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陈鹤琴(1892－1982)，中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他毕生从事儿童心理与教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对中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此被誉为“中国幼教之父”。今年是陈鹤琴先生诞辰120周年，为弘扬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进一步促进广大幼教工作者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办的提高，江苏省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组织开展了“深读《陈鹤琴全集》”活动，并顺此组织了“纪念陈鹤琴先生诞辰120周年的征文活动”。本刊特选登其中的部分应征稿件，这些稿件分别由高校教师、高校学生、幼儿园园长、幼儿园教师等撰写。我们希望广大幼教工作者能认真学习、深刻体会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并以此为指导，有效解决实践中的真问题，从而为幼儿美好的童年生活、为幼儿教育的科学化作出我们专业的努力。
　　怎样为幼儿选择阅读文本，是摆在幼儿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大问题。目前，有两种现象值得关注：其一，借“重传统文化”之名，各类经书粉墨登场，有人甚至为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儿童读经运动”。其二，借“重世界经典”之名，大量翻译图书占据了幼儿阅读市场。
　　陈鹤琴先生高度重视幼儿故事读本的选择和创编工作，曾与张宗麟先生合作撰写了《幼稚园的故事》一书，深入分析了幼儿感兴趣的故事文本的特征，阐述了优秀故事文本对幼儿发展的价值。他还与钟昭华先生一起编写了一本《儿童故事》。依据陈鹤琴先生的观点，我们试着对以上两种倾向作简要分析。
　　一、从幼儿兴趣看文本的适宜性
　　
　　陈鹤琴先生提出，故事文本必须能够引起幼儿的兴趣。他在《儿童故事》“卷首语”中指出，文本要“适合儿童的口吻，生动形象，内容儿童化”，特别强调“人物情节要在儿童经验范围以内”。故事文本要真正走进幼儿内心，为幼儿所喜爱和接受，其内容必须与幼儿生活有关联，否则便会产生隔阂，影响其阅读兴趣。那么，“儿童读经运动”倡导者所推崇的“四书五经”与幼儿生活有什么关联呢?刘晓东教授曾经指出，一百多年前就有外国学者非常奇怪，为什么中国人给孩子们读的是远离生活的经书，而拒绝从“猫”“狗”等贴近其生活的内容开始。时至今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兴趣的重要，认识到教学内容必须符合儿童的生活经验，能够激发其内在需要。然而，倡导“儿童读经”的核心人物王财贵先生却在《儿童读经教育手册》中否定了“教材要依儿童的理解能力，由浅到深，由易到难，他能懂的才教给他；教育的目标是遵循实用原则，也就是他生活上有需要的才教给他；教学方法要顺应儿童的兴趣，有兴趣才学得好”等原则，这显然是逆潮流而动。综观那些经久不衰、能够赢得儿童“欢心”的故事文本，都是紧扣儿童心灵、吻合儿童生活实际的。陈鹤琴先生改编的儿童故事，几乎都是以儿童喜欢的动物为主角，以游戏活动等为内容的，充满了童趣，其中《拔萝卜》《猴子学样》《三只熊》等作品至今依然深受欢迎。教育有其内在的、不可违背的规律，四书五经之类的文本不符合儿童的发展特点，在民国时代即遭禁止，今日“卷土重来”相信也免不了再次被淘汰的命运。
　　陈鹤琴先生认为故事文本“切勿带着很多道德训义。儿童听故事就是为着听故事，不是为着受道德的训诫”。而《儿童读经教育手册》却宣称：“人的生命有限，熟读一些有高度价值的书，可以直探人性本源，较轻便地吸取人生的智慧，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较迅速地启迪自己的理性。”众所周知，经书属于成人文化，刘晓东教授指出，“成人文化要想成为儿童生命和生活中的内容，那么它就必须与儿童的天性相符合，否则就不可能为儿童的生命所真正接受而成为儿童生命中充满生长力的成分。强行灌输给儿童的那部分成人文化只能败坏儿童的生活，是使儿童的生命发生异化的外部干扰因素。”因此。不以儿童身心发展为基础的所，谓“站在巨人肩膀上”只会让儿童徒增恐惧，“轻便地吸取人生智慧”恐怕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陈鹤琴先生还提出，幼儿特别喜欢“富于本地风光”的故事，因为幼儿熟悉本土故事的题材，具有与之相当的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容易对故事文本产生浓厚的兴趣。由此可见他对幼儿故事“本土化”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某些幼儿园一味追捧从国外引进的故事文本，同样有失偏颇。
　　二、从幼儿语言经验的生成看文本的适宜性
　　陈鹤琴先生认为，幼儿听故事时“有了兴趣，无意之中就学习了很多语言”。那么读经是否有益于幼儿语言发展呢?《儿童读经教育手册》中有这样的表述：“遇到不认识的字和不懂的文句，要通通含混过去”，并且认为“这样是大有功效的”。果真如此吗?
　　儿童是学习的主体，在接受信息、解读文本的过程中是积极、主动的，文本所涵载的信息与儿童原有的语言经验、认知经验、情感和动机等因素相互作用，发展出新的语言经验和认知经验，成为其下一轮学习的基础；文本内容与词句是否吻合儿童语言水平与语言学习规律，直接影响儿童的语言习得。很多“儿童读经运动”的倡导者也承认，由于“经”的主体是四书五经，还包括《道德经》等成人也望而却步的艰涩文字，因此他们也担心儿童会“学而不化，难以为续”，于是提出先让儿童学“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千家诗》)，以奠定读经的良好基础。那么，儿童读“三百千千”的情况怎样呢?据报道，一名四岁女孩学念《三字经》，念到“苟不教，性乃迁”时屡屡记不住，于是干脆把这句经文改为“狗不叫，猫就叫”。在“庄严”的读经活动中，这样的改编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也恰恰说明了经书的语言与幼儿格格不入。
　　陈鹤琴先生特别指出，幼儿故事的词句“不要失却‘儿童化’”。给幼儿的语言文本应符合其语言表达与理解特点，否则会造成语言传递和语言接受的“信息差”，使传递和解读活动失败。杨实诚先生认为，儿童文学作品的词语要能为儿童所理解，所乐于接受，易于激励儿童去联想有关的具体形象。比如描写气候，成人文学一般会采用“风和日丽”或“雷电交加”之类的词语，而儿童文学可能会用“暖洋洋的太阳”“蓝蓝的天空”或“雷公公在发脾气”之类的词语。因此，符合儿童年龄特点是对儿童文学语言上的要求。如，儿童喜爱的卡通形象Kitty猫，作者对其外观是这样描写的：“3个苹果那么重，3个苹果排起来那么高”，这样的语言正是儿童所能理解的。而经书文本中，即使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三百千千”，也与幼儿的语言有很大的距离，幼儿解读这样的文本，不只是“学而不化，难以为续”，根本就是“隔靴搔痒”“过而不入”。语言发展是循序渐进的，文本语言只有与儿童原有的语言经验相结合，才能促进儿童不断产生新的语言经验。读经倡导者所尊奉的“多念多反复乃至于会背诵”“只要能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