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演说家》节目的舞台上，迎来了一位DNA鉴定师，邓亚军。她曾做过六年法医，十五年的亲子鉴定。邓亚军在演讲中提到了在她职业生涯中最匪夷所思的案列，一个父亲，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来到邓亚军所在的鉴定机构，他觉得两个孩子都跟他长得越来越不像，想做个鉴定。
　　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因为这两个女儿中，其中一个是他亲生的，而另外一个不是，也就是说一对双胞胎竟会有两个亲生父亲。
　　根据邓亚军的推测，有可能很凑巧，孩子的妈妈在很短的时间内跟自己的丈夫，以及其他男人发生了关系。更凑巧的是，妈妈在本月排出了两个卵子，又让这两个卵子分别受孕，所以才产生这样的结果。
　　邓亚军看到这个父亲一脸恍惚的樣子，不禁想，他回去之后，会如何面对妻子和双胞胎女儿。这个幸福的家庭，将何去何从？台上的观众顺着她的演讲抛出了一个非常考验人性的问题：“如果你深爱你的孩子，但你又同时非常怀疑他可能不是你亲生的，你会去做DNA鉴定吗？”
　　“这是我的孩子么？”10多年间，邓亚军始终都在解答这道“是非题”。一个问题，两个选项，却承载着约37000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2005年2月，国家将包括DNA亲子鉴定在内的司法业务，向社会第三方鉴定机构放开。是不是能做？该不该做？准不准确？当司法鉴定成为一门“生意”，种种非议接踵而来。邓亚军至今记得2006年前后，舆论都在批评说亲子鉴定会引发社会问题。有电视台曾经邀请邓亚军作为嘉宾讨论“父亲是不是应该偷偷带孩子去做亲子鉴定”。节目现场火药味十足。她的观点是：为什么不能？而反方却说亲子鉴定本身就意味着道德的沦丧缺失。
　　有时，会有委托人要求鉴定机构出具造假的鉴定书。“一个假的鉴定结果，我要这么做了，是挽救了她的家庭；我要是不这么做，等于是我毁了这个家？”犹豫、挣扎之后，邓亚军没有答应这名女子的请求。
　　“你又破坏了多少个家庭？”朋友见面的时候，难免用这个话题打趣。“我不过是揭开谜底的那个人。我唯一不能承受的底线是违背公正地出具错误的鉴定结果。”她说。
　　在各种各样的案例中，尽管结果难免残酷，但有时并不妨碍一个幸福的结局。曾经有位父亲说孩子16岁了，但总是怀疑这不是自己的孩子。结果不出所料。这位父亲最终决定不把鉴定书带回家，希望能存放在鉴定中心，他在有生之年都不说出这个秘密。“等我死了，如果儿子愿意，可以来查。”
　　邓亚军说，人们各自选择以什么方式对待婚姻是不能预料的，但是作为一个健全、独立的人，知道真相要比一辈子都被蒙在鼓里好。
　　（《解放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