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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2日，作为中共十八大前的重要准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拟提请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讨论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稿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稿。
这是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六大以来，胡锦涛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第101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按照党章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最为关系中国命运的议题，都会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研究的范围。从这些议题，也可以清晰看到10年来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根据出现的频率，10年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最多的三类议题依次是：经济建设、党建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正如上述议题所体现的，这是中国经济快速跨进的10年，亦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并实践的10年。同时，它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10年。一些困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反复提及，也有一些问题因成功应对而不再是会议关注的重点，另外一些挑战则成为国家话题。
中国议题的变与不变
“政治局讨论的问题，都是一些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要问题。”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昆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会议主要精神会在短时间内传达到全国各级党组织。
作为一项研究成果，李昆明在2007年主编出版了《聚焦中国：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议程上的重大课题》。这本书曾向全国党员进行推荐。
在他看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有两个目的：决策拟定和决策执行。“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部署。”李昆明说。
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常规性议题和非常规性议题。前者往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性问题，反复出现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议程之中。
10年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常规性议题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经济主题，包括宏观经济工作部署、农村建设、区域发展等；第二类是政治主题，如反腐倡廉、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政协建设等；第三类是文化教育科学主题，涉及先进文化建设、科技体制改革、教育改革等问题；第四类是社会建设主题，包括司法改革等，近几年讨论较多的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此外，还有一类是重要事务性主题。比如每年全国“两会”前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历次全会前对会议内容的审议和确定等等。
“转型时期面临的社会矛盾多发，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立足高层的全局性谋划，需要足够的力量推动长期建设。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整体布局、谋划和构想，就很难保证建设的顺利推进。”李昆明总结说。
非常规议题的出现则有些“偶然”。这类议题往往源于重大事件或自然灾害。如2008年年初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地震以及奥运会筹备工作等，都曾被列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程。对一些重大腐败案件的查处和处理，也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最终决定。
对比十六届、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可以发现其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都有一致性：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部署。
而在具体内容上则是反复强调党的基本主张。包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部署全局性工作和重大建设事业等。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环境和现实任务的变化，2007 年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自然灾害、重大社会事件相对多一些。
李昆明将这些变化概括为三点：首先是突出科学发展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重点关注基础性建设和民生建设。
其次是突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着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制度体系，突出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制度建设。
再者，著力建立健全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体制，着重从人才、教育、文化建设方面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体制机制。
一些具体变化包括：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多次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主题。2007年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加大了科技创新、干部队伍建设等问题的讨论。
“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是提大政方针。”李昆明说，“有些已经部署了，需要相关部门根据自己的具体职责去抓落实。”
经济建设始终是中心
包括区域发展、“三农”问题、林权改革等问题在内，10年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中，共有41次涉及经济问题。也就是说，约有40%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谈及了经济工作。
根据惯例，每年夏天和年底都会有两次集中讨论经济运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前者重点是分析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针对当前经济形势做出部署。
后者则注重对未来经济走向的分析和把握。此类会议往往在年末召开，主要内容是研究下一年的经济工作，确定经济发展的重点。
在中共十七大之前，这两次年度固定会议的公报多也包含其他主题。
如2006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是“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明年经济工作，讨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2006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除了决定2006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会议还讨论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从2007年开始，经济工作作为唯一主题出现在这每年两次的会议公报中。
一般情况下，每年年初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外界观察高层对经济工作态度的一个窗口，其会议公报也多与经济问题有关。
这种对会议主题的相对确定，显示了经济问题在当前中国问题中的重要性。
另一个惯例是每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固定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年度工作汇报，分析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下一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分析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经济议题，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注重对宏观经济方向的把握，即注重“定调”。
它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也多立足于“宏观形势”，对经济工作的部署则注重“宏观调控”，而且经济政策的制定往往与五年发展规划相结合。
会议为经济发展明确方向的思路也颇为明晰：先确定经济工作的方向，如保增长，确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并就物价、外贸政策、扩大内需、控制通胀等重点问题做出部署。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往往是确定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也就是大方向，具体政策方面则由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李昆明说，“比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强调加强农业基础性地位，至于怎么加强，就需要相关部门、各级政府来制定各项具体政策。”
令人关注的是，作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准备，2003年秋季有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作为主要议题。
于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宣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姓社姓资”大争论的最后定论。从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开始向更加全面、具体的经济政策领域挺进。
党建议题：提高执政能力
另一个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反复提及的主题，是党的建设。中共十六大以来，包括干部队伍建设在内，有19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的主题中出现了党建工作。而10年来党的建设工作的重点之一，便是执政能力建设。
中共十六大明确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共十七大报告则指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执政能力建设是党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
党的建设内涵日益丰富，形成了涵盖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完整体系。其形式也日趋多样。仅从历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来看，其形式就包括理论学习、干部培训等。
以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为例，活动从2008年3月开始试点，200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此后一直持续到2010年2月。201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将其作为主题，“总结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研究部署巩固扩大学习实践活动成果工作”。
2009年9月18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确定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学习型政党、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等七大重点。此后多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议题与《决定》有关，将其推向全面贯彻执行。
2010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主题是“总结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研究部署巩固扩大学习实践活动成果工作”。
201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会议指出，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对于扩大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密切党群关系、规范权力运行、推进基层党风廉政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01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加强市、地、州、盟党政正职干部管理工作。会议认为，要按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求，“进一步健全选拔任用机制，完善人选提名，加强考察工作，落实全委会票决制度”。
科学发展观与《决定》，构成了10年来党建问题的两个主体。这其中包括党员先进性教育等内容。
制度建设成为反腐倡廉重点
紧随经济建设和党建工作之后的议题，就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10年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4次涉及反腐倡廉工作。
中共十六大以来的党风廉政建设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更加重视从政策机制建设，注重完善相关政策制度方面 。”李昆明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党风廉政建设作为重点来抓，“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写入党章。之后，围绕这一主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具体工作展开部署。
在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看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一个是正面弘扬，一个是对腐败进行打击。“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每年年底固定举行关于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2003年以来形成的惯例。此前，这类会议时间并不固定。
除了例行年度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度计划之外，建立完善反腐败体系也是这个固定会议的重要议题。
在2003年、2004年、2009年年底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别讨论、审议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稿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稿、《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
此外，2006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200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
200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党政干部问责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
201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
上述条例、规定的审议，共同构成了10年来的反腐倡廉制度框架。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央高层领导对于相关制度建设的关注。
事实上，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议题上，也看到近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布局的演进脉络。
早在200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讨论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工作。
2007年4月、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和网络文化建设工作”、“研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
此后到2011年，又通過7月、9月的两次会议，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问题，最终确立了文化事业在当前中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以西藏、新疆地区发展为代表的民族地区问题，分别在2005年、2010年各两次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
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大开发等议题，也显示了中央高层对于中国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
一些词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中反复出现，也成为今日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历经改革开放30余年的破局与博弈，正如中央高层领导所言，今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开始面临一些深层次问题与矛盾。也只有改革，才能破解这些中国课题。
这是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六大以来，胡锦涛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第101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按照党章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最为关系中国命运的议题，都会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研究的范围。从这些议题，也可以清晰看到10年来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根据出现的频率，10年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最多的三类议题依次是：经济建设、党建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正如上述议题所体现的，这是中国经济快速跨进的10年，亦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并实践的10年。同时，它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10年。一些困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反复提及，也有一些问题因成功应对而不再是会议关注的重点，另外一些挑战则成为国家话题。
中国议题的变与不变
“政治局讨论的问题，都是一些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要问题。”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昆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会议主要精神会在短时间内传达到全国各级党组织。
作为一项研究成果，李昆明在2007年主编出版了《聚焦中国：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议程上的重大课题》。这本书曾向全国党员进行推荐。
在他看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有两个目的：决策拟定和决策执行。“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部署。”李昆明说。
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常规性议题和非常规性议题。前者往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性问题，反复出现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议程之中。
10年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常规性议题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经济主题，包括宏观经济工作部署、农村建设、区域发展等；第二类是政治主题，如反腐倡廉、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政协建设等；第三类是文化教育科学主题，涉及先进文化建设、科技体制改革、教育改革等问题；第四类是社会建设主题，包括司法改革等，近几年讨论较多的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此外，还有一类是重要事务性主题。比如每年全国“两会”前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历次全会前对会议内容的审议和确定等等。
“转型时期面临的社会矛盾多发，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立足高层的全局性谋划，需要足够的力量推动长期建设。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整体布局、谋划和构想，就很难保证建设的顺利推进。”李昆明总结说。
非常规议题的出现则有些“偶然”。这类议题往往源于重大事件或自然灾害。如2008年年初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地震以及奥运会筹备工作等，都曾被列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程。对一些重大腐败案件的查处和处理，也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最终决定。
对比十六届、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可以发现其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都有一致性：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部署。
而在具体内容上则是反复强调党的基本主张。包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部署全局性工作和重大建设事业等。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环境和现实任务的变化，2007 年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自然灾害、重大社会事件相对多一些。
李昆明将这些变化概括为三点：首先是突出科学发展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重点关注基础性建设和民生建设。
其次是突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着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制度体系，突出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制度建设。
再者，著力建立健全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体制，着重从人才、教育、文化建设方面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体制机制。
一些具体变化包括：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多次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主题。2007年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加大了科技创新、干部队伍建设等问题的讨论。
“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是提大政方针。”李昆明说，“有些已经部署了，需要相关部门根据自己的具体职责去抓落实。”
经济建设始终是中心
包括区域发展、“三农”问题、林权改革等问题在内，10年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中，共有41次涉及经济问题。也就是说，约有40%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谈及了经济工作。
根据惯例，每年夏天和年底都会有两次集中讨论经济运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前者重点是分析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针对当前经济形势做出部署。
后者则注重对未来经济走向的分析和把握。此类会议往往在年末召开，主要内容是研究下一年的经济工作，确定经济发展的重点。
在中共十七大之前，这两次年度固定会议的公报多也包含其他主题。
如2006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是“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明年经济工作，讨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2006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除了决定2006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会议还讨论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从2007年开始，经济工作作为唯一主题出现在这每年两次的会议公报中。
一般情况下，每年年初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外界观察高层对经济工作态度的一个窗口，其会议公报也多与经济问题有关。
这种对会议主题的相对确定，显示了经济问题在当前中国问题中的重要性。
另一个惯例是每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固定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年度工作汇报，分析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下一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分析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经济议题，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注重对宏观经济方向的把握，即注重“定调”。
它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也多立足于“宏观形势”，对经济工作的部署则注重“宏观调控”，而且经济政策的制定往往与五年发展规划相结合。
会议为经济发展明确方向的思路也颇为明晰：先确定经济工作的方向，如保增长，确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并就物价、外贸政策、扩大内需、控制通胀等重点问题做出部署。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往往是确定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也就是大方向，具体政策方面则由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李昆明说，“比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强调加强农业基础性地位，至于怎么加强，就需要相关部门、各级政府来制定各项具体政策。”
令人关注的是，作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准备，2003年秋季有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作为主要议题。
于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宣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姓社姓资”大争论的最后定论。从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开始向更加全面、具体的经济政策领域挺进。
党建议题：提高执政能力
另一个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反复提及的主题，是党的建设。中共十六大以来，包括干部队伍建设在内，有19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的主题中出现了党建工作。而10年来党的建设工作的重点之一，便是执政能力建设。
中共十六大明确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共十七大报告则指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执政能力建设是党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
党的建设内涵日益丰富，形成了涵盖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完整体系。其形式也日趋多样。仅从历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来看，其形式就包括理论学习、干部培训等。
以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为例，活动从2008年3月开始试点，200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此后一直持续到2010年2月。201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将其作为主题，“总结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研究部署巩固扩大学习实践活动成果工作”。
2009年9月18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确定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学习型政党、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等七大重点。此后多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议题与《决定》有关，将其推向全面贯彻执行。
2010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主题是“总结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研究部署巩固扩大学习实践活动成果工作”。
201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会议指出，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对于扩大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密切党群关系、规范权力运行、推进基层党风廉政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01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加强市、地、州、盟党政正职干部管理工作。会议认为，要按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求，“进一步健全选拔任用机制，完善人选提名，加强考察工作，落实全委会票决制度”。
科学发展观与《决定》，构成了10年来党建问题的两个主体。这其中包括党员先进性教育等内容。
制度建设成为反腐倡廉重点
紧随经济建设和党建工作之后的议题，就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10年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4次涉及反腐倡廉工作。
中共十六大以来的党风廉政建设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更加重视从政策机制建设，注重完善相关政策制度方面 。”李昆明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党风廉政建设作为重点来抓，“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写入党章。之后，围绕这一主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具体工作展开部署。
在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看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一个是正面弘扬，一个是对腐败进行打击。“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每年年底固定举行关于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2003年以来形成的惯例。此前，这类会议时间并不固定。
除了例行年度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度计划之外，建立完善反腐败体系也是这个固定会议的重要议题。
在2003年、2004年、2009年年底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别讨论、审议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稿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稿、《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
此外，2006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200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
200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党政干部问责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
201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
上述条例、规定的审议，共同构成了10年来的反腐倡廉制度框架。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央高层领导对于相关制度建设的关注。
事实上，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议题上，也看到近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布局的演进脉络。
早在200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讨论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工作。
2007年4月、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和网络文化建设工作”、“研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
此后到2011年，又通過7月、9月的两次会议，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问题，最终确立了文化事业在当前中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以西藏、新疆地区发展为代表的民族地区问题，分别在2005年、2010年各两次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
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大开发等议题，也显示了中央高层对于中国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
一些词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中反复出现，也成为今日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历经改革开放30余年的破局与博弈，正如中央高层领导所言，今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开始面临一些深层次问题与矛盾。也只有改革，才能破解这些中国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