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发生在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打破几千年来农村世代相袭的生活方式，放弃世代相传的发财梦，变私有为公有。如果说土改是天翻地覆，合作化则是脱胎换骨。为了反映农村这一巨变，周立波为时数年，用他的笔触静静地反映着中国大地上的又一次“巨变”。笔者着眼于《山乡巨变》中的景观描写，进而以此出发，考察在“山乡巨变”的时代，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通过这样的思考，希望对于在这部作品中的民间文化的表现及其影响有一个前奏式的铺垫，实现一种补充。
　　“山乡巨变”的时代，不仅仅至于社会政治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更有两种文化的对立，进而一种实现对另一种的压制。建国初，各级政府将消灭封建迷信势力、祛除封建迷信思想当做建立新文化、新政权的重要措施。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民间文化仅仅狭隘的局限于农村、农民。
　　在《山乡巨变》第一部第一章“入乡”中，作者有一段以邓秀梅的视角进行的关于土地庙的实写：“她抬起眼睛，细细观察这座土地庙。庙顶的瓦片散落好多了。屋脊上，几棵枯黄的稗子，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摆。墙上的石灰大都剥落了，露出了焦黄的土砖。”这本是一段普通的人文景观描写，显露出的是一种衰败气象。但当观察者是拥有这样一种特定社会身份的邓秀梅时就显露出一种特定的政治意味了。土地庙的现状是现实政治斗争的产物，曾经作为封建迷信的表征被新政权打压了。作者在这里非常客观的描绘了当时农村的实貌。新社会的当家人——农民因为物质财富的匮乏，对于自己的信仰、精神依靠只能以听之任之的态度。此等景观，也正面反映出农村民间文化载体的衰败、瓦解之象、之势。
　　新中国的成立，社会性质的转变，革命任务的转化给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农民对于与自己切身利害有关的土地公、土地婆及其神祠的置之不理，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件。我们试做简单的比照：“土地菩萨掌管五谷六米的丰歉和猪牛鸡鸭的安危，那些危害猪牛鸡鸭的野物都归他们管。农民和地主都要来求他们保佑。每到二月二，他们的华诞，以及逢年过节，人们总要用茶盘端着雄鸡、肘子、水酒和斋饭，来给他们上供，替他们烧纸。”这描绘的应该是建国前的场景。
　　“如今，香火冷落了，神龛子里长满了枯黄的野草……。”这种迥异的文化场面，折射出了当时时代对待这种寄托着农村、农民精神旨归的载体以及被它们所代表的民间精神文化的态度。态度决定行动。我们不能认为建国短短的五六年时间，广大的农村、农民会有颠覆性的思想转变。以前是精神寄托的土地庙、土地公及土地婆现在就成为封建迷信了，以前祈求丰年好收成如今就不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思维现在依旧残存，更遑论六十年以前广大中国土地上的农民。
　　执政党和政策的推行者是将其视作封建迷信并予以彻底清除的。所以我们看到当邓秀梅在看完神龛子两边的对联时笑了，“心里想到：好大的口气。”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态度使得民间文化在整个《山乡巨变》中始终犹如一股潜流暗涌与社会政治层面之下。《山乡巨变》的时代，农业合作化运动要解决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开展受到过各种阻力。
　　自然景观是民间文化形成的客观条件之一，是民间文化展示的“舞台”，是民间文化成长的“因”；人文景观是民间文化的产物，是民间文化的“果”，作品中的土地庙就是民间文化中的人曾经的精神寄托。因与果的交互作用，全面的展示民间文化。有着作者深层的思考与关怀，即作为外在的势力而存在的政治运动对于民间文化的全方位“入侵”。民间文化的处境体现为自然景观的惨遭破坏与人文景观的冷漠实在这样的二元存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山乡巨变》的情感基调没有《暴风骤雨》那么热烈，相对平淡的多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