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阮籍身处魏晋易代之际,因为政治环境险恶,稍有不慎便有不测之祸,所以发言玄远,行为放达而不乐世事。他车迹至穷途而痛哭,登广武山叹世无英雄,为求美酒而求作步兵校尉,司马家和他议婚便沉醉六十日使对方无法启口,得知母病垂危而拉客赌棋不止,居丧食酒肉而哀毁骨立……他是一个矛盾,一个悲剧。他想施展抱负却不可以施展;他崇尚自然却无法自然;他外表潇洒狂怪内心却异常痛苦;他表面上毁坏礼教实质上却是承认礼教;他亲近女性,实质上是扭曲灵魂的痛苦的寄托与自慰。他是一个自由的天才,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在约束和突破中挣扎生命。这几点,更显示了他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悲剧;自由;冲突
　　
　　如果说建安时期是文个性得到尊重并自由自觉发展的时期,那么,随之而来的正始时代则是文人个性受到压抑并扭曲变态的时代,是文人的悲剧时代。其文人代表是“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威、向秀、王戎)。《世说新语·任诞》:“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生活的时代,正是司马氏集团取代曹魏集团的最后也是斗争最残酷的时期。期间,司马懿杀曹爽,司马师废曹芳,司马昭杀曹髦,并用非常之手段剪除异己势力,并拉拢名士装自己门面。正如史书所说“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敌,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当时洛阳为司马氏集团的政治中心。竹林地属河内郡,河内为曹氏宗室所居。俨然为洛阳以外又一政治中心,七贤在此居住,与司马氏集团相抗衡。阮籍(公元210～263年)则是这一集团的领袖人物,其悲剧色彩有以下几点表现出来。
　　
　　1.想施展抱负却不可以施展
　　
　　他出身贵族家庭,早年“好诗书”,有“济世志”,但处于魏晋易代之际,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中,其实他还是想做官的,但他不可以做官,司马氏集团的统治他是反对的,而末路的曹魏集团他又不敢依附,因为他害怕迫害,所以终日“饮酒昏酣,遗落世事”,言谈交际更是“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但从他的诗作中我们却可以看出他抱负被现实扼杀的痛苦与愤懑之情。他著名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真实表现了诗人一生复杂矛盾而痛苦孤独的思想感情。如“夜中不能寐”一诗: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这首诗隐晦曲折地抒写了作者抱负无由施展的忧郁悲伤的思想情绪。此诗前半写诗人因忧伤而无法入眠。开头二句勾勒出一位学生的痛苦折磨着的诗人形象。他起坐弹琴,希望借此排遣内心的忧思。本是赏心悦目的清风明月,此时却增加了他的痛苦。诗的后半通过描写野外凄切的环境,进一步抒写“夜中不能寐”的忧伤。最后二句,既写鸟,又写人,鸟徘徊于野外,人徘徊于室内,所见同是幽暗险恶景象,而不见曹操的“求贤令”与“短歌行”。希望何在?慰藉何来?唯写独自伤心而己。全诗所展现的是一位抱负无由施展的忧郁诗人形象,而这正是时代的悲剧,如果屈原是不被重用之悲,而他却是想被重用而“无枝可依”之悲。再如“嘉树下成蹊”一首写道:“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曹魏政权由盛世而衰,诗人岂敢做曹魏的官,想做却不敢做,做了,恐怕会性命难保。“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恐怕诗人的价值此生无由实现,只能与一起岁暮老死了。
　　
　　2.崇尚自然却无法自然
　　
　　阮籍没有嵇康那样激烈,所以未遭誅戮,而是不失身份地获得善终,但他并不比嵇康的惨遭诛戮快活多少。他评论时政,人物持比较谨慎的态度,甚至发言玄远,好《老》《庄》,主张自然,我行我素,让自己继承建安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能不附后曹魏,不罪司马,潇洒饮酒而度其一生,但事实上,他又何尝能自然起来呢?
　　虽然他终日饮酒佯狂,远避羁祸,却仍逃不掉被迫给司马集团效劳,做他不甘心不自然的事。阮籍终究是魏朝的士大夫,在魏晋两家的争权中,至少愿意守中立,不甘为新朝卖命,做司马家的幌子。司马昭想给太子司马炎娶他家女儿,前途是皇后,他连醉六十天,使对方没有提出的机会,期间他又如何潇洒得起来呢?更有甚者,他不得不违心代郑冲劝司马昭受几锡的笺文。《世说新语·文学》记此事有:“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教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之,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封公,赐九锡,是曹魏以来篡位的先声,这套朝换代礼制,晋、宋、齐、梁、陈沿为老谱。这类劝进文要一个身负重望的人来草拟,尤以不居显位的大名士阮籍之流执笔最为合情,于是司马家看中了阮籍。阮籍喝醉了酒还是逃不掉。阮籍被逼作这种违心不自然之举,要向司马昭歌功颂德,该是什么滋味?
　　看来,想远避政治,但却因为自己是大名士,所以避不了,人家还是会找上门,于是只得做些违心的极不自然之举,其内心可见是何等痛苦!
　　
　　3.外表狂放内心痛苦
　　
　　如果说嵇康是彻头彻尾的悲剧,那阮籍却是悲剧外涂了一层喜剧色彩,或者说戴了一个面具,而这面具就是狂放,里面却是痛苦。
　　史载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究,辄恸哭而返。”其“不由径路”,正说明他在当时时局下本来就没有路可走,走哪里都一样,都不是阮籍希望走的路。但走,总得有路罢,即使不是心中之路,其结果必然是“恸哭而返”,天地之大,却容不得一个天才诗人,能不“恸哭”吗?而他又能“返”何处呢?只不过让了无慰藉的灵魂四处飘泊,任风东西罢了!而能解他之苦的,又有谁呢?也许只有那车子罢。
　　沪谚说他是“做出牌子”的狂放,更是因为他敢于在第一号权势人物面前我行我素。《世说新语·简傲》:“晋文王(司马昭)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座,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在这里,阮籍是疯子,至少相对于当时其他正常人物来说,他的确是一个疯子。林语堂先生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西方的狂人都应该送往疯人院,中国的狂人特别值得尊敬。西方的狂人都是心理变态的真狂人,中国的狂人则多是不为当时的主导文化接纳的精英,是佯狂。当社会是正常的时候,狂人是病态的;当清醒的人被迫佯狂时,社会是病态的。在病态社会中,阮籍岂能不感到孤独无助的痛苦呢?
　　
　　4.表面毁坏礼教、实质承认礼教
　　
　　阮籍,在政治上反对并批评司马氏集团维护的“名教”,要求依照人的本性,无拘无束的生活。阮籍放任不羁,即使居母丧也仍披头散发,继续饮酒吃肉。把嗜酒看得比参加政治生活更重要,以此抗议司马氏集团以“名教”排除异己的行为。因此他受到“名教”维护者的攻击。
　　何曾在司马昭面前指摘阮籍是“纵情背礼败信之人。”他说:“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丧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夏书·何曾传》),企图以不孝的罪名,置阮籍于死地。阮籍列举了“名教”的祸害。其一,禁锢人心,窒息个性。其二,“名教”导致社会的纷争和不幸。阮籍认为“君立”、“臣高”,即有了君臣制度后,“尊贤”、“竞能”、“争势”、“宠贵”的弊病就产生了,造成了“上下相残”的局面,其中,权势者贪婪无厌,但又害怕百姓知其底细,遂制定礼法,束缚下民,并“严刑以威之”(《大人先生传》)。另外,阮籍对“六经”和儒家圣人也持否定态度,只不过他是跟在嵇康后面,嵇康言辞激烈些,说什么“以六经为芒秽,以仁义为臭腐”,宣称“每非汤、武,而薄周、孔”。
　　那么,阮籍是破坏礼教者还是骨子里相信礼教的呢?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写道:然而后人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去,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对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好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和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现时曹操司马懿要迂执得多……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民用工业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
　　看来,阮籍是生于乱世不得已而为之的,并非他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他拿掉喜剧色彩的面具,里面却是对礼教的执着之极。
　　
　　5.对女性的亲近,是扭曲灵魂的痛苦的寄托与自慰
　　
　　在女性面前,阮籍似乎有一种柏拉图式的品格。中国的男女关系,一涉到感情,向来就只有归结到婚姻问题上去的,此外就无所谓两性感情。阮籍却正在这一点上展示了中国传统男女关系上罕见的发光的品性,十分动人。
　　《世说新语·任诞》有记如下:“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戎)常从妇饮酒。阮醉,使卧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饮酒已是痛苦,但其“卧其妇侧”不仅是反名教的好例子,更是其孤独心灵企望有所安慰的见证。
　　另又一轶事有之:“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
　　阮籍主动找上门,对一个“生不相识”的女子“尽哀而去”。何故?是对礼教的背叛,还是对美的哀悼?他做出一些常人不可思议之举,无非是想释放他长期积聚在内心的痛苦,而此等痛苦正是他扭曲灵魂的最动情的生动表现。
　　阮籍是自由的天才,是中國社会中那些最富有独立思考精神,最富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精英分子之一。这类人却往往受到摧残和打击。古人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因此,文化史上就出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历代文化中那些最有才能和创造力的人物,如屈原、竹林七贤、李白、苏轼、辛弃疾、扬州八怪,都是以一种反文化的狂怪角色出现,而不被当时主导的正统社会文化所接纳。既然社会不充许那些富有创造性和主体意识的人存在,这些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扭曲。大多数人同化了,极少数侥幸有留下来的只好寻找适于生存的保护色,狂怪是最常见的保护色。
　　看来,忽视个人价值,限制个性发展,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严重病症。在当今21世纪,如果人们一旦过分强调了合作精神的重要性,是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个性的健康发展呢?
　　
　　参考文献
　　[1]何满子.中古文人风采[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中国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3]徐中玉,金启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张凯之.中国思想史[M].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5]鲁迅.魏晋风度及文人与药及酒的关系[D].
　　
　　作者简介:陈军,男,现任教于张家港塘桥初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