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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积淀让他迸发
1998年，孙恒毕业了，作为河南安阳师范学院艺术系音乐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他找到了一份音乐教师的工作，就职于河南开封四中。每天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学校里，他和孩子们一起唱歌、游戏，教室里总能传出美妙的音乐和孩子们爽朗的笑声。可这份安逸稳定的工作并没有满足孙恒对梦想和生活的要求。当年，他23岁，为了寻梦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选择了申请辞职离开家乡，仅仅携带300多元和一把吉他去往北京，加入了北漂者的行列。
不过，偌大的北京沒有像他期望的那样，很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他最初的梦想。他没有温暖的家，没有归属感，为了生存，他不得不穿梭在工地、社区、街道和地下通道，做搬运、贴广告、卖唱，体验着各式各样的生活。背着吉他随处唱，把想唱的唱给城市和人们听，相比其他工作，这是当时他最喜欢的工作了。
那段时间，他常去建筑工地卖唱，结识了一位叫做彪哥的建筑工人。在孙恒的记忆中，彪哥看起来又黑又瘦，不爱说话。可能是因为熟络了，一天晚上，彪哥竟主动跟孙恒聊起天来，伸出他一双粗糙布满老茧的双手给孙恒看：“我什么都没有，就只有这样一双空空的手养活父母、老婆、孩子，每天干活很累，十三四个小时，有时十七八个小时，累的时候喝些酒，喝完酒更想家。我想不明白，我们用双手、血汗盖起了一座座高楼，但这个城市里的人还是瞧不起我们，我想拼命干活让生活更好，可是，到头来，我还是只有这一双空空的手。”孙恒听到这里，揪心，看着伤心的彪哥，想起了自己打工的经历，感同身受。
那天晚上周边的环境显得异常的寂静和冰凉，孙恒心里五味杂陈，回到家中突发灵感，创作了一首歌曲《彪哥》：“你说你很想家，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少一家安稳的生活……一天天一年年，你拥有的只是一双空空的手……”
原本生存已经让他忘记了为什么来北京，自己还有远大的梦想。但彪哥的事让他醒悟过来，现实还没有吞噬掉他的梦想，那颗梦想的种子被唤醒，重燃起了他对新生活的希望和热情。他突然明白了，自己的人生，其实就是这个群体的人生。他决定背着吉他流浪全国，将底层人物的故事编成歌曲，自弹自唱。
1999年年底，北京明圆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在北师大开讲座，孙恒当时在台下。校长说：“北京每年有20万农民工子女，因为各种原因上不了公立学校；打工子弟学校条件有限，孩子们的音体美课没人上……”当很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能做什么时，台下的孙恒毫不犹豫地立刻举起手：“我可以去当志愿者，教孩子们音乐。”
说到就做，孙恒站到了阔别已久的讲台，下面坐着六个年级的学生，孙恒让简陋的学校第一次传出整齐的歌声。冬去春来，每天骑着破自行车往来于学校和住处，每个月400块钱交通伙食补助是他全部的收入，然而孩子们的歌声却让孙恒坚持了3年。
2001年的冬天，天津科技大学的学生社团去工地慰问工友，孙恒也跟着去了。一个简陋的工棚里拥挤着50多个人，冷风敲打着窗户，屋内挂晾的衣物也随之飘着，寒冬的歌声让人寒毛直竖。
严冬中，有的工友连被褥都没有，还睡光板床。站在这样的工棚里，孙恒弹起吉他，大声唱了起来，工友们由鸦雀无声到掌声如潮，最后干脆一起合唱起来。
2002年5月1日，孙恒和他的伙伴们组建了全国首家打工青年艺术团，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去建筑工地、工厂、社区坚持为农民工义务演出。至今，演出已经超过500场次，观众超过25万人次。2005年，孙恒和伙伴们发行了中国第一张农民工自编自唱的音乐专辑《天下打工者是一家》，拿到7万元版税。孙恒发现很多农民工子弟没钱上学，就用这笔版税收入在北京创办了农民工子弟学校——同心实验学校。凡是贫穷农民工的孩子入校，都可以减免学费。目前，学校已接收800多名农民工子弟入学。2002年11月，孙恒正式注册“工友之家”，开始了更全面的打工群体服务工作。
近几年，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孙恒还办起了同心互惠商店、公益图书馆、公益电影院、全国首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新生代打工青年的培训班等，希望以此来记录打工文化的历史变迁，倡导民众尊重劳动价值。
公民时代下的文化声音
“每个人都有值得尊重的生活感受，时代缺乏普通人的文化声音。而表达是最基本的权利，这个社会和时代需要平等表达的途径，这个途径可以是舞台。”孙恒说。
又是一年的春节来到，工友们盼望着回家欢聚，可能不能回去，很多工友的心都在打鼓。回家的消息飘忽不定，车票、工资和工作等无一不是考虑的要素。回不了家就只能留在原地，即便有事做，心也是空的。
不管是冰冻寒天，还是烈烈炎日，他们穿梭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如同城市的血液。公车上不敢坐的民工，缺乏表达自我精神文化途径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家留守的儿童们，想方设法讨薪的农民工，一票难求的回家车票，拥挤的车厢。联想起这些，我们就知道他们有很多的故事和生活感受，需要平台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
2012年第一届“打工春晚”诞生，最初工友们只把它设想为小范围的自娱自乐，但没想到崔永元的加入让舞台变得更有生气，他“翘”掉了一本正经的慈善年会，穿着黑色皮夹克来到现场。在台下，他不时掏出手机。为台上那些并非明星的小人物拍照。那天晚上，那简陋的棚内，那个舞台，那份真情，让工友们都很开心。没想到这场仅仅只花费1000元的晚会在网上发布视频之后，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孙恒当时只是想：“很多工友自己有才艺特长，春节期间回不了家，何不弄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晚会？”而这个晚会他有自己的坚持，“这可不是个人才艺表演，我们希望节目是可以表现工友的真实情感，反映的是一群人。”这一点也在第二届“打工春晚”的舞台上得到了印证。
2013年的第二届“打工春晚”上，同心实验学校的孩子们登上台，表演了已经排练两个星期的开场舞《天下打工者是一家》和合唱《我多想》。苏州搬运工人闫青军以工资单为题材的原创歌曲，表达了工友盼望发工资时的心情。商洪强原创的《留守》，展现了中国几千万留守家庭的缩影，苏州工友用表演唱的方式表演了《搬家》…… 第二届“打工春晚”的影响不断扩大，得到了各界支持。团中央免费提供场地，农林卫视、搜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乡村之声提供资源，协办方乐事汇提供10多万元的经费，还有来自台湾、香港的工友赴京演出，整台晚会80%都是工友。农林卫视和中央七套春节电视首播，卫星电视转播，搜狐视频网络播放，连广播也能收听到现场的声音。
晚会主持人崔永元开场时说：“明年的‘打工春晚’要办到人民大会堂去。”引起现场阵阵掌声和欢呼。“打工春晚”结束后，他又说：“这是我主持过的条件最简陋、规模最小的春晚，却是让我最感动、最亲切、最温暖的春晚。”
迎击质疑，放声歌唱
“打工春晚”虽然成功的走进人们眼中，但如何走得更远仍是人们的关注和期待，很多质疑声也不断传开。
崔永元无疑不是“打工春晚”的一大看点。很多人说：“打工春晚”靠的是崔永元的名气，而又有人质疑崔永元对工友的帮助是在作秀。对于这点，孙恒很淡然地说：“2004年，我做节目认识小崔，成为了好朋友。有人提出让崔永元作晚会主持人，我便通过微博邀约。让人意外的是，他竟然答应了。”“对外报道主要是靠媒体记者，小崔的确是晚会的一大亮点，但我更希望媒体大众关注晚会节目本身和背后的故事，而不只是小崔的加入。”
很多人好奇“打工春晚”的变化，有人提出质疑，“你们现在这么个搞法会不会离我们这个群体远了，以后就商业化了，变味了？”针对质疑，孙恒说绝对不会组织商演，而谈起具体变化，孙恒提出了他的看法：“网络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舞台、设备等硬件条件好了，平台也大了，观众更多，节目更丰富了。可是本质是不变的，我们支持原创，节目要来自工友的生活，要有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但绝对不是个人才艺展示。”如同孙恒对自己策划的晚会一样，谈起自己的过去时，他说：“以前自己上过文化部的春晚，有成立艺术团的想法，现在从个人走向团队，自己的初衷和爱好是没有变的，依旧是普通人，喜欢文艺，喜欢唱歌。”
当谈及负面的影响时，他说：“平台大了以后，考虑的因素多，要求自然高，都要讲究一些，没那么轻松自在了。”由于工作量大，工友们牺牲业余时间来做晚会的工作要克服很多困难。为了让晚会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北京工友之家专门组建了“打工春晚”的团队。在选拔节目时，团队先熟悉节目再按照标准推选，再三考量，还是免不了争议，最终从近百个节目中选出了24个。
孙恒说：“我们希望每年举办一届，有可能的话想举办全国范围的‘打工春晚’，下一届的主题还是工友，核心价值观不会变。我们的活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想参与，已经与搜狐在策划新活动了，叫做《我要大众唱》，到时候人人都可以唱，再把作品放到網上统一宣传。”
从1998年到2013年，孙恒实现了他人生的几次跨越。他的每一次跨越，都与农民工群体息息相关。试想，若是能够举办成功，在生活中，我们就能听到来自各个领域的声音，那里将是一个全新的“舞台”……
1998年，孙恒毕业了，作为河南安阳师范学院艺术系音乐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他找到了一份音乐教师的工作，就职于河南开封四中。每天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学校里，他和孩子们一起唱歌、游戏，教室里总能传出美妙的音乐和孩子们爽朗的笑声。可这份安逸稳定的工作并没有满足孙恒对梦想和生活的要求。当年，他23岁，为了寻梦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选择了申请辞职离开家乡，仅仅携带300多元和一把吉他去往北京，加入了北漂者的行列。
不过，偌大的北京沒有像他期望的那样，很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他最初的梦想。他没有温暖的家，没有归属感，为了生存，他不得不穿梭在工地、社区、街道和地下通道，做搬运、贴广告、卖唱，体验着各式各样的生活。背着吉他随处唱，把想唱的唱给城市和人们听，相比其他工作，这是当时他最喜欢的工作了。
那段时间，他常去建筑工地卖唱，结识了一位叫做彪哥的建筑工人。在孙恒的记忆中，彪哥看起来又黑又瘦，不爱说话。可能是因为熟络了，一天晚上，彪哥竟主动跟孙恒聊起天来，伸出他一双粗糙布满老茧的双手给孙恒看：“我什么都没有，就只有这样一双空空的手养活父母、老婆、孩子，每天干活很累，十三四个小时，有时十七八个小时，累的时候喝些酒，喝完酒更想家。我想不明白，我们用双手、血汗盖起了一座座高楼，但这个城市里的人还是瞧不起我们，我想拼命干活让生活更好，可是，到头来，我还是只有这一双空空的手。”孙恒听到这里，揪心，看着伤心的彪哥，想起了自己打工的经历，感同身受。
那天晚上周边的环境显得异常的寂静和冰凉，孙恒心里五味杂陈，回到家中突发灵感，创作了一首歌曲《彪哥》：“你说你很想家，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少一家安稳的生活……一天天一年年，你拥有的只是一双空空的手……”
原本生存已经让他忘记了为什么来北京，自己还有远大的梦想。但彪哥的事让他醒悟过来，现实还没有吞噬掉他的梦想，那颗梦想的种子被唤醒，重燃起了他对新生活的希望和热情。他突然明白了，自己的人生，其实就是这个群体的人生。他决定背着吉他流浪全国，将底层人物的故事编成歌曲，自弹自唱。
1999年年底，北京明圆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在北师大开讲座，孙恒当时在台下。校长说：“北京每年有20万农民工子女，因为各种原因上不了公立学校；打工子弟学校条件有限，孩子们的音体美课没人上……”当很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能做什么时，台下的孙恒毫不犹豫地立刻举起手：“我可以去当志愿者，教孩子们音乐。”
说到就做，孙恒站到了阔别已久的讲台，下面坐着六个年级的学生，孙恒让简陋的学校第一次传出整齐的歌声。冬去春来，每天骑着破自行车往来于学校和住处，每个月400块钱交通伙食补助是他全部的收入，然而孩子们的歌声却让孙恒坚持了3年。
2001年的冬天，天津科技大学的学生社团去工地慰问工友，孙恒也跟着去了。一个简陋的工棚里拥挤着50多个人，冷风敲打着窗户，屋内挂晾的衣物也随之飘着，寒冬的歌声让人寒毛直竖。
严冬中，有的工友连被褥都没有，还睡光板床。站在这样的工棚里，孙恒弹起吉他，大声唱了起来，工友们由鸦雀无声到掌声如潮，最后干脆一起合唱起来。
2002年5月1日，孙恒和他的伙伴们组建了全国首家打工青年艺术团，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去建筑工地、工厂、社区坚持为农民工义务演出。至今，演出已经超过500场次，观众超过25万人次。2005年，孙恒和伙伴们发行了中国第一张农民工自编自唱的音乐专辑《天下打工者是一家》，拿到7万元版税。孙恒发现很多农民工子弟没钱上学，就用这笔版税收入在北京创办了农民工子弟学校——同心实验学校。凡是贫穷农民工的孩子入校，都可以减免学费。目前，学校已接收800多名农民工子弟入学。2002年11月，孙恒正式注册“工友之家”，开始了更全面的打工群体服务工作。
近几年，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孙恒还办起了同心互惠商店、公益图书馆、公益电影院、全国首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新生代打工青年的培训班等，希望以此来记录打工文化的历史变迁，倡导民众尊重劳动价值。
公民时代下的文化声音
“每个人都有值得尊重的生活感受，时代缺乏普通人的文化声音。而表达是最基本的权利，这个社会和时代需要平等表达的途径，这个途径可以是舞台。”孙恒说。
又是一年的春节来到，工友们盼望着回家欢聚，可能不能回去，很多工友的心都在打鼓。回家的消息飘忽不定，车票、工资和工作等无一不是考虑的要素。回不了家就只能留在原地，即便有事做，心也是空的。
不管是冰冻寒天，还是烈烈炎日，他们穿梭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如同城市的血液。公车上不敢坐的民工，缺乏表达自我精神文化途径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家留守的儿童们，想方设法讨薪的农民工，一票难求的回家车票，拥挤的车厢。联想起这些，我们就知道他们有很多的故事和生活感受，需要平台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
2012年第一届“打工春晚”诞生，最初工友们只把它设想为小范围的自娱自乐，但没想到崔永元的加入让舞台变得更有生气，他“翘”掉了一本正经的慈善年会，穿着黑色皮夹克来到现场。在台下，他不时掏出手机。为台上那些并非明星的小人物拍照。那天晚上，那简陋的棚内，那个舞台，那份真情，让工友们都很开心。没想到这场仅仅只花费1000元的晚会在网上发布视频之后，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孙恒当时只是想：“很多工友自己有才艺特长，春节期间回不了家，何不弄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晚会？”而这个晚会他有自己的坚持，“这可不是个人才艺表演，我们希望节目是可以表现工友的真实情感，反映的是一群人。”这一点也在第二届“打工春晚”的舞台上得到了印证。
2013年的第二届“打工春晚”上，同心实验学校的孩子们登上台，表演了已经排练两个星期的开场舞《天下打工者是一家》和合唱《我多想》。苏州搬运工人闫青军以工资单为题材的原创歌曲，表达了工友盼望发工资时的心情。商洪强原创的《留守》，展现了中国几千万留守家庭的缩影，苏州工友用表演唱的方式表演了《搬家》…… 第二届“打工春晚”的影响不断扩大，得到了各界支持。团中央免费提供场地，农林卫视、搜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乡村之声提供资源，协办方乐事汇提供10多万元的经费，还有来自台湾、香港的工友赴京演出，整台晚会80%都是工友。农林卫视和中央七套春节电视首播，卫星电视转播，搜狐视频网络播放，连广播也能收听到现场的声音。
晚会主持人崔永元开场时说：“明年的‘打工春晚’要办到人民大会堂去。”引起现场阵阵掌声和欢呼。“打工春晚”结束后，他又说：“这是我主持过的条件最简陋、规模最小的春晚，却是让我最感动、最亲切、最温暖的春晚。”
迎击质疑，放声歌唱
“打工春晚”虽然成功的走进人们眼中，但如何走得更远仍是人们的关注和期待，很多质疑声也不断传开。
崔永元无疑不是“打工春晚”的一大看点。很多人说：“打工春晚”靠的是崔永元的名气，而又有人质疑崔永元对工友的帮助是在作秀。对于这点，孙恒很淡然地说：“2004年，我做节目认识小崔，成为了好朋友。有人提出让崔永元作晚会主持人，我便通过微博邀约。让人意外的是，他竟然答应了。”“对外报道主要是靠媒体记者，小崔的确是晚会的一大亮点，但我更希望媒体大众关注晚会节目本身和背后的故事，而不只是小崔的加入。”
很多人好奇“打工春晚”的变化，有人提出质疑，“你们现在这么个搞法会不会离我们这个群体远了，以后就商业化了，变味了？”针对质疑，孙恒说绝对不会组织商演，而谈起具体变化，孙恒提出了他的看法：“网络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舞台、设备等硬件条件好了，平台也大了，观众更多，节目更丰富了。可是本质是不变的，我们支持原创，节目要来自工友的生活，要有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但绝对不是个人才艺展示。”如同孙恒对自己策划的晚会一样，谈起自己的过去时，他说：“以前自己上过文化部的春晚，有成立艺术团的想法，现在从个人走向团队，自己的初衷和爱好是没有变的，依旧是普通人，喜欢文艺，喜欢唱歌。”
当谈及负面的影响时，他说：“平台大了以后，考虑的因素多，要求自然高，都要讲究一些，没那么轻松自在了。”由于工作量大，工友们牺牲业余时间来做晚会的工作要克服很多困难。为了让晚会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北京工友之家专门组建了“打工春晚”的团队。在选拔节目时，团队先熟悉节目再按照标准推选，再三考量，还是免不了争议，最终从近百个节目中选出了24个。
孙恒说：“我们希望每年举办一届，有可能的话想举办全国范围的‘打工春晚’，下一届的主题还是工友，核心价值观不会变。我们的活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想参与，已经与搜狐在策划新活动了，叫做《我要大众唱》，到时候人人都可以唱，再把作品放到網上统一宣传。”
从1998年到2013年，孙恒实现了他人生的几次跨越。他的每一次跨越，都与农民工群体息息相关。试想，若是能够举办成功，在生活中，我们就能听到来自各个领域的声音，那里将是一个全新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