,把王莽问题的焦点完全放在“篡位”两字上,其他则不值一提。其实,王莽改革的情势十分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柏杨说,王莽夺取政权的目的与诸多只想当皇帝的人不同,他有远大政治抱负。获取权力是为了实践儒家学说,缔造一个理想世界。吕思勉论王莽说:“平心论之,正觉其精神之诚挚尔。”两位的意见,很值得参考。
2000年来,围绕王莽所作所为,史学界分成红蓝两军,争论不休,闹得面红耳赤。古代史学家一提王莽就破口大骂,“乱臣贼子”不绝于耳。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当时上海京剧名角周信芳自编自演京剧《王莽篡位》讥刺袁世凯。把王莽作为反派代表,就是受了古代史学家正统观念的影响。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王莽是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他的改制是倒行逆施。
胡适则撰文称王莽是1900年前的一位社会主义者,应该替他申冤。柏杨也说王莽提前800年搞了社会主义。他说:“王葬的失败,使人惋惜,如果他能成功,将使人类文化史重新写过。”史学家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评价王莽呢?
公元前45年,古罗马恺撒大帝经过东征西杀,摆平了战场上所有对手,凯旋回到罗马。此际,他的声誉达到顶峰。罗马元老院为他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恺撒以战利品的形式,给他的士兵分配了土地和金钱。其中分配土地最引人注目。因为长期以来,罗马一些改革派领导人为了解决土地过度兼并问题,展开了反复激烈的斗争,这和王莽所遇到的问题如出一辙。
王莽担任大司马之际,面临两个社会焦点。
一个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贵族、官僚、豪强霸占的土地越来越多,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这个问题西汉初期就已经产生,丞相萧何就曾以极低的价钱强买关中民田,是为早期兼并。汉武帝时,董仲舒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到成帝、哀帝的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更是发展到疯狂地步,汉哀帝一次就赏赐给宠臣董贤20万亩土地。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或横死道旁,或沦为奴隶,或铤而走险。
第二个问题是残存的奴隶制过于残酷。西汉还有生产性奴隶和非生产性奴隶。奴隶命运至为悲惨。《资治通鉴》载王莽的话说:“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不合主人心意就杀死。当时奴隶主要来自于失地农民。《汉书·成帝纪》说,失去土地的农民“饥饿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
这两大问题互相牵连,导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民众揭竿而起,烈火四处蔓延,王朝风雨飘摇。当时危险的状况,从汉成帝一个诏书中可以看出端倪。在这个诏书中,汉成帝坦率承认现实极为严峻,已经到了混不下去的地步:“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
平帝元始二年,发生旱灾蝗灾。王莽带头捐款100万钱,捐地30顷,救助穷人。230个贵族跟进,捐出大批粮食、土地,分给弱势群体。民众捕蝗虫,按多少给钱。
王莽废去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迁移穷人去住。沿途饮食以及到达之后所需的田宅、器具、耕牛、种子等,都由官府供给或借贷。王莽又下令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5个里共200个廉租房的小区,供贫民居住。
王莽还努力解决教育难题,扩大太学招生,大学生数量破纪录超过1万人。他还下令各地兴建学校,让更多的孩子读书增长知识。《汉书·王莽传》说,王莽在京城为学者盖了1万间房子,成立了不少研究所。凡是对古典文献有所专长的,都召到京师做研究,前后来了千把人,每天讨论儒家学问。
王莽还大抓意识形态建设,根据《周礼》精神,重订车服制度,分等级确定国人的着装、住房、器用、婚丧式样,接着又下令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逢到灾害,王莽自动吃素,并赦免囚徒。一时之间,社会风气大为好转。
这些改进或改革措施,大概就属于胡适所说的“社会主义”。
平帝12岁时讨论结婚,成千上万的士人百姓涌向政府大门,要求平帝必须娶王莽的女儿,以王莽之女为国母。王莽女儿当然被选为皇后,平帝因娶王莽之女赐给王莽的万顷土地,王莽都退回了。聘皇后的礼金2亿钱,王莽接受6300万,其中4300万周济刘氏宗族中的没落穷人。
众大臣感念至深,先是提议把新野田、召陵、新息、黄邮聚等4个地方的土地赐给王莽(王莽退掉了新野田、召陵、新息3个地方),接着又提议加封王莽为宰衡(高于所有诸侯王公之上的职务官名),后又奏请加封王莽九锡。
王莽不受新野田的消息传出,朝廷收到万人上书,恳请王莽接受封地。如果当时进行民意测验,王莽的支持率当在99%左右。高层官员当中,支持加九锡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902人,几乎百分之百。
平帝元始五年,汉王朝为王莽加封九锡。一个推举王莽代替刘氏当皇帝的运动开始兴起。为什么无能的刘氏后人永坐江山,而这样的圣人却不能当皇帝呢?当时绝大多数臣民一致认定,只有王莽才能让奄奄一息的国家重新强壮起来。
在历史上,一些宗教创始者或改革者,大都有一个伟岸的人格。信仰他们的人,为他们的人格所折服,而把他们的弱点忽略了,遗忘了。比如一些人看见大海汪洋的气魄,就情不自禁赞美起来。在那个时刻,他们没有想到海里什么肮脏的东西都有,这海水也不能饮用。在西汉末年那种颓废沉闷的时刻,看看大海还是十分必要的心理调运。臣民们会被大海的宏阔壮观所荡击,从而产生出一种期盼。这种期盼如能实现,那些沉闷自然就会被荡到乌有之乡去了。
这是王莽的作为和臣民期盼之间的互动。所以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
上面提到,贵族豪强大肆兼并土地不独中国为然,古罗马亦如此。马克思曾说,共和时代的罗马,“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贵族和富人大肆侵占土地,导致小农破产和大量流民出现。
贵族出身的改革家提比留·格拉古说:“栖身在意大利的野兽还有他们的洞窟和巢穴,可是为意大利而战斗献身的人们,除了空气和阳光之外一无所有。”
比王莽稍早些,公元前133年,提比留·格拉古当选为罗马保民官,提出了限制占地的改革法案,规定罗马公民每家占有土地不得超过1000尤格,超过的一律收归国有,按30尤格一份,分给穷人,可以世袭,但不准买卖。这当然遭到贵族反对,然而在公民大会的表决中,土地法案获多数票通过。在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的改革冒险中,罗马共有8万公民获得了土地。
王莽的改革比格拉古兄弟要激进。他的理由很充分,他说:“汉朝减租,三十税一。豪强侵占土地租给农民种,却要收百分之五十的租。朝廷对有田人三十取一,有田人对租田人十分取五,太不像话了。”
新始建国元年,王莽一纸令下,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私人不准买卖土地。如果 一家男子不满8人,田超过900亩,应把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者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人给田100亩。私自买卖王田治罪。这个措施,是王莽搞“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之一。就当时情况来看,这是很难行得通的。
每人百亩以及8人不超过900亩一类的标准是哪里来的呢?来源于《周礼》所说的井田制。王莽的智囊班子是一帮儒学专家,一天忙到晚。他们从各种古代典籍里找出路。觉得“井田制”最理想。王莽正是按照《周礼》记载,试图把全国土地重新分配。
《周礼》等著作中关于井田制的说法又是哪里来的呢?都来源于孟子所说的一段话。《孟子·滕文公》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周礼》、《韩诗外传》等著作就根据孟子这段话,对井田制大加发挥,说得更为详尽。
孟子说得若有其事,但朱熹就对井田制是否存在过提出怀疑。他说,周代陕西一带,哪来的几千里平地?很多地方都在山谷之间,又很多小溪沟,怎么安置井田呢?
胡适在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也说:“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孟子实在不知道周代的制度是什么,不过从一句诗里推想到井田制。”如果孟子时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滕文公就不必向孟子请教井田制。如果周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战国离周代并不太久,一种制度的废止,绝不是突然的,尤其是实行了许多时候的田地制度,总会有遗迹,何至于到《诗经》里去找一句诗来说事呢?再说,王莽时代的耕地,也根本不够全国这样分配的。
柏杨说,王莽准确地诊断出社会疾病,认为只要吃下儒书上的古药就可痊愈,他的方法有问题,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一定要跌倒。
秦晖说,王莽的“社会主义”可称之为“井田制社会主义”。
这些话都道中了王莽改革的要害。王莽倒是应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论述中国历史的一句话:中国人的“全部行政却以国中许多古训为原则”。
采取如此激进而且大面积剥夺利益的措施,马上就把一些拥戴者驱赶到了反对者的立场上。到王莽当政晚期,南阳豪强樊重以及阴子方家中都有几千亩地,谁也没有分掉,证明土地国有化贯彻起来非常困难。
再说王莽对残余奴隶制的改革。古希腊的梭伦在公元前6世纪进行改革,禁止买卖奴隶,并下令由国家出钱赎回被卖到国外的奴隶,取得成功。
《罗马法》也明令禁止虐待奴隶,并规定了给奴隶自由权的程序,分为“主人解放”(由奴隶的主人宣布解放)和“法定解放”(根据相关法律解放奴隶)两种,促进了罗马的进步。
但王莽的命运没有这么好。从王莽强令儿子自杀以抵偿被杀死的奴隶性命来看,王莽的确想尽最大努力改善奴隶的悲惨状况。有些古代史学家说王莽让儿子自杀也是“作伪”,未免太过苛刻。王莽下令民闻奴婢改称为“私属”(区别于官奴),就是说,每一个奴婢在主人家中,占着一个成员的地位,并禁止所有奴隶买卖。这样,奴隶的地位相当于准自由民了。王莽用意是起码要冻结奴隶制度,使其不再扩大,最后自然消灭。这进步的措施,自然也遭到奴隶主抵制。
就在实施激进改革的同时,王莽采取了一项错误的金融政策:在很短时间内改革币制五次。先是发行刀币形大钱;后又废刀币,发行小钱;最后另造28种货币,连乌龟壳、贝壳和布也都成了货币,混乱至极。老百姓必须按照王莽命令一次又一次兑换新钱币,使用旧钱治罪,结果“农商失业,贸易俱废”。这是在激进上面又加一个大混乱。王莽还大幅度改变官制和更改地名,于搴无补,徒增烦扰,可谓雪上加霜。
新始建国二年,王莽下令行“五均六管”法,实行计划经济。内容包括:
一、政府控制物价。粮食布匹等供过于求时,政府按成本价买进;求过于供时,政府平价卖出。
二、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医疗、织布、旅馆、工匠、摆摊等,从前自由经营,现在政府征收10%所得税。
三、实行专卖制度。盐专卖、酒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以前大宦豪可以自铸钱币)。
四、规定国内所有自然资源均属国家所有,由国家开采。
五、首创政府贷款。老百姓没钱祭祀丧葬,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经商贷款,收10%利息。这些重大改革措施,也是胡适等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这些举措,意在抑制豪强巨富,避免因贫富不均爆发动乱。可是,一来改革规模过大,疾风暴雨,齐头并进,很难奏效:二是当时土地私有化乃大趋势,国有化行不通:三是政府经商的重大弊端使不少措施反成了害民之举,以致加速了起义爆发。
土地国有化和禁止买卖奴隶的政策实行了三年,困难重重。新始建国四年,王莽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取消两禁令,准许买卖土地和奴隶,这标志了改革失败。后来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学乖了,把改革的开口缩小,单只就解放奴婢一项连下六道命令,收到成效。
王莽的另一败笔,是在平安的情况下,无端向周边少数民族诸国寻衅开战。比如贬西域诸国的国王为侯,把赐给他们的金印缩小,随意发兵攻打诸国等等,导致周边战争连年不断。
国内民众不堪重压连连造反,刘氏贵族势力反对王莽“篡位”企图恢复汉朝,两者合流,给王莽造成巨大压力。王莽派兵镇压,但遭到失败。新地皇四年十月,起义军攻八长安,杀死王莽。新朝15年历史结束。
王莽其人其事颇多争议。东汉迄今,不少人受“刘氏天下”的“正统”观念影响,把王莽问题的焦点完全放在“篡位”两字上,其他则不值一提。其实,王莽改革的情势十分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柏杨说,王莽夺取政权的目的与诸多只想当皇帝的人不同,他有远大政治抱负。获取权力是为了实践儒家学说,缔造一个理想世界。吕思勉论王莽说:“平心论之,正觉其精神之诚挚尔。”两位的意见,很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