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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有三“疏”:《言兵事疏》说的是军事,《论削藩疏》说的是政治,《论贵粟疏》说的则是民生,重点是农事。
晁错深知农家之苦。春夏秋冬“四时之间,无日休息”,风尘署热阴雨寒冻均不能避,“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全靠种田所得,还要遭受水旱“天灾”以及“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的“人祸”之苦,以至于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籍以“偿债”。看得出来,他有悯农情结,这个“悯”字,也就是被孟子称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与农家之苦相反,“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农商对比,反差极大。“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商人兼并农人,农人只好流亡。这大概也是当时的实情。
晁错深知民之安居乐业与国之长治久安的关系:只有民之安居乐业,才有国之长治久安。民之安居乐业的前提则是民之丰衣足食,即使遭遇水旱之灾,也能做到“民不冻饥”。“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而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民不冻饥”,仅仅“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是远远不够的。晃错此言,显然指的是《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中说的“朕亲耕,后亲桑”,他以为重要的是能为民“开其资财之道”,而使“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基于这两个“深知”,晁错提出了他的重農抑商思想,或者叫做“贵五谷而贱金玉”。“贵五谷”的道理就显而易见的,“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而“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故素有“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之说。金银珠宝则因为珍贵而且轻便,极易为“奸邪所利”——“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无论从民之安居乐业,国之长治久安,还是农商之间的巨大反差看,都宜重农抑商。
晁错以上所论,在当时(我说的是当时)的背景下,是无可厚非的。毛病出在他的具体操作方式,即所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他提倡“有余者”即富人“入粟以受爵”,认为他们“入粟”了,就可以减少“不足”者即穷人之赋税,从而达到“劝农”的目。晃错说,“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无论是使天下人都“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还是把爵位当作天子可以“出于口而无穷”的支票,确实都是如意算盘,但晁错或许没有想到,能“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的只能是富人,而刑赏乃是国柄国器,富人“入粟”既可免罪,又能受爵,国柄国器就会失去应有的作用。
这大概就是晁错《论贵粟疏》之“疏”罢!
摘自《上海法治报》2020年9月29日 童玲/图
晁错深知农家之苦。春夏秋冬“四时之间,无日休息”,风尘署热阴雨寒冻均不能避,“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全靠种田所得,还要遭受水旱“天灾”以及“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的“人祸”之苦,以至于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籍以“偿债”。看得出来,他有悯农情结,这个“悯”字,也就是被孟子称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与农家之苦相反,“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农商对比,反差极大。“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商人兼并农人,农人只好流亡。这大概也是当时的实情。
晁错深知民之安居乐业与国之长治久安的关系:只有民之安居乐业,才有国之长治久安。民之安居乐业的前提则是民之丰衣足食,即使遭遇水旱之灾,也能做到“民不冻饥”。“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而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民不冻饥”,仅仅“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是远远不够的。晃错此言,显然指的是《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中说的“朕亲耕,后亲桑”,他以为重要的是能为民“开其资财之道”,而使“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基于这两个“深知”,晁错提出了他的重農抑商思想,或者叫做“贵五谷而贱金玉”。“贵五谷”的道理就显而易见的,“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而“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故素有“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之说。金银珠宝则因为珍贵而且轻便,极易为“奸邪所利”——“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无论从民之安居乐业,国之长治久安,还是农商之间的巨大反差看,都宜重农抑商。
晁错以上所论,在当时(我说的是当时)的背景下,是无可厚非的。毛病出在他的具体操作方式,即所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他提倡“有余者”即富人“入粟以受爵”,认为他们“入粟”了,就可以减少“不足”者即穷人之赋税,从而达到“劝农”的目。晃错说,“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无论是使天下人都“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还是把爵位当作天子可以“出于口而无穷”的支票,确实都是如意算盘,但晁错或许没有想到,能“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的只能是富人,而刑赏乃是国柄国器,富人“入粟”既可免罪,又能受爵,国柄国器就会失去应有的作用。
这大概就是晁错《论贵粟疏》之“疏”罢!
摘自《上海法治报》2020年9月29日 童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