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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甩到墙上那就是3个洞”、铜豌豆般硬梆梆的名字——“江邦固”——却被一个女人叫了几十年。小时候，她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不像花啊，梅啊，薇啊之类，听名即可定“性”，甚或带出一种美丽。青年了，刚进大学门，因为这个名字被还未谋面的同学质疑：“怎么女生宿舍塞进来个男的？”她多次向父亲 “请命”改名字，父亲并不反对，但总是说：以后再说吧。
这个“以后”，就“以后”到了今天。当了律师的江邦固玩笑道：“没改名字是件幸事，年龄越大越觉得这个名字对我很合适，不虚浮，不花哨，坚韧有力，做人、做律师都应该具备这种素质。”
法律，一定是我的职业
2000年，江邦固，移民11年、快40岁的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加拿大多伦多重新跨入了法学院，那个被公认为精英汇聚的圣殿，一如她18岁那年。
18岁那年，她说过一句话，令大人和同学们吃惊：“法律，一定是我的职业。”一个刚刚被称之为“成年”的年龄，懂得法律？但却莫名其妙地对它存有一种情愫。几十年来，无论她是学生还是教师，无论是否从事法律专业，这种情愫不灭，表现在形式上，就是从小到大一路的出类拔萃。她如愿以偿考进了西南政法大学。
在政法大学里，她学习成绩不仅全班第一名，更重要的是她表现出来的领袖才能和法务工作者的素质：在班级学生组织中，她身兼数职；没有谈过恋爱，却被受着感情折磨的同学拽到黑黑的走廊“请教谋略”、“咨询心理”；学生模拟法庭，她担当最主要的位置——起诉官；案例分析课堂讨论，她是公认的“最可怕的对手”……
毕业了，走进北京的江邦固成了中国政法大学一名年轻的教师，讲授“中国宪法”。接下来的几年里，她校内教学，校外普法，忙碌中受到欢迎和瞩目。一位老教授因聘用合同问题跟校方有争议，学生们知道后直接找到院长说：老教授来不来没关系，我们有小江老师就行。
1989年，江邦固移民了。而后，走了那段长长的与法律毫无瓜葛的移民路，餐馆打工，两三个月跑烂一双鞋；服装厂车衣，拿一小时几元的工钱；年幼的儿子留在国内，她心头永远牵着一根线，那头儿系着看不见、摸不着的孩儿，心，不时地要痛……所有这些交集在一起，能是什么？是重载，心理和躯体裹在一起的重载，这重载有时能彻底压垮负载的人。
但江邦固没有垮，四川女人的性格坚韧、耐得劳苦是出了名的，而她都具备。
她需要什么？她要做律师，在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体系中体现自己最基本的价值。但是谈何容易啊。她面前摊开一摞法学院历届的入学考卷，刚翻开第一页就放下了，不懂，连题目都不懂，那薄薄的几张纸却重似千斤，她担不动，只能悄然流泪。几年后，再次拿出了考卷，用了一天的时间做完了应半小时完成的一道考题，她面露喜色。又几年后，再次翻开考卷，她笑了：当初我怎么会那么笨？!
几开考卷，用了快10年，专业回归的前期准备，也用了快10年，她像个工蚁，不断地搬运和储蓄；她像一滴水，持恒地“砸”向顽石上那固定的一个点。过程中，还要应付来自多方面的苦涩和艰辛。大儿子从国内来了，小女儿降生了，她是母亲，母亲要像律师恪守天职一样恪守母亲的天职：抚育儿女，倾注心血，尽职尽责。
当小女儿过了5岁，那个被专家认为人生中关键的前5年的时候，江邦固报考了法学院，并再次“金榜”得中。5所院校的录取通知书一并摆开，张张精致精美，龙飞凤舞的校长签名就是权威的认可和召唤。她选择了多伦多的奥斯古丁法学院，理由是：历史悠久，规模最大，“那里的气氛很适合我。”
至此，“法律，一定是我的职业”——她跨出了“里程碑”般的一步。
法学院里的母亲
法学院的学生都是来自各大学的卓越精英，与他们为伍，江邦固有理由自豪。但是：
三百多名同学，平均年龄25岁，只有她一人是母亲，并已是中年；只有她一人每天消耗三个多小时往返，为的是让孩子天天见到母亲；只有她一人的母语非英语……面对这一切，江邦固需要的是信心，一种坚定的、能抵挡任何阻力的信心。她有，信心来自她对自己的知悉：“有着我们这样背景的人是优势劣势并存，一旦能有机会展示优势，就一定能脱颖而出，因为你本来就与众不同，因为诸多的经历为你作了精彩的备注。”
2000年9月开学的第一堂刑法课。女教授带着职业性的微笑，环视着全班七十多名同学。一切都是陌生的，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教授之间。突然，女教授对江邦固说：“BangGu，你好！”咦，教授竟然认识她！大家齐刷刷地把头扭向坐在后面的江邦固，眼睛在问：“你怎么认识她？”“她怎么认识你？”
怎么认识的？是因为2月份招生的那次面谈。本应半个小时的对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很担心自己口语表达能力的江邦固那天却镇定自若，还似乎游刃有余。两位考官关心很多问题，但最想知道的是：“在中国你选择了法律，在加拿大你还选择了法律，为什么？” 江邦固侃侃而谈：“在中国学法律是兴趣与特长使然，现在学法律则是理想与使命的结合。自己的理想是永远挑战自我，更新自我。我的目标很明确，我要为我们自己的社区增加一名能够理解、能够真正服务我们社区的自己的律师。”两位考官牢牢地记住了这位“情理并茂”的应试生，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刑法学教授。仅一面之缘，又时隔半年，在面试过的数百人中，教授能“择”出江邦固，而且姓名竟脱口而出，还能有其他解释吗？
另一名考官也记住了她。一家报纸采访江邦固的家人，其中提及了她。这位考官跑到她跟前说：“我一看到报纸，马上就认定，这个Bang Gu 只能是我们的Bang Gu， 不会再有其他人。你应该多给记者说些什么，你一定会讲得很精彩。”
中文的江邦固的确精彩，而英文的江邦固，和那些精英相比，回避不了那“天生的缺陷”。司法领域的语言功能已延伸拓展到极限，已成为一种武器，法学、法律、法理等一切有关“法”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的技术与艺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其精准、精妙的用词才能体现出无懈可击的结果。把语言和文字“玩”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是法律的基本功。为使基本功也炉火纯青，江邦固消耗的是什么？一天只有24小时，再分摊给学习、家庭、孩子、路程、吃饭、睡眠……硬性指标雷打不动，那么只能磨损属于自己的软性指标：吃饭、睡觉。可幸的是，江邦固的语言功力和专业知识在同步增长。
3年，不长不短的一个过程，她读书几“筐”，交友一帮，还被学校的招生简章作为优秀学生代表“推广”了出去，两年。
2003年9月，江邦固在一家大公司的法律部跟随几十位律师做了实习生，她的勤奋、谦虚、才华、学识、风趣，给严谨严肃严厉严格的律师们留下了记忆。
她的第一篇案例点评，被指导律师收录进法律部范文，她撰写的《律师部在公司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法律部曾开会进行讨论，法律部总监还立下规矩：Bang Gu的这篇文章，我们以后每６个月要读一遍。一个初来乍到的实习生，能对公司的法律及管理提出可行性意见，“大”律师们为此而惊叹。
实习结束时，实习生要为律师们做演讲，15分钟，由于江邦固有《中国宪法》的教学经历而给她一个小时。那天，场内座无虚席，从不到会的法律部总监也坐在了台下。讲台上的江邦固找到了久违了的感觉，她振奋不已，激动不已，像当年给学生讲课那样，滔滔不绝，诙谐幽默，时而还制造点儿“此处无声胜有声”的“现场”效果。她介绍了中国宪法的概况，最新的修正案，用生动的例子讲述了中国宪法所反映出的中国政治、中国文化的特质。律师们不停地记，不时地问，掌声一阵又一阵，笑声一波又一波。结束后，办公室秘书问江邦固：“你在里面做了些什么，他们怎么都疯了？”事后有人说，你的讲座应该是全年之冠；你在多伦多开一个中国宪法讲座班，保你生源不断。《中国宪法》吸引了加拿大律师，他们急于了解得更多。
2004年7月，江邦固获得了加拿大安大略省律师资格。面临诸多的职业选择，何去何从？是服务于大公司，还是服务于老百姓？是涉足主流社会，还是扎根我们自己的新移民群体？选择中她初衷不改，随心而行——江邦固律师事务所开业，为的是那群最值得自己奉献的人。她是这样说的。
律师，不仅是律师……
她的办公室很高，很大，多个房间，多个助手，案卷整整齐齐，时间表满满当当。在会客室，和她对面而坐，尽管她背对阳光，还是可以看清她的脸。应该说，这张脸还算年轻，没有太明显的皱纹，更不像所谓的那种女强人，眉宇间有那条原本属于男人的纵向川字纹络。她用非律师的思维、非律师的语言，与非律师的人谈话，气氛很活跃，很舒坦，很随意。但她毕竟是职业律师，“真实”身份不自觉地就自动归位了，归位时的江邦固思想极富哲理，逻辑严谨，言词犀利，语气果断。
江邦固从事商业、公司法、房地产等方面的法律业务，用她的话说，她解决的是普通人遇到的普通事务。但她说，普通的，并不等于平庸，每一个案子我都会认真付出，也会真实收获，一出一进，让我感受到每天十多个小时价有所值，故乐此不疲。“做好每一个案子”，是江邦固的生意经，她解释道：我常常笑自己只会埋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然而，当你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的时候，不就已经踩出一条路了吗？
夸张一点说，江邦固似乎是作为职业律师而生的，她具有一种只属于她的超然品质，由这种品质生出的智慧、才干、学识、口才、思辨力、洞察力、表现力、感染力，使她卓尔不群，同时兼具的中国传统女性的牺牲和坚忍，更令她成为女中丈夫，这一切都让人感动。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用这句话说明江邦固很合适。
江邦固不仅是律师，办公室外的江邦固多才多艺，唱歌——领唱，跳舞——交谊、三步、四步，演讲——曾荣获Scarborough 区Toastmaster Club即兴演讲季军，值得说明的是，冠军和亚军是演讲界的前辈和名人，能与他们为伍，她很自豪， CPAC演讲俱乐部的朋友在发给她的贺词中写道：“你与演讲界的‘巨人’站在了一起，我们也骄傲。”作为四川同乡会的现任会长，她组织的春节晚宴，宾朋满席，流光溢彩，众友捧场，捐献出力。当晚的“会长”江邦固与“律师”的江邦固判若两人，她红色拖地长裙套身，寸宽吊带跨肩，充分展露出四川女性特有的白皙和妩媚。她鲜活靓丽地站在台上，妙语连珠：“作四川人有多好啊！我们有最好的川菜，最好的酒五粮液，最好的 ‘川军’ 战士，这些‘最好’讲究的就是一个味道。‘味道’是四川人的精髓，四川人把四川的‘味道’送与世界，并迎候世界和各地的朋友。”四川同乡会的春节“味道”洋溢开来，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这个乡亲团体。
十多年前认识了江邦固，那时候她曾说：我有一个怪名，不好记，但记住了就忘不了。
这个“以后”，就“以后”到了今天。当了律师的江邦固玩笑道：“没改名字是件幸事，年龄越大越觉得这个名字对我很合适，不虚浮，不花哨，坚韧有力，做人、做律师都应该具备这种素质。”
法律，一定是我的职业
2000年，江邦固，移民11年、快40岁的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加拿大多伦多重新跨入了法学院，那个被公认为精英汇聚的圣殿，一如她18岁那年。
18岁那年，她说过一句话，令大人和同学们吃惊：“法律，一定是我的职业。”一个刚刚被称之为“成年”的年龄，懂得法律？但却莫名其妙地对它存有一种情愫。几十年来，无论她是学生还是教师，无论是否从事法律专业，这种情愫不灭，表现在形式上，就是从小到大一路的出类拔萃。她如愿以偿考进了西南政法大学。
在政法大学里，她学习成绩不仅全班第一名，更重要的是她表现出来的领袖才能和法务工作者的素质：在班级学生组织中，她身兼数职；没有谈过恋爱，却被受着感情折磨的同学拽到黑黑的走廊“请教谋略”、“咨询心理”；学生模拟法庭，她担当最主要的位置——起诉官；案例分析课堂讨论，她是公认的“最可怕的对手”……
毕业了，走进北京的江邦固成了中国政法大学一名年轻的教师，讲授“中国宪法”。接下来的几年里，她校内教学，校外普法，忙碌中受到欢迎和瞩目。一位老教授因聘用合同问题跟校方有争议，学生们知道后直接找到院长说：老教授来不来没关系，我们有小江老师就行。
1989年，江邦固移民了。而后，走了那段长长的与法律毫无瓜葛的移民路，餐馆打工，两三个月跑烂一双鞋；服装厂车衣，拿一小时几元的工钱；年幼的儿子留在国内，她心头永远牵着一根线，那头儿系着看不见、摸不着的孩儿，心，不时地要痛……所有这些交集在一起，能是什么？是重载，心理和躯体裹在一起的重载，这重载有时能彻底压垮负载的人。
但江邦固没有垮，四川女人的性格坚韧、耐得劳苦是出了名的，而她都具备。
她需要什么？她要做律师，在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体系中体现自己最基本的价值。但是谈何容易啊。她面前摊开一摞法学院历届的入学考卷，刚翻开第一页就放下了，不懂，连题目都不懂，那薄薄的几张纸却重似千斤，她担不动，只能悄然流泪。几年后，再次拿出了考卷，用了一天的时间做完了应半小时完成的一道考题，她面露喜色。又几年后，再次翻开考卷，她笑了：当初我怎么会那么笨？!
几开考卷，用了快10年，专业回归的前期准备，也用了快10年，她像个工蚁，不断地搬运和储蓄；她像一滴水，持恒地“砸”向顽石上那固定的一个点。过程中，还要应付来自多方面的苦涩和艰辛。大儿子从国内来了，小女儿降生了，她是母亲，母亲要像律师恪守天职一样恪守母亲的天职：抚育儿女，倾注心血，尽职尽责。
当小女儿过了5岁，那个被专家认为人生中关键的前5年的时候，江邦固报考了法学院，并再次“金榜”得中。5所院校的录取通知书一并摆开，张张精致精美，龙飞凤舞的校长签名就是权威的认可和召唤。她选择了多伦多的奥斯古丁法学院，理由是：历史悠久，规模最大，“那里的气氛很适合我。”
至此，“法律，一定是我的职业”——她跨出了“里程碑”般的一步。
法学院里的母亲
法学院的学生都是来自各大学的卓越精英，与他们为伍，江邦固有理由自豪。但是：
三百多名同学，平均年龄25岁，只有她一人是母亲，并已是中年；只有她一人每天消耗三个多小时往返，为的是让孩子天天见到母亲；只有她一人的母语非英语……面对这一切，江邦固需要的是信心，一种坚定的、能抵挡任何阻力的信心。她有，信心来自她对自己的知悉：“有着我们这样背景的人是优势劣势并存，一旦能有机会展示优势，就一定能脱颖而出，因为你本来就与众不同，因为诸多的经历为你作了精彩的备注。”
2000年9月开学的第一堂刑法课。女教授带着职业性的微笑，环视着全班七十多名同学。一切都是陌生的，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教授之间。突然，女教授对江邦固说：“BangGu，你好！”咦，教授竟然认识她！大家齐刷刷地把头扭向坐在后面的江邦固，眼睛在问：“你怎么认识她？”“她怎么认识你？”
怎么认识的？是因为2月份招生的那次面谈。本应半个小时的对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很担心自己口语表达能力的江邦固那天却镇定自若，还似乎游刃有余。两位考官关心很多问题，但最想知道的是：“在中国你选择了法律，在加拿大你还选择了法律，为什么？” 江邦固侃侃而谈：“在中国学法律是兴趣与特长使然，现在学法律则是理想与使命的结合。自己的理想是永远挑战自我，更新自我。我的目标很明确，我要为我们自己的社区增加一名能够理解、能够真正服务我们社区的自己的律师。”两位考官牢牢地记住了这位“情理并茂”的应试生，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刑法学教授。仅一面之缘，又时隔半年，在面试过的数百人中，教授能“择”出江邦固，而且姓名竟脱口而出，还能有其他解释吗？
另一名考官也记住了她。一家报纸采访江邦固的家人，其中提及了她。这位考官跑到她跟前说：“我一看到报纸，马上就认定，这个Bang Gu 只能是我们的Bang Gu， 不会再有其他人。你应该多给记者说些什么，你一定会讲得很精彩。”
中文的江邦固的确精彩，而英文的江邦固，和那些精英相比，回避不了那“天生的缺陷”。司法领域的语言功能已延伸拓展到极限，已成为一种武器，法学、法律、法理等一切有关“法”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的技术与艺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其精准、精妙的用词才能体现出无懈可击的结果。把语言和文字“玩”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是法律的基本功。为使基本功也炉火纯青，江邦固消耗的是什么？一天只有24小时，再分摊给学习、家庭、孩子、路程、吃饭、睡眠……硬性指标雷打不动，那么只能磨损属于自己的软性指标：吃饭、睡觉。可幸的是，江邦固的语言功力和专业知识在同步增长。
3年，不长不短的一个过程，她读书几“筐”，交友一帮，还被学校的招生简章作为优秀学生代表“推广”了出去，两年。
2003年9月，江邦固在一家大公司的法律部跟随几十位律师做了实习生，她的勤奋、谦虚、才华、学识、风趣，给严谨严肃严厉严格的律师们留下了记忆。
她的第一篇案例点评，被指导律师收录进法律部范文，她撰写的《律师部在公司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法律部曾开会进行讨论，法律部总监还立下规矩：Bang Gu的这篇文章，我们以后每６个月要读一遍。一个初来乍到的实习生，能对公司的法律及管理提出可行性意见，“大”律师们为此而惊叹。
实习结束时，实习生要为律师们做演讲，15分钟，由于江邦固有《中国宪法》的教学经历而给她一个小时。那天，场内座无虚席，从不到会的法律部总监也坐在了台下。讲台上的江邦固找到了久违了的感觉，她振奋不已，激动不已，像当年给学生讲课那样，滔滔不绝，诙谐幽默，时而还制造点儿“此处无声胜有声”的“现场”效果。她介绍了中国宪法的概况，最新的修正案，用生动的例子讲述了中国宪法所反映出的中国政治、中国文化的特质。律师们不停地记，不时地问，掌声一阵又一阵，笑声一波又一波。结束后，办公室秘书问江邦固：“你在里面做了些什么，他们怎么都疯了？”事后有人说，你的讲座应该是全年之冠；你在多伦多开一个中国宪法讲座班，保你生源不断。《中国宪法》吸引了加拿大律师，他们急于了解得更多。
2004年7月，江邦固获得了加拿大安大略省律师资格。面临诸多的职业选择，何去何从？是服务于大公司，还是服务于老百姓？是涉足主流社会，还是扎根我们自己的新移民群体？选择中她初衷不改，随心而行——江邦固律师事务所开业，为的是那群最值得自己奉献的人。她是这样说的。
律师，不仅是律师……
她的办公室很高，很大，多个房间，多个助手，案卷整整齐齐，时间表满满当当。在会客室，和她对面而坐，尽管她背对阳光，还是可以看清她的脸。应该说，这张脸还算年轻，没有太明显的皱纹，更不像所谓的那种女强人，眉宇间有那条原本属于男人的纵向川字纹络。她用非律师的思维、非律师的语言，与非律师的人谈话，气氛很活跃，很舒坦，很随意。但她毕竟是职业律师，“真实”身份不自觉地就自动归位了，归位时的江邦固思想极富哲理，逻辑严谨，言词犀利，语气果断。
江邦固从事商业、公司法、房地产等方面的法律业务，用她的话说，她解决的是普通人遇到的普通事务。但她说，普通的，并不等于平庸，每一个案子我都会认真付出，也会真实收获，一出一进，让我感受到每天十多个小时价有所值，故乐此不疲。“做好每一个案子”，是江邦固的生意经，她解释道：我常常笑自己只会埋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然而，当你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的时候，不就已经踩出一条路了吗？
夸张一点说，江邦固似乎是作为职业律师而生的，她具有一种只属于她的超然品质，由这种品质生出的智慧、才干、学识、口才、思辨力、洞察力、表现力、感染力，使她卓尔不群，同时兼具的中国传统女性的牺牲和坚忍，更令她成为女中丈夫，这一切都让人感动。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用这句话说明江邦固很合适。
江邦固不仅是律师，办公室外的江邦固多才多艺，唱歌——领唱，跳舞——交谊、三步、四步，演讲——曾荣获Scarborough 区Toastmaster Club即兴演讲季军，值得说明的是，冠军和亚军是演讲界的前辈和名人，能与他们为伍，她很自豪， CPAC演讲俱乐部的朋友在发给她的贺词中写道：“你与演讲界的‘巨人’站在了一起，我们也骄傲。”作为四川同乡会的现任会长，她组织的春节晚宴，宾朋满席，流光溢彩，众友捧场，捐献出力。当晚的“会长”江邦固与“律师”的江邦固判若两人，她红色拖地长裙套身，寸宽吊带跨肩，充分展露出四川女性特有的白皙和妩媚。她鲜活靓丽地站在台上，妙语连珠：“作四川人有多好啊！我们有最好的川菜，最好的酒五粮液，最好的 ‘川军’ 战士，这些‘最好’讲究的就是一个味道。‘味道’是四川人的精髓，四川人把四川的‘味道’送与世界，并迎候世界和各地的朋友。”四川同乡会的春节“味道”洋溢开来，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这个乡亲团体。
十多年前认识了江邦固，那时候她曾说：我有一个怪名，不好记，但记住了就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