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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的大学课堂上，有一种特别有趣的现象：教授小，学生老。在北大，尤其如此。
在那个新旧文化更替的节点上的中国，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要跟上时代，只能进入北大，向那些留学回国的年轻人学习“西方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
正是这群年轻而富于活力的新青年们，一扫北大过去的陈腐之气，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1917年夏天，胡适被蔡元培请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那时他才26岁。
26岁的教授，在今天已是骇人听闻了，在当年也并不多见，由此可见蔡元培对胡适的看重，但这还不是全部。初入北大，胡适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英国文学和英文修辞学，月薪为260银元，第二个月就增至280元，为教授中的最高薪俸。资历最浅，工资却最高，再加上胡适又鼓吹白话文，这就很不招北大那些旧派人士喜欢了。
在北大国文教授中，黄侃是坚持文言文者之一。有一回他对学生解释文言文的优越时，就拿胡适来举例：“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之多。如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回’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当时没有回应，时隔多年之后，他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行政院邀请他去做官，他决定不去，请学生们用文言文代他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最后他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电稿：“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但胡适拟出的白话文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在当年的北大，胡适干的活还真不少。到校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即先后担任哲学研究室主任、北大编译会评议员、英文部教授会主任等重要职务。
重用胡适，也是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措施之一。他后来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写道，他接手的北大，是个学生被称为老爷、教员被称为中堂或大人的官僚机构，是升官发财之阶梯。而要打破这一现状，就要从聘请博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正好，他在《新青年》上发现了“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胡适。
蔡元培还真没看走眼。来到北大的胡适，很快成为了独当一面的教学主力，开课多，开的讲座也多，还跨学科，令北大同仁们佩服。同时，他也积极参与到了新文化运动中：他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宣传个性自由，宣传民主科学，还出版了新文化运动中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胡适之”之名，响彻中国。
“西方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
后來，胡适曾回忆道，在青年时期如果没有蔡元培的着意提挈，他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
这话虽是自谦，但也有些道理。毕竟相比黄侃这些国学大师，胡适的功底是不够的，所以蔡元培要帮他虚构家学渊源。但蔡元培看重的，绝不是胡适的国学水平，而是他留学美国所得到的“西方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就在序言中评论，此书四大特点乃是前人未有：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主张。通过现代学术方法，将中国从原有封闭的一种传统中，带到一个现代世界上——这几乎是当时的共识。比如黄侃的得意弟子傅斯年，本来也不怎么看得上胡适，但是旁听几次课后，他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
这也是当年那些留学生的先天优势了。就庚子赔款留学生而论，“方鸿渐”之流的确存在，但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成为了中国学术界的大师和泰斗级人物。如胡明复、姜立夫、江泽涵之于数学，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之于物理学，杨石先、侯德榜、庄长恭、孙承愕之于化学，秉志、胡先骕、钱崇澍之于生物学，茅以升、梁思成之于建筑学，竺可桢之于气象学等等。
近代中国的留学潮，始于留美幼童。1872年起，清政府先后遣送120名幼童赴美留学。那时洋务运动方兴未艾，清政府希望这些留学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回国后能以其所学技术促进洋务运动的发展，效忠朝廷，巩固统治。但“西学为用”的前提，则是“中学为体”，所以当留美幼童出现“西化”倾向，开始“见异思迁”的时候，清政府毫不犹豫地于1881年将他们中途撤回，送到电报局、船政局、上海机器局、天津水师学堂、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待遇很一般。
问题就在于，当时八股四书的科举制度没有变，所以留学生在国内知识分子价值体系中什么都不是，他们要想赢得社会的尊重，还得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体制内。比如曾经留英的严复，虽然已经名满天下，也成为了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但由于没有考取功名，他的举人堂叔总嘲笑他。他不得已四次去考科举，但皆名落孙山，直到1910年清政府才大发慈悲，“奖励”了他一个“进士出身”。至于留美幼童中的“成功典范”詹天佑，也完全是自我奋斗的结果。
改变中国文化的三只兔子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前往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良方。几年后，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中国人对清政府彻底失望，1905年留日学生猛增到8千多人，1906年又上升到1万多人。在“留日热”的推动下，也有少量的留美生、留欧生出国。
而当年留美幼童中的一员、时任中国驻美公使的梁诚，巧妙地让美国退还了中国超出其实际损失部分的庚子赔款。梁诚觉得利用这笔钱来发展中国教育是再好不过的事，而派留学生出国则是最直接的方式——于是就有了庚款留学生，从1909年开始，每年一批，持续了三年。
当时已没有科举制，遴选庚款留学生就相当于科举了，所以当年的招考要求极为严苛：考生除了通晓国文英文外，还要求“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 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而且，庚款留学生毕业后必须回国。 胡适是第二批庚款留学生，因为蔡元培的关系，他回来得比较早。那一批留学生中，大家耳熟能详的还有赵元任和竺可桢。赵元任于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开始在清华大学教授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课程，后来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竺可桢于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来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后又筹建东南大学，任地学系主任。
而在蔡元培接手北大之时，除了胡适这种个例，大部分庚款留学生还没毕业。因此蔡元培能用的人，主要是更早之前的留日学生。蔡元培先是请来了陈独秀，之后又找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毕业的李大钊，让他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当时，鲁迅还在教育部负责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工作，不能到北京大学担任专职教授，蔡元培就特聘他为兼职讲师，在北大开讲“中国小说史”，这才有了以后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又向蔡元培推荐了还在绍兴的周作人。1917年，周作人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开讲外国文学。
据1918年初的统计，北大全校共有教授90名，从其中76名的年龄来看，35岁以下者43名，50岁以上者仅6名。正是留学回国的这些新青年们，组成了当时北大年轻而富于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大过去的陈腐之气，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在1920年之前，影响中国最大的，不是鲁迅，而是北大的这三只“兔子”——留欧的蔡元培，比蔡元培小12岁的留日的陈独秀，比陈独秀又小12岁的留美的胡适。他们的生肖都是属兔，故被戏称为“改变中国文化的三只兔子”。
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另有其人
但很难想象的是，在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其实不是胡适，而是徐宝璜。1917年受聘为北大文科教授的他，才23岁。徐宝璜是江西人，早年丧父，跟随伯父徐子鸿来到北京求学，先后就读于匯文中学和北京大学。1912年，18岁的他从北大毕业后，考取了官费留美，于密歇根大学攻读经济学，还选修了两门与新闻学相关的课程。1916年学成回国后，又做过一段时间北京《晨钟报》的编辑。机缘巧合的是，他的伯父徐子鸿和蔡元培是至交，在德国念书时就是很要好的朋友。徐宝璜11岁时，蔡元培还从德国给他寄了张明信片。有这层关系在，蔡元培就请徐宝璜到北大教英文，兼校长室秘书。因为他在美国学过新闻学，也在北大开了门新闻选修课。
23岁的教授，上课就特别尴尬了。因为班上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比老师年纪大。不过，在民国教育界，这种“教授小，学生老”的现象还是很常见的。毕竟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新旧文化更替的节点上，老教授教不来新知识，只能用一大批新留学回来的年轻人，让他们成为“小教授”。很多接受过传统旧学又欲复学新学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老学生”。比如徐宝璜的得意门生谭平山，那时已经有31岁了。
这个谭平山，1909年加入同盟会，算是老革命家了。虽然有着多年的教书经验，他还是在1917年考入北大重新当学生。他常去听徐宝璜的新闻学选修课，听着听着就有了想法，他向徐宝璜提议，组建一个“新闻研究会”——当时在北大，这种研究会很常见，都办得风风火火的，比如李大钊等人组织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蔡元培听说要办新闻研究会，也很高兴，毕竟那时就算是美国的新闻学也才刚刚起步。蔡元培便亲自担任会长，至于授课老师，只有徐宝璜一个显然不行，谭平山又去找来了当时名满全国的大记者邵飘萍，做外聘导师。
就这样，1918年10月，新闻研究会就在北大成立了。成立仪式上，徐宝璜做了专题报告，他讲到：新闻研究即使在西方，也是“幼稚学问”，自己的研究水平不算高深，好在研究会是大家的公共研究，一个人的高下并不重要。这个研究会，就成为我国最早研究新闻理论的教研机构，自此中国有了系统的新闻学教育。
一年后，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发了该会发给证书的名单，获听讲一年证书的有23人，获半年证书的有32人，其中毛泽东的名字赫然在列。但可惜的是，颁发证书时，他已经离开北大去湖南了。可以肯定，在这里学到的新闻知识对他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一定有不少帮助。抗战前夕，毛泽东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深情地回忆了“五四时期北大课堂”，这个“课堂”自然包括徐宝璜讲授的新闻课程。
在那个新旧文化更替的节点上的中国，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要跟上时代，只能进入北大，向那些留学回国的年轻人学习“西方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
正是这群年轻而富于活力的新青年们，一扫北大过去的陈腐之气，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1917年夏天，胡适被蔡元培请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那时他才26岁。
26岁的教授，在今天已是骇人听闻了，在当年也并不多见，由此可见蔡元培对胡适的看重，但这还不是全部。初入北大，胡适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英国文学和英文修辞学，月薪为260银元，第二个月就增至280元，为教授中的最高薪俸。资历最浅，工资却最高，再加上胡适又鼓吹白话文，这就很不招北大那些旧派人士喜欢了。
在北大国文教授中，黄侃是坚持文言文者之一。有一回他对学生解释文言文的优越时，就拿胡适来举例：“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之多。如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回’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当时没有回应，时隔多年之后，他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行政院邀请他去做官，他决定不去，请学生们用文言文代他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最后他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电稿：“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但胡适拟出的白话文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在当年的北大，胡适干的活还真不少。到校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即先后担任哲学研究室主任、北大编译会评议员、英文部教授会主任等重要职务。
重用胡适，也是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措施之一。他后来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写道，他接手的北大，是个学生被称为老爷、教员被称为中堂或大人的官僚机构，是升官发财之阶梯。而要打破这一现状，就要从聘请博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正好，他在《新青年》上发现了“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胡适。
蔡元培还真没看走眼。来到北大的胡适，很快成为了独当一面的教学主力，开课多，开的讲座也多，还跨学科，令北大同仁们佩服。同时，他也积极参与到了新文化运动中：他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宣传个性自由，宣传民主科学，还出版了新文化运动中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胡适之”之名，响彻中国。
“西方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
后來，胡适曾回忆道，在青年时期如果没有蔡元培的着意提挈，他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
这话虽是自谦，但也有些道理。毕竟相比黄侃这些国学大师，胡适的功底是不够的，所以蔡元培要帮他虚构家学渊源。但蔡元培看重的，绝不是胡适的国学水平，而是他留学美国所得到的“西方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就在序言中评论，此书四大特点乃是前人未有：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主张。通过现代学术方法，将中国从原有封闭的一种传统中，带到一个现代世界上——这几乎是当时的共识。比如黄侃的得意弟子傅斯年，本来也不怎么看得上胡适，但是旁听几次课后，他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
这也是当年那些留学生的先天优势了。就庚子赔款留学生而论，“方鸿渐”之流的确存在，但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成为了中国学术界的大师和泰斗级人物。如胡明复、姜立夫、江泽涵之于数学，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之于物理学，杨石先、侯德榜、庄长恭、孙承愕之于化学，秉志、胡先骕、钱崇澍之于生物学，茅以升、梁思成之于建筑学，竺可桢之于气象学等等。
近代中国的留学潮，始于留美幼童。1872年起，清政府先后遣送120名幼童赴美留学。那时洋务运动方兴未艾，清政府希望这些留学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回国后能以其所学技术促进洋务运动的发展，效忠朝廷，巩固统治。但“西学为用”的前提，则是“中学为体”，所以当留美幼童出现“西化”倾向，开始“见异思迁”的时候，清政府毫不犹豫地于1881年将他们中途撤回，送到电报局、船政局、上海机器局、天津水师学堂、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待遇很一般。
问题就在于，当时八股四书的科举制度没有变，所以留学生在国内知识分子价值体系中什么都不是，他们要想赢得社会的尊重，还得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体制内。比如曾经留英的严复，虽然已经名满天下，也成为了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但由于没有考取功名，他的举人堂叔总嘲笑他。他不得已四次去考科举，但皆名落孙山，直到1910年清政府才大发慈悲，“奖励”了他一个“进士出身”。至于留美幼童中的“成功典范”詹天佑，也完全是自我奋斗的结果。
改变中国文化的三只兔子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前往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良方。几年后，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中国人对清政府彻底失望，1905年留日学生猛增到8千多人，1906年又上升到1万多人。在“留日热”的推动下，也有少量的留美生、留欧生出国。
而当年留美幼童中的一员、时任中国驻美公使的梁诚，巧妙地让美国退还了中国超出其实际损失部分的庚子赔款。梁诚觉得利用这笔钱来发展中国教育是再好不过的事，而派留学生出国则是最直接的方式——于是就有了庚款留学生，从1909年开始，每年一批，持续了三年。
当时已没有科举制，遴选庚款留学生就相当于科举了，所以当年的招考要求极为严苛：考生除了通晓国文英文外，还要求“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 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而且，庚款留学生毕业后必须回国。 胡适是第二批庚款留学生，因为蔡元培的关系，他回来得比较早。那一批留学生中，大家耳熟能详的还有赵元任和竺可桢。赵元任于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开始在清华大学教授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课程，后来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竺可桢于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来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后又筹建东南大学，任地学系主任。
而在蔡元培接手北大之时，除了胡适这种个例，大部分庚款留学生还没毕业。因此蔡元培能用的人，主要是更早之前的留日学生。蔡元培先是请来了陈独秀，之后又找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毕业的李大钊，让他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当时，鲁迅还在教育部负责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工作，不能到北京大学担任专职教授，蔡元培就特聘他为兼职讲师，在北大开讲“中国小说史”，这才有了以后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又向蔡元培推荐了还在绍兴的周作人。1917年，周作人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开讲外国文学。
据1918年初的统计，北大全校共有教授90名，从其中76名的年龄来看，35岁以下者43名，50岁以上者仅6名。正是留学回国的这些新青年们，组成了当时北大年轻而富于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大过去的陈腐之气，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在1920年之前，影响中国最大的，不是鲁迅，而是北大的这三只“兔子”——留欧的蔡元培，比蔡元培小12岁的留日的陈独秀，比陈独秀又小12岁的留美的胡适。他们的生肖都是属兔，故被戏称为“改变中国文化的三只兔子”。
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另有其人
但很难想象的是，在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其实不是胡适，而是徐宝璜。1917年受聘为北大文科教授的他，才23岁。徐宝璜是江西人，早年丧父，跟随伯父徐子鸿来到北京求学，先后就读于匯文中学和北京大学。1912年，18岁的他从北大毕业后，考取了官费留美，于密歇根大学攻读经济学，还选修了两门与新闻学相关的课程。1916年学成回国后，又做过一段时间北京《晨钟报》的编辑。机缘巧合的是，他的伯父徐子鸿和蔡元培是至交，在德国念书时就是很要好的朋友。徐宝璜11岁时，蔡元培还从德国给他寄了张明信片。有这层关系在，蔡元培就请徐宝璜到北大教英文，兼校长室秘书。因为他在美国学过新闻学，也在北大开了门新闻选修课。
23岁的教授，上课就特别尴尬了。因为班上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比老师年纪大。不过，在民国教育界，这种“教授小，学生老”的现象还是很常见的。毕竟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新旧文化更替的节点上，老教授教不来新知识，只能用一大批新留学回来的年轻人，让他们成为“小教授”。很多接受过传统旧学又欲复学新学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老学生”。比如徐宝璜的得意门生谭平山，那时已经有31岁了。
这个谭平山，1909年加入同盟会，算是老革命家了。虽然有着多年的教书经验，他还是在1917年考入北大重新当学生。他常去听徐宝璜的新闻学选修课，听着听着就有了想法，他向徐宝璜提议，组建一个“新闻研究会”——当时在北大，这种研究会很常见，都办得风风火火的，比如李大钊等人组织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蔡元培听说要办新闻研究会，也很高兴，毕竟那时就算是美国的新闻学也才刚刚起步。蔡元培便亲自担任会长，至于授课老师，只有徐宝璜一个显然不行，谭平山又去找来了当时名满全国的大记者邵飘萍，做外聘导师。
就这样，1918年10月，新闻研究会就在北大成立了。成立仪式上，徐宝璜做了专题报告，他讲到：新闻研究即使在西方，也是“幼稚学问”，自己的研究水平不算高深，好在研究会是大家的公共研究，一个人的高下并不重要。这个研究会，就成为我国最早研究新闻理论的教研机构，自此中国有了系统的新闻学教育。
一年后，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发了该会发给证书的名单，获听讲一年证书的有23人，获半年证书的有32人，其中毛泽东的名字赫然在列。但可惜的是，颁发证书时，他已经离开北大去湖南了。可以肯定，在这里学到的新闻知识对他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一定有不少帮助。抗战前夕，毛泽东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深情地回忆了“五四时期北大课堂”，这个“课堂”自然包括徐宝璜讲授的新闻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