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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投带动经济发展
创投业对于相关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以台湾地区为例，1984年政府拿出96亿新台币，撬动了2400亿新台币的民间资本投入到创新企业中，所创造的资本规模达到2.4万亿。2008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台湾当年GDP中的61.63%是由当初创投投资的企业创造的。
从1984年起，台湾开始实施产业转型升级。在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最有特点的就是对LP的税收优惠。当时规定，向创投基金投资超过2亿元新台币的LP，就可享受20%的抵税优惠。LP大多都是企业家，本身有缴税的义务，所以这项优惠政策对他们的激励作用很大。而且抵扣的税款额度可以连续用5年，也就是说，如果抵税额度在1年中没有用完，未来还可以再用4年。表面看来，这个优惠政策会让政府的当期税收减少，但实际结果是，政府优惠减免的4000万税收，马上被放大了5倍，变成2亿的资本投入创投基金中。在创投基金募资及投资到企业的过程中，这2亿资本还会带动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到企业。经过5～7年的发展，被投企业创造的GDP反馈回来创造的税收将是当年优惠税收的若干倍。以医药行业为例，美国创投协会做过统计，创投投入的1元钱，10年后会增长到750元，从而形成750倍的回报。
1984年之前，台湾在未启动创投优惠政策时，其在全球销量第一的是技术含量很低的电风扇、脚踏车、热水瓶等传统产品。而创投兴起后，台湾的龙头产业开始转为IT、电子等高附加值产业，这些行业的兴起也推动了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
当时台湾的优惠政策中也有附加条款，就是创投管理公司募集到的享受到税收优惠的资金，只能投到政府指定的高新产业领域中，而不能任意而为。因为如果这部分资金被投到房地产行业等行业中，就违背了政策的初衷。
应当说，台湾的这种激励创投发展的体系非常科学，参与者都是受益者：一方面，那些本来需要缴税的人把钱投放到政策推动的创新领域里面，不但可以收到税收减免的好处，而且这笔投资在未来的收益也属于自己；另一方面，企业拿到资金后可以获得持续发展，壮大之后的收益也很可观。而企业发展了，政府的税收额也会水涨船高。这是一种积极健康的循环效应。
政府推动技术转化
在技术转化方面，台湾也有可借鉴之处。“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担负着技术转化的角色，它是台湾的一个新技术发动引擎。一个创新产品从技术研发到投入生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创新、大型、有技术难度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很少有社会资本愿意大举投入，此时就需要政府出面担负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过程中的大部分资金。在台湾，担负这个职责的机构是“工研院”，其费用的95%来自政府。一项新技术完成产业化转化后，“工研院”还同时鼓励研究团队带上技术自行创业或是将技术转让给民营企业，投入生产。“工研院”会在其中占很小比例的股份，然后项目便开始市场化运作。许多台湾的电子、IC、平板电脑等公司都是依靠这种模式发展起来的，例如台积电、联电等。综观台湾科学园区的发展，其成功原因在于实现了企业、政府、学校、研究机构、金融机构、中介机构这六大资源的有机配合。只有这样，创新才能蓬勃发展。
影响创投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创新能力，是否有足够多的创新企业决定着创投发展的规模。比如日本的创投行业发展就不是很成功，因为日本的青年都喜欢在大公司里工作，导致日本很有钱但是没有创业激情。而以色列恰恰相反，这个国家的创投体系非常完整，因为以色列人有着澎湃的创业激情，两三个人组成的创业公司在以色列比比皆是。
从医药产业看大陆的创投发展机遇
只有资金和项目源充足，加上经济发展、政策支持，创投才会有用武之地。目前中国大陆创业创新的宏观氛围很好。从宏观来看，2013年中国经济对世界GDP的贡献已达27%以上，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多层次的市场，在2012年的人均GDP统计中，克拉玛依、阿拉善、鄂尔多斯等石油与煤资源城市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北上广深等发达地区，人均GDP在1.3万～1.7万美元之间，而西部偏远地区有57个地级市人均GDP在1100～2995美元之间。以医药行业为例，这种GDP的分布特点对医药企业的市场定位有参考作用。在中国大陆的31个省市区中，销售排名前10的地区多位于东部沿海，其销售额长期占总额的67%～69%，利润占比则达到73%～74%。其他20余个地区的利润占比只有25%左右。而经营东部沿海集中市场的企业与经营偏远地区市场的公司，其对营销能力的要求及资源配置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大陆医药市场过去10年的平均成长率高达22%，是现在世界上唯一足够大且呈两位数高速成长的市场。与此同时，西方成熟的医药市场的成长率仅为0%～3%，所占市场份额也进一步下降，美国由34%下降至31%，日本则由12%下降至9%。根据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的统计，中国大陆的医药产业已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未计入中成药），预计2017年这一指标将达到15%，由此，中国大陆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单一医药市场。
另外，卫生总费用是由来自政府、社会和个人三部分的资金组成的。1978年，中国大陆个人担负的医疗费用为总额的20.1%，到200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60%，随着今年政府加大投入，2012年个人负担的比例又下降到33.4%。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医药领域改革，不断积极推出新的支持政策，鼓励创新，加大投入。内需市场大幅增长，海归大量回国，政府大量引导创新，这些都将给医药行业的发展带来许多机会。
中国现在在专利的数量方面已经是世界第一，大量药企正在跟世界接轨，有很多国际合作项目，也有非常多的医疗产业基金在不断兴起，现在是资金在寻找项目。此外还有成本的优势，我们目前所谓的成本优势是从生产成本的优势到研发成本的优势。原料药物方面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一，在硬件投入以及设备方面也很有优势。另外，发展国际合作，引进国际人才，引入战略投资者，这些都是未来中国药企在国际化方面的一些机会。
创投业对于相关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以台湾地区为例，1984年政府拿出96亿新台币，撬动了2400亿新台币的民间资本投入到创新企业中，所创造的资本规模达到2.4万亿。2008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台湾当年GDP中的61.63%是由当初创投投资的企业创造的。
从1984年起，台湾开始实施产业转型升级。在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最有特点的就是对LP的税收优惠。当时规定，向创投基金投资超过2亿元新台币的LP，就可享受20%的抵税优惠。LP大多都是企业家，本身有缴税的义务，所以这项优惠政策对他们的激励作用很大。而且抵扣的税款额度可以连续用5年，也就是说，如果抵税额度在1年中没有用完，未来还可以再用4年。表面看来，这个优惠政策会让政府的当期税收减少，但实际结果是，政府优惠减免的4000万税收，马上被放大了5倍，变成2亿的资本投入创投基金中。在创投基金募资及投资到企业的过程中，这2亿资本还会带动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到企业。经过5～7年的发展，被投企业创造的GDP反馈回来创造的税收将是当年优惠税收的若干倍。以医药行业为例，美国创投协会做过统计，创投投入的1元钱，10年后会增长到750元，从而形成750倍的回报。
1984年之前，台湾在未启动创投优惠政策时，其在全球销量第一的是技术含量很低的电风扇、脚踏车、热水瓶等传统产品。而创投兴起后，台湾的龙头产业开始转为IT、电子等高附加值产业，这些行业的兴起也推动了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
当时台湾的优惠政策中也有附加条款，就是创投管理公司募集到的享受到税收优惠的资金，只能投到政府指定的高新产业领域中，而不能任意而为。因为如果这部分资金被投到房地产行业等行业中，就违背了政策的初衷。
应当说，台湾的这种激励创投发展的体系非常科学，参与者都是受益者：一方面，那些本来需要缴税的人把钱投放到政策推动的创新领域里面，不但可以收到税收减免的好处，而且这笔投资在未来的收益也属于自己；另一方面，企业拿到资金后可以获得持续发展，壮大之后的收益也很可观。而企业发展了，政府的税收额也会水涨船高。这是一种积极健康的循环效应。
政府推动技术转化
在技术转化方面，台湾也有可借鉴之处。“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担负着技术转化的角色，它是台湾的一个新技术发动引擎。一个创新产品从技术研发到投入生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创新、大型、有技术难度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很少有社会资本愿意大举投入，此时就需要政府出面担负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过程中的大部分资金。在台湾，担负这个职责的机构是“工研院”，其费用的95%来自政府。一项新技术完成产业化转化后，“工研院”还同时鼓励研究团队带上技术自行创业或是将技术转让给民营企业，投入生产。“工研院”会在其中占很小比例的股份，然后项目便开始市场化运作。许多台湾的电子、IC、平板电脑等公司都是依靠这种模式发展起来的，例如台积电、联电等。综观台湾科学园区的发展，其成功原因在于实现了企业、政府、学校、研究机构、金融机构、中介机构这六大资源的有机配合。只有这样，创新才能蓬勃发展。
影响创投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创新能力，是否有足够多的创新企业决定着创投发展的规模。比如日本的创投行业发展就不是很成功，因为日本的青年都喜欢在大公司里工作，导致日本很有钱但是没有创业激情。而以色列恰恰相反，这个国家的创投体系非常完整，因为以色列人有着澎湃的创业激情，两三个人组成的创业公司在以色列比比皆是。
从医药产业看大陆的创投发展机遇
只有资金和项目源充足，加上经济发展、政策支持，创投才会有用武之地。目前中国大陆创业创新的宏观氛围很好。从宏观来看，2013年中国经济对世界GDP的贡献已达27%以上，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多层次的市场，在2012年的人均GDP统计中，克拉玛依、阿拉善、鄂尔多斯等石油与煤资源城市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北上广深等发达地区，人均GDP在1.3万～1.7万美元之间，而西部偏远地区有57个地级市人均GDP在1100～2995美元之间。以医药行业为例，这种GDP的分布特点对医药企业的市场定位有参考作用。在中国大陆的31个省市区中，销售排名前10的地区多位于东部沿海，其销售额长期占总额的67%～69%，利润占比则达到73%～74%。其他20余个地区的利润占比只有25%左右。而经营东部沿海集中市场的企业与经营偏远地区市场的公司，其对营销能力的要求及资源配置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大陆医药市场过去10年的平均成长率高达22%，是现在世界上唯一足够大且呈两位数高速成长的市场。与此同时，西方成熟的医药市场的成长率仅为0%～3%，所占市场份额也进一步下降，美国由34%下降至31%，日本则由12%下降至9%。根据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的统计，中国大陆的医药产业已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未计入中成药），预计2017年这一指标将达到15%，由此，中国大陆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单一医药市场。
另外，卫生总费用是由来自政府、社会和个人三部分的资金组成的。1978年，中国大陆个人担负的医疗费用为总额的20.1%，到200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60%，随着今年政府加大投入，2012年个人负担的比例又下降到33.4%。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医药领域改革，不断积极推出新的支持政策，鼓励创新，加大投入。内需市场大幅增长，海归大量回国，政府大量引导创新，这些都将给医药行业的发展带来许多机会。
中国现在在专利的数量方面已经是世界第一，大量药企正在跟世界接轨，有很多国际合作项目，也有非常多的医疗产业基金在不断兴起，现在是资金在寻找项目。此外还有成本的优势，我们目前所谓的成本优势是从生产成本的优势到研发成本的优势。原料药物方面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一，在硬件投入以及设备方面也很有优势。另外，发展国际合作，引进国际人才，引入战略投资者，这些都是未来中国药企在国际化方面的一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