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有个锦州，是东北通向华北的交通要道。当年辽沈战役时候毛主席说要“关起门来打狗”，那个门指的就是锦州。所谓大门，人可以走，飞禽走兽也能走。地上的敌人好防，天上的鸟难抓。天下太平的今天，当鸟类也成为我们“敌人”的时候，锦州这个大门就失守了。１０月２６日，锦州所辖黑山县爆发由于候鸟传染导致的禽流感疫情，家鸡病死约９０００只，政府扑杀３６万余只，禽流感的疫情可见一斑。更令人担心的是，锦州的鸟群即将向西飞行，华北防线形势严峻。两年前经历过非典考验的首都，可能又要准备一场防禽流感的保卫战了。
　　禽流感这个名字本身的变化就很耐人寻味。它最早出现在１８７８年的意大利，当时人们还叫它鸡瘟。直到１９３３年，科学家才发现所谓鸡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与普通的鸡瘟不一样。从此之后，禽流感一词开始代替鸡瘟。名称从鸡瘟到禽流感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这种疾病认识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种疾病对人类的威胁日益加深。“鸡瘟”让人想到的不过是焚烧死鸡满地鸡毛而已，而“流感”二字就足可以让历史学家想到一战之后横扫欧洲的１９１８年流感大灾难，让世界各国体弱多病的人们整天地提心吊胆。毋庸置疑，经过了科学高速发展的２０世纪，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似乎空前强大，可对这场肆虐亚洲、欧洲甚至美洲的禽流感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当然，科学家的解释是今天的禽流感和它的祖先也不一样。如今的禽流感据说是因为人类、家禽、候鸟间三角接触越来越频繁，与人的病毒互相影响产生变异的怪物。因此，禽流感于鸟于人都是高致病性的。所以，人们首先要严密监控鸟类的动向，严防鸟类进一步接触家禽和人群。
　　确实，如果那些携带病毒的飞禽主动和人类保持距离，大概禽流感就不会如此令人闻名失色、胆战心惊了，而老百姓更不用害怕说不定哪天出现什么鸭哮喘鹰肝炎之类的瘟疫一并危害人类社会。基于此种认识，有人便提出禽流感是动物的“恐怖主义”，认为携带病毒的动物和恐怖分子一样，是人类面临的可怕挑战，需要人类严密防范。不过，要强调的是，动物的“恐怖主义”似乎不是动物们主动选择的结果。从本性上来看，动物们也并不那么喜欢和人类打交道。比如说鸳鸯这种鸟，本来是喜欢在人迹罕至的山溪里生活、繁殖的，但是，随着生存环境被人类破坏，它们的生活标准也就不得不一降再降。如今经过北京的野生鸳鸯，已经“进化”到可以在园林的浑水里嬉戏，在可以听到过客脚步声的小坡前栖息。在这些地方停息的其他候鸟的命运也与鸳鸯差不多，可怜兮兮地处在游人的包围中生活。鸟类生活环境下降，体质自然难以增强，得个感冒发个烧也就成了经常的事。可是，偏偏是它们周围还生活着人类。然而，野生的鸟类还不是最惨的，那挤在笼子里面的家禽比它们还虚弱。这样一来，病毒似乎就顺理成章地从候鸟转移到家禽身上，再由家禽来危及接触密切的人类。
　　其实，科学家还有一种说法：病毒和宿主的正常关系是共处，因为宿主死了它也活不了。今天之所以新出现很多高致病性的怪病，是因为它们原本不在人体内寄生，说到底还是人类自己把它们弄到自己身边的。这种说法颇有道理，像艾滋病和埃博拉病毒的原始宿主，据分析就是非洲森林里那些本来不知有人的猴子和猩猩，是人类捕捉、杀戮它们才把病毒带向了人类社会。所以，对于越来越盛行的动物“恐怖主义”，最好的应对方案可能是这样的：人类的环保观念要更进一步，不但要和动物和平共处，还应向动物退还没有人类出现的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