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产队是人民公社化时期最基层的一个单位，当时的组合是县、区革委会、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生产队发生的那些事儿，笔者也曾耳闻目睹。最近又走访了一些当年的亲历者。今日回想起来，确实荒唐可笑，但受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实在真实可信，也是当时整个农村生活的缩影。

合脚板印揪出“刮禾贼”

　　1970年农历8月中旬，田里的谷子渐渐变成了金黄色，丰收在望，逗人喜爱，在隆回县司门前区兴隆公社某大队的一个生产队里，连续几晚，在靠近山边的田里，出现了刮禾穗的偷窃事件。村组干部、社员群众个个义愤填膺，发誓一定要抓住“偷禾贼”，于是成立了巡逻小组，晚上轮流巡查，这样，清清息息地度过了两个晚上。直到第三天晚上，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伴着秋风，冷飕飕，巡查小组决定放假一晚，可偏偏在这天晚上，茶山洼田里刮去了一小丘田的禾穗。早饭后，村组干部都得到报告，马上现场查看，田里的脚板印清晰可辨，村组领导一合计，想出了一个绝妙办法，把全组劳动力全部集合起来，到那丘田里去合脚板印。
　　全组劳力都到齐了，排着队一个一个去合，这时，只有一个外号叫“黄胡子”的老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头上冷汗直冒，浑身颤抖不停，轮到他去合脚板印，他左右不肯，大家不由分说，捉住他的双脚一合，合得严丝合缝，在事实面前，他不得不低头认账。村支书问他为什么要偷禾穗，他不慌不忙地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弄得大家哭笑不得，村支书通过讯问，原来他上有九十老母，下有几个嗷嗷待哺的孙子，家里已经三天无米下锅了，逼得他走投无路，只好出此下策。村组干部经过商议，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特殊处理，“打锣游村，罰钱罚粮”就免了，但检讨书还得让他写出几份，以儆效尤。

稻田撒毒药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有一些人思想境界不高，喜欢贪公家的小便宜。每当稻穗泛黄、临近收割的季节，生产队三令五申各家各户，关好鸡鸭，可是这些人都充耳不闻，经常把鸡鸭赶到田里偷食稻谷。为了防止鸡、鸭、老鼠的危害破坏，每个生产队在这个时候，就要在屋前屋后的田边、田坎路边，大肆撒放毒药，以防危害。
　　怎样去撒毒药？笔者至今记忆犹新，大清早，队长安排两个劳动力，抬着一面大铜锣，敲得当当作响，放开嗓子大喊：各家关好鸡鸭！马上放毒药啰！这叫报信锣，生产队采取先礼后兵的手段，让各家各户小心，防止鸡鸭进田呷药毒死。
　　报信锣打过后，生产队长召集全队员群众，召开大会，会后，在仓库边上的禾坪里，砌了一个土砖灶，架上一口大铁锅，烧起五雷大火，把谷子炒干，洒上几瓶甲胺磷农药，边翻边炒，毒药炒好后，用塑料纸捂上十分钟，再用筲箕盛放好，队长马上安排两人撒药，撒毒药的人一般是“心狠手辣”之人，或者是五保单身汉，他们不怕人家骂“断子绝孙”。撒放时，队长带着群众在后面监督执行，看撒放者的厚薄均匀，有没有徇私舞弊，不管是队长屋前还是会计屋后，都与社员群众一视同仁。
　　社员群众不管怎样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毒死鸡鸭的现象仍屡见不鲜，搞得群众怨声载道，喊天叫地。由于那时生活艰苦，就是毒死的鸡鸭也没有人舍得丢掉或埋掉，大多数人用清水浸泡后，照常食用。当然，中毒现象也曾发生过，但那时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轰轰烈烈的积肥运动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笔者所在的公社各生产队兴起了轰轰烈烈的积肥运动，上级领导经常下来强调“多积肥，多打粮”。因此，各地的社员群众，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多积肥。什么楼板土、千脚土、土杂灰、墙头土、大粪、小淤（便）、猪屎粪、牛屎粪、狗屎粪、沤烂粪等肥料，搞得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对当时春耕生产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思想过左，不免有“劳民伤财”的感觉。
　　每到冬季，积肥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浸冬田里，粪凼林立，当时生产队规定：上交一担大粪记工六分，一担小淤（便）记工一分，一担猪屎粪记工八厘，牛屎粪记工五厘，沤烂粪记工二厘。为了多弄点工分，社员群众起早贪黑，想尽各种办法多上交肥料，有的人往大粪中掺水，用豆腐水造假小淤，因豆腐水最能起泡泡，掺一点小便与真小淤无异。一些大人还发动小孩捡牛屎粪、狗粪，一个冬季也能挣到几工分。有的社员群众还去十几里外的学校、厂矿挑大粪、小淤上交生产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县委副书记、县长刘国隆亲自带领年轻干部下到生产队蹲点，搞高产试验田，自己扯青草沤肥，刘县长还自己挑淤桶掏大粪兑水给禾苗施肥。他个子不高，挑着那种老式的木淤桶在田埂上走，两头桶底老是撞田埂，显得踉踉跄跄，粪水不时溅出桶外，洒在裤子上，他也全然不顾。青年干部和群众都争着去挑，可他硬是坚持要自己挑，一直挑了四五担，把一丘两亩多的试验田追肥搞完。可见，那个年代的干部工作作风是多么朴素、务实。
　　【原载《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