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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一个地方，把人和牛羊关在一个栏里，随便买卖，不合主人心意就杀死，你觉得如何?无疑这是非常残酷的制度。假如一个人上台，下令不准买卖奴隶，这是不是改革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命令朝着人权方向前进了一步。可是，下了这个命令的王莽，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
2000年来，围绕王莽所作所为，史学界分成红蓝两军，争论不休，闹得面红耳赤。古代史学家一提王莽就破口大骂，“乱臣贼子”不绝于耳。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当时上海京剧名角周信芳自编自演京剧《王莽篡位》讥刺袁世凯。把王莽作为反派代表，就是受了古代史学家正统观念的影响。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王莽是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他的改制是倒行逆施。
胡适则撰文称王莽是1900年前的一位社会主义者，应该替他申冤。柏杨也说王莽提前800年搞了社会主义。他说：“王葬的失败，使人惋惜，如果他能成功，将使人类文化史重新写过。”史学家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评价王莽呢?
公元前45年，古罗马恺撒大帝经过东征西杀，摆平了战场上所有对手，凯旋回到罗马。此际，他的声誉达到顶峰。罗马元老院为他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恺撒以战利品的形式，给他的士兵分配了土地和金钱。其中分配土地最引人注目。因为长期以来，罗马一些改革派领导人为了解决土地过度兼并问题，展开了反复激烈的斗争，这和王莽所遇到的问题如出一辙。
王莽担任大司马之际，面临两个社会焦点。
一个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贵族、官僚、豪强霸占的土地越来越多，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这个问题西汉初期就已经产生，丞相萧何就曾以极低的价钱强买关中民田，是为早期兼并。汉武帝时，董仲舒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到成帝、哀帝的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更是发展到疯狂地步，汉哀帝一次就赏赐给宠臣董贤20万亩土地。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或横死道旁，或沦为奴隶，或铤而走险。
第二个问题是残存的奴隶制过于残酷。西汉还有生产性奴隶和非生产性奴隶。奴隶命运至为悲惨。《资治通鉴》载王莽的话说：“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不合主人心意就杀死。当时奴隶主要来自于失地农民。《汉书·成帝纪》说，失去土地的农民“饥饿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
这两大问题互相牵连，导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民众揭竿而起，烈火四处蔓延，王朝风雨飘摇。当时危险的状况，从汉成帝一个诏书中可以看出端倪。在这个诏书中，汉成帝坦率承认现实极为严峻，已经到了混不下去的地步：“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
平帝元始二年，发生旱灾蝗灾。王莽带头捐款100万钱，捐地30顷，救助穷人。230个贵族跟进，捐出大批粮食、土地，分给弱势群体。民众捕蝗虫，按多少给钱。
王莽废去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迁移穷人去住。沿途饮食以及到达之后所需的田宅、器具、耕牛、种子等，都由官府供给或借贷。王莽又下令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5个里共200个廉租房的小区，供贫民居住。
王莽还努力解决教育难题，扩大太学招生，大学生数量破纪录超过1万人。他还下令各地兴建学校，让更多的孩子读书增长知识。《汉书·王莽传》说，王莽在京城为学者盖了1万间房子，成立了不少研究所。凡是对古典文献有所专长的，都召到京师做研究，前后来了千把人，每天讨论儒家学问。
王莽还大抓意识形态建设，根据《周礼》精神，重订车服制度，分等级确定国人的着装、住房、器用、婚丧式样，接着又下令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逢到灾害，王莽自动吃素，并赦免囚徒。一时之间，社会风气大为好转。
这些改进或改革措施，大概就属于胡适所说的“社会主义”。
平帝12岁时讨论结婚，成千上万的士人百姓涌向政府大门，要求平帝必须娶王莽的女儿，以王莽之女为国母。王莽女儿当然被选为皇后，平帝因娶王莽之女赐给王莽的万顷土地，王莽都退回了。聘皇后的礼金2亿钱，王莽接受6300万，其中4300万周济刘氏宗族中的没落穷人。
众大臣感念至深，先是提议把新野田、召陵、新息、黄邮聚等4个地方的土地赐给王莽(王莽退掉了新野田、召陵、新息3个地方)，接着又提议加封王莽为宰衡(高于所有诸侯王公之上的职务官名)，后又奏请加封王莽九锡。
王莽不受新野田的消息传出，朝廷收到万人上书，恳请王莽接受封地。如果当时进行民意测验，王莽的支持率当在99％左右。高层官员当中，支持加九锡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902人，几乎百分之百。
平帝元始五年，汉王朝为王莽加封九锡。一个推举王莽代替刘氏当皇帝的运动开始兴起。为什么无能的刘氏后人永坐江山，而这样的圣人却不能当皇帝呢?当时绝大多数臣民一致认定，只有王莽才能让奄奄一息的国家重新强壮起来。
在历史上，一些宗教创始者或改革者，大都有一个伟岸的人格。信仰他们的人，为他们的人格所折服，而把他们的弱点忽略了，遗忘了。比如一些人看见大海汪洋的气魄，就情不自禁赞美起来。在那个时刻，他们没有想到海里什么肮脏的东西都有，这海水也不能饮用。在西汉末年那种颓废沉闷的时刻，看看大海还是十分必要的心理调运。臣民们会被大海的宏阔壮观所荡击，从而产生出一种期盼。这种期盼如能实现，那些沉闷自然就会被荡到乌有之乡去了。
这是王莽的作为和臣民期盼之间的互动。所以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
上面提到，贵族豪强大肆兼并土地不独中国为然，古罗马亦如此。马克思曾说，共和时代的罗马，“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贵族和富人大肆侵占土地，导致小农破产和大量流民出现。
贵族出身的改革家提比留·格拉古说：“栖身在意大利的野兽还有他们的洞窟和巢穴，可是为意大利而战斗献身的人们，除了空气和阳光之外一无所有。”
比王莽稍早些，公元前133年，提比留·格拉古当选为罗马保民官，提出了限制占地的改革法案，规定罗马公民每家占有土地不得超过1000尤格，超过的一律收归国有，按30尤格一份，分给穷人，可以世袭，但不准买卖。这当然遭到贵族反对，然而在公民大会的表决中，土地法案获多数票通过。在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的改革冒险中，罗马共有8万公民获得了土地。
王莽的改革比格拉古兄弟要激进。他的理由很充分，他说：“汉朝减租，三十税一。豪强侵占土地租给农民种，却要收百分之五十的租。朝廷对有田人三十取一，有田人对租田人十分取五，太不像话了。”
新始建国元年，王莽一纸令下，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私人不准买卖土地。如果 一家男子不满8人，田超过900亩，应把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者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人给田100亩。私自买卖王田治罪。这个措施，是王莽搞“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之一。就当时情况来看，这是很难行得通的。
每人百亩以及8人不超过900亩一类的标准是哪里来的呢?来源于《周礼》所说的井田制。王莽的智囊班子是一帮儒学专家，一天忙到晚。他们从各种古代典籍里找出路。觉得“井田制”最理想。王莽正是按照《周礼》记载，试图把全国土地重新分配。
《周礼》等著作中关于井田制的说法又是哪里来的呢?都来源于孟子所说的一段话。《孟子·滕文公》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周礼》、《韩诗外传》等著作就根据孟子这段话，对井田制大加发挥，说得更为详尽。
孟子说得若有其事，但朱熹就对井田制是否存在过提出怀疑。他说，周代陕西一带，哪来的几千里平地?很多地方都在山谷之间，又很多小溪沟，怎么安置井田呢?
胡适在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也说：“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孟子实在不知道周代的制度是什么，不过从一句诗里推想到井田制。”如果孟子时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滕文公就不必向孟子请教井田制。如果周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战国离周代并不太久，一种制度的废止，绝不是突然的，尤其是实行了许多时候的田地制度，总会有遗迹，何至于到《诗经》里去找一句诗来说事呢?再说，王莽时代的耕地，也根本不够全国这样分配的。
柏杨说，王莽准确地诊断出社会疾病，认为只要吃下儒书上的古药就可痊愈，他的方法有问题，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一定要跌倒。
秦晖说，王莽的“社会主义”可称之为“井田制社会主义”。
这些话都道中了王莽改革的要害。王莽倒是应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论述中国历史的一句话：中国人的“全部行政却以国中许多古训为原则”。
采取如此激进而且大面积剥夺利益的措施，马上就把一些拥戴者驱赶到了反对者的立场上。到王莽当政晚期，南阳豪强樊重以及阴子方家中都有几千亩地，谁也没有分掉，证明土地国有化贯彻起来非常困难。
再说王莽对残余奴隶制的改革。古希腊的梭伦在公元前6世纪进行改革，禁止买卖奴隶，并下令由国家出钱赎回被卖到国外的奴隶，取得成功。
《罗马法》也明令禁止虐待奴隶，并规定了给奴隶自由权的程序，分为“主人解放”(由奴隶的主人宣布解放)和“法定解放”(根据相关法律解放奴隶)两种，促进了罗马的进步。
但王莽的命运没有这么好。从王莽强令儿子自杀以抵偿被杀死的奴隶性命来看，王莽的确想尽最大努力改善奴隶的悲惨状况。有些古代史学家说王莽让儿子自杀也是“作伪”，未免太过苛刻。王莽下令民闻奴婢改称为“私属”(区别于官奴)，就是说，每一个奴婢在主人家中，占着一个成员的地位，并禁止所有奴隶买卖。这样，奴隶的地位相当于准自由民了。王莽用意是起码要冻结奴隶制度，使其不再扩大，最后自然消灭。这进步的措施，自然也遭到奴隶主抵制。
就在实施激进改革的同时，王莽采取了一项错误的金融政策：在很短时间内改革币制五次。先是发行刀币形大钱；后又废刀币，发行小钱；最后另造28种货币，连乌龟壳、贝壳和布也都成了货币，混乱至极。老百姓必须按照王莽命令一次又一次兑换新钱币，使用旧钱治罪，结果“农商失业，贸易俱废”。这是在激进上面又加一个大混乱。王莽还大幅度改变官制和更改地名，于搴无补，徒增烦扰，可谓雪上加霜。
新始建国二年，王莽下令行“五均六管”法，实行计划经济。内容包括：
一、政府控制物价。粮食布匹等供过于求时，政府按成本价买进；求过于供时，政府平价卖出。
二、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医疗、织布、旅馆、工匠、摆摊等，从前自由经营，现在政府征收10％所得税。
三、实行专卖制度。盐专卖、酒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以前大宦豪可以自铸钱币)。
四、规定国内所有自然资源均属国家所有，由国家开采。
五、首创政府贷款。老百姓没钱祭祀丧葬，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经商贷款，收10％利息。这些重大改革措施，也是胡适等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这些举措，意在抑制豪强巨富，避免因贫富不均爆发动乱。可是，一来改革规模过大，疾风暴雨，齐头并进，很难奏效：二是当时土地私有化乃大趋势，国有化行不通：三是政府经商的重大弊端使不少措施反成了害民之举，以致加速了起义爆发。
土地国有化和禁止买卖奴隶的政策实行了三年，困难重重。新始建国四年，王莽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取消两禁令，准许买卖土地和奴隶，这标志了改革失败。后来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学乖了，把改革的开口缩小，单只就解放奴婢一项连下六道命令，收到成效。
王莽的另一败笔，是在平安的情况下，无端向周边少数民族诸国寻衅开战。比如贬西域诸国的国王为侯，把赐给他们的金印缩小，随意发兵攻打诸国等等，导致周边战争连年不断。
国内民众不堪重压连连造反，刘氏贵族势力反对王莽“篡位”企图恢复汉朝，两者合流，给王莽造成巨大压力。王莽派兵镇压，但遭到失败。新地皇四年十月，起义军攻八长安，杀死王莽。新朝15年历史结束。
王莽其人其事颇多争议。东汉迄今，不少人受“刘氏天下”的“正统”观念影响，把王莽问题的焦点完全放在“篡位”两字上，其他则不值一提。其实，王莽改革的情势十分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柏杨说，王莽夺取政权的目的与诸多只想当皇帝的人不同，他有远大政治抱负。获取权力是为了实践儒家学说，缔造一个理想世界。吕思勉论王莽说：“平心论之，正觉其精神之诚挚尔。”两位的意见，很值得参考。
2000年来，围绕王莽所作所为，史学界分成红蓝两军，争论不休，闹得面红耳赤。古代史学家一提王莽就破口大骂，“乱臣贼子”不绝于耳。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当时上海京剧名角周信芳自编自演京剧《王莽篡位》讥刺袁世凯。把王莽作为反派代表，就是受了古代史学家正统观念的影响。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王莽是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他的改制是倒行逆施。
胡适则撰文称王莽是1900年前的一位社会主义者，应该替他申冤。柏杨也说王莽提前800年搞了社会主义。他说：“王葬的失败，使人惋惜，如果他能成功，将使人类文化史重新写过。”史学家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评价王莽呢?
公元前45年，古罗马恺撒大帝经过东征西杀，摆平了战场上所有对手，凯旋回到罗马。此际，他的声誉达到顶峰。罗马元老院为他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恺撒以战利品的形式，给他的士兵分配了土地和金钱。其中分配土地最引人注目。因为长期以来，罗马一些改革派领导人为了解决土地过度兼并问题，展开了反复激烈的斗争，这和王莽所遇到的问题如出一辙。
王莽担任大司马之际，面临两个社会焦点。
一个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贵族、官僚、豪强霸占的土地越来越多，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这个问题西汉初期就已经产生，丞相萧何就曾以极低的价钱强买关中民田，是为早期兼并。汉武帝时，董仲舒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到成帝、哀帝的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更是发展到疯狂地步，汉哀帝一次就赏赐给宠臣董贤20万亩土地。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或横死道旁，或沦为奴隶，或铤而走险。
第二个问题是残存的奴隶制过于残酷。西汉还有生产性奴隶和非生产性奴隶。奴隶命运至为悲惨。《资治通鉴》载王莽的话说：“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不合主人心意就杀死。当时奴隶主要来自于失地农民。《汉书·成帝纪》说，失去土地的农民“饥饿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
这两大问题互相牵连，导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民众揭竿而起，烈火四处蔓延，王朝风雨飘摇。当时危险的状况，从汉成帝一个诏书中可以看出端倪。在这个诏书中，汉成帝坦率承认现实极为严峻，已经到了混不下去的地步：“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
平帝元始二年，发生旱灾蝗灾。王莽带头捐款100万钱，捐地30顷，救助穷人。230个贵族跟进，捐出大批粮食、土地，分给弱势群体。民众捕蝗虫，按多少给钱。
王莽废去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迁移穷人去住。沿途饮食以及到达之后所需的田宅、器具、耕牛、种子等，都由官府供给或借贷。王莽又下令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5个里共200个廉租房的小区，供贫民居住。
王莽还努力解决教育难题，扩大太学招生，大学生数量破纪录超过1万人。他还下令各地兴建学校，让更多的孩子读书增长知识。《汉书·王莽传》说，王莽在京城为学者盖了1万间房子，成立了不少研究所。凡是对古典文献有所专长的，都召到京师做研究，前后来了千把人，每天讨论儒家学问。
王莽还大抓意识形态建设，根据《周礼》精神，重订车服制度，分等级确定国人的着装、住房、器用、婚丧式样，接着又下令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逢到灾害，王莽自动吃素，并赦免囚徒。一时之间，社会风气大为好转。
这些改进或改革措施，大概就属于胡适所说的“社会主义”。
平帝12岁时讨论结婚，成千上万的士人百姓涌向政府大门，要求平帝必须娶王莽的女儿，以王莽之女为国母。王莽女儿当然被选为皇后，平帝因娶王莽之女赐给王莽的万顷土地，王莽都退回了。聘皇后的礼金2亿钱，王莽接受6300万，其中4300万周济刘氏宗族中的没落穷人。
众大臣感念至深，先是提议把新野田、召陵、新息、黄邮聚等4个地方的土地赐给王莽(王莽退掉了新野田、召陵、新息3个地方)，接着又提议加封王莽为宰衡(高于所有诸侯王公之上的职务官名)，后又奏请加封王莽九锡。
王莽不受新野田的消息传出，朝廷收到万人上书，恳请王莽接受封地。如果当时进行民意测验，王莽的支持率当在99％左右。高层官员当中，支持加九锡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902人，几乎百分之百。
平帝元始五年，汉王朝为王莽加封九锡。一个推举王莽代替刘氏当皇帝的运动开始兴起。为什么无能的刘氏后人永坐江山，而这样的圣人却不能当皇帝呢?当时绝大多数臣民一致认定，只有王莽才能让奄奄一息的国家重新强壮起来。
在历史上，一些宗教创始者或改革者，大都有一个伟岸的人格。信仰他们的人，为他们的人格所折服，而把他们的弱点忽略了，遗忘了。比如一些人看见大海汪洋的气魄，就情不自禁赞美起来。在那个时刻，他们没有想到海里什么肮脏的东西都有，这海水也不能饮用。在西汉末年那种颓废沉闷的时刻，看看大海还是十分必要的心理调运。臣民们会被大海的宏阔壮观所荡击，从而产生出一种期盼。这种期盼如能实现，那些沉闷自然就会被荡到乌有之乡去了。
这是王莽的作为和臣民期盼之间的互动。所以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
上面提到，贵族豪强大肆兼并土地不独中国为然，古罗马亦如此。马克思曾说，共和时代的罗马，“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贵族和富人大肆侵占土地，导致小农破产和大量流民出现。
贵族出身的改革家提比留·格拉古说：“栖身在意大利的野兽还有他们的洞窟和巢穴，可是为意大利而战斗献身的人们，除了空气和阳光之外一无所有。”
比王莽稍早些，公元前133年，提比留·格拉古当选为罗马保民官，提出了限制占地的改革法案，规定罗马公民每家占有土地不得超过1000尤格，超过的一律收归国有，按30尤格一份，分给穷人，可以世袭，但不准买卖。这当然遭到贵族反对，然而在公民大会的表决中，土地法案获多数票通过。在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的改革冒险中，罗马共有8万公民获得了土地。
王莽的改革比格拉古兄弟要激进。他的理由很充分，他说：“汉朝减租，三十税一。豪强侵占土地租给农民种，却要收百分之五十的租。朝廷对有田人三十取一，有田人对租田人十分取五，太不像话了。”
新始建国元年，王莽一纸令下，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私人不准买卖土地。如果 一家男子不满8人，田超过900亩，应把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者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人给田100亩。私自买卖王田治罪。这个措施，是王莽搞“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之一。就当时情况来看，这是很难行得通的。
每人百亩以及8人不超过900亩一类的标准是哪里来的呢?来源于《周礼》所说的井田制。王莽的智囊班子是一帮儒学专家，一天忙到晚。他们从各种古代典籍里找出路。觉得“井田制”最理想。王莽正是按照《周礼》记载，试图把全国土地重新分配。
《周礼》等著作中关于井田制的说法又是哪里来的呢?都来源于孟子所说的一段话。《孟子·滕文公》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周礼》、《韩诗外传》等著作就根据孟子这段话，对井田制大加发挥，说得更为详尽。
孟子说得若有其事，但朱熹就对井田制是否存在过提出怀疑。他说，周代陕西一带，哪来的几千里平地?很多地方都在山谷之间，又很多小溪沟，怎么安置井田呢?
胡适在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也说：“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孟子实在不知道周代的制度是什么，不过从一句诗里推想到井田制。”如果孟子时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滕文公就不必向孟子请教井田制。如果周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战国离周代并不太久，一种制度的废止，绝不是突然的，尤其是实行了许多时候的田地制度，总会有遗迹，何至于到《诗经》里去找一句诗来说事呢?再说，王莽时代的耕地，也根本不够全国这样分配的。
柏杨说，王莽准确地诊断出社会疾病，认为只要吃下儒书上的古药就可痊愈，他的方法有问题，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一定要跌倒。
秦晖说，王莽的“社会主义”可称之为“井田制社会主义”。
这些话都道中了王莽改革的要害。王莽倒是应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论述中国历史的一句话：中国人的“全部行政却以国中许多古训为原则”。
采取如此激进而且大面积剥夺利益的措施，马上就把一些拥戴者驱赶到了反对者的立场上。到王莽当政晚期，南阳豪强樊重以及阴子方家中都有几千亩地，谁也没有分掉，证明土地国有化贯彻起来非常困难。
再说王莽对残余奴隶制的改革。古希腊的梭伦在公元前6世纪进行改革，禁止买卖奴隶，并下令由国家出钱赎回被卖到国外的奴隶，取得成功。
《罗马法》也明令禁止虐待奴隶，并规定了给奴隶自由权的程序，分为“主人解放”(由奴隶的主人宣布解放)和“法定解放”(根据相关法律解放奴隶)两种，促进了罗马的进步。
但王莽的命运没有这么好。从王莽强令儿子自杀以抵偿被杀死的奴隶性命来看，王莽的确想尽最大努力改善奴隶的悲惨状况。有些古代史学家说王莽让儿子自杀也是“作伪”，未免太过苛刻。王莽下令民闻奴婢改称为“私属”(区别于官奴)，就是说，每一个奴婢在主人家中，占着一个成员的地位，并禁止所有奴隶买卖。这样，奴隶的地位相当于准自由民了。王莽用意是起码要冻结奴隶制度，使其不再扩大，最后自然消灭。这进步的措施，自然也遭到奴隶主抵制。
就在实施激进改革的同时，王莽采取了一项错误的金融政策：在很短时间内改革币制五次。先是发行刀币形大钱；后又废刀币，发行小钱；最后另造28种货币，连乌龟壳、贝壳和布也都成了货币，混乱至极。老百姓必须按照王莽命令一次又一次兑换新钱币，使用旧钱治罪，结果“农商失业，贸易俱废”。这是在激进上面又加一个大混乱。王莽还大幅度改变官制和更改地名，于搴无补，徒增烦扰，可谓雪上加霜。
新始建国二年，王莽下令行“五均六管”法，实行计划经济。内容包括：
一、政府控制物价。粮食布匹等供过于求时，政府按成本价买进；求过于供时，政府平价卖出。
二、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医疗、织布、旅馆、工匠、摆摊等，从前自由经营，现在政府征收10％所得税。
三、实行专卖制度。盐专卖、酒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以前大宦豪可以自铸钱币)。
四、规定国内所有自然资源均属国家所有，由国家开采。
五、首创政府贷款。老百姓没钱祭祀丧葬，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经商贷款，收10％利息。这些重大改革措施，也是胡适等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这些举措，意在抑制豪强巨富，避免因贫富不均爆发动乱。可是，一来改革规模过大，疾风暴雨，齐头并进，很难奏效：二是当时土地私有化乃大趋势，国有化行不通：三是政府经商的重大弊端使不少措施反成了害民之举，以致加速了起义爆发。
土地国有化和禁止买卖奴隶的政策实行了三年，困难重重。新始建国四年，王莽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取消两禁令，准许买卖土地和奴隶，这标志了改革失败。后来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学乖了，把改革的开口缩小，单只就解放奴婢一项连下六道命令，收到成效。
王莽的另一败笔，是在平安的情况下，无端向周边少数民族诸国寻衅开战。比如贬西域诸国的国王为侯，把赐给他们的金印缩小，随意发兵攻打诸国等等，导致周边战争连年不断。
国内民众不堪重压连连造反，刘氏贵族势力反对王莽“篡位”企图恢复汉朝，两者合流，给王莽造成巨大压力。王莽派兵镇压，但遭到失败。新地皇四年十月，起义军攻八长安，杀死王莽。新朝15年历史结束。
王莽其人其事颇多争议。东汉迄今，不少人受“刘氏天下”的“正统”观念影响，把王莽问题的焦点完全放在“篡位”两字上，其他则不值一提。其实，王莽改革的情势十分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柏杨说，王莽夺取政权的目的与诸多只想当皇帝的人不同，他有远大政治抱负。获取权力是为了实践儒家学说，缔造一个理想世界。吕思勉论王莽说：“平心论之，正觉其精神之诚挚尔。”两位的意见，很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