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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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清始,中国社会被纳入现代改造浪潮之中,至1928年国民政府开展大规模破除迷信运动,“现代性”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权威对民间文化、乡村社会的精神结构造成一种强势介入。透过1920年代至1940年代一个华北村庄中的信仰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外来的、“现代”的力量怎样进入村庄、村庄如何回应。乡村庙宇及围绕其间的乡村生活在现代风暴到来之时,有种种潜流式的抵抗与自我修复,它们柔性地对待现代与国家的侵入。庙宇既担负村庄生活内部的宗教、政治、经济、教育、社交、娱乐等功能,又成为沟通村庄与外部力量的中介,甚至可以说,“现代”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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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20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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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清始,中国社会被纳入现代改造浪潮之中,至1928年国民政府开展大规模破除迷信运动,“现代性”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权威对民间文化、乡村社会的精神结构造成一种强势介入。透过1920年代至1940年代一个华北村庄中的信仰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外来的、“现代”的力量怎样进入村庄、村庄如何回应。乡村庙宇及围绕其间的乡村生活在现代风暴到来之时,有种种潜流式的抵抗与自我修复,它们柔性地对待现代与国家的侵入。庙宇既担负村庄生活内部的宗教、政治、经济、教育、社交、娱乐等功能,又成为沟通村庄与外部力量的中介,甚至可以说,“现代”的展开极大程度依赖、依附于传统与惯习;“改造”与“被改造”的互动,有许多关于现代国家确立过程的流动情节。反迷信语境底下,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之间渗透与反渗透、作用与反作用,这个情境化的变迁形态便是现代中国确立过程之多歧与曲折的具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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