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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南京作家群”，作为一个文学现象，近年来引起了读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如果仅仅是从创作的表层现象上对这一文学群落的总体特点进行泛泛而谈，或者主要是罗列一批批作家名字以证明这个群体的庞大阵势和影响力，未免显得过于笼统，也容易不得要领。在文化诗学的视域下考察当代“南京作家群”，对其美学表征、叙事特质、价值选择等诸个层面进行系统挖掘，无疑是深化这一问题的重要路径，也是让当代“南京作家群”在文学界充分建立起理论合法性的重要前提。
若要在文化诗学的视域下探讨当代“南京作家群”的审美风格，先要明确两个概念：一是文化诗学，二是当代“南京作家群”。众所周知，文化诗学的概念来源于西方的新历史主义。该流派在认定历史是一种诗意的虚构的叙事话语外，还认为文本作为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是存在于整个社会文化网络中的社会性文本。因而，在文本的阅读与阐释过程中，人们需要联系与文本产生相关的历史、文化等因素。新历史主义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汲取该流派的理论营养的同时，创造性地将西方的理性观察、哲学思辨与中国式的感悟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的批评方法。综合来看，文化诗学的方法要求研究者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要综合考量文本的内部与外部，在文学场域的相互关系中衡量一部作品、一种文学流派的文学、文化以及社会价值。不得不说，文学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的产物，它的生成、传播、转译以及对它的认识、理解与批判都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而存在。所以，当我们想要深入透析当代“南京作家群”整体审美风格的时候，文化诗学的方法也将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当代“南京作家群”的主体生成、文学生产、价值取向以及作家群与金陵文化的关系。
在明确了进入当代“南京作家群”审美风格的路径后，我们还要明确本文所探讨的对象——当代“南京作家群”。时值当代，过去那种通过特定的文学主张、文学社团以及文学刊物建立起来的文学流派，已经很少见。但是，在一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作家群落”，却并不鲜见。在相近的地域文学空间中，作家的精神气质、审美倾向与创作实践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质，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某一地域文化的印记，无意中给人以归属某一作家群落的深刻印象。当代“南京作家群落”即属此类。
如果要做一个较准确的界定，不妨将当代“南京作家群”描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南京地域生活与写作的作家，包括出生在南京本土的作家和长期生活在南京的作家，此外还涉及一些虽出生或曾在南京生活，但后来在南京以外的地方生活和写作，而其创作的题材风格、精神气质又有着浓重的南京印记的写作者。当代“南京作家群”主要是历史地形成的，作為一个概念，也主要限于文化诗学的意义上。
在明晰了探查的方法与讨论的对象后，我们便可以据此讨论当代“南京作家群”所表现出的审美风格与艺术特质了。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连接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属于三面环山、一面临江的丘陵地带，集山、水、城、林于一体，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南京也因其南北交界的战略位置和优越的地理、经济条件，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更有不少统治者选择建都于此。南京据此形成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对各地文人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无数文人墨客于此逗留或长期居住。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北方氏族的大规模南迁，南京原先拥有的吴越文化的民风、民俗不断与从北方迁移过来的中原文化相互碰撞、彼此激荡，使得厚重、质朴的伦理文化与灵动、自然的诗性文化交融一体，形成了南京开放的文化格局与兼容并包的城市性格。多中心的城市特点也使得这座城市的士大夫阶层与市民阶层长期并存，上层贵族的金陵怀古、秦淮情结与下层市民的风月想象、里巷心理相互连接，形成了南京雅俗并存的文化特点，而这一文化特点也随着历代文士的文学建构不断延伸，深深嵌入金陵文化之中，成为难以磨灭的印记。
到了当代，南京独特的政治、文化环境在延续金陵文化传统与城市性格的同时，也以新的时代精神丰富和发展了南京的文学精神。这既得益于南京宽松自由、精益求精的文艺政策，也归功于南京作家积极开拓、不断探索的文学实践。自1980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以来，南京不仅出台了多项有利于文艺创作的政策，还设置了多种文艺奖项，形成了作家签约机制。此外，《青春》《钟山》《雨花》《扬子江诗刊》等文艺刊物群也为作家们发言、发作提供了阵地。深厚的文学底蕴与良好的文学环境不仅催生了方之、叶兆言、韩东、曹寇、葛亮等一批南京作家，也吸引了王一梅、陆文夫、毕飞宇、王染野、范小青等一大批外地作家。这些作家在主体选择与文化熏染的共同作用下，发展了不同的文学兴趣，形成了多元的文学创作风貌。
首先，在美学风格上，当代“南京作家群”的文学创作表现出先锋与写实、探索与保守相交织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南京作家们一方面以真挚的情怀、饱满的热情书写党领导的光辉革命历史以及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图景，关注以农民、工人、士兵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生活与情感，创作出了包括《战斗在长江三角洲》《柳堡的故事》《人民万岁》在内的一系列反映工农兵生活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以方之、高晓声、陆文夫等人为主体形成的“探求小说”创作潮流，显示出南京文学自由探索的创新意识。作品中显示的批判意识与人文关怀也真切表现出当代南京作家的责任意识与介入精神。
新时期以来，南京文学在经过短暂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阶段后，开始反思此前的文学创作潮流。在诗歌上，南京文坛出现了以“他们”诗群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这一群体的诗歌创作突破了此前诗歌的艺术选择，追求“诗到语言为止”，进而引领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诗歌“底层写作”“民间写作”的潮流；在小说上，南京文坛出现了以苏童、叶兆言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创作群体，他们的写作不断追求叙事、语言与结构等方面的创新，以新的文学创作形式与美学追求丰富了当代文坛的小说创作风貌；在戏剧上，南京文坛出现了以沙叶新为代表的先锋剧作家，他们不断将现代主义艺术手法与讽刺技艺融入现代话剧的创作体系中，持续探索戏剧的多样化与文化品格，创作出了《假如我是真的》这一类实验剧作。 “先锋”之后，南京文人的现实意识、民间关怀与人文情怀在“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潮流中真切显现。“新写实”创作群体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主张以“零度状态”介入叙事，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新写实”之后，《钟山》又于1994年推出了“新状态文学”。这一文学潮流旨在关注新的社会、生活与生命真实而复杂的状态。虽然“新状态文学”这一文学概念并未形成大的文学潮流，但从“新写实”到“新状态”，南京作家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关注、对生活在当下的人的关注并没有改变。
其次，在书写对象上，当代“南京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显示出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多元选择取向。“十七年”时期，南京作家在以现实主义原则创作了大量干预生活、探讨人生的作品外，还以相当大的热情创作了许多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胡石言的中篇小说《柳堡的故事》突破了革命小说的“禁区”，正面描写了新四军副班长李进与农村女孩二妹子之间的爱情故事。这篇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作家巧妙地把握到了革命、战争、纪律与人性之间的平衡点，正确处理了革命与爱情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了一种新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模式。此外，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以上海资本家为描写对象，创造性地表现了一段资本主义工业化改造的宏阔历史。
新时期以来，南京作家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注非但没有衰减，反而越发强烈。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表现了新的历史环境下农民的身份转换与心态转变，延续了鲁迅国民性探索的主题。陆文夫的《小贩世家》则关注着个体户的时代悲喜剧。在“新写实主义”小说大潮中，苏童的《离婚指南》通过杨泊的离婚过程揭示了现代人的痛苦与折磨。而在以苏童、叶兆言等人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历史不再是某种对已知事实的客观描述，历史变得琐碎化、个人化，潜藏在家族村落的盛衰荣辱以及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虽然南京作家偏向于在“小历史”中寄托个人思考，但也有一些作家依旧保持着对“大历史”的书写兴趣。无论是周梅森的“历史·土地·人”系列，还是庞瑞垠的“故都三部曲”“秦淮世家三部曲”，抑或是赵本夫的“地母三部曲”，都致力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与诗史性的品格。然而，不管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不论是“大叙事”还是“小叙事”，这些作品中始终浸润着南京作家的主体精神与文学品格，成为南京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再次，在作家主体上，同一个作家往往有着不同的写作风格与表现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童、叶兆言携《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枣树的故事》登上文坛，成为先锋文学的代表。而在《妻妾成群》之后，苏童对小说形式上的探索与先锋实验的热情逐渐褪去，开始在虚构的“枫杨树小说世界”“香椿树街世界”中持续地探索残酷青春与人性的幽暗。叶兆言则自“夜泊秦淮”系列之后长期执着于书写南京的地域生活与地域文化，创作出了包括《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很久以来》在内的一系列的书写南京历史与现实生活的作品。“新生代”作家黄孝阳在《乱世》《旅人书》《众生·设计师》等作品中极尽叙事之能事，不断挑战汉语的想象力与读者的阅读能力，而在其近作《人间值得》中，这种“先锋意味”有所减弱，转而致力于通过小人物的成长史表现小城镇上的现实欲望与灵魂伤痛。
除此之外，一直从事诗歌写作的韩东在20世纪90年代将创作重心转移到了小说上，开始以民间立场与日常化叙事书写历史与自我的存在状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南京作家创作风格的多变既有作家主体选择的因素，也离不开南京多元开放的文学环境的影响。兼容并包、开放自由的文学生态给了作家们吸纳多种文学创作观念的条件，也给了南京作家进行多种文学创作实验的场所。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其《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将流动性带来的“多样化的统一”现象称为“马赛克式的社会组织体系”，它就如同“不同形状与色彩的瓷砖不规则地挤成一堆，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整体图像，但无论如何各单位仍能在其中保持特殊性”（商務印书馆2014年版，第81页）。当代“南京作家群”就具有这种“马赛克式”的多样性。不同的南京作家既可以以南京文学传统为底色，又可以在此基础上自由寻找各自的文学创作路径，进而在当代文坛上形成一种多元统一的文学创作格局。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的“水土”既包括地理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地处南北交界之地的南京，既有“厚土”也有“深水”，因而生于此间的南京作家大都能文能武，刚柔并济，既具有关切现实的士人气又具有赏花弄月的文人气。当然，我们在推重自然地理对于文学家气质塑造的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人文气候”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受特殊地理位置的影响，无论在古代还是近现代，南京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城也屡遭战火的洗礼。历代文人在见到金陵的繁华易逝与物是人非之后，多有感于南京循环不已的悲剧性命运与文化断裂，常发思古之幽情，叹沧桑之巨变，感伤之余，这些作家也关切现实人生的坎坷，久而久之，南京就形成了许多诸如“六朝烟雨”“南朝旧事”“金陵春梦”等悲情意象，并进而形成了南京独有的“悲情文化”。
与这种怀古伤今的悲剧美学相伴随的则是南京文人的隐逸心态，这是因为南京作家与其他地域的作家相比往往更容易感到历史与命运的无常，因而多有脱离政治旋涡的隐逸心态，因此古往今来生于斯的骚人墨客大多以审美诗性作为自己的生命色调与毕生追求。现代以来的作家，大多接续了这种怀古伤今的创作路数和隐逸悲情的精神取向，在对南京地理、景观、文化、风物的描摹中建立起与历史、现实之间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此种联系的建立意图以边缘的姿态、非主流的心态为出发点，以“地方路径”为方法构建新的文学图景。
在文学表现上，“地方”首先指的是作家文学书写中的地方风物与地域文化。在叶兆言的小说中，南京时常作为小说的叙述对象或存在背景。《状元境》中的夫子庙满溢着鲜活的市井气息，民间艺人张二胡与妓女三姐生存的悲哀感弥漫其间；《十字铺》中，士新、季云与姬小姐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纠葛在秦淮河畔上演；《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作者则借丁问渔与任雨媛的行动路线回望了1937年南京城的繁华与衰落。应该说，叶兆言以南京为叙事主体，持续挖掘着南京的历史、现实、市民生活与文化精神，建构出了一个繁华、颓败、世俗与怀旧相交织的文学空间。在葛亮的小说《七声》《戏年》中，作者以少年“毛果”的视角追忆了伴他成长的人事，讲述了自己探索南京城、去朝天宫看庙会等富有人情味的故事。而在《朱雀》中，作者则借叶家三代女性的生活经历串联起了南京七十余年的沧桑沉浮。 与小说相比，程千帆、忆明珠、赵瑞蕻、冯亦同、黄裳、王德安、傅宁军等人的游记散文，叶兆言、诸荣会、薛冰、丁帆等人的文化散文更是极尽描摹之能事，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南京的地域风景与人文风俗。应该说，南京成就了南京作家，南京作家也造就了文化南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成为中国地理与文化版图上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
其次，“地方”还意指南京作家的叙事姿态与历史体认方式。相较于北京，南京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在文学创作上少了许多意识形态的显性话语；比起上海，南京又少了几分摩登与现代，多了几分古典的东方韵味。应该说，南京文学一直在南京文化的整体脉络中发展，锐意进取却不喜锋芒毕露，火气也不太盛，始终保持着江南文化典雅、温润的特性。具体到文学创作上，南京作家往往会选择“小叙事”，而非从正面直接参与“大历史”的建构。叶兆言在《枣树的故事》中通过一个女性在不同历史阶段与三个男人的故事将历史拆解，使其变得零散化、偶然化，而在“夜泊秦淮”系列中，他又对历史进行了边缘性和民间化的建构，进而在历史的边缘处找到了生命的真实。范小青的《桂香街》则将叙述视点集中到一条小巷上，关注这条小巷里普通人的遭际与命运。毕飞宇在《哺乳期的女人》中通过描写留守儿童旺旺对母爱的渴望揭示出乡村小城镇的空洞化与个体贫瘠的心灵，而在《推拿》中又借几个盲人的日常生活表现个体对生命尊严的追求。
从某种程度上说，南京作家善于体察人事变迁、人情冷暖与人心人性，也善于从细小之处出发表现社会、历史在人身上留下的印痕。然而，我们说南京作家习惯于从个体情状、日常生活中建构故事，但并不意味着南京作家不参与“大历史”的叙事。毕竟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是一种诗意的叙事话语，是多种多样的，或者说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关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思考和說话的方式。就此而言，南京作家也以其自身的文学写作方式体认着历史，以文化诗学的身份参与历史的重构。
当代南京作家虽然在美学姿态、写作方式与行文风格上姿态各异，但在价值追求上却保有某种相似性。在地域文脉与作家主体选择的共同作用下，当代南京作家热切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具体到文学实践中，当代南京作家执着地表现人心、人性，借文学叙事来传递作家深刻的人文关怀。无论是“探求者”们的文学创作，还是其后的“新写实”“新状态”“断裂事件”，抑或是当下作家们的文学写作，无不体现着当代南京作家的主体关怀及其对现实生活的参与精神。甚至可以说，立根生活、关涉人心业已成为南京作家主体精神的一部分，并在整个当代南京文学的创作中形成了一条清晰可辨的脉络。
十七年时期，南京文坛出现了一个颇具同人色彩的小说创作群体：“探求者”。这一群体深受南京文人传统的熏染，以锐意探索的勇气追寻小说创作的多种可能性，试图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总体框架下，“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创作出了包括《浪花与石头》《杨妇道》《不幸》等在内的以批判型的思维暴露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官僚陋习与阴暗面的作品。虽然这一群体的理论主张与文学创作遭到过批判，但深深烙刻在南京文脉上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文理想并没有因此消失，潜隐了一段时间后，又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萌芽。
1979年，方之的《内奸》借田玉堂的命运起伏表现了荒诞历史对人身心的摧残与折磨，高晓声的《“漏斗户”主》借陈奂生的生活体验与心理变化写出了农业政策的变革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漏斗户”主》之后，高晓声又创作出了“陈奂生”系列小说，借以反映时代的变迁、探究农民的文化心理，陈奂生的生活史遂也成了新时期中国农民的精神嬗变史。应该说，复出的“探求者”群体延续了此前的文学理想，也昭示着南京文坛的复苏与南京文脉的接续。
在启蒙理想高涨的1980年代，人情、人性等人道主义话语成为此一时期重要的话语资源。南京作家们在以极高的热情呼应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热潮的同时，也创作出了许多反映时代、人心的作品。赵本夫的《混沌世界》以乡下人地龙的生活遭际揭示了扭曲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与摧残，《涸辙》通过村民的栽树行为宣扬了人们反抗命运的激情与坚韧。朱苏进的《射天狼》则以连长袁翰的命运遭际表现了军人人性的复杂与矛盾。在西方文艺思潮持续涌入的80年代，南京新时期的文学也开始了文学“现代化”的嬗变，出现了以苏童、叶兆言为代表的先锋作家，然而，受金陵文化的熏染与影响，南京作家的文艺创作很快就回到了此前的文艺理路。苏童创作的《妻妾成群》以颂莲的人物蜕变揭示了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与伤害，叶兆言的《五月的黄昏》《艳歌》则关注着小人物困顿的人生与失落的心灵。
21世纪以来，启蒙理想的衰落、消费文化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文坛的格局。南京文坛一方面迎接着文学市场化的冲击，试图积极融入新的文化产业体系，而另一方面，南京作家又努力坚守自身的文学传统，以启蒙之光烛照着历史与现实，持续书写着反映人心、人性的作品。苏童以香椿树街为阵地，以想象与虚构张扬着自由的审美精神，以对残酷人性与悲剧命运的刻画去整理世界与人心。赵本夫以“地母”三部曲关照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存在本体与生命意识。范小青以“城市系列”勾勒着城市生活的百态，探索文明进程中的得与失、苦与乐。毕飞宇在《玉米》《青衣》《推拿》等作品中持续探查人性的幽暗与个体的价值。
韩东在将创作重心转移到小说领域之后，也将其诗歌理念融入小说之中，以民间立场与日常化的叙事谱写历史与自我的存在状态。鲁敏则执着于探寻人生与人性的幽微之处。《白围脖》写崔波、王刚等人的欲望泛滥，借以批判人性的堕落，《暗疾》借小人物琐屑而又滑稽的生活表达作家自身对生活荒诞本质的思考，而在《思无邪》《纸醉》等作品中，作家则转而描写人物的爱与善良，着重挖掘人性善的一面。黄蓓佳借知识女性的生命遭际与生活体验书写着纯真的坚守与消逝、诗意的存在与失落，鲁羊则借自叙或他叙的方式表达自身对生命、生活与存在的思考，探寻个人卑微的生存境遇后的终极价值。而在形式实验走得相对较远的黄孝阳、黄梵那里，也不曾放弃作家本身的启蒙理想与人文追求。在《人间值得》中，黄孝阳通过对主人公纤毫毕现的人性挖掘证明“人间值得”这样过，而在《一寸师》中，黄梵则“则将笔力的着重点落脚于今天人性表现的来源和根据”。
当然，在当代“南京作家群”中，坚持以生活为本、以人性为根的作家还有很多，受篇幅所限，难以一一罗列、阐释。仅就这里所提及的作家的文学创作来说，我们足以真切感受到当代南京作家所具备的人文精神与人性关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当代“南京作家群”在文学创作的整体风格上体现出“和而不同”的特点，“和”既指向单个文学创作者，又指向当代“南京作家群”这一整体。对于单个作家来说，他们“转益多师”，汲取各家文学创作的营养。而对于当代“南京作家群”来说，他们以自身的文学声音丰富着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版图。同样，“不同”也指向单个的文学创作者以及整个当代“南京作家群”。对于每一个南京作家来说，他们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但个人的主体经历与价值选择以及文学写作方式决定着他们的文学创作风貌与众不同，使得每一个都是“这一个”，而当许多个“这一个”合起来之后，又组成了一个万花筒式的作家群落，他们的整体样貌使得南京的文学创作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文学创作，从而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自身特色。
作者简介
张光芒：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蒋洪利：1994年生，男，汉族，山东济南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文化与文学。
责任编辑 陆 萱
若要在文化诗学的视域下探讨当代“南京作家群”的审美风格，先要明确两个概念：一是文化诗学，二是当代“南京作家群”。众所周知，文化诗学的概念来源于西方的新历史主义。该流派在认定历史是一种诗意的虚构的叙事话语外，还认为文本作为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是存在于整个社会文化网络中的社会性文本。因而，在文本的阅读与阐释过程中，人们需要联系与文本产生相关的历史、文化等因素。新历史主义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汲取该流派的理论营养的同时，创造性地将西方的理性观察、哲学思辨与中国式的感悟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的批评方法。综合来看，文化诗学的方法要求研究者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要综合考量文本的内部与外部，在文学场域的相互关系中衡量一部作品、一种文学流派的文学、文化以及社会价值。不得不说，文学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的产物，它的生成、传播、转译以及对它的认识、理解与批判都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而存在。所以，当我们想要深入透析当代“南京作家群”整体审美风格的时候，文化诗学的方法也将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当代“南京作家群”的主体生成、文学生产、价值取向以及作家群与金陵文化的关系。
在明确了进入当代“南京作家群”审美风格的路径后，我们还要明确本文所探讨的对象——当代“南京作家群”。时值当代，过去那种通过特定的文学主张、文学社团以及文学刊物建立起来的文学流派，已经很少见。但是，在一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作家群落”，却并不鲜见。在相近的地域文学空间中，作家的精神气质、审美倾向与创作实践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质，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某一地域文化的印记，无意中给人以归属某一作家群落的深刻印象。当代“南京作家群落”即属此类。
如果要做一个较准确的界定，不妨将当代“南京作家群”描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南京地域生活与写作的作家，包括出生在南京本土的作家和长期生活在南京的作家，此外还涉及一些虽出生或曾在南京生活，但后来在南京以外的地方生活和写作，而其创作的题材风格、精神气质又有着浓重的南京印记的写作者。当代“南京作家群”主要是历史地形成的，作為一个概念，也主要限于文化诗学的意义上。
在明晰了探查的方法与讨论的对象后，我们便可以据此讨论当代“南京作家群”所表现出的审美风格与艺术特质了。
一、兼收并蓄，自领风骚：在古今、新旧之间的美学姿态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连接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属于三面环山、一面临江的丘陵地带，集山、水、城、林于一体，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南京也因其南北交界的战略位置和优越的地理、经济条件，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更有不少统治者选择建都于此。南京据此形成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对各地文人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无数文人墨客于此逗留或长期居住。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北方氏族的大规模南迁，南京原先拥有的吴越文化的民风、民俗不断与从北方迁移过来的中原文化相互碰撞、彼此激荡，使得厚重、质朴的伦理文化与灵动、自然的诗性文化交融一体，形成了南京开放的文化格局与兼容并包的城市性格。多中心的城市特点也使得这座城市的士大夫阶层与市民阶层长期并存，上层贵族的金陵怀古、秦淮情结与下层市民的风月想象、里巷心理相互连接，形成了南京雅俗并存的文化特点，而这一文化特点也随着历代文士的文学建构不断延伸，深深嵌入金陵文化之中，成为难以磨灭的印记。
到了当代，南京独特的政治、文化环境在延续金陵文化传统与城市性格的同时，也以新的时代精神丰富和发展了南京的文学精神。这既得益于南京宽松自由、精益求精的文艺政策，也归功于南京作家积极开拓、不断探索的文学实践。自1980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以来，南京不仅出台了多项有利于文艺创作的政策，还设置了多种文艺奖项，形成了作家签约机制。此外，《青春》《钟山》《雨花》《扬子江诗刊》等文艺刊物群也为作家们发言、发作提供了阵地。深厚的文学底蕴与良好的文学环境不仅催生了方之、叶兆言、韩东、曹寇、葛亮等一批南京作家，也吸引了王一梅、陆文夫、毕飞宇、王染野、范小青等一大批外地作家。这些作家在主体选择与文化熏染的共同作用下，发展了不同的文学兴趣，形成了多元的文学创作风貌。
首先，在美学风格上，当代“南京作家群”的文学创作表现出先锋与写实、探索与保守相交织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南京作家们一方面以真挚的情怀、饱满的热情书写党领导的光辉革命历史以及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图景，关注以农民、工人、士兵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生活与情感，创作出了包括《战斗在长江三角洲》《柳堡的故事》《人民万岁》在内的一系列反映工农兵生活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以方之、高晓声、陆文夫等人为主体形成的“探求小说”创作潮流，显示出南京文学自由探索的创新意识。作品中显示的批判意识与人文关怀也真切表现出当代南京作家的责任意识与介入精神。
新时期以来，南京文学在经过短暂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阶段后，开始反思此前的文学创作潮流。在诗歌上，南京文坛出现了以“他们”诗群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这一群体的诗歌创作突破了此前诗歌的艺术选择，追求“诗到语言为止”，进而引领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诗歌“底层写作”“民间写作”的潮流；在小说上，南京文坛出现了以苏童、叶兆言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创作群体，他们的写作不断追求叙事、语言与结构等方面的创新，以新的文学创作形式与美学追求丰富了当代文坛的小说创作风貌；在戏剧上，南京文坛出现了以沙叶新为代表的先锋剧作家，他们不断将现代主义艺术手法与讽刺技艺融入现代话剧的创作体系中，持续探索戏剧的多样化与文化品格，创作出了《假如我是真的》这一类实验剧作。 “先锋”之后，南京文人的现实意识、民间关怀与人文情怀在“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潮流中真切显现。“新写实”创作群体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主张以“零度状态”介入叙事，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新写实”之后，《钟山》又于1994年推出了“新状态文学”。这一文学潮流旨在关注新的社会、生活与生命真实而复杂的状态。虽然“新状态文学”这一文学概念并未形成大的文学潮流，但从“新写实”到“新状态”，南京作家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关注、对生活在当下的人的关注并没有改变。
其次，在书写对象上，当代“南京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显示出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多元选择取向。“十七年”时期，南京作家在以现实主义原则创作了大量干预生活、探讨人生的作品外，还以相当大的热情创作了许多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胡石言的中篇小说《柳堡的故事》突破了革命小说的“禁区”，正面描写了新四军副班长李进与农村女孩二妹子之间的爱情故事。这篇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作家巧妙地把握到了革命、战争、纪律与人性之间的平衡点，正确处理了革命与爱情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了一种新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模式。此外，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以上海资本家为描写对象，创造性地表现了一段资本主义工业化改造的宏阔历史。
新时期以来，南京作家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注非但没有衰减，反而越发强烈。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表现了新的历史环境下农民的身份转换与心态转变，延续了鲁迅国民性探索的主题。陆文夫的《小贩世家》则关注着个体户的时代悲喜剧。在“新写实主义”小说大潮中，苏童的《离婚指南》通过杨泊的离婚过程揭示了现代人的痛苦与折磨。而在以苏童、叶兆言等人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历史不再是某种对已知事实的客观描述，历史变得琐碎化、个人化，潜藏在家族村落的盛衰荣辱以及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虽然南京作家偏向于在“小历史”中寄托个人思考，但也有一些作家依旧保持着对“大历史”的书写兴趣。无论是周梅森的“历史·土地·人”系列，还是庞瑞垠的“故都三部曲”“秦淮世家三部曲”，抑或是赵本夫的“地母三部曲”，都致力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与诗史性的品格。然而，不管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不论是“大叙事”还是“小叙事”，这些作品中始终浸润着南京作家的主体精神与文学品格，成为南京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再次，在作家主体上，同一个作家往往有着不同的写作风格与表现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童、叶兆言携《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枣树的故事》登上文坛，成为先锋文学的代表。而在《妻妾成群》之后，苏童对小说形式上的探索与先锋实验的热情逐渐褪去，开始在虚构的“枫杨树小说世界”“香椿树街世界”中持续地探索残酷青春与人性的幽暗。叶兆言则自“夜泊秦淮”系列之后长期执着于书写南京的地域生活与地域文化，创作出了包括《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很久以来》在内的一系列的书写南京历史与现实生活的作品。“新生代”作家黄孝阳在《乱世》《旅人书》《众生·设计师》等作品中极尽叙事之能事，不断挑战汉语的想象力与读者的阅读能力，而在其近作《人间值得》中，这种“先锋意味”有所减弱，转而致力于通过小人物的成长史表现小城镇上的现实欲望与灵魂伤痛。
除此之外，一直从事诗歌写作的韩东在20世纪90年代将创作重心转移到了小说上，开始以民间立场与日常化叙事书写历史与自我的存在状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南京作家创作风格的多变既有作家主体选择的因素，也离不开南京多元开放的文学环境的影响。兼容并包、开放自由的文学生态给了作家们吸纳多种文学创作观念的条件，也给了南京作家进行多种文学创作实验的场所。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其《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将流动性带来的“多样化的统一”现象称为“马赛克式的社会组织体系”，它就如同“不同形状与色彩的瓷砖不规则地挤成一堆，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整体图像，但无论如何各单位仍能在其中保持特殊性”（商務印书馆2014年版，第81页）。当代“南京作家群”就具有这种“马赛克式”的多样性。不同的南京作家既可以以南京文学传统为底色，又可以在此基础上自由寻找各自的文学创作路径，进而在当代文坛上形成一种多元统一的文学创作格局。
二、游离中心，地方路径：在东西、南北之间的叙事选择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的“水土”既包括地理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地处南北交界之地的南京，既有“厚土”也有“深水”，因而生于此间的南京作家大都能文能武，刚柔并济，既具有关切现实的士人气又具有赏花弄月的文人气。当然，我们在推重自然地理对于文学家气质塑造的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人文气候”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受特殊地理位置的影响，无论在古代还是近现代，南京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城也屡遭战火的洗礼。历代文人在见到金陵的繁华易逝与物是人非之后，多有感于南京循环不已的悲剧性命运与文化断裂，常发思古之幽情，叹沧桑之巨变，感伤之余，这些作家也关切现实人生的坎坷，久而久之，南京就形成了许多诸如“六朝烟雨”“南朝旧事”“金陵春梦”等悲情意象，并进而形成了南京独有的“悲情文化”。
与这种怀古伤今的悲剧美学相伴随的则是南京文人的隐逸心态，这是因为南京作家与其他地域的作家相比往往更容易感到历史与命运的无常，因而多有脱离政治旋涡的隐逸心态，因此古往今来生于斯的骚人墨客大多以审美诗性作为自己的生命色调与毕生追求。现代以来的作家，大多接续了这种怀古伤今的创作路数和隐逸悲情的精神取向，在对南京地理、景观、文化、风物的描摹中建立起与历史、现实之间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此种联系的建立意图以边缘的姿态、非主流的心态为出发点，以“地方路径”为方法构建新的文学图景。
在文学表现上，“地方”首先指的是作家文学书写中的地方风物与地域文化。在叶兆言的小说中，南京时常作为小说的叙述对象或存在背景。《状元境》中的夫子庙满溢着鲜活的市井气息，民间艺人张二胡与妓女三姐生存的悲哀感弥漫其间；《十字铺》中，士新、季云与姬小姐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纠葛在秦淮河畔上演；《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作者则借丁问渔与任雨媛的行动路线回望了1937年南京城的繁华与衰落。应该说，叶兆言以南京为叙事主体，持续挖掘着南京的历史、现实、市民生活与文化精神，建构出了一个繁华、颓败、世俗与怀旧相交织的文学空间。在葛亮的小说《七声》《戏年》中，作者以少年“毛果”的视角追忆了伴他成长的人事，讲述了自己探索南京城、去朝天宫看庙会等富有人情味的故事。而在《朱雀》中，作者则借叶家三代女性的生活经历串联起了南京七十余年的沧桑沉浮。 与小说相比，程千帆、忆明珠、赵瑞蕻、冯亦同、黄裳、王德安、傅宁军等人的游记散文，叶兆言、诸荣会、薛冰、丁帆等人的文化散文更是极尽描摹之能事，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南京的地域风景与人文风俗。应该说，南京成就了南京作家，南京作家也造就了文化南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成为中国地理与文化版图上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
其次，“地方”还意指南京作家的叙事姿态与历史体认方式。相较于北京，南京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在文学创作上少了许多意识形态的显性话语；比起上海，南京又少了几分摩登与现代，多了几分古典的东方韵味。应该说，南京文学一直在南京文化的整体脉络中发展，锐意进取却不喜锋芒毕露，火气也不太盛，始终保持着江南文化典雅、温润的特性。具体到文学创作上，南京作家往往会选择“小叙事”，而非从正面直接参与“大历史”的建构。叶兆言在《枣树的故事》中通过一个女性在不同历史阶段与三个男人的故事将历史拆解，使其变得零散化、偶然化，而在“夜泊秦淮”系列中，他又对历史进行了边缘性和民间化的建构，进而在历史的边缘处找到了生命的真实。范小青的《桂香街》则将叙述视点集中到一条小巷上，关注这条小巷里普通人的遭际与命运。毕飞宇在《哺乳期的女人》中通过描写留守儿童旺旺对母爱的渴望揭示出乡村小城镇的空洞化与个体贫瘠的心灵，而在《推拿》中又借几个盲人的日常生活表现个体对生命尊严的追求。
从某种程度上说，南京作家善于体察人事变迁、人情冷暖与人心人性，也善于从细小之处出发表现社会、历史在人身上留下的印痕。然而，我们说南京作家习惯于从个体情状、日常生活中建构故事，但并不意味着南京作家不参与“大历史”的叙事。毕竟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是一种诗意的叙事话语，是多种多样的，或者说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关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思考和說话的方式。就此而言，南京作家也以其自身的文学写作方式体认着历史，以文化诗学的身份参与历史的重构。
三、主体立根，生活为本：在人文、终极之间的价值关怀
当代南京作家虽然在美学姿态、写作方式与行文风格上姿态各异，但在价值追求上却保有某种相似性。在地域文脉与作家主体选择的共同作用下，当代南京作家热切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具体到文学实践中，当代南京作家执着地表现人心、人性，借文学叙事来传递作家深刻的人文关怀。无论是“探求者”们的文学创作，还是其后的“新写实”“新状态”“断裂事件”，抑或是当下作家们的文学写作，无不体现着当代南京作家的主体关怀及其对现实生活的参与精神。甚至可以说，立根生活、关涉人心业已成为南京作家主体精神的一部分，并在整个当代南京文学的创作中形成了一条清晰可辨的脉络。
十七年时期，南京文坛出现了一个颇具同人色彩的小说创作群体：“探求者”。这一群体深受南京文人传统的熏染，以锐意探索的勇气追寻小说创作的多种可能性，试图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总体框架下，“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创作出了包括《浪花与石头》《杨妇道》《不幸》等在内的以批判型的思维暴露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官僚陋习与阴暗面的作品。虽然这一群体的理论主张与文学创作遭到过批判，但深深烙刻在南京文脉上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文理想并没有因此消失，潜隐了一段时间后，又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萌芽。
1979年，方之的《内奸》借田玉堂的命运起伏表现了荒诞历史对人身心的摧残与折磨，高晓声的《“漏斗户”主》借陈奂生的生活体验与心理变化写出了农业政策的变革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漏斗户”主》之后，高晓声又创作出了“陈奂生”系列小说，借以反映时代的变迁、探究农民的文化心理，陈奂生的生活史遂也成了新时期中国农民的精神嬗变史。应该说，复出的“探求者”群体延续了此前的文学理想，也昭示着南京文坛的复苏与南京文脉的接续。
在启蒙理想高涨的1980年代，人情、人性等人道主义话语成为此一时期重要的话语资源。南京作家们在以极高的热情呼应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热潮的同时，也创作出了许多反映时代、人心的作品。赵本夫的《混沌世界》以乡下人地龙的生活遭际揭示了扭曲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与摧残，《涸辙》通过村民的栽树行为宣扬了人们反抗命运的激情与坚韧。朱苏进的《射天狼》则以连长袁翰的命运遭际表现了军人人性的复杂与矛盾。在西方文艺思潮持续涌入的80年代，南京新时期的文学也开始了文学“现代化”的嬗变，出现了以苏童、叶兆言为代表的先锋作家，然而，受金陵文化的熏染与影响，南京作家的文艺创作很快就回到了此前的文艺理路。苏童创作的《妻妾成群》以颂莲的人物蜕变揭示了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与伤害，叶兆言的《五月的黄昏》《艳歌》则关注着小人物困顿的人生与失落的心灵。
21世纪以来，启蒙理想的衰落、消费文化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文坛的格局。南京文坛一方面迎接着文学市场化的冲击，试图积极融入新的文化产业体系，而另一方面，南京作家又努力坚守自身的文学传统，以启蒙之光烛照着历史与现实，持续书写着反映人心、人性的作品。苏童以香椿树街为阵地，以想象与虚构张扬着自由的审美精神，以对残酷人性与悲剧命运的刻画去整理世界与人心。赵本夫以“地母”三部曲关照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存在本体与生命意识。范小青以“城市系列”勾勒着城市生活的百态，探索文明进程中的得与失、苦与乐。毕飞宇在《玉米》《青衣》《推拿》等作品中持续探查人性的幽暗与个体的价值。
韩东在将创作重心转移到小说领域之后，也将其诗歌理念融入小说之中，以民间立场与日常化的叙事谱写历史与自我的存在状态。鲁敏则执着于探寻人生与人性的幽微之处。《白围脖》写崔波、王刚等人的欲望泛滥，借以批判人性的堕落，《暗疾》借小人物琐屑而又滑稽的生活表达作家自身对生活荒诞本质的思考，而在《思无邪》《纸醉》等作品中，作家则转而描写人物的爱与善良，着重挖掘人性善的一面。黄蓓佳借知识女性的生命遭际与生活体验书写着纯真的坚守与消逝、诗意的存在与失落，鲁羊则借自叙或他叙的方式表达自身对生命、生活与存在的思考，探寻个人卑微的生存境遇后的终极价值。而在形式实验走得相对较远的黄孝阳、黄梵那里，也不曾放弃作家本身的启蒙理想与人文追求。在《人间值得》中，黄孝阳通过对主人公纤毫毕现的人性挖掘证明“人间值得”这样过，而在《一寸师》中，黄梵则“则将笔力的着重点落脚于今天人性表现的来源和根据”。
当然，在当代“南京作家群”中，坚持以生活为本、以人性为根的作家还有很多，受篇幅所限，难以一一罗列、阐释。仅就这里所提及的作家的文学创作来说，我们足以真切感受到当代南京作家所具备的人文精神与人性关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当代“南京作家群”在文学创作的整体风格上体现出“和而不同”的特点，“和”既指向单个文学创作者，又指向当代“南京作家群”这一整体。对于单个作家来说，他们“转益多师”，汲取各家文学创作的营养。而对于当代“南京作家群”来说，他们以自身的文学声音丰富着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版图。同样，“不同”也指向单个的文学创作者以及整个当代“南京作家群”。对于每一个南京作家来说，他们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但个人的主体经历与价值选择以及文学写作方式决定着他们的文学创作风貌与众不同，使得每一个都是“这一个”，而当许多个“这一个”合起来之后，又组成了一个万花筒式的作家群落，他们的整体样貌使得南京的文学创作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文学创作，从而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自身特色。
作者简介
张光芒：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蒋洪利：1994年生，男，汉族，山东济南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文化与文学。
责任编辑 陆 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