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有三“疏”：《言兵事疏》说的是军事，《论削藩疏》说的是政治，《论贵粟疏》说的则是民生，重点是农事。
　　 晁错深知农家之苦。春夏秋冬“四时之间，无日休息”，风尘署热阴雨寒冻均不能避，“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全靠种田所得，还要遭受水旱“天灾”以及“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的“人祸”之苦，以至于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籍以“偿债”。看得出来，他有悯农情结，这个“悯”字，也就是被孟子称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与农家之苦相反，“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农商对比，反差极大。“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商人兼并农人，农人只好流亡。这大概也是当时的实情。
　　 晁错深知民之安居乐业与国之长治久安的关系：只有民之安居乐业，才有国之长治久安。民之安居乐业的前提则是民之丰衣足食，即使遭遇水旱之灾，也能做到“民不冻饥”。“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而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民不冻饥”，仅仅“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是远远不够的。晃错此言，显然指的是《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中说的“朕亲耕，后亲桑”，他以为重要的是能为民“开其资财之道”，而使“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基于这两个“深知”，晁错提出了他的重農抑商思想，或者叫做“贵五谷而贱金玉”。“贵五谷”的道理就显而易见的，“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而“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故素有“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之说。金银珠宝则因为珍贵而且轻便，极易为“奸邪所利”——“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无论从民之安居乐业，国之长治久安，还是农商之间的巨大反差看，都宜重农抑商。
　　 晁错以上所论，在当时（我说的是当时）的背景下，是无可厚非的。毛病出在他的具体操作方式，即所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他提倡“有余者”即富人“入粟以受爵”，认为他们“入粟”了，就可以减少“不足”者即穷人之赋税，从而达到“劝农”的目。晃错说，“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无论是使天下人都“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还是把爵位当作天子可以“出于口而无穷”的支票，确实都是如意算盘，但晁错或许没有想到，能“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的只能是富人，而刑赏乃是国柄国器，富人“入粟”既可免罪，又能受爵，国柄国器就会失去应有的作用。
　　 这大概就是晁错《论贵粟疏》之“疏”罢！
　　 摘自《上海法治报》2020年9月29日   童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