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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十二大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一得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作出了总结，为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宏伟的战略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农村实行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在城市实行企业经济责任制，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盈亏责任制等多种形式。实行经济责任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有效措施，也是历史性的伟大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全国正在学习首都钢铁公司推行经济责任制的经验。怎样评价经济责任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理论问题。
胡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对经济责任制作出了全面的评价，肯定经济责任制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他说，“为了发挥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无论在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中，都必须认真实行经营管理上的责任制。近几年在农村建立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只能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完善，决不能违背群众的意愿轻率变动，更不能走回头路。……在工商企业中最近开始推行的经济责任制，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工商业同农业有很大不同，但是实行经济责任制，包括对一部分国营企业实行盈亏责任制，同样有利于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增强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推动生产的发展。”耀邦同志在报告中还强调指出，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赵紫阳同志报告中提出的十条经济建设方针。胡耀邦同志这篇报告和赵紫阳同志的《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实践已经证明两个报告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正确。
党的十二大受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欢迎。许多工厂的领导人和职工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了解他们的情况，相信他们的干劲，支持他们的措施，知冷知暖最知心。前些时我到广西、武汉一些工厂调查，对企业的实际情况有些了解。这一次读到胡耀邦同志的报告，重温赵紫阳同志的报告，深切感到胡耀邦、赵紫阳同志这两个报告高度概括了我国经济的客观现实，深刻分析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这里我就从三中全会以来柳州钢铁厂所发生的变化，来看两个报告中有关经济责任制的论述，并作点理论论证。
“百万富翁”的出现
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中指出：“这几年我们对经济体制实行了一些改革，扩大了企业在计划管理方面的权限，注意发挥市场的作用，方向是正确的，收效也很明显。”赵紫阳同志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中说：“我们过去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在管理方面是权力过分集中，政企不分，在分配方面是吃大锅饭、平均主义。近年来，我们按照服从调整、促进调整、配合调整的要求，在农业、工业、财贸等领域，在所有制形式、计划管理形式、经营管理形式、分配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对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搞活经济，促进生产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经济体制改革、实行经济责任制的成效，在广西柳州钢铁厂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个厂在短短两年之中，就由广西最大的亏损户变成了盈利数百万元的“百万富翁”。“左”的指导思想的谬误，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在柳州钢铁厂都得到了生动而具体的证明。
柳州钢铁厂以广西最大的亏损户闻名于广西自治区。这个厂投资3.7亿元，但是二十多年来一直亏损，亏损累计总额达1.92亿元，把本钱赔了一半以上。亏损最多的一年，赔了2，925万元。这是柳钢职工不争气造成的吗？不是，这是柳钢“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造成的。
这里说的“先天不足”，指的是柳钢创办时建厂布局犯了错误。柳钢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钢为纲”、“大炼钢铁”声中诞生的。当时当地并没有探明铁矿石，也没有炼焦煤。同时柳钢内部的结构成了倒宝塔，轧材能力大于炼钢、炼铁，无法均衡、配套生产。当时我国实行基本建设投资无偿拨款的办法，决策的人和单位不负经济责任，各部门、各地区争项目、争投资、争物资，更促成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决策错误和巨大浪费。
“后天失调”指的是财政统收统支，全国共吃一口大锅饭，赚的利润全部上交，亏损由国家弥补的经济体制和经营方法。吃大锅饭、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窒息了职工的积极性。企业没有自主权，没钱又没权去改进工厂的设备，改正设备不配套的根本缺陷。所有这些造成了柳钢亏损长期不能扭转的局面。
就是这个柳钢，在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一年两年时间之内，竟由每年亏损800多万元变为每年盈利800多万元。人们惊叹：这个老亏损户竟然变成了盈利数百万元的百万富翁！
这个厂一九八○年开始有了显著的变化。它的产值比一九七七年增长68.6％，产品销售收入增长1146％，成本降低10％。
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九八一年在重工业不少厂减产、停工、亏损时，柳钢却得到了更为坚实的进展。柳钢的产值达到1亿元，比上年增长14％，生铁产量增长111％，钢产量增长9％，钢坯和钢材产量增长6.45％，全年利润800多万元，增长160.12％。尤其难得的是它的经济效益很好，百元产值利润率比上年增长36.53％，资金利润率增长49.72％，资金周转期缩短了36天。这个厂安排了待业青年620人，但是劳动生产率仍然年年提高，全年劳动生产率一九七九年5，186元，一九八○年6，636元(提高27.96％)，一九八一年7，752元(提高16.82％)。节能也取得较大成绩。
经济责任制的威力
赵紫阳同志说，推行经济责任制，“首先要明确企业对国家、职工对企业承担的经济责任，同时赋与企业一定的经济权限，给企业和职工应有的经济利益，使责、权、利三者结合起来，发挥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健全厂内经济核算制度，促进生产的发展。目前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职工之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问题十分严重，实行经济责任制就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使企业和职工都有办好企业、挖掘潜力的内在动力”。
国家从一九八○年起，不让柳钢吃国家的大锅饭了，实行亏损包干，照上年亏损873万元的数，包给柳钢，多亏不补，减亏留用。一九八一年规定利润指标500万元，全额包干留用。这就明确规定了柳钢对国家的责、权、利关系，柳钢开始自负经济责任了。
柳钢也就不让车间、工段吃柳钢的大锅饭了。对生产车间实行盈亏指标包干，超额利润分成，减亏提成留用。即在完成生产任务和利润计划的前提下，盈利单位的超额利润或亏损单位的减亏部分，实行分成留用，按一定比例留给车间作为该单位的自有资金，大部分用于发展生产，小部分用于集体福利和奖励。对广里的科研所、医院、学校、幼儿园、招待所等事业、服务单位以及机关科室，分别采取经费包干、定额补贴、节约留用、自负盈亏等不同做法。这就调动了基层生产单位的积极性，盈利车间已达14个，亏损车间由7个减为4个。炼铁车间是主要的亏损单位，最多时年亏700多万元。一九八一年给它下达亏损指标80万元，超亏不补，减亏分成。车间发动群众攻关，一九八一年超额完成了产量，提高了质量，降低了消耗，终于扭亏为盈。一九八一年全年盈利260万元。
企业对职工也不开大锅饭了，实行奖金和利润挂钩、联产联利计奖，把利润列为发奖金的重要条件之一，对有条件的单位实行利润超额奖。对销售价格过低、影响利润的少数单位实行超产奖。既突出联产联利计奖，保证经济效果，又促进全面完成计划，防止单纯追求产量或单纯追求利润。既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发挥奖金的促进作用；又要瞻前顾后，照顾左邻右舍，坚持奖励政策，不突破上级限额。炼铁车间扭亏为盈后，职工每人平均所得奖金由一九八○年的5.16元增长到18.44元。车间、工段、班组、个人之间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不一样。炼钢车间一九八一年平均每月奖金水平为每人12元左右，但有的班组高达23元，有的很少，甚至欠分。这对职工触动很大，大家都感到大锅饭再也吃不成了。
正是由于上面这些措施，在柳钢内部来说，就由恶性循环转入良性循环。从前是没有钱改进设备，产品成本高，亏损大，职工情绪低，生产搞不上去。现在以经济责任制为启动力，首先动员职工把生产搞上去，然后提留资金搞挖、革、改和改善职工生活，这就既调动了职工生产积极性，又改进了设备，革新了工艺，实现了扩大再生产。如此循环不已，从企业内部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
“对内经济搞活”
赵紫阳同志提到“我们在经济工作上近几年所采取的对外实行开放、对内经济搞活的政策”，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方针和措施，具有重大的意义。一九八一年提出“宏观经济要集中统一，微观经济要搞活”的思想。企业要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任务；在完成计划之后，如果生产能力还有富余，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充足，就要积极打开国内外销路，增产适销适用、价廉物美的产品。
正是对内经济搞活的政策，使柳钢度过了一九八一年的困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把经营管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柳钢一九八○年刚刚翻过身来，一九八一年就面临着重工业产品没有销路，要减产停工的威胁。市场钢材滞销，已订合同的用户也要求退货。柳钢职工思想波动很大，认为一九八○年刚摘掉亏损帽子，一九八一年不仅得重新戴上帽子，而且有停产的危险。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宏观经济要集中统一，微观经济要搞活”的指示，给他们指明了出路，他们决心要把柳钢的生产搞活，把经营管理搞活。他们先后组织了120多人次，到自治区内、中南、西南地区进行调查，了解到广东特区的侨资、外资多，受调整措施影响较小，建设项目多，是销售钢材的好场所。而四川贵州等地剩余的钢坯多，可以补柳钢轧钢用料的不足。柳钢决定调整产品结构，力争打开销路，以弥补国家计划任务的不足及其所发生的亏损。他们作出了“西联川贵，东进广东，突破出口通路，搞活经济”的决策。
要自找销路，就要适应销售需要，提高产品质量，改善经营管理工作。他们决心使柳钢的产品成为价廉物美，深受用户欢迎的产品。过去生产出来的产品交给上级和物资局分配就行了，因此一贯采取镇静钢开口锭的浇注方法。这种钢锭缩孔大，成材率低，价格高，用户不欢迎也只得接受。现在了解到用户要求，就必须下决心改炼用户欢迎的沸腾钢。炼沸腾钢劳动强度大，售价低，利润少，有的车间说，这是费力不讨好，“不划算”。但这种钢成本低、成材率高，可以薄利多销，争取更多用户。因此，从全厂经营来看，是可取的。从一九八一年三月起，大部分转炼沸腾钢，占全年产量的85％，平均提高成材率8％，增产钢坯1万多吨。这样做，得到了冶金部的赞扬。这是真正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生产，摆脱了不管是否适销适用、把产品交给物资局就算完成任务的老框框。
为了“东进广东”，厂里和生产、供销部门派出业务人员深入广东各地，先后和广州、佛山等地20多个单位，签定700多份合同，定货达几万吨。产品发运时，发现铁路运输紧张，不易通过。他们又抓疏通运输的工作，争取航运部门的支持，从水路发运，使35，000多吨钢材准时交货。
柳钢原来生产设备就不配套，生产能力不成比例，炼钢大于炼铁，轧钢又大于炼钢。轧钢工序中，轧材又大于开坯能力。因此，要多轧材，就感到作为原料用的钢坯不足。他们按“西联川贵”的决策，由厂领导亲自出马去贵州、攀枝花等地“找米下锅”，全年自找坯料5万多吨，保证了原料供应。
姚依林同志提出：“现在按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管理体制，既不同于过去我们管得过死，更不同于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经济。”这就形成了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企业一定要按照国家计划生产和销售。在严格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后如果还有生产潜力、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又都有保证、国家要求超产的，就必须发挥企业主动性，力争超产，决不能听任工厂停工、减产，坐等国家来弥补亏损。采取这样做法，就迫使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要把生产提高一步，抓产品的适销对路，物美价廉；要搞好销售合同和运输环节，保证及时交货；要抓原材料供应，保证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这就使企业走出只管制造不管销售、不问需要的狭小天地，发挥自己的用武之地，抓销售运输，抓经营管理；驱使企业改产适销产品，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这就成为促进企业生产发展的又一种力量。柳钢的具体作法是适应当时情况的。今后情况改变，作法也需要相应改变和提高。这里，我们介绍的不是这些具体作法，而是他们发挥企业的主动性，运用国家给与的机动权，适应不同情况、不断加强经营管理，为国家提供更多适销产品和资金积累的精神。
进入国际市场
党的十二大重申我们要实行对外开放，“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大力扩展对外贸易”。赵紫阳同志也曾指出：“我们要利用两种资源，首先是国内资源，其次是国际资源；开拓两个市场，首先是国内市场，其次是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一是管理国内经济的本领，二是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的本领。”又说：“应该放开手脚进入国际市场。”柳钢由于实行经济责任制，具有了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发展了生产，增加了盈利，并得到了严格的锻炼。
一九八一年外贸部门两次派人到柳钢，联系两批出口钢坯的定货。这两批钢坯数量达15，000吨，交货时间紧，要求合同签订后一周内运到湛江港交货。这时厂内外吹起了一股冷风：“柳钢生产的钢锭、钢坯，在内部使用还保证不了质量，怎能出口？”柳钢职工提出一定要炼好、轧好出口钢坯，为柳钢争气，为国家争光的口号。在生产组织、技术、质量上，按照用户的意见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每根钢坯，都精心轧制，严格检验。还制定了内控标准，严格执行，炼出了优质钢坯。他们终于按时、按质、按量地向外商交了货。
柳钢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后，深受欢迎。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孟加拉等国家都来定货。一九八一年八月，一家外商到厂亲自选定2，000吨钢坯，并照了相。但发货时，发现该批钢坯质量上还有问题，为了确保质量，决定重新轧制一批质量更高的钢坯发给外商。由于柳钢适应国外用户的要求，重合同，守信用，质量讲究，标志清楚，外商说：“你们的产品质量超过了亚洲一些国家”。一九八一年出口产品所得的利润300万元，占全部利润的40％。紫阳同志说：“把产品拿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接受检验，将有力地促进我们改善经营管理，增加品种，改进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柳钢的实践，完全证实了紫阳同志的分析。
要有自己的战略家
陈云同志在一九八二年春节谈话中指出：“办企业也要有计划性。我们办社会主义企业，更要讲究产品有没有销路，原料从哪儿来，经营怎么搞。现在我们有些地方不怎么讲这一套了。我看，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有人来‘踱踱方步’，统筹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经济机关就应该有这样一批战略家。”
柳钢之所以能够搞活，就因为柳钢领导人正在逐渐成为这样的战略家，包括厂长、党委书记等一些负责人。柳钢的负责人政治上饱经沧桑。它的厂长当过炼铁车间主任、钢铁厂副厂长、电机厂厂长，回柳钢当厂长后还当过十几年“走资派”，下放轧钢车间当工人。粉碎“四人帮”以后，被重新任命为厂长。我们讲提拔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什么是德？从企业角度来看，德就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有胆有识，敢于为党为人民坚持原则，承担责任。把这样的干部提拔起来，放在关键岗位上，让他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他就会迅速增长才干，开创新的局面，成为我们所需要的社会主义企业的战略家。
柳钢一九八一年更上一层楼，是经过认真考虑研究的。柳钢负责人实事求是，算了一笔帐：柳钢1.4万人，3.7亿元固定资产，5，000万元流动资金，每月开工资80万元，支付电费70万元，每月要有800万元收入才能维持生产。这样的厂，必须按国家计划，运用机动权，力求增产，避免亏损。柳钢首先确保国家订货，一斤一两不少交，然后才自销和出口，其中，出口又是经过外贸部门按国家计划进行的。这就说明，柳钢执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并运用了“给企业以不同程度的机动权”。
这位厂长说，经济责任制解决了生产过程的动力问题，跟着就要抓产品的销售问题。如果不抓，产品没人要，还得积压和停产。我们必须学会在流通领域作文章，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供求规律。柳钢是一九八○年开始这项工作的，派人到各省去调查，写信给用户，职工返乡探亲也带回经济信息。那年销售困难，用户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我们打过几十吨码钉，生产过五千多个蜂窝煤炉，制造过油桶和游艇。汽车牌照我们就造了50吨，用每吨200元的废料制成每吨800元的牌照。那年，小商品产值就达30万元。我们提倡芝麻要吃，小米也吃，反对大鸡不吃小米的思想。
他认为销售情况千变万化，长线短线不绝对，不能简单划一，而要从长线中看短线，从一般中找特殊。一九八0年小型材、小圆钢、线材缺；中板积压。许多厂的中板车间关门、停产，但是他们不关。后来中板买不到了，他们买板坯轧制中板，解决了湖北、湖南、广东的需要。又从一般中找特殊，当基建投资削减的时候，偌大中国，不受削减基建投资影响的地方有没有？肯定会有，特区的外资、侨资就不受影响。他们从这里找到了一些销路，从而避免了减产和亏损。
胡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报告中指出：“无论是实行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要力求符合客观实际，经常研究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实现国家计划的要求，给企业以不同程度的机动权，这样才能使计划在执行中及时得到必要的补充和完善。”计划经济不但不排斥战略家，而且迫切需要这样的战略家。柳钢改变面貌，就是他们和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现有企业潜藏着许多人材，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深刻理解三中全会路线、政治上经过考验，思想上实事求是、业务上敢于创新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将取得更加迅速的发展。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作出了总结，为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宏伟的战略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农村实行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在城市实行企业经济责任制，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盈亏责任制等多种形式。实行经济责任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有效措施，也是历史性的伟大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全国正在学习首都钢铁公司推行经济责任制的经验。怎样评价经济责任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理论问题。
胡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对经济责任制作出了全面的评价，肯定经济责任制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他说，“为了发挥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无论在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中，都必须认真实行经营管理上的责任制。近几年在农村建立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只能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完善，决不能违背群众的意愿轻率变动，更不能走回头路。……在工商企业中最近开始推行的经济责任制，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工商业同农业有很大不同，但是实行经济责任制，包括对一部分国营企业实行盈亏责任制，同样有利于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增强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推动生产的发展。”耀邦同志在报告中还强调指出，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赵紫阳同志报告中提出的十条经济建设方针。胡耀邦同志这篇报告和赵紫阳同志的《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实践已经证明两个报告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正确。
党的十二大受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欢迎。许多工厂的领导人和职工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了解他们的情况，相信他们的干劲，支持他们的措施，知冷知暖最知心。前些时我到广西、武汉一些工厂调查，对企业的实际情况有些了解。这一次读到胡耀邦同志的报告，重温赵紫阳同志的报告，深切感到胡耀邦、赵紫阳同志这两个报告高度概括了我国经济的客观现实，深刻分析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这里我就从三中全会以来柳州钢铁厂所发生的变化，来看两个报告中有关经济责任制的论述，并作点理论论证。
“百万富翁”的出现
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中指出：“这几年我们对经济体制实行了一些改革，扩大了企业在计划管理方面的权限，注意发挥市场的作用，方向是正确的，收效也很明显。”赵紫阳同志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中说：“我们过去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在管理方面是权力过分集中，政企不分，在分配方面是吃大锅饭、平均主义。近年来，我们按照服从调整、促进调整、配合调整的要求，在农业、工业、财贸等领域，在所有制形式、计划管理形式、经营管理形式、分配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对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搞活经济，促进生产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经济体制改革、实行经济责任制的成效，在广西柳州钢铁厂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个厂在短短两年之中，就由广西最大的亏损户变成了盈利数百万元的“百万富翁”。“左”的指导思想的谬误，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在柳州钢铁厂都得到了生动而具体的证明。
柳州钢铁厂以广西最大的亏损户闻名于广西自治区。这个厂投资3.7亿元，但是二十多年来一直亏损，亏损累计总额达1.92亿元，把本钱赔了一半以上。亏损最多的一年，赔了2，925万元。这是柳钢职工不争气造成的吗？不是，这是柳钢“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造成的。
这里说的“先天不足”，指的是柳钢创办时建厂布局犯了错误。柳钢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钢为纲”、“大炼钢铁”声中诞生的。当时当地并没有探明铁矿石，也没有炼焦煤。同时柳钢内部的结构成了倒宝塔，轧材能力大于炼钢、炼铁，无法均衡、配套生产。当时我国实行基本建设投资无偿拨款的办法，决策的人和单位不负经济责任，各部门、各地区争项目、争投资、争物资，更促成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决策错误和巨大浪费。
“后天失调”指的是财政统收统支，全国共吃一口大锅饭，赚的利润全部上交，亏损由国家弥补的经济体制和经营方法。吃大锅饭、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窒息了职工的积极性。企业没有自主权，没钱又没权去改进工厂的设备，改正设备不配套的根本缺陷。所有这些造成了柳钢亏损长期不能扭转的局面。
就是这个柳钢，在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一年两年时间之内，竟由每年亏损800多万元变为每年盈利800多万元。人们惊叹：这个老亏损户竟然变成了盈利数百万元的百万富翁！
这个厂一九八○年开始有了显著的变化。它的产值比一九七七年增长68.6％，产品销售收入增长1146％，成本降低10％。
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九八一年在重工业不少厂减产、停工、亏损时，柳钢却得到了更为坚实的进展。柳钢的产值达到1亿元，比上年增长14％，生铁产量增长111％，钢产量增长9％，钢坯和钢材产量增长6.45％，全年利润800多万元，增长160.12％。尤其难得的是它的经济效益很好，百元产值利润率比上年增长36.53％，资金利润率增长49.72％，资金周转期缩短了36天。这个厂安排了待业青年620人，但是劳动生产率仍然年年提高，全年劳动生产率一九七九年5，186元，一九八○年6，636元(提高27.96％)，一九八一年7，752元(提高16.82％)。节能也取得较大成绩。
经济责任制的威力
赵紫阳同志说，推行经济责任制，“首先要明确企业对国家、职工对企业承担的经济责任，同时赋与企业一定的经济权限，给企业和职工应有的经济利益，使责、权、利三者结合起来，发挥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健全厂内经济核算制度，促进生产的发展。目前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职工之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问题十分严重，实行经济责任制就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使企业和职工都有办好企业、挖掘潜力的内在动力”。
国家从一九八○年起，不让柳钢吃国家的大锅饭了，实行亏损包干，照上年亏损873万元的数，包给柳钢，多亏不补，减亏留用。一九八一年规定利润指标500万元，全额包干留用。这就明确规定了柳钢对国家的责、权、利关系，柳钢开始自负经济责任了。
柳钢也就不让车间、工段吃柳钢的大锅饭了。对生产车间实行盈亏指标包干，超额利润分成，减亏提成留用。即在完成生产任务和利润计划的前提下，盈利单位的超额利润或亏损单位的减亏部分，实行分成留用，按一定比例留给车间作为该单位的自有资金，大部分用于发展生产，小部分用于集体福利和奖励。对广里的科研所、医院、学校、幼儿园、招待所等事业、服务单位以及机关科室，分别采取经费包干、定额补贴、节约留用、自负盈亏等不同做法。这就调动了基层生产单位的积极性，盈利车间已达14个，亏损车间由7个减为4个。炼铁车间是主要的亏损单位，最多时年亏700多万元。一九八一年给它下达亏损指标80万元，超亏不补，减亏分成。车间发动群众攻关，一九八一年超额完成了产量，提高了质量，降低了消耗，终于扭亏为盈。一九八一年全年盈利260万元。
企业对职工也不开大锅饭了，实行奖金和利润挂钩、联产联利计奖，把利润列为发奖金的重要条件之一，对有条件的单位实行利润超额奖。对销售价格过低、影响利润的少数单位实行超产奖。既突出联产联利计奖，保证经济效果，又促进全面完成计划，防止单纯追求产量或单纯追求利润。既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发挥奖金的促进作用；又要瞻前顾后，照顾左邻右舍，坚持奖励政策，不突破上级限额。炼铁车间扭亏为盈后，职工每人平均所得奖金由一九八○年的5.16元增长到18.44元。车间、工段、班组、个人之间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不一样。炼钢车间一九八一年平均每月奖金水平为每人12元左右，但有的班组高达23元，有的很少，甚至欠分。这对职工触动很大，大家都感到大锅饭再也吃不成了。
正是由于上面这些措施，在柳钢内部来说，就由恶性循环转入良性循环。从前是没有钱改进设备，产品成本高，亏损大，职工情绪低，生产搞不上去。现在以经济责任制为启动力，首先动员职工把生产搞上去，然后提留资金搞挖、革、改和改善职工生活，这就既调动了职工生产积极性，又改进了设备，革新了工艺，实现了扩大再生产。如此循环不已，从企业内部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
“对内经济搞活”
赵紫阳同志提到“我们在经济工作上近几年所采取的对外实行开放、对内经济搞活的政策”，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方针和措施，具有重大的意义。一九八一年提出“宏观经济要集中统一，微观经济要搞活”的思想。企业要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任务；在完成计划之后，如果生产能力还有富余，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充足，就要积极打开国内外销路，增产适销适用、价廉物美的产品。
正是对内经济搞活的政策，使柳钢度过了一九八一年的困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把经营管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柳钢一九八○年刚刚翻过身来，一九八一年就面临着重工业产品没有销路，要减产停工的威胁。市场钢材滞销，已订合同的用户也要求退货。柳钢职工思想波动很大，认为一九八○年刚摘掉亏损帽子，一九八一年不仅得重新戴上帽子，而且有停产的危险。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宏观经济要集中统一，微观经济要搞活”的指示，给他们指明了出路，他们决心要把柳钢的生产搞活，把经营管理搞活。他们先后组织了120多人次，到自治区内、中南、西南地区进行调查，了解到广东特区的侨资、外资多，受调整措施影响较小，建设项目多，是销售钢材的好场所。而四川贵州等地剩余的钢坯多，可以补柳钢轧钢用料的不足。柳钢决定调整产品结构，力争打开销路，以弥补国家计划任务的不足及其所发生的亏损。他们作出了“西联川贵，东进广东，突破出口通路，搞活经济”的决策。
要自找销路，就要适应销售需要，提高产品质量，改善经营管理工作。他们决心使柳钢的产品成为价廉物美，深受用户欢迎的产品。过去生产出来的产品交给上级和物资局分配就行了，因此一贯采取镇静钢开口锭的浇注方法。这种钢锭缩孔大，成材率低，价格高，用户不欢迎也只得接受。现在了解到用户要求，就必须下决心改炼用户欢迎的沸腾钢。炼沸腾钢劳动强度大，售价低，利润少，有的车间说，这是费力不讨好，“不划算”。但这种钢成本低、成材率高，可以薄利多销，争取更多用户。因此，从全厂经营来看，是可取的。从一九八一年三月起，大部分转炼沸腾钢，占全年产量的85％，平均提高成材率8％，增产钢坯1万多吨。这样做，得到了冶金部的赞扬。这是真正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生产，摆脱了不管是否适销适用、把产品交给物资局就算完成任务的老框框。
为了“东进广东”，厂里和生产、供销部门派出业务人员深入广东各地，先后和广州、佛山等地20多个单位，签定700多份合同，定货达几万吨。产品发运时，发现铁路运输紧张，不易通过。他们又抓疏通运输的工作，争取航运部门的支持，从水路发运，使35，000多吨钢材准时交货。
柳钢原来生产设备就不配套，生产能力不成比例，炼钢大于炼铁，轧钢又大于炼钢。轧钢工序中，轧材又大于开坯能力。因此，要多轧材，就感到作为原料用的钢坯不足。他们按“西联川贵”的决策，由厂领导亲自出马去贵州、攀枝花等地“找米下锅”，全年自找坯料5万多吨，保证了原料供应。
姚依林同志提出：“现在按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管理体制，既不同于过去我们管得过死，更不同于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经济。”这就形成了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企业一定要按照国家计划生产和销售。在严格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后如果还有生产潜力、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又都有保证、国家要求超产的，就必须发挥企业主动性，力争超产，决不能听任工厂停工、减产，坐等国家来弥补亏损。采取这样做法，就迫使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要把生产提高一步，抓产品的适销对路，物美价廉；要搞好销售合同和运输环节，保证及时交货；要抓原材料供应，保证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这就使企业走出只管制造不管销售、不问需要的狭小天地，发挥自己的用武之地，抓销售运输，抓经营管理；驱使企业改产适销产品，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这就成为促进企业生产发展的又一种力量。柳钢的具体作法是适应当时情况的。今后情况改变，作法也需要相应改变和提高。这里，我们介绍的不是这些具体作法，而是他们发挥企业的主动性，运用国家给与的机动权，适应不同情况、不断加强经营管理，为国家提供更多适销产品和资金积累的精神。
进入国际市场
党的十二大重申我们要实行对外开放，“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大力扩展对外贸易”。赵紫阳同志也曾指出：“我们要利用两种资源，首先是国内资源，其次是国际资源；开拓两个市场，首先是国内市场，其次是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一是管理国内经济的本领，二是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的本领。”又说：“应该放开手脚进入国际市场。”柳钢由于实行经济责任制，具有了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发展了生产，增加了盈利，并得到了严格的锻炼。
一九八一年外贸部门两次派人到柳钢，联系两批出口钢坯的定货。这两批钢坯数量达15，000吨，交货时间紧，要求合同签订后一周内运到湛江港交货。这时厂内外吹起了一股冷风：“柳钢生产的钢锭、钢坯，在内部使用还保证不了质量，怎能出口？”柳钢职工提出一定要炼好、轧好出口钢坯，为柳钢争气，为国家争光的口号。在生产组织、技术、质量上，按照用户的意见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每根钢坯，都精心轧制，严格检验。还制定了内控标准，严格执行，炼出了优质钢坯。他们终于按时、按质、按量地向外商交了货。
柳钢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后，深受欢迎。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孟加拉等国家都来定货。一九八一年八月，一家外商到厂亲自选定2，000吨钢坯，并照了相。但发货时，发现该批钢坯质量上还有问题，为了确保质量，决定重新轧制一批质量更高的钢坯发给外商。由于柳钢适应国外用户的要求，重合同，守信用，质量讲究，标志清楚，外商说：“你们的产品质量超过了亚洲一些国家”。一九八一年出口产品所得的利润300万元，占全部利润的40％。紫阳同志说：“把产品拿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接受检验，将有力地促进我们改善经营管理，增加品种，改进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柳钢的实践，完全证实了紫阳同志的分析。
要有自己的战略家
陈云同志在一九八二年春节谈话中指出：“办企业也要有计划性。我们办社会主义企业，更要讲究产品有没有销路，原料从哪儿来，经营怎么搞。现在我们有些地方不怎么讲这一套了。我看，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有人来‘踱踱方步’，统筹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经济机关就应该有这样一批战略家。”
柳钢之所以能够搞活，就因为柳钢领导人正在逐渐成为这样的战略家，包括厂长、党委书记等一些负责人。柳钢的负责人政治上饱经沧桑。它的厂长当过炼铁车间主任、钢铁厂副厂长、电机厂厂长，回柳钢当厂长后还当过十几年“走资派”，下放轧钢车间当工人。粉碎“四人帮”以后，被重新任命为厂长。我们讲提拔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什么是德？从企业角度来看，德就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有胆有识，敢于为党为人民坚持原则，承担责任。把这样的干部提拔起来，放在关键岗位上，让他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他就会迅速增长才干，开创新的局面，成为我们所需要的社会主义企业的战略家。
柳钢一九八一年更上一层楼，是经过认真考虑研究的。柳钢负责人实事求是，算了一笔帐：柳钢1.4万人，3.7亿元固定资产，5，000万元流动资金，每月开工资80万元，支付电费70万元，每月要有800万元收入才能维持生产。这样的厂，必须按国家计划，运用机动权，力求增产，避免亏损。柳钢首先确保国家订货，一斤一两不少交，然后才自销和出口，其中，出口又是经过外贸部门按国家计划进行的。这就说明，柳钢执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并运用了“给企业以不同程度的机动权”。
这位厂长说，经济责任制解决了生产过程的动力问题，跟着就要抓产品的销售问题。如果不抓，产品没人要，还得积压和停产。我们必须学会在流通领域作文章，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供求规律。柳钢是一九八○年开始这项工作的，派人到各省去调查，写信给用户，职工返乡探亲也带回经济信息。那年销售困难，用户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我们打过几十吨码钉，生产过五千多个蜂窝煤炉，制造过油桶和游艇。汽车牌照我们就造了50吨，用每吨200元的废料制成每吨800元的牌照。那年，小商品产值就达30万元。我们提倡芝麻要吃，小米也吃，反对大鸡不吃小米的思想。
他认为销售情况千变万化，长线短线不绝对，不能简单划一，而要从长线中看短线，从一般中找特殊。一九八0年小型材、小圆钢、线材缺；中板积压。许多厂的中板车间关门、停产，但是他们不关。后来中板买不到了，他们买板坯轧制中板，解决了湖北、湖南、广东的需要。又从一般中找特殊，当基建投资削减的时候，偌大中国，不受削减基建投资影响的地方有没有？肯定会有，特区的外资、侨资就不受影响。他们从这里找到了一些销路，从而避免了减产和亏损。
胡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报告中指出：“无论是实行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要力求符合客观实际，经常研究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实现国家计划的要求，给企业以不同程度的机动权，这样才能使计划在执行中及时得到必要的补充和完善。”计划经济不但不排斥战略家，而且迫切需要这样的战略家。柳钢改变面貌，就是他们和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现有企业潜藏着许多人材，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深刻理解三中全会路线、政治上经过考验，思想上实事求是、业务上敢于创新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将取得更加迅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