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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仪式性人情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俗现象，也是理解乡村社会的一个关键词。然而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人情理论无法解释人情的延续，以及村民愿意接受人情剥削、压榨的现象。通过分析湖北省Z村仪式性人情发现，发生在生命历程不同节点的仪式性人情具有差序格局的特征和不同的交往规则，并在人情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人情债和人情味两种运作机制。前者通过人情中的“报”与“欠”、村民的理性算计、村庄的舆论促使人情往来保持在一种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实现人际关系网络的重新界定与区分，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后者通过礼貌周到的待客之道、活动中的互助合作、情感的宣泄和表达，营造了浓厚的人情氛围，增加了村民之间的亲密情感。通过这两个机制，仪式性人情展现出情感与理性相结合的倾向，推动了仪式性人情活动机动、灵活地进行。
[关键词]人情;人情运作机制;人情债;人情味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21）04-0117-12
一、问题与进路
中国是一个有着浓郁人情文化的社会。这种“人情”不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情本体”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体验，更是在社会层面孕育了人际交往的模式和世俗伦理文化，更有学者将中国看作“情理社会”、“人情超级大国”。所以，理解中国社会，人情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
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对人情现象进行了探索与研究，力求通过对人情现象的解读和分析，丰富对人情概念的认识，并使人情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词。对于人情的含义，学者们众说纷纭，代表性的观点有：翟学伟认为人情是是包含血缘关系和伦理思想而延伸的人际交往行为[1]。王铭铭认为，人情可以理解为人之常情或人与人之间应有的情分[2]。孙春晨认为，人情是礼节应酬和礼物馈赠，是公众认可的日常交往行为准则，是情面和恩惠[3]。李伟明、黄光国、金耀基的观点较为相似，他们认为人情包含三层含义：人的本能的情感，即喜、怒、哀、乐等;社会互动和交往时用以交换的资源;人际交往过程中应当遵守的规范准则[4]。杨华将人情划分为日常性人情和仪式性人情，前者是在非仪式性场合（例如村社生活、生产和交往）的表达性馈赠，后者则是指在仪式性场合（例如红白喜事）的表达性馈赠[5]。
目前，国内对于人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三个领域，并形成了三种研究进路。第一种着眼于社会心理学，从文化意义的层面分析“人情”，以及与之相关的“面子”“关系”“权力”“报”等本土概念[6]（pp3-15），以此来揭示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的行为逻辑和心理特征[7]（pp1-12）。他们往往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理论资源，将日常生活的人情实践作为经验支撑，在此基础上抽象出中国人情交往的关系模型和人情往来的法则。第二种沿袭了西方人类学关于“礼物”的研究传统，根据西方人类学的观点，互惠是礼物流动的灵魂，礼物本身具有的“物”性和“灵”性发挥了与社会的联接力量，具有社会整合的意义[8]。以阎云翔、杨美惠为代表的人类学研究学者继承了“礼物范式”，他们将礼物置入中国农村人情交往的社会情景，从而开创了通过礼物透视人情功能和作用的研究路径[9]。在这一研究路径下，他们往往关注礼物在人情交往过程中的文化规则和运行规律，并且认为通过礼物可以实现人际关系的再生产和社会网络的建立。第三种研究路径则是聚焦于中国乡村社会，从功能主义和社会结构的视角论述人情的功能和人情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并重点讨论中国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情异化的社会现象。根据学者的观点，人情具有经济功能，除了发挥消费、储蓄、融资等金融功效外，还具有货币储蓄和面子积累的功能[10][11];人情也具有伦理功能，它承载了道德伦理和情感表达的双重内容，同时也具有强化自己人认同、实现人生价值的作用[12]。随着村庄结构性力量的式微和国家力量从乡村社会的撤退，人们的思想受到现代性和市场逻辑的裹挟，金钱至上的观念侵蚀人们的思想，生活预期愈发短视，人情名实分离，并不断异化成为赚取名利、攀比的工具和财富聚敛的手段[13]。这不但瓦解了村庄的生活基础，更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以上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学者不但对人情进行了静态的描述，着眼于人情交往背后的规则，使人情在关系的变换中实现动态调整，还关注了人情的动态发展，将人情置于时空伸缩之中，刻画了人情在现代社会的变异。虽然这些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于人情的认识和理解，在经验的基础上对人情进行了概括和提炼，抽象并建构了我国人情运行的理想类型，但是仍旧存在一些不足。他们无法回应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背景下人情是如何得以延续的，同时也很难解释人们在面对高额的人情负担时仍旧接受人情剥削、压榨，并且继续从事人情生产的现象，更缺少中观层面对于仪式性人情运作机制的深入剖析。本文尝试将湖北省Z村的仪式性人情作为文章分析的重点，通过对处于转型和巨变背景下乡土社会仪式性人情现实形态的刻画，分析仪式性人情的运行机制，期望在此基础上对人情理论作出回应和补充。
Z村位于当地办事处的边远地带，距D城区20余里，前年刚刚修通到市区的水泥路，是一个典型的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的行政村。目前下辖4个小组，全村383户，1246人，劳动力900多人，外出务工劳动力达400余人。Z村耕地资源丰富，全村耕地总面积4783亩，人均耕地面积约4亩。村庄形成了以水稻、小麦、玉米等种植和以猪、鸡、鸭、鹅、鱼等养殖为主的传统生计模式，具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随着市场经济和信息科技的影响，Z村逐渐出现了大规模种植水稻、蔬菜和大规模养殖鱼、猪、小龙虾的情况。随着Z村一位企业家在外创业成功，村庄形成了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浪潮。但是由于外出打工的以年轻人居多，村庄内部传统种养、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并没有改变，外出打工的人仍旧与村庄保持了很强的联动性，频繁参与村庄内部的人情活动。Z村由原来的Y村和Z村合并而成，村落层面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每个小组内部都有自己的大姓，但这种姓氏不如华南地区的宗族势力强大，又比北方小亲族的组织程度高，从而形成了处于宗族和小亲族中间状态的联动模式。由于当地是以姓氏为主的居住形态，组内人口居住相对集中，村民的社会交往频率高，再加上当地交通不是很发达，远离市中心，这就使得当地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比較高，保留了较为完整的熟人社会的特征，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穿梭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人情往来规范和机制。 二、Z村仪式性人情的往来现状
仪式是一种表达意义的程序化活动，是人们各种行为相对定型化的结果[14]。仪式性人情就是依赖于程序性、仪式性的活动，表达特定的情感，并获得人们认可、肯定并遵守的社会规范。在农村，“赶人情”“送人情”是村民交往的常态方式。虽然村民并没有对这一来一往的人情给出具体定义，但是在熟人社会的语境下，这种“人情”一般就是指仪式性人情。长期以来，人情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并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在中国乡村社会，注重情感是人情的文化生命基因，仪式是人们表达情感的重要媒介，发生在乡村层面的仪式性人情就是村民借助这种仪式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完成情感的宣泄，以维持村庄层面的社会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对这种人情的认知和理解，并将其内化于自身的行为之中。人们也不再去探究这种行为和目的背后的具体联系，而是继承了这种人情的固定做法，如果违背则会被看作不讲人情、不懂人情世故。当这种人情行为达成定型化的结构，这种惯习在村庄层面就内生成为仪式性人情。
（一）仪式性人情发生在生命历程的不同节点
在中国乡村社会，仪式性人情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重要性是与人生的历程紧密相连的，体现了个人对于生命的敬畏与尊重。在农民的认知体系里，人生是由不同的节点组成的，每个生命节点都意味着上一个生命历程的结束和新的生命历程的开启，节点的出现让生命变得具有阶段性和可期待性，构成了个体对于节点的重视和依赖，形成了农民价值体系中的“节点意识”。在这种渐变的过程中，人的情感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人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对于仪式性人情的多重要求，并形成了“量少、面广、高参与度、程序性”的特征。
仪式性人情是低频次的。从人的生命周期来看，人生的节点是相对有限的。仪式性人情往往发生在人生的重要节点，这就意味着举办仪式性人情活动的次数是相对有限的，不是随随便便找个理由就能举办。在Z村，仪式性人情主要有生小孩、抓阄、周岁、10岁、结婚、做寿（一般是60岁、70岁、80岁）、过世等。在村民看来，这些生命的重要时刻，一生只有一次，需要通过仪式性人情予以纪念。村民很少突破这些节点来增加举办酒席的次数，即便有，也都是小型的家庭内部聚会，并不会上升到村庄层面大规模的人情往来。
仪式性人情具有高度参与性。虽然仪式性人情是对个人生命节点的纪念，但是它却能够在村庄层面获得情感的共鸣和极高的参与度。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15]（p9），村民之间是彼此熟悉和亲密的，人们都愿意参与到仪式性人情往来之中，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并非个人社会，亦非集体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关系社会[16]（p16）。共同生活的人们长期、多方面相互依赖，通过仪式性人情，村民之间能够建立关系，强化彼此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人们在面对有限的生命节点时总是矛盾的，因为数量的限制，仪式性人情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珍视，每一个仪式性人情都是生命中的大事，人生的关键时刻得到分享，这不但是对村民价值的肯定和支持，更让这一人情变得充实而隆重。再加上人的生命历程具有同质性，这种固有的观念支持着村民不断参与到仪式性人情的活动中来。在Z村，举办酒席的主家会邀请自己一个湾子○1的人来参与这场人情活动，受到邀请的村民一定会出席酒席，即使酒席当天有事耽搁了，也会在酒席结束的2-3天内去主家吃顿便饭，以此进行弥补。
仪式性人情具有一系列程序性活动。农民认为仪式是一个庄重和严肃的过程，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一门专门的知识体系和意义系统，人情仪式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套文化意义的建构和强化[17]。这种仪式性体现在必须通过一系列程序性的活动来纪念人生的节点。以Z村的结婚来说，虽然现在讲究自由恋爱，但是必须要经过认亲、订婚、定期这三个必要环节才能结婚。在认亲时，需要将三代血亲都请过来一起吃顿饭，相互介绍认识才可以，这不但强化了亲戚之间的感情，避免日后见面不相识的尴尬局面，更意味着这个家族对于新人的接纳与认可。
（二）仪式性人情中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与他人建立的社会关系，就像是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8]（pp33-36）。其中，血缘以伦理辈分为基础，血缘组织越大，圈子就越大，地缘是以居住空间为核心建立的，地缘越接近，就越易形成差序圈子。虽然费孝通用这一概念描述熟人社会中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但是具有高度符号化与制度规范性的仪式性人情，也与差序格局的结构具有高度契合性。
差序格局中的“自我”。在差序格局中，“己”是社会关系的核心，人情关系表现的是自我主义。但是费孝通并没有明确自我主义的定义和界限，而是更为强调自我的相对性和伸缩性。既可以按照“推己及人”的逻辑将自我扩展到家族的范围，又可以在“私”的限制下收缩为单个的个体[19]。以Z村结婚为例，“自我”在邀请不同圈层的人来参与仪式性人情活动是有区别的。村民在邀请朋友或偿还朋友人情时，是以家庭为核心进行的，父辈和子辈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发出邀请和偿还人情，这个时候，自我由个体单位扩展到家庭单位;在邀请亲人和邻居或偿还他们的人情时，却是由主家○2的名义来进行的，而一旦父亲上了年纪或者过世，则是由儿子来偿还人情。在这个过程中，不但体现了家庭的分工与合作，也体现了父权的交替。
仪式性人情圈的“差序”。所谓人情圈是指与某一农民家庭有人情往来的家庭的总称。之所以称之为“圈”，一是因为它有相对固定的边界，哪几种关系可以被纳入人情圈，是有讲究的，一般是以一个家庭为中心，按照血缘关系由近及远向外推。在Z村，仪式性人情圈主要分为三个等级：亲属圈、邻居圈、朋友（同事）圈。虽然这一等级体现了人情圈的秩序，但是在这一秩序当中又存在着一些差别。其中，亲属圈是以血缘为中心形成的，邻居圈是以地缘为基础扩展的，朋友（同事）圈则是以趣缘或业缘为中心建立的。其中，血缘具有稳定性、基础性，血缘关系是农民生活中稳定的生活支撑，是农民人际交往的主要结构，也是农民进行仪式性人情往来的主要范围。同时，它也是农民的核心关系圈，很难因为外界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中断，并且这种人情圈具有亲密性，具有血缘关系的人基本会参与到对方所有的仪式性人情活动当中来。邻居圈和朋友（同事）圈是带有社交性质的关系，都是通过选择性、策略性的日常互动和情感联系逐渐建立起来的。一般情况下，村民的住宅一旦固定下来，就不会轻易改变。人们通过朝夕相处、日常聊天、闲暇走动彼此熟悉，建立情感，资源互助。在Z村，从广度来看，这种邻居圈能够横向扩展到整个湾子的人;从深度来看，这种邻居圈的互动维持在较低层次，只有在结婚、小孩抓阄等日子，邻居才会参与到村民的仪式性人情当中，做寿、过世等一般不需要邻居参与。朋友（同事）圈是近十几年才兴起的，由于Z村人口流动小，村民主要从事种养结合的产业，彼此之间的时间和关注点具有同质性。近年来，随着外出打工人口的增多和村庄产业结构的调整，才使得人们因为兴趣或者工作的相似性聚集在一起，但是这一圈层范围很小，受時间和空间等因素的影响，很难保持稳定、持续的人情交往关系，这就使得人们可以根据彼此的关系随时参与或者退出仪式性人情往来。 （三）仪式性人情中的交往规则
在仪式性人情的差序格局下，人们在人情交往活动中形成了不同的参与规则。这是乡村社会复杂而微妙的生存法则和运行规律，也是人们对人情实际运用和操作的具体化和适应性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需要人们刻意去强调，甚至不需要主家去说明，这是每一个生活在村庄当中的人自然而然掌握的技巧。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宗法关系为主要社会关系的社会，自上而下贯彻着“亲亲”的伦理原则，人们往往将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看作自家人，那么这种以生命节点为依托的仪式性人情活动也被农民视为是自己家的事情。所以，血缘圈很重视这种仪式性的人情活动，举办酒席的主家会亲自打电话告知他们举办酒席的具体事项，接到通知的亲人全家都会前来参加。邻居则不同，他们参与仪式性人情活动往往遵循了“有请才来”和“一来一往”的原则，他们一般是接到了主家的邀请或者因为与主家有人情往来才参与进来。朋友（同事）圈的人则是接到主家的邀请或者基于与主家建立关系的需求才会主动参与到人情活动中。这种具有灵活性、松散性的人情走动，既不会增加每个家庭的负担，也便于每个家庭根据自己的选择建立自己的人情圈层。除了电话和上门邀请，Z村还会以放烟花的形式进行通知。在Z村，村民办酒席的前一天晚上会放烟花，烟花除了表达庆祝之意，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即释放信号——主家要办酒席了。虽然在此之前，主人办事的信息已经通过登门邀请、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出去了，但是这种范围是有限的，烟花保证了整个村庄的人能够接收到这个消息，也给那些想要却尚未建立人际关系的村民提供了一个机会。
仪式性人情交往过程中，承载人情的礼金具有表达性和工具性的特点。从上个世纪到现在，礼金的形式实现了从相对固定的物质形态（例如鸡蛋、红糖、衣服等）向货币形态的转变，并且在礼金的数量上也有了规定。一般情况下，礼金的大小随着关系的远近有所不同，真实而具体地表现了人情圈的差序格局。在Z村，亲属圈范围比较广，它并不是以父亲一方的单系关系为主，父母双方的亲戚都在人情关系的维护范围之内。按照关系亲疏远近和自身经济情况的差别，亲戚圈随礼的金额也有所不同。其中，近亲属人情礼金一般在1000-1500元，远亲主要是500-1000元，普通亲属关系则给500元。邻居圈的礼金一般比较稳定，随礼的数额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话题，200元已经成为当地的共识。除非家里经济状况特别不好，否则村民很少低于这个标准。而朋友（同事）圈的礼金通常情况下会比邻居高，受个人偏好和情感交往因素的影响，随礼的金额具有不确定性，一般情况下维持在300-500元之间。
在乡村社会，仪式性人情活动是乡村社会文化的重要特征，它以人的生命节点为契机，以血缘、地缘、趣缘关系为中心，形成维护这些社会关系的文化共识，并具有固定性、稳定性、规则性的交往规则。从Z村仪式性人情活动的特点可以看出，一方面它具有中国农村地区仪式性人情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仪式性人情活动很容易发生异化，并受到村民的抵制和排斥。但是Z村的经验表明，仪式性人情非但没有异化，反而在乡村社会中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受到村民的支持和追捧，这就需要我们对它背后的机制和逻辑进行分析。通过调研发现，人情债机制和人情味机制成为认识和理解当地仪式性人情的重要维度。
三、人情债的运作机制
理解Z村仪式性人情，必须进入当地生活的场域，从他们的语言体系和价值世界中把握人情的社会内涵和文化意蕴。在当地村民看来，人情讲究你来我往。他们往往将参与仪式性人情的活动概括为“赶人情”，将行为的动机描述为“差人情”“还人情”。在他们的观念里，参与人情就是为了还“债”。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是每个人应当遵守的规则。在Z村，人情债主要是指仪式性人情中的社会交换。这主要受到村庄关联度和村民互动的影响，其着眼于社会层面的文化系统。
（一）人情中的“报”与“欠”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情往来中，“人情债”的影子總是如影随形。它产生的前提在于人情往来过程中形成的“报—欠”的心理机制。为了理解人情债的运作，首先需要理解“报—欠”背后的社会意义。Gouldner认为，“报”的规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规范，也是任何文化公认的基本道德律。人类的社会关系都建立在“报”的规范上[20]（p14）。莫斯认为“送礼”“回礼”“受礼”具有义务性[21]，并把这种义务性作为人情延续的基础。根据中国学者的观点，人情运行延续的基础依赖于“报”这一封闭式运作的社会规范。在“报”的规范下，受者接受了施者的人情，便欠了对方人情，施者在给予受者人情时，也能预期对方终将回报[22]。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别人的帮助是需要回报的，知恩图报是受者最基本的义务，它建立了人们的偿付意识。
值得说明的是，“报”在人情债运作过程中扮演着基础性作用，它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行为道德规范，而驱动人们实施回报这一行为的重要原因则在于人情的亏欠感。而这种心理与仪式性人情的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仪式性人情涉及人生大事，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例如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接生婆，她对于主家来讲是恩重如山的，不但挽救了两个人的生命，还使得一个家庭的香火得以延续。例如丧葬活动中的抬棺人，他让死者入土为安，避免主家留有遗憾。这种人情亏欠是很强烈的，是无价的，是终身式的。另一方面，与日常性人情不同，仪式性人情的时间差距决定了一个完整的人情链条很难在同一个时空场域下进行。这就使得仪式性人情交往活动通常具有一个模糊性的时间差，是一个延迟交换的过程，从而导致受者总是处于亏欠状态。这种亏欠给主家带来极大的心理负担，促发人们不断寻找机会和渠道去偿还这份人情。
在具体的人情往来实践中，报恩的道德义务与情感的亏欠感始终交织在一起的，并导致双方的关系总是处于一种非人格化的权利义务不对称的状态，从而产生了心理压力。在当地，村民将其描述为人情债。Z村的村民很看中人情债的偿还，亏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像未完成的任务指标一样折磨着人的心理，只有回报之后，内心的亏欠感才会消除。在现代人情往来活动中，办酒家庭和送礼家庭分别扮演了施报者和亏欠者两种身份，恩惠以礼金的形式在双方之间流动。主家收到别人的礼金后便形成了一种“欠”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会使他产生一种“报”的意图，促使他在送礼者办酒过程中通过“送人情”“还人情”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将人情链条拉长，通过“报—欠”心理机制的反复循环，仪式性人情得以持续运作下去。 （二）村民的理性算计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力量的不断渗入，市场经济的理念和运行逻辑不断形塑着村民的思想和行为。尤其是货币作为纯粹经济工具的介入，一跃成为仪式性人情活动的往来媒介和主要载体，并呈现出工具主义的特征。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家和宴请的客人转变为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理性算计的原则成为推动当地人情债运行的动力机制，并成为村民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标准。
理解村民理性算计的动机，应该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和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开放，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货币这种具有金融性质的礼物获得村民的追捧。它不但具有储蓄、融资的功能，还可以在村民遇到生病、上学等经济困难时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就使得村民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在考虑自己与对方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做出是否随礼的选择。阎云翔认为，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道义经济学，一个理性行动者，能够在大多数情况下做出依照当地文化标准最理性的行为选择[23]（pp243-253）。另一方面，人情的货币化使得村民之间的关系能够以一种更加具体化、清晰化、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像费孝通先生讲的，“社会生活越发达，人和人之间的往来也愈繁重，单靠人情不易维持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于是，当场清算的需要也增加了，货币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有了一定的单位，清算可以正确;有了媒介，可以保障个人间所得和所欠的信用。”[18]从这个层面来讲，这种理性的算计能够更好地界定村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便于村民之间稳定而长期地进行交往。
在理性算计的支配之下，村民进行仪式性人情来往时都会做出一番考量。第一，关系的衡量。村民在随礼前会在心里计算或衡量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即两者之间的关系需投入多少礼金予以维系。村民在这个过程中会对交往的人进行筛选，哪些人可以继续人情往来，哪些人可以中断关系，哪些人可以投入更多的礼金强化感情。第二，次数的衡量。随礼前，村民也会考虑家庭的实际情况，计算一下自己家庭近几年办事的数量，预估自己是否能够收得回自己的人情。如果自己家庭近几年没有大事，并且双方之间的人情债已经全部还清了，那么村民就会退出他们之间的人情往来;相反，如果自己将来办事数量多，那么村民就会继续随礼，维持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Z村形成了以下的人情交往规则：1.从礼金数额来看，人情往来中的礼金具有等价性。村民之间以默会的方式认同并实践这一规则，在随礼前，村民都会拿出礼金簿查看，以确保随礼的金额和礼单上记载的相同。在他们看来，双方之间是平等的，回以同等礼金只是因为“差人情”，即使同桌而坐的其他人出的礼金比自己高，村民也不会觉得有失面子。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一原则避免了基于面子竞争或者敛财心理而导致的人情异化。2.从礼金的层次来看，礼金具有等级性，体现了亲疏有别、等距等价。根据笔者在Z村采集到的资料显示，仪式性人情中三个圈层的礼金按照亲属圈、朋友（同事）圈、邻居圈由内而外依次递减，但是每个圈层内部的礼金都保持了基本的稳定。以亲属圈为例，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关系亲疏，但是相同辈分之间送出的礼金是基本相同的，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规则。这样既考虑到了每个家庭的经济情况，避免因参与频繁的人情往来而带来的经济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礼金数量差异过大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和情面尴尬。
（三）村庄舆论的制约
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构建的乡村社会，村民的人情往来除了受到个人理性的权衡和考量，还会受到村庄舆论的制约。它给人情债的运作提供了一种社会评价机制。这种社会评价是熟人社会特有的一种运行规范，是在村民长期而稳定的生活状态下形成的。通常情况下，这种舆论主要在村民日常聊天的过程中展开，村民会对他们看到或参与的人情活动做出评价，并对村民随礼的行为进行点评。金耀基指出，这种社会的评价就是个人的社会性面子，会对个人的行为进行约束[24]。宋丽娜则指出，这种社会评价是一种乡村社会的软规范和软控制，它是农民在村庄语境中“说事”的公共平台，是社会教化在农民公共生活中的体现[25]（pp213-214）。在村庄舆论的监督之下，人情活动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问题，偿还人情债成为了一种道德义务和结构性的义务。
人们素以“礼仪之邦”“礼尚往来”“礼轻情意重”等词阐释中国人情，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里，人情往来是一个人必备的社交素养。在村民看来，送人情、赶人情是一个人的义务，村民生活在特定群体中，与周边的亲友相邻没有人情往来，这是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现。如果你欠情不还，就会受到亲朋好友和邻居的蔑视和非议，被大家认定为是忘恩负义、没有感情的人。生活在同一个村庄内部，村民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虽然并不会撕破脸面，也不会在公共场合通过舆论机制对这些只接受人情而不付出人情的村民在村庄层面进行公开的制约和惩罚，但是每个村民心里都有一本人情賬簿，一方在某次人情场合如果没有表达应有的人情，事后又没有做出补偿，就会导致双方人情往来的中断。这种关系的中断并不局限于仪式性人情活动，它还具有延伸性，蔓延到村民之间的日常交往过程中。
根据村民Y的描述：“如果他（邻居）还欠着我的人情债，但是在我办事儿（指举办仪式性人情）时却不来还人情，那么以后我就不会赶他的人情了，你请我（日常）帮忙我也不会去，你要借我的钱，我也不借。”
村民通过这种温情脉脉的方式进行制裁或者惩罚，从而将欠人情债的村民排除在自己的人际关系范围之外。而这种逃人情的行为还会在其他人情往来活动中引起连锁反应。对于一般的村民来讲，生活在熟人社会，村民互相了解和熟悉，彼此之间没有秘密，同来参加仪式性人情，同一圈层的人坐在同一桌次，谁来赶人情、还人情、逃人情，村民都是可以看到的。一旦有谁欠人情不还，村民都是可以洞察的。在乡村社会，村民对于这些亏欠人情不还的人一般会调低对其还礼的预期，从而导致这些人的“人情口碑”迅速下降，成为“不重视情礼的人”，久而久之，这些人的人情圈将大大缩小，社会融入度、认可度大幅度降低，并逐渐被村庄边缘化。所以，村民在这种道德关系的约束下，并不会随意退出或者终止人情关系，反而会通过积极偿还人情债来建立与村民的联系，并进行互动。 在人情债的运作之下，村民之间的赶人情、送人情、欠人情、还人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是有了人情中的“报”与“欠”、村民的理性衡量和村庄的舆论制约，才使得人情往来保持在一个相对理性的范围之内，推动村民不断进入到乡村生活的交往过程中，从而实现村庄的社会团结和联动。另一方面，个人在与他者进行互动往来时，人际关系网络被重新界定和区分，交往单位有了新的范畴，社会关系也由人情债的运作机制推动而实现再生产。
四、人情味的运作机制
如果说人情债的运作机制通过“赶人情”“差人情”“还人情”这样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增加了村民之间的关联度，使得关系获得了再生产。那么这种人情味的运作机制则是增加了村民之间的情感厚度，提升了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
中国是一个重礼仪的国家。“来而不往非礼也”“人有德于我，虽小不可忘也”等等，都是乡土中国礼尚往来的朴素观念。在农村，仪式性人情活动中大家相聚一堂，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每一个仪式性人情都是人生大事，庆祝或纪念生命节点，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共享机制——邀请亲朋好友前来分享，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情感共鸣和亲密关系;第二，在过去经济水平较低、物质匮乏的年代，每个家庭的每一次生命历程的转变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基于互助的理念，亲朋好友都会倾囊相助，主家也会设宴款待答谢大家的帮扶，这是一种传统社会流传下来的美德，也是村庄社会内部的共识。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仪式性人情中的人情味逐渐形成——生命事件的悲喜情绪与关系感相互调和之后的情绪氛围[26]。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仪式性人情有所简化，但是人情往来的内在精神和礼俗文化却被村民保留并继承，这就形成了人情味的运作机制。
（一）礼貌周到的待客之道
仪式性人情活动中的待客之道是营造人情味的基本方式。从古至今，中国都被称为礼仪之邦，这就意味着中国人在礼仪方面很是讲究，尤其是在仪式性人情这种公共场合，人们对待客之道更是十分注意。在现有的有关人情的研究中，待客之道常常被忽略。但事实上，待客之道作为主家为人处世的行为规则，能够反映主家与客人的道德情感。礼貌周到的待客之道，其核心是通过这样一套客气、礼貌的行为表达对客人的重视态度，以一种立体化、过程化、细节化的方式表达对客人的尊重、在意和关心，并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拉进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巧妙地建立双方之间的情感互动和关联，给前来赴宴的客人提供一份宾至如归的温情体验。在Z村，村民主要通过客套的程序和高水准的酒宴两个方面进行构建。
在乡村社会中，客套程序表达了村民对于建构亲密关系的主动性和慎重态度。虽然仪式性人情活动内容各不相同，但是整体的过程有几个程序是不可或缺的，具体包括请、陪、送。其中，“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动上门邀请是一种礼数，是对彼此之间关系和情感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邀請一般是由当家男性为主导展开的。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当中，男性是一家之主，男主外、女主内是家庭角色的真实写照，男性对村内公共事务、对外事务享有主导权力。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男性具有人情交往的正式身份，由男性发出“邀请”显得更为正式。“陪”的内容是指主家会安排专门的人来陪客人。陪客一般是由直系的、亲近的、年长的、有阅历的男性长辈担任，他们的作用主要是不停地劝饮和劝菜，让客人摆脱拘谨和陌生感，也是为了向外展示主家对彼此感情的重视。“送”也是仪式性人情不可忽视的环节。一般是在客人用完酒席离开时，由主家站在门口进行送别。送客一般由父母或者家庭的长辈来担任，他们代表着家庭的权威和体面，凸显了对每一位来宾的重视。送客时主家会正式表示感谢，也会表达自己招待不周的歉意，让前来赴宴的客人感到暖心。
除了客套的程序，在待客过程中，主家也一定会提供高水准的酒宴来表现好客和敬意，营造其乐融融和人情味浓厚的氛围，让客人不感觉拘束，吃得尽兴，喝得开心。首先，在饮食上，主家不但会准备丰盛的酒菜，拿出高于平时规格的饮食来“待客”。同时，在菜品饮酒方面也会注意搭配，更会对酒菜的质量进行重点把握，以显示出对客人的尊重。例如，在Z村，村民很少到饭店去招待客人，他们往往在院子里摆上几十桌酒席盛情款待。这样不但热闹，还给村民提供了一个寒暄聊天的机会。在菜品方面，当地村民会用自己种养的蔬菜、家禽作为酒席的食材，还会专门杀年猪来庆祝，通过本土化的菜品来展现当地人情特色。其次，注重娱乐活动的丰富性。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和现代科技的发达，外出打工的人逐渐增多，村民之间用于交流的机会和场合越来越少。仪式性人情成为村民联络感情、建立关系和进行一系列活动的重要场所。因此，在酒席过程中，主家不但会给村民提供聚会的零食和点心，也会提供更多的娱乐项目供大家进行交流。如果酒席结束后，亲朋好友不赶时间或者不着急离开，也可以静坐聊天，打牌唠嗑，诉说彼此之间的回应和经历，从而增进感情、巩固关系。
（二）活动中的互助合作
在传统农村社会，村民互助合作的现象比较常见，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互助合作发挥着弥补家庭经营能力不足的功能。虽然在打工浪潮兴起的背景之下，村民之间日常的互助合作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但是在村民红白喜事这些重要日子，邻里之间也会互帮互助。这种以人情和关系为文化基础的社会交换活动，既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工具，更是一种表达感情和道德伦理的方式。通过活动中的互助合作，村民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完成了相互之间情感的复归和再生产，在人情往来的原始作用和本真意义过程中恢复了纯粹的人情味。
从当地的实践来看，仪式性人情活动中互助合作的主体主要由那些长期生活在一起的近邻所组成。王铭铭认为：“合作与互助受到一定的生活关系网络的限定，合作与互助并不是超越地方性的，而是与一定的地方生活关系的体系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把民间社会互助的范畴称之为‘互助的圈子’。”[27]（p136）当地基于地缘而产生的互助合作，是以方便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并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以下特征。第一，义务性，即互助合作是不需要支持报酬的。同一个村甚至同一个湾子内的人都是非常熟悉的，“远亲不如近邻”的理念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彰显，人们强调活动中的互相帮助，而不是以经济行为进行替代。第二，自发组织性。互助合作活动并没有事前体系，也没有形成稳定的、长期的团体，而是在人情活动进行前由主家上门邀请促成。这种邀请并不具有强迫性，只有那些跟主家私人关系比较好的村民才有资格获得受邀的机会，而那些被邀请前来帮忙的村民，也往往会腾出专门的时间尽心帮助主家办酒。第三，相对规划性。尽管人情活动中的互助合作具有自发性，但是在实施过程中通常是在支客的统筹安排下进行分工与合作。以结婚为例，婚房的布置工作、婚宴的筹备工作、酒席当天服务客人等工作，都需要在支客的指挥下进行协调与配合，从而保障婚礼能够顺利和圆满地举办。 仪式性人情活动中的互助合作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是因为两点：一是仪式性人情往往伴随着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和一系列的体力劳动，仅仅依靠一个家庭的力量很难完成。特别是那些婚丧大事，作为主家的帮忙者，近邻承担了端茶、上菜、洗碗等一系列繁琐而复杂的工作，可以说，他们是仪式性人情活动中最辛苦的人。而仪式性人情是每个家庭都无法避免的活动，从活动的成本角度来看这是最節约、高效的一种方式。二是互助合作本身就是个体人情交往和增进关系的一部分，是建立亲密型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这种在血缘关系以外建立的私人关系中，本身就内含着一种筛选机制，即选择那些非常熟悉、日常生活中常有来往、相互扶持的村民。这种情感偏向在乡村熟人社会中十分明显，使得互助合作蕴含了文化意蕴和意义系统，双方能够透过互助合作建立一种类似于亲人的亲密关系。
（三）情感的宣泄和表达
情感的宣泄和表达为人情味的运作提供了精神动力。一方面，它为村民进行社会交往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它重塑了乡村社会的共同体意识，使普通的村民能够超越私人领域和家庭生活的局限实现与乡村社会的情感互动。在仪式性人情活动中，村民的主体性被调动起来，人情活动为个人或者家庭创设私人关系或者维持情感提供了现实机会，村民只有努力去维持、加强和培育，才能建构与他人的亲密关系网络。
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当中，村民之间形成了稳定、持续的交往原则和风俗习惯，以血缘和地理位置为联结纽带，并延续了原村庄内共同生活、活动、交往而产生的人际关系。这种人情交往是在生活于共同地域中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一定的共同地域赋予人们共同的经验范围背景，而这些共同的经验范围背景自然会产生彼此间的相互认同和共同情感，从而维持了乡村熟人社会的正常运转。过去村民可以通过在田间忙做时聊天、或者闲暇时聚在小卖部周围谈笑联络感情。但是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和现代科技的发达，外出打工的人增多，农业的机械化运作缩短了村民用在田里的时间，手机、电视等电子产品的普及也占据了村民日常生活和娱乐的时间，村民之间用于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乡村社会人情味越来越淡薄。所以，这些能够将多数村民聚集在一起的仪式性活动才变得越来越重要，村民也十分珍惜这样的机会。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仪式性人情活动才成为情感宣泄和表达的重要窗口，并成为制造乡村浓郁人情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当地的实践来看，仪式性人情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式来进行。第一，亲密关系的确认。生命节点只能给村民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但并不必然增加主家与客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因此，主家往往通过借助宴席再一次确认并强化彼此间的亲密关系。例如结婚中的敬酒，新人要在自家人的带领下，一一向每桌的客人敬酒，并且要在自家人的指引下叫人。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感谢客人的捧场，更是帮助新人熟悉主客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日后关系陌生化。同时，这也是对彼此关系的反复强调和认可，是维持相互之间情感的重要手段。第二，情感的共鸣共享。人情仪式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感受村庄共同体、创造共同经历和记忆、唤起村民认同的机会。例如丧葬活动，通过报丧、成殓、出殡、开丧、送行、起灵、路祭、下葬等环节宣泄自己的情感，让大家感受和体验集体的力量。正是由于仪式性人情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人生大事，并且村民拥有共同的风俗习惯，这种人情关键时刻的情感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唤起村民的共同意识和共同情感，形成乡村社会的群体归属感。
在人情味的运作之下，村民之间的人情往来体现了村民对于情感和亲密关系的需求，通过礼貌周到的待客之道、活动中的互助合作、情感的宣泄和表达，这种运作有了不同层面的保障。在如今乡村社会形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这种运行机制形塑了村民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使人们可以在人情往来中真正感受到浓厚的人情味温暖，在参与中分享快乐与祝福，塑造团结友爱的乡村共同体，增强地方的内聚力和整合力。
五、结语
人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是为了维持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一种生存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文化，人们通过人情往来建立关系、维系情感、扩大社会交往。而仪式性人情是人情的一种类型，它打破了人们日常来往的规律。它一经产生，便具有相对固定的表现形式，同时获得了村民的认可和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自洽的仪式性人情规则体系。这种规则体系是在具体社会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和“权益性”的[28]（p54）。它扎根于乡土文化的土壤之中，主要表现为仪式性人情中的各种“规矩”，并在熟人社会这一整体性的体系中产生了适应于自身的社会运作机制，即人情债机制和人情味机制（图1）。
所谓的人情债机制是指村民在人情往来中遵循的均衡回报的原则。这一原则主要针对“施—受”社会交换行为中的“受者”。所谓均衡回报，是指受者接受了施者的人情之后，为了不欠人情，要尽可能地回报以相对均等的资源。在过去，主要表现为生产性互助或实物的回馈，在现代社会，更多的是直接通过经济价值的均等来体现。村民之间通过多次人情往来，在长时间的交往过程中使得人情债保持了动态平衡。人情味则是“情感”的一种表现，体现的不是表面的“情”状，而是深厚的“情”怀。人情味机制是指村民在人情往来中，注重对情感密度的重视和培养，一方面，村民通过仪式性人情活动提供人情交往的平台和机会，增加人情往来的频率，另一方面，主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在形式和细节上让前来参宴的客人得到宾至如归的感觉，让村民能够更多地体会到温暖。
人情债和人情味机制是仪式性人情往来中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正是这两个机制的相互配合和促进才使得仪式性人情得以运转，缺失任何一个机制都会使人情链条产生断裂。在这样的运作机制下，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当地仪式性人情始终没有走向异化。这是因为仪式性人情本身具有重要的关系维系和群体归属的功能，成为了个体融入乡村社会的重要情感线索。与此同时，人情往来的态度和行为会成为村民对个体进行社会评价的重要方式，这种非正式的规范仍旧在乡村社会发挥着作用。尽管受市场化和规则化的影响，村庄开放性增加，村民的理性增强，仪式性人情发生了些许变化。但是乡村社会仍旧保持了相对完整性，传统的道德伦理也为人情的延续进行了铺垫，人们更是试图通过保留传统朴实的人情味建构适当的人情往来格局，从而实现转型时期乡村仪式性人情往来情感需求与经济理性的平衡，并最终实现人情往来现代化转型与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同步良性互动，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助力。 [注释]
○1 在Z村，村民将组称之为湾子。在仪式性人情酒席中，主家邀请的邻居不会突破湾子的限制，这主要是受到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的影响。
○2 在Z村，主家就是指家庭内部的当家人，一般是以男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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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杜亦欣
[关键词]人情;人情运作机制;人情债;人情味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21）04-0117-12
一、问题与进路
中国是一个有着浓郁人情文化的社会。这种“人情”不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情本体”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体验，更是在社会层面孕育了人际交往的模式和世俗伦理文化，更有学者将中国看作“情理社会”、“人情超级大国”。所以，理解中国社会，人情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
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对人情现象进行了探索与研究，力求通过对人情现象的解读和分析，丰富对人情概念的认识，并使人情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词。对于人情的含义，学者们众说纷纭，代表性的观点有：翟学伟认为人情是是包含血缘关系和伦理思想而延伸的人际交往行为[1]。王铭铭认为，人情可以理解为人之常情或人与人之间应有的情分[2]。孙春晨认为，人情是礼节应酬和礼物馈赠，是公众认可的日常交往行为准则，是情面和恩惠[3]。李伟明、黄光国、金耀基的观点较为相似，他们认为人情包含三层含义：人的本能的情感，即喜、怒、哀、乐等;社会互动和交往时用以交换的资源;人际交往过程中应当遵守的规范准则[4]。杨华将人情划分为日常性人情和仪式性人情，前者是在非仪式性场合（例如村社生活、生产和交往）的表达性馈赠，后者则是指在仪式性场合（例如红白喜事）的表达性馈赠[5]。
目前，国内对于人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三个领域，并形成了三种研究进路。第一种着眼于社会心理学，从文化意义的层面分析“人情”，以及与之相关的“面子”“关系”“权力”“报”等本土概念[6]（pp3-15），以此来揭示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的行为逻辑和心理特征[7]（pp1-12）。他们往往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理论资源，将日常生活的人情实践作为经验支撑，在此基础上抽象出中国人情交往的关系模型和人情往来的法则。第二种沿袭了西方人类学关于“礼物”的研究传统，根据西方人类学的观点，互惠是礼物流动的灵魂，礼物本身具有的“物”性和“灵”性发挥了与社会的联接力量，具有社会整合的意义[8]。以阎云翔、杨美惠为代表的人类学研究学者继承了“礼物范式”，他们将礼物置入中国农村人情交往的社会情景，从而开创了通过礼物透视人情功能和作用的研究路径[9]。在这一研究路径下，他们往往关注礼物在人情交往过程中的文化规则和运行规律，并且认为通过礼物可以实现人际关系的再生产和社会网络的建立。第三种研究路径则是聚焦于中国乡村社会，从功能主义和社会结构的视角论述人情的功能和人情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并重点讨论中国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情异化的社会现象。根据学者的观点，人情具有经济功能，除了发挥消费、储蓄、融资等金融功效外，还具有货币储蓄和面子积累的功能[10][11];人情也具有伦理功能，它承载了道德伦理和情感表达的双重内容，同时也具有强化自己人认同、实现人生价值的作用[12]。随着村庄结构性力量的式微和国家力量从乡村社会的撤退，人们的思想受到现代性和市场逻辑的裹挟，金钱至上的观念侵蚀人们的思想，生活预期愈发短视，人情名实分离，并不断异化成为赚取名利、攀比的工具和财富聚敛的手段[13]。这不但瓦解了村庄的生活基础，更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以上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学者不但对人情进行了静态的描述，着眼于人情交往背后的规则，使人情在关系的变换中实现动态调整，还关注了人情的动态发展，将人情置于时空伸缩之中，刻画了人情在现代社会的变异。虽然这些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于人情的认识和理解，在经验的基础上对人情进行了概括和提炼，抽象并建构了我国人情运行的理想类型，但是仍旧存在一些不足。他们无法回应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背景下人情是如何得以延续的，同时也很难解释人们在面对高额的人情负担时仍旧接受人情剥削、压榨，并且继续从事人情生产的现象，更缺少中观层面对于仪式性人情运作机制的深入剖析。本文尝试将湖北省Z村的仪式性人情作为文章分析的重点，通过对处于转型和巨变背景下乡土社会仪式性人情现实形态的刻画，分析仪式性人情的运行机制，期望在此基础上对人情理论作出回应和补充。
Z村位于当地办事处的边远地带，距D城区20余里，前年刚刚修通到市区的水泥路，是一个典型的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的行政村。目前下辖4个小组，全村383户，1246人，劳动力900多人，外出务工劳动力达400余人。Z村耕地资源丰富，全村耕地总面积4783亩，人均耕地面积约4亩。村庄形成了以水稻、小麦、玉米等种植和以猪、鸡、鸭、鹅、鱼等养殖为主的传统生计模式，具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随着市场经济和信息科技的影响，Z村逐渐出现了大规模种植水稻、蔬菜和大规模养殖鱼、猪、小龙虾的情况。随着Z村一位企业家在外创业成功，村庄形成了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浪潮。但是由于外出打工的以年轻人居多，村庄内部传统种养、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并没有改变，外出打工的人仍旧与村庄保持了很强的联动性，频繁参与村庄内部的人情活动。Z村由原来的Y村和Z村合并而成，村落层面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每个小组内部都有自己的大姓，但这种姓氏不如华南地区的宗族势力强大，又比北方小亲族的组织程度高，从而形成了处于宗族和小亲族中间状态的联动模式。由于当地是以姓氏为主的居住形态，组内人口居住相对集中，村民的社会交往频率高，再加上当地交通不是很发达，远离市中心，这就使得当地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比較高，保留了较为完整的熟人社会的特征，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穿梭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人情往来规范和机制。 二、Z村仪式性人情的往来现状
仪式是一种表达意义的程序化活动，是人们各种行为相对定型化的结果[14]。仪式性人情就是依赖于程序性、仪式性的活动，表达特定的情感，并获得人们认可、肯定并遵守的社会规范。在农村，“赶人情”“送人情”是村民交往的常态方式。虽然村民并没有对这一来一往的人情给出具体定义，但是在熟人社会的语境下，这种“人情”一般就是指仪式性人情。长期以来，人情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并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在中国乡村社会，注重情感是人情的文化生命基因，仪式是人们表达情感的重要媒介，发生在乡村层面的仪式性人情就是村民借助这种仪式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完成情感的宣泄，以维持村庄层面的社会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对这种人情的认知和理解，并将其内化于自身的行为之中。人们也不再去探究这种行为和目的背后的具体联系，而是继承了这种人情的固定做法，如果违背则会被看作不讲人情、不懂人情世故。当这种人情行为达成定型化的结构，这种惯习在村庄层面就内生成为仪式性人情。
（一）仪式性人情发生在生命历程的不同节点
在中国乡村社会，仪式性人情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重要性是与人生的历程紧密相连的，体现了个人对于生命的敬畏与尊重。在农民的认知体系里，人生是由不同的节点组成的，每个生命节点都意味着上一个生命历程的结束和新的生命历程的开启，节点的出现让生命变得具有阶段性和可期待性，构成了个体对于节点的重视和依赖，形成了农民价值体系中的“节点意识”。在这种渐变的过程中，人的情感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人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对于仪式性人情的多重要求，并形成了“量少、面广、高参与度、程序性”的特征。
仪式性人情是低频次的。从人的生命周期来看，人生的节点是相对有限的。仪式性人情往往发生在人生的重要节点，这就意味着举办仪式性人情活动的次数是相对有限的，不是随随便便找个理由就能举办。在Z村，仪式性人情主要有生小孩、抓阄、周岁、10岁、结婚、做寿（一般是60岁、70岁、80岁）、过世等。在村民看来，这些生命的重要时刻，一生只有一次，需要通过仪式性人情予以纪念。村民很少突破这些节点来增加举办酒席的次数，即便有，也都是小型的家庭内部聚会，并不会上升到村庄层面大规模的人情往来。
仪式性人情具有高度参与性。虽然仪式性人情是对个人生命节点的纪念，但是它却能够在村庄层面获得情感的共鸣和极高的参与度。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15]（p9），村民之间是彼此熟悉和亲密的，人们都愿意参与到仪式性人情往来之中，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并非个人社会，亦非集体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关系社会[16]（p16）。共同生活的人们长期、多方面相互依赖，通过仪式性人情，村民之间能够建立关系，强化彼此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人们在面对有限的生命节点时总是矛盾的，因为数量的限制，仪式性人情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珍视，每一个仪式性人情都是生命中的大事，人生的关键时刻得到分享，这不但是对村民价值的肯定和支持，更让这一人情变得充实而隆重。再加上人的生命历程具有同质性，这种固有的观念支持着村民不断参与到仪式性人情的活动中来。在Z村，举办酒席的主家会邀请自己一个湾子○1的人来参与这场人情活动，受到邀请的村民一定会出席酒席，即使酒席当天有事耽搁了，也会在酒席结束的2-3天内去主家吃顿便饭，以此进行弥补。
仪式性人情具有一系列程序性活动。农民认为仪式是一个庄重和严肃的过程，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一门专门的知识体系和意义系统，人情仪式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套文化意义的建构和强化[17]。这种仪式性体现在必须通过一系列程序性的活动来纪念人生的节点。以Z村的结婚来说，虽然现在讲究自由恋爱，但是必须要经过认亲、订婚、定期这三个必要环节才能结婚。在认亲时，需要将三代血亲都请过来一起吃顿饭，相互介绍认识才可以，这不但强化了亲戚之间的感情，避免日后见面不相识的尴尬局面，更意味着这个家族对于新人的接纳与认可。
（二）仪式性人情中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与他人建立的社会关系，就像是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8]（pp33-36）。其中，血缘以伦理辈分为基础，血缘组织越大，圈子就越大，地缘是以居住空间为核心建立的，地缘越接近，就越易形成差序圈子。虽然费孝通用这一概念描述熟人社会中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但是具有高度符号化与制度规范性的仪式性人情，也与差序格局的结构具有高度契合性。
差序格局中的“自我”。在差序格局中，“己”是社会关系的核心，人情关系表现的是自我主义。但是费孝通并没有明确自我主义的定义和界限，而是更为强调自我的相对性和伸缩性。既可以按照“推己及人”的逻辑将自我扩展到家族的范围，又可以在“私”的限制下收缩为单个的个体[19]。以Z村结婚为例，“自我”在邀请不同圈层的人来参与仪式性人情活动是有区别的。村民在邀请朋友或偿还朋友人情时，是以家庭为核心进行的，父辈和子辈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发出邀请和偿还人情，这个时候，自我由个体单位扩展到家庭单位;在邀请亲人和邻居或偿还他们的人情时，却是由主家○2的名义来进行的，而一旦父亲上了年纪或者过世，则是由儿子来偿还人情。在这个过程中，不但体现了家庭的分工与合作，也体现了父权的交替。
仪式性人情圈的“差序”。所谓人情圈是指与某一农民家庭有人情往来的家庭的总称。之所以称之为“圈”，一是因为它有相对固定的边界，哪几种关系可以被纳入人情圈，是有讲究的，一般是以一个家庭为中心，按照血缘关系由近及远向外推。在Z村，仪式性人情圈主要分为三个等级：亲属圈、邻居圈、朋友（同事）圈。虽然这一等级体现了人情圈的秩序，但是在这一秩序当中又存在着一些差别。其中，亲属圈是以血缘为中心形成的，邻居圈是以地缘为基础扩展的，朋友（同事）圈则是以趣缘或业缘为中心建立的。其中，血缘具有稳定性、基础性，血缘关系是农民生活中稳定的生活支撑，是农民人际交往的主要结构，也是农民进行仪式性人情往来的主要范围。同时，它也是农民的核心关系圈，很难因为外界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中断，并且这种人情圈具有亲密性，具有血缘关系的人基本会参与到对方所有的仪式性人情活动当中来。邻居圈和朋友（同事）圈是带有社交性质的关系，都是通过选择性、策略性的日常互动和情感联系逐渐建立起来的。一般情况下，村民的住宅一旦固定下来，就不会轻易改变。人们通过朝夕相处、日常聊天、闲暇走动彼此熟悉，建立情感，资源互助。在Z村，从广度来看，这种邻居圈能够横向扩展到整个湾子的人;从深度来看，这种邻居圈的互动维持在较低层次，只有在结婚、小孩抓阄等日子，邻居才会参与到村民的仪式性人情当中，做寿、过世等一般不需要邻居参与。朋友（同事）圈是近十几年才兴起的，由于Z村人口流动小，村民主要从事种养结合的产业，彼此之间的时间和关注点具有同质性。近年来，随着外出打工人口的增多和村庄产业结构的调整，才使得人们因为兴趣或者工作的相似性聚集在一起，但是这一圈层范围很小，受時间和空间等因素的影响，很难保持稳定、持续的人情交往关系，这就使得人们可以根据彼此的关系随时参与或者退出仪式性人情往来。 （三）仪式性人情中的交往规则
在仪式性人情的差序格局下，人们在人情交往活动中形成了不同的参与规则。这是乡村社会复杂而微妙的生存法则和运行规律，也是人们对人情实际运用和操作的具体化和适应性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需要人们刻意去强调，甚至不需要主家去说明，这是每一个生活在村庄当中的人自然而然掌握的技巧。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宗法关系为主要社会关系的社会，自上而下贯彻着“亲亲”的伦理原则，人们往往将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看作自家人，那么这种以生命节点为依托的仪式性人情活动也被农民视为是自己家的事情。所以，血缘圈很重视这种仪式性的人情活动，举办酒席的主家会亲自打电话告知他们举办酒席的具体事项，接到通知的亲人全家都会前来参加。邻居则不同，他们参与仪式性人情活动往往遵循了“有请才来”和“一来一往”的原则，他们一般是接到了主家的邀请或者因为与主家有人情往来才参与进来。朋友（同事）圈的人则是接到主家的邀请或者基于与主家建立关系的需求才会主动参与到人情活动中。这种具有灵活性、松散性的人情走动，既不会增加每个家庭的负担，也便于每个家庭根据自己的选择建立自己的人情圈层。除了电话和上门邀请，Z村还会以放烟花的形式进行通知。在Z村，村民办酒席的前一天晚上会放烟花，烟花除了表达庆祝之意，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即释放信号——主家要办酒席了。虽然在此之前，主人办事的信息已经通过登门邀请、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出去了，但是这种范围是有限的，烟花保证了整个村庄的人能够接收到这个消息，也给那些想要却尚未建立人际关系的村民提供了一个机会。
仪式性人情交往过程中，承载人情的礼金具有表达性和工具性的特点。从上个世纪到现在，礼金的形式实现了从相对固定的物质形态（例如鸡蛋、红糖、衣服等）向货币形态的转变，并且在礼金的数量上也有了规定。一般情况下，礼金的大小随着关系的远近有所不同，真实而具体地表现了人情圈的差序格局。在Z村，亲属圈范围比较广，它并不是以父亲一方的单系关系为主，父母双方的亲戚都在人情关系的维护范围之内。按照关系亲疏远近和自身经济情况的差别，亲戚圈随礼的金额也有所不同。其中，近亲属人情礼金一般在1000-1500元，远亲主要是500-1000元，普通亲属关系则给500元。邻居圈的礼金一般比较稳定，随礼的数额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话题，200元已经成为当地的共识。除非家里经济状况特别不好，否则村民很少低于这个标准。而朋友（同事）圈的礼金通常情况下会比邻居高，受个人偏好和情感交往因素的影响，随礼的金额具有不确定性，一般情况下维持在300-500元之间。
在乡村社会，仪式性人情活动是乡村社会文化的重要特征，它以人的生命节点为契机，以血缘、地缘、趣缘关系为中心，形成维护这些社会关系的文化共识，并具有固定性、稳定性、规则性的交往规则。从Z村仪式性人情活动的特点可以看出，一方面它具有中国农村地区仪式性人情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仪式性人情活动很容易发生异化，并受到村民的抵制和排斥。但是Z村的经验表明，仪式性人情非但没有异化，反而在乡村社会中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受到村民的支持和追捧，这就需要我们对它背后的机制和逻辑进行分析。通过调研发现，人情债机制和人情味机制成为认识和理解当地仪式性人情的重要维度。
三、人情债的运作机制
理解Z村仪式性人情，必须进入当地生活的场域，从他们的语言体系和价值世界中把握人情的社会内涵和文化意蕴。在当地村民看来，人情讲究你来我往。他们往往将参与仪式性人情的活动概括为“赶人情”，将行为的动机描述为“差人情”“还人情”。在他们的观念里，参与人情就是为了还“债”。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是每个人应当遵守的规则。在Z村，人情债主要是指仪式性人情中的社会交换。这主要受到村庄关联度和村民互动的影响，其着眼于社会层面的文化系统。
（一）人情中的“报”与“欠”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情往来中，“人情债”的影子總是如影随形。它产生的前提在于人情往来过程中形成的“报—欠”的心理机制。为了理解人情债的运作，首先需要理解“报—欠”背后的社会意义。Gouldner认为，“报”的规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规范，也是任何文化公认的基本道德律。人类的社会关系都建立在“报”的规范上[20]（p14）。莫斯认为“送礼”“回礼”“受礼”具有义务性[21]，并把这种义务性作为人情延续的基础。根据中国学者的观点，人情运行延续的基础依赖于“报”这一封闭式运作的社会规范。在“报”的规范下，受者接受了施者的人情，便欠了对方人情，施者在给予受者人情时，也能预期对方终将回报[22]。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别人的帮助是需要回报的，知恩图报是受者最基本的义务，它建立了人们的偿付意识。
值得说明的是，“报”在人情债运作过程中扮演着基础性作用，它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行为道德规范，而驱动人们实施回报这一行为的重要原因则在于人情的亏欠感。而这种心理与仪式性人情的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仪式性人情涉及人生大事，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例如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接生婆，她对于主家来讲是恩重如山的，不但挽救了两个人的生命，还使得一个家庭的香火得以延续。例如丧葬活动中的抬棺人，他让死者入土为安，避免主家留有遗憾。这种人情亏欠是很强烈的，是无价的，是终身式的。另一方面，与日常性人情不同，仪式性人情的时间差距决定了一个完整的人情链条很难在同一个时空场域下进行。这就使得仪式性人情交往活动通常具有一个模糊性的时间差，是一个延迟交换的过程，从而导致受者总是处于亏欠状态。这种亏欠给主家带来极大的心理负担，促发人们不断寻找机会和渠道去偿还这份人情。
在具体的人情往来实践中，报恩的道德义务与情感的亏欠感始终交织在一起的，并导致双方的关系总是处于一种非人格化的权利义务不对称的状态，从而产生了心理压力。在当地，村民将其描述为人情债。Z村的村民很看中人情债的偿还，亏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像未完成的任务指标一样折磨着人的心理，只有回报之后，内心的亏欠感才会消除。在现代人情往来活动中，办酒家庭和送礼家庭分别扮演了施报者和亏欠者两种身份，恩惠以礼金的形式在双方之间流动。主家收到别人的礼金后便形成了一种“欠”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会使他产生一种“报”的意图，促使他在送礼者办酒过程中通过“送人情”“还人情”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将人情链条拉长，通过“报—欠”心理机制的反复循环，仪式性人情得以持续运作下去。 （二）村民的理性算计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力量的不断渗入，市场经济的理念和运行逻辑不断形塑着村民的思想和行为。尤其是货币作为纯粹经济工具的介入，一跃成为仪式性人情活动的往来媒介和主要载体，并呈现出工具主义的特征。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家和宴请的客人转变为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理性算计的原则成为推动当地人情债运行的动力机制，并成为村民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标准。
理解村民理性算计的动机，应该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和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开放，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货币这种具有金融性质的礼物获得村民的追捧。它不但具有储蓄、融资的功能，还可以在村民遇到生病、上学等经济困难时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就使得村民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在考虑自己与对方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做出是否随礼的选择。阎云翔认为，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道义经济学，一个理性行动者，能够在大多数情况下做出依照当地文化标准最理性的行为选择[23]（pp243-253）。另一方面，人情的货币化使得村民之间的关系能够以一种更加具体化、清晰化、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像费孝通先生讲的，“社会生活越发达，人和人之间的往来也愈繁重，单靠人情不易维持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于是，当场清算的需要也增加了，货币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有了一定的单位，清算可以正确;有了媒介，可以保障个人间所得和所欠的信用。”[18]从这个层面来讲，这种理性的算计能够更好地界定村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便于村民之间稳定而长期地进行交往。
在理性算计的支配之下，村民进行仪式性人情来往时都会做出一番考量。第一，关系的衡量。村民在随礼前会在心里计算或衡量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即两者之间的关系需投入多少礼金予以维系。村民在这个过程中会对交往的人进行筛选，哪些人可以继续人情往来，哪些人可以中断关系，哪些人可以投入更多的礼金强化感情。第二，次数的衡量。随礼前，村民也会考虑家庭的实际情况，计算一下自己家庭近几年办事的数量，预估自己是否能够收得回自己的人情。如果自己家庭近几年没有大事，并且双方之间的人情债已经全部还清了，那么村民就会退出他们之间的人情往来;相反，如果自己将来办事数量多，那么村民就会继续随礼，维持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Z村形成了以下的人情交往规则：1.从礼金数额来看，人情往来中的礼金具有等价性。村民之间以默会的方式认同并实践这一规则，在随礼前，村民都会拿出礼金簿查看，以确保随礼的金额和礼单上记载的相同。在他们看来，双方之间是平等的，回以同等礼金只是因为“差人情”，即使同桌而坐的其他人出的礼金比自己高，村民也不会觉得有失面子。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一原则避免了基于面子竞争或者敛财心理而导致的人情异化。2.从礼金的层次来看，礼金具有等级性，体现了亲疏有别、等距等价。根据笔者在Z村采集到的资料显示，仪式性人情中三个圈层的礼金按照亲属圈、朋友（同事）圈、邻居圈由内而外依次递减，但是每个圈层内部的礼金都保持了基本的稳定。以亲属圈为例，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关系亲疏，但是相同辈分之间送出的礼金是基本相同的，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规则。这样既考虑到了每个家庭的经济情况，避免因参与频繁的人情往来而带来的经济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礼金数量差异过大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和情面尴尬。
（三）村庄舆论的制约
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构建的乡村社会，村民的人情往来除了受到个人理性的权衡和考量，还会受到村庄舆论的制约。它给人情债的运作提供了一种社会评价机制。这种社会评价是熟人社会特有的一种运行规范，是在村民长期而稳定的生活状态下形成的。通常情况下，这种舆论主要在村民日常聊天的过程中展开，村民会对他们看到或参与的人情活动做出评价，并对村民随礼的行为进行点评。金耀基指出，这种社会的评价就是个人的社会性面子，会对个人的行为进行约束[24]。宋丽娜则指出，这种社会评价是一种乡村社会的软规范和软控制，它是农民在村庄语境中“说事”的公共平台，是社会教化在农民公共生活中的体现[25]（pp213-214）。在村庄舆论的监督之下，人情活动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问题，偿还人情债成为了一种道德义务和结构性的义务。
人们素以“礼仪之邦”“礼尚往来”“礼轻情意重”等词阐释中国人情，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里，人情往来是一个人必备的社交素养。在村民看来，送人情、赶人情是一个人的义务，村民生活在特定群体中，与周边的亲友相邻没有人情往来，这是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现。如果你欠情不还，就会受到亲朋好友和邻居的蔑视和非议，被大家认定为是忘恩负义、没有感情的人。生活在同一个村庄内部，村民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虽然并不会撕破脸面，也不会在公共场合通过舆论机制对这些只接受人情而不付出人情的村民在村庄层面进行公开的制约和惩罚，但是每个村民心里都有一本人情賬簿，一方在某次人情场合如果没有表达应有的人情，事后又没有做出补偿，就会导致双方人情往来的中断。这种关系的中断并不局限于仪式性人情活动，它还具有延伸性，蔓延到村民之间的日常交往过程中。
根据村民Y的描述：“如果他（邻居）还欠着我的人情债，但是在我办事儿（指举办仪式性人情）时却不来还人情，那么以后我就不会赶他的人情了，你请我（日常）帮忙我也不会去，你要借我的钱，我也不借。”
村民通过这种温情脉脉的方式进行制裁或者惩罚，从而将欠人情债的村民排除在自己的人际关系范围之外。而这种逃人情的行为还会在其他人情往来活动中引起连锁反应。对于一般的村民来讲，生活在熟人社会，村民互相了解和熟悉，彼此之间没有秘密，同来参加仪式性人情，同一圈层的人坐在同一桌次，谁来赶人情、还人情、逃人情，村民都是可以看到的。一旦有谁欠人情不还，村民都是可以洞察的。在乡村社会，村民对于这些亏欠人情不还的人一般会调低对其还礼的预期，从而导致这些人的“人情口碑”迅速下降，成为“不重视情礼的人”，久而久之，这些人的人情圈将大大缩小，社会融入度、认可度大幅度降低，并逐渐被村庄边缘化。所以，村民在这种道德关系的约束下，并不会随意退出或者终止人情关系，反而会通过积极偿还人情债来建立与村民的联系，并进行互动。 在人情债的运作之下，村民之间的赶人情、送人情、欠人情、还人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是有了人情中的“报”与“欠”、村民的理性衡量和村庄的舆论制约，才使得人情往来保持在一个相对理性的范围之内，推动村民不断进入到乡村生活的交往过程中，从而实现村庄的社会团结和联动。另一方面，个人在与他者进行互动往来时，人际关系网络被重新界定和区分，交往单位有了新的范畴，社会关系也由人情债的运作机制推动而实现再生产。
四、人情味的运作机制
如果说人情债的运作机制通过“赶人情”“差人情”“还人情”这样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增加了村民之间的关联度，使得关系获得了再生产。那么这种人情味的运作机制则是增加了村民之间的情感厚度，提升了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
中国是一个重礼仪的国家。“来而不往非礼也”“人有德于我，虽小不可忘也”等等，都是乡土中国礼尚往来的朴素观念。在农村，仪式性人情活动中大家相聚一堂，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每一个仪式性人情都是人生大事，庆祝或纪念生命节点，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共享机制——邀请亲朋好友前来分享，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情感共鸣和亲密关系;第二，在过去经济水平较低、物质匮乏的年代，每个家庭的每一次生命历程的转变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基于互助的理念，亲朋好友都会倾囊相助，主家也会设宴款待答谢大家的帮扶，这是一种传统社会流传下来的美德，也是村庄社会内部的共识。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仪式性人情中的人情味逐渐形成——生命事件的悲喜情绪与关系感相互调和之后的情绪氛围[26]。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仪式性人情有所简化，但是人情往来的内在精神和礼俗文化却被村民保留并继承，这就形成了人情味的运作机制。
（一）礼貌周到的待客之道
仪式性人情活动中的待客之道是营造人情味的基本方式。从古至今，中国都被称为礼仪之邦，这就意味着中国人在礼仪方面很是讲究，尤其是在仪式性人情这种公共场合，人们对待客之道更是十分注意。在现有的有关人情的研究中，待客之道常常被忽略。但事实上，待客之道作为主家为人处世的行为规则，能够反映主家与客人的道德情感。礼貌周到的待客之道，其核心是通过这样一套客气、礼貌的行为表达对客人的重视态度，以一种立体化、过程化、细节化的方式表达对客人的尊重、在意和关心，并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拉进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巧妙地建立双方之间的情感互动和关联，给前来赴宴的客人提供一份宾至如归的温情体验。在Z村，村民主要通过客套的程序和高水准的酒宴两个方面进行构建。
在乡村社会中，客套程序表达了村民对于建构亲密关系的主动性和慎重态度。虽然仪式性人情活动内容各不相同，但是整体的过程有几个程序是不可或缺的，具体包括请、陪、送。其中，“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动上门邀请是一种礼数，是对彼此之间关系和情感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邀請一般是由当家男性为主导展开的。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当中，男性是一家之主，男主外、女主内是家庭角色的真实写照，男性对村内公共事务、对外事务享有主导权力。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男性具有人情交往的正式身份，由男性发出“邀请”显得更为正式。“陪”的内容是指主家会安排专门的人来陪客人。陪客一般是由直系的、亲近的、年长的、有阅历的男性长辈担任，他们的作用主要是不停地劝饮和劝菜，让客人摆脱拘谨和陌生感，也是为了向外展示主家对彼此感情的重视。“送”也是仪式性人情不可忽视的环节。一般是在客人用完酒席离开时，由主家站在门口进行送别。送客一般由父母或者家庭的长辈来担任，他们代表着家庭的权威和体面，凸显了对每一位来宾的重视。送客时主家会正式表示感谢，也会表达自己招待不周的歉意，让前来赴宴的客人感到暖心。
除了客套的程序，在待客过程中，主家也一定会提供高水准的酒宴来表现好客和敬意，营造其乐融融和人情味浓厚的氛围，让客人不感觉拘束，吃得尽兴，喝得开心。首先，在饮食上，主家不但会准备丰盛的酒菜，拿出高于平时规格的饮食来“待客”。同时，在菜品饮酒方面也会注意搭配，更会对酒菜的质量进行重点把握，以显示出对客人的尊重。例如，在Z村，村民很少到饭店去招待客人，他们往往在院子里摆上几十桌酒席盛情款待。这样不但热闹，还给村民提供了一个寒暄聊天的机会。在菜品方面，当地村民会用自己种养的蔬菜、家禽作为酒席的食材，还会专门杀年猪来庆祝，通过本土化的菜品来展现当地人情特色。其次，注重娱乐活动的丰富性。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和现代科技的发达，外出打工的人逐渐增多，村民之间用于交流的机会和场合越来越少。仪式性人情成为村民联络感情、建立关系和进行一系列活动的重要场所。因此，在酒席过程中，主家不但会给村民提供聚会的零食和点心，也会提供更多的娱乐项目供大家进行交流。如果酒席结束后，亲朋好友不赶时间或者不着急离开，也可以静坐聊天，打牌唠嗑，诉说彼此之间的回应和经历，从而增进感情、巩固关系。
（二）活动中的互助合作
在传统农村社会，村民互助合作的现象比较常见，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互助合作发挥着弥补家庭经营能力不足的功能。虽然在打工浪潮兴起的背景之下，村民之间日常的互助合作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但是在村民红白喜事这些重要日子，邻里之间也会互帮互助。这种以人情和关系为文化基础的社会交换活动，既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工具，更是一种表达感情和道德伦理的方式。通过活动中的互助合作，村民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完成了相互之间情感的复归和再生产，在人情往来的原始作用和本真意义过程中恢复了纯粹的人情味。
从当地的实践来看，仪式性人情活动中互助合作的主体主要由那些长期生活在一起的近邻所组成。王铭铭认为：“合作与互助受到一定的生活关系网络的限定，合作与互助并不是超越地方性的，而是与一定的地方生活关系的体系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把民间社会互助的范畴称之为‘互助的圈子’。”[27]（p136）当地基于地缘而产生的互助合作，是以方便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并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以下特征。第一，义务性，即互助合作是不需要支持报酬的。同一个村甚至同一个湾子内的人都是非常熟悉的，“远亲不如近邻”的理念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彰显，人们强调活动中的互相帮助，而不是以经济行为进行替代。第二，自发组织性。互助合作活动并没有事前体系，也没有形成稳定的、长期的团体，而是在人情活动进行前由主家上门邀请促成。这种邀请并不具有强迫性，只有那些跟主家私人关系比较好的村民才有资格获得受邀的机会，而那些被邀请前来帮忙的村民，也往往会腾出专门的时间尽心帮助主家办酒。第三，相对规划性。尽管人情活动中的互助合作具有自发性，但是在实施过程中通常是在支客的统筹安排下进行分工与合作。以结婚为例，婚房的布置工作、婚宴的筹备工作、酒席当天服务客人等工作，都需要在支客的指挥下进行协调与配合，从而保障婚礼能够顺利和圆满地举办。 仪式性人情活动中的互助合作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是因为两点：一是仪式性人情往往伴随着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和一系列的体力劳动，仅仅依靠一个家庭的力量很难完成。特别是那些婚丧大事，作为主家的帮忙者，近邻承担了端茶、上菜、洗碗等一系列繁琐而复杂的工作，可以说，他们是仪式性人情活动中最辛苦的人。而仪式性人情是每个家庭都无法避免的活动，从活动的成本角度来看这是最節约、高效的一种方式。二是互助合作本身就是个体人情交往和增进关系的一部分，是建立亲密型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这种在血缘关系以外建立的私人关系中，本身就内含着一种筛选机制，即选择那些非常熟悉、日常生活中常有来往、相互扶持的村民。这种情感偏向在乡村熟人社会中十分明显，使得互助合作蕴含了文化意蕴和意义系统，双方能够透过互助合作建立一种类似于亲人的亲密关系。
（三）情感的宣泄和表达
情感的宣泄和表达为人情味的运作提供了精神动力。一方面，它为村民进行社会交往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它重塑了乡村社会的共同体意识，使普通的村民能够超越私人领域和家庭生活的局限实现与乡村社会的情感互动。在仪式性人情活动中，村民的主体性被调动起来，人情活动为个人或者家庭创设私人关系或者维持情感提供了现实机会，村民只有努力去维持、加强和培育，才能建构与他人的亲密关系网络。
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当中，村民之间形成了稳定、持续的交往原则和风俗习惯，以血缘和地理位置为联结纽带，并延续了原村庄内共同生活、活动、交往而产生的人际关系。这种人情交往是在生活于共同地域中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一定的共同地域赋予人们共同的经验范围背景，而这些共同的经验范围背景自然会产生彼此间的相互认同和共同情感，从而维持了乡村熟人社会的正常运转。过去村民可以通过在田间忙做时聊天、或者闲暇时聚在小卖部周围谈笑联络感情。但是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和现代科技的发达，外出打工的人增多，农业的机械化运作缩短了村民用在田里的时间，手机、电视等电子产品的普及也占据了村民日常生活和娱乐的时间，村民之间用于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乡村社会人情味越来越淡薄。所以，这些能够将多数村民聚集在一起的仪式性活动才变得越来越重要，村民也十分珍惜这样的机会。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仪式性人情活动才成为情感宣泄和表达的重要窗口，并成为制造乡村浓郁人情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当地的实践来看，仪式性人情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式来进行。第一，亲密关系的确认。生命节点只能给村民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但并不必然增加主家与客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因此，主家往往通过借助宴席再一次确认并强化彼此间的亲密关系。例如结婚中的敬酒，新人要在自家人的带领下，一一向每桌的客人敬酒，并且要在自家人的指引下叫人。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感谢客人的捧场，更是帮助新人熟悉主客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日后关系陌生化。同时，这也是对彼此关系的反复强调和认可，是维持相互之间情感的重要手段。第二，情感的共鸣共享。人情仪式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感受村庄共同体、创造共同经历和记忆、唤起村民认同的机会。例如丧葬活动，通过报丧、成殓、出殡、开丧、送行、起灵、路祭、下葬等环节宣泄自己的情感，让大家感受和体验集体的力量。正是由于仪式性人情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人生大事，并且村民拥有共同的风俗习惯，这种人情关键时刻的情感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唤起村民的共同意识和共同情感，形成乡村社会的群体归属感。
在人情味的运作之下，村民之间的人情往来体现了村民对于情感和亲密关系的需求，通过礼貌周到的待客之道、活动中的互助合作、情感的宣泄和表达，这种运作有了不同层面的保障。在如今乡村社会形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这种运行机制形塑了村民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使人们可以在人情往来中真正感受到浓厚的人情味温暖，在参与中分享快乐与祝福，塑造团结友爱的乡村共同体，增强地方的内聚力和整合力。
五、结语
人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是为了维持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一种生存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文化，人们通过人情往来建立关系、维系情感、扩大社会交往。而仪式性人情是人情的一种类型，它打破了人们日常来往的规律。它一经产生，便具有相对固定的表现形式，同时获得了村民的认可和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自洽的仪式性人情规则体系。这种规则体系是在具体社会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和“权益性”的[28]（p54）。它扎根于乡土文化的土壤之中，主要表现为仪式性人情中的各种“规矩”，并在熟人社会这一整体性的体系中产生了适应于自身的社会运作机制，即人情债机制和人情味机制（图1）。
所谓的人情债机制是指村民在人情往来中遵循的均衡回报的原则。这一原则主要针对“施—受”社会交换行为中的“受者”。所谓均衡回报，是指受者接受了施者的人情之后，为了不欠人情，要尽可能地回报以相对均等的资源。在过去，主要表现为生产性互助或实物的回馈，在现代社会，更多的是直接通过经济价值的均等来体现。村民之间通过多次人情往来，在长时间的交往过程中使得人情债保持了动态平衡。人情味则是“情感”的一种表现，体现的不是表面的“情”状，而是深厚的“情”怀。人情味机制是指村民在人情往来中，注重对情感密度的重视和培养，一方面，村民通过仪式性人情活动提供人情交往的平台和机会，增加人情往来的频率，另一方面，主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在形式和细节上让前来参宴的客人得到宾至如归的感觉，让村民能够更多地体会到温暖。
人情债和人情味机制是仪式性人情往来中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正是这两个机制的相互配合和促进才使得仪式性人情得以运转，缺失任何一个机制都会使人情链条产生断裂。在这样的运作机制下，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当地仪式性人情始终没有走向异化。这是因为仪式性人情本身具有重要的关系维系和群体归属的功能，成为了个体融入乡村社会的重要情感线索。与此同时，人情往来的态度和行为会成为村民对个体进行社会评价的重要方式，这种非正式的规范仍旧在乡村社会发挥着作用。尽管受市场化和规则化的影响，村庄开放性增加，村民的理性增强，仪式性人情发生了些许变化。但是乡村社会仍旧保持了相对完整性，传统的道德伦理也为人情的延续进行了铺垫，人们更是试图通过保留传统朴实的人情味建构适当的人情往来格局，从而实现转型时期乡村仪式性人情往来情感需求与经济理性的平衡，并最终实现人情往来现代化转型与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同步良性互动，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助力。 [注释]
○1 在Z村，村民将组称之为湾子。在仪式性人情酒席中，主家邀请的邻居不会突破湾子的限制，这主要是受到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的影响。
○2 在Z村，主家就是指家庭内部的当家人，一般是以男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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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杜亦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