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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听课、评课看起来是很平常的事，但如果用“有效”两个字来衡量，都有着很高的专业要求和技术含量。而符合逻辑、建构好的逻辑，是其中的基本和关键要素，好课一定要有好的逻辑。下面以“辛亥革命”为例，分析教学中的逻辑魅力。
一切皆有逻辑，学习和“反思”辛亥革命的任务就是要认识、解释、建构“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逻辑以及在它的影响之下产生的、新的逻辑发展趋势，也就是要从逻辑的角度理解“辛亥革命”这一概念。如此，就必须思考三个基本问题：
（一）谁领导了这场革命
首先，为什么在革命主要领导人没有直接参与的情况下，革命已然发生并取得成功？
在围绕“百年辛亥”的新一轮研究中，“谁领导了辛亥革命”是其中的一个研究热点。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平民知识分子”（杨天石），因而把辛亥革命“定性为资本主义革命并不准确”（姜义华）。但是，没有人否认孙中山、黄兴、蒋翊武、詹大悲、于右任、杨笃生……等人的领导人身份，尽管武昌起义时，孙中山、黄兴并没有直接参与领导。这是为什么呢？
当时正在美国的孙中山是在阅读报纸时意外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武昌起义也不是同盟会直接领导的，而是湖北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的，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的爆发似出乎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层的意料。然而，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与武昌首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联合发动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与同盟会有深厚的渊源和实际上的联络关系。共进会以同盟会之宗旨为宗旨，以同盟会之总理为总理，仅将入会誓词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文学社和共进会在1911年9月实现联合时，各自取消了原来团体的名称，撤销了原来负责人的名义，而共同拥戴同盟会领袖，并派人赴沪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湖北革命党人由于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与同盟会的密切联系，把武昌起义看做是同盟会革命行动的组成部分，发难后立即通过各种渠道邀请同盟会领导人主持大计。同盟会也把这场起义看做是自己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在起义爆发后联翩来到武汉，各展所长，为武昌首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武昌起义表面看起来是由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发动，实际上与同盟会之前在南方各地发动的一系列武装斗争一脉相承，可视为孙中山和同盟会十次革命失败后的一次伟大成功。
其次，哪些力量在革命中发挥了作用？
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历史沿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着：从中央来看，清政府在社会剧变和矛盾积累的推动下，被动缓慢地启动社会改革，终因落后于发展大势而显得更加腐朽反动；从民众的角度看，人民群众正在逐步觉醒，新的社会阶层诞生，力量在不断增强。甲午战争的惨败让中国人对世界、对清政府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多的人坚定了非革命不能救中国的信念，在其后的拒法、拒俄和拒美运动中，革命的力量获得快速发展。尤其是拒美运动“不仅有知识分子并且有许多民族工商业者，还有下层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几乎触动了社会的各个角落”。爱国民众尝试以各种方式拯救没落的中华帝国，这时的爱国运动已具备了全民的性质，革命的条件正逐步走向成熟。除了“维新派”和“革命派”，对社会舆论推动和革命形势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是“新型知识分子”。其中，海外归国人员起了重要作用。如黄花岗72烈士多是些华侨、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在黄兴等人的率领下，以必死之心向两广总督府攻去。
海外留学生的回国和活动促使人民意识的觉醒，迫使清政府改革。以容闳为例，他留美归国后认识到留学的重要性，积极促使清政府派遣幼童留美。被派往美国的留学幼童大多虽然未完成规定年限的学习即回国，但是他们归国后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留美幼童之一的詹天佑就独自设计了高难度的京张铁路。数十年后，这批留学生大都成为政界、军界和商业界的重要人物。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留欧和留日归国的学生中。这些留学生不但以实际行动建设和保卫着祖国，还以自身的模范效应启迪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使沉睡的人民一点点向革命靠拢。据杨天石的说法，至1905年，仅当时在校的留日学生就有八九千人之多，而至1910年，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已达150多万人，成为一支很大的社会力量。这批人接受了西方17世纪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在校或者离开学校后就成了职业革命家，或者投笔从戎，成为职业军人，或“拿起笔，作刀枪”，成为投身新兴文化事业的“号手”。
第三，如何理解革命派？
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派”，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常识”——革命是暴力的，改良是和平的；暴力的“革命”经常被拿来与和平的“改良”作比较，然后得出结论，革命在物质与道德两个层面的破坏性都很大。这种看法的主要错误在于，想当然地把“革命”等同于“暴力革命”，用手段而不是用目的来划分“革命”与“改良”。但凡诉诸暴力的政治运动，必属革命；但凡坚守和平的政治运动，必属改良。笔者认为，真正能够区分“革命”和“改良”的，只能是政治诉求，而暴力的政治运动，也不一定是“革命”，如历代的农民战争，只是对原有制度的重建。
具体到晚清，革命党自然属于革命派无疑，但长期被标签为改良派的立宪派，其实也属于革命派，他们的政治诉求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兴民权革专制”。这个问题，梁启超当年在与革命党论战的时候，就表述得非常清楚：“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革命党的政治诉求是共和立宪，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是君主立宪，二者都倡导民权反对传统君主专制，故而都是革命的。梁启超反复申言自己绝不反对“革命”，但主张“有秩序的革命”，而不是“暴动革命”。所谓“暴动革命”，显然是指革命党要推翻清朝皇室而言；所谓“有秩序的革命”，则是立宪派的和平立宪。拿辛亥革命来说，主张暴力的革命党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主张和平的立宪派则促成了各省的易帜响应。因而，革命党与立宪派都属于革命派。 一种政治运动“革命”与否，取决于它的诉求当中，有没有变更政体、重造政治游戏规则的选项。以目的（政治诉求）划分了“革命”与“改良”之后，方才轮到用手段（暴力或者和平）来划分“有秩序的革命”与“无秩序的革命”。
（二）“革”的是谁的“命”
传统的说法是，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专制的清政府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它更大的进步意义，是在解决政治上的专制制度的同时，追求民主，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即宪政、共和、民主。这是近代革命的核心内容，也是辛亥革命的基本诉求。孙中山认为，革命不是为了革谁的命，也不是为了非让谁当大总统，而是为了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三民主义的国家和制度。因此，袁伟时认为辛亥革命革的是前现代的专制主义的命。
张宪文教授认为革命派建立的中华民国，在亚洲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为弱小的国家民族建设现代国家树立了典范。废除了王权世袭制度，第一次由地方各省代表采用投票方式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大总统和副总统。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民主共和性质的国家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提出并确立了人民至高无上、领土主权、民族团结等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理念与原则。这些成就的取得正说明辛亥革命从制度上对专制制度的否定。
在实现了国家新旧政权的转移后，更加深刻、复杂而漫长的社会改革也得以启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初步制定和颁行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政策和措施。首先从移风易俗、改善人们精神面貌方面入手。譬如，禁止刑讯，革除前清官厅恶称；颁行禁烟令，消除鸦片流毒；发布禁赌令，杜绝赌风，以清社会风气；还实施剪辫令，明令禁止摧残妇女肢体的缠足习俗。这些改旧迎新的社会变革政策，体现了南京临时政府向全面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迈出了艰难的、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第一步。这可以看做是辛亥革命后对专制社会的深刻改造。
（三）革命何以发生
洋务运动时期，只有朝廷，不存在立宪派和革命党；戊戌维新时期，革命党极其零散，可以忽略不计，立宪派也尚未成型，能将议会制度与民主、民权结合起来讨论的知识分子虽有，却并不多，影响力很有限，此一时期，大多数国民仍然选择与朝廷一起“摸着石头过河”；1900年8月，随着八国联军进北京，政治危机日趋严重，中国知识界一批精英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章炳麟在会议期间愤然剪掉标志着清朝顺民的发辫，脱去了长衫，改穿西装，并专门写了一篇《解辫发说》，宣布与大清国彻底告别。反满革命思想从此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重要力量。随着革命党的急骤发展，立宪派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1906年日本战胜俄国，立宪派由此得出立宪可以强国的结论；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明确宣示朝廷要走开明专制的改革路线，立宪派从此与朝廷成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1910年四次大请愿失败之后，整个1911年，从年初直到武昌枪声响起，立宪派再也没有发动任何请愿活动，已经对朝廷彻底失望。
另一方面，为消弭反满革命思想，清廷化危为机，开启政治改革，重回几年前维新变法轨道。应该承认“新政”的效果是明显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随着地方自治的推广，绅商和新兴的中产阶级产生并得以发展；随着教育改革的进行，特别是新教育发展，先前争论激烈的科举制度竟然波澜不惊地废除了；司法也从行政体制中抽离出来，分权制衡也建构起来了，这都是新政时期的重大进步。但是，清政府这些努力与当时社会的需要，尤其是应对当时的社会危机来说还是不够的，特别是它纠缠于君主立宪的时间表和细节，不顾民意以及可能给下层革命造成的机会。在失望和绝望中，更多人走向激进，革命者的声势越来越大，而康、梁等温和派的声音越来越小。
与此同时，清政府的众多失误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袁伟时先生把清政府的主要失误概括为五个方面：首先是没有及时彻底解决民族不平等带来的矛盾，给革命派帮了大忙；其次是一再丧失政治制度改革的机遇，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议会民主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但清政府坚持到1913年才开国会，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换汤不换药，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第三是无力制止贪污；第四是1911年强制推行铁路国有政策，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第五是没有妥善对待群众的请愿，错误地出动武力镇压。
《辛亥革命》一课通常的教学逻辑是：革命的原因——革命的准备（思想准备、组织准备、理论准备、武装准备）——革命的经过（武昌起义和结果）——革命结果（中华民国建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评价革命。这是把历史事件发展的因果关系作为教学实施的逻辑，不是学生学习的推进逻辑。好课必须要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中探寻、建构学生学习的逻辑。
第一，要科学分析、大胆取舍教学内容。辛亥革命一课的课标要求是“简述辛亥革命的主要过程，认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意义”。新课程认为教师对教学结构进行设计时，要充分领会课标精神，根据模块、单元的整体要求，突出主干知识和核心价值，将教学结构设计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起来。本课从高中历史课程结构看属于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从模块看属于政治文明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从单元看属于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中的重大事件，辛亥革命突出了中国近代人民在反封建反侵略中追求民主潮流这一核心价值。教学中要着力突出辛亥革命的民主价值，革命的成果及影响就成为教学的重点，而革命的成果与革命的准备又是内在联系的，革命的准备自然就成为理解革命成果和影响的必要，它们不仅共同构成教学内容的主体，而且也内在地决定着教学过程的逻辑，具体讲就要围绕理解革命的成果和影响来讲解革命的背景。这就是教学结构设计的统一性。
同时，依据学生的学情即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知识基础来进一步大胆取舍重点，对于初中学生而言，重点要清楚辛亥革命取得了哪些成果，如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等；对于高中学生而言，应该在此基础上重点理解革命前思想、组织、理论准备和《临时约法》，重点理解革命是如何准备的，如理论准备为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思想准备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同盟会为革命提供了组织和政党的准备，武昌起义能在群龙无首下进行并成功与思想、理论、组织准备密切相关。对《临时约法》要重点讲述其内容及体现的原则和性质、影响，难点是对临时约法的分析和革命的评价。这体现了初高中教学在结构设计统一性基础上的多样性和针对性。 第二，要深入分析、有效突破教学难点。这里的教学难点主要是指学生理解过程中的兴趣点和困惑之处。如学习辛亥革命的原因时，要通过原因分析，解开学生对“为什么革命酝酿的时间漫长，革命的成功却很迅速”的好奇和不解；在讲辛亥革命的爆发的原因时要重视新史观下的历史思辨力的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学习辛亥革命的过程时，不仅要抓住武昌起义、各省纷纷独立、中华民国的建立（临时约法）和革命的结果等问题，更要回答“为什么革命进程很快，却能取得那么多影响历史发展走向的成果”这个问题；在学习辛亥革命的成果时要突出思辨性。一是如何看待成果？朱德在一首诗中写道：“辛亥革命已十年，清朝余孽继当权。列强勾结诸军阀，掠夺人民更不堪。”胡汉民在自传中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时说：“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取得从来未有之名义而已。至其实质如何，都非所问。”二如何理解革命成果的“丢失”问题？
总之，这是一节史实性的概念课，新课程教学要求灵活讲解和运用历史概念，从政治文明史观的角度看，要完整理解辛亥革命这一概念就必须对其做立体剖析，特别是要能够把历史概念转化为学生理解的知识结构，并通过教学实践、按照学生学习的逻辑重新建构课堂教学逻辑。如果只能按课文或历史本身的发展逻辑来讲历史，就很满足中学生的学习需要，也就很难奏效。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1年第12期刊登了张艳和李树全老师分别执教的初高中《辛亥革命》一课的教学设计，他们用真实的教学实践诠释了“好课要有好的逻辑”。
张艳老师以“梦”的变迁为明线，通过精心设计，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从“梦”转向现实的艰苦卓绝的历史过程这条暗线，给学生留下了深深的“梦”的思考和向往。根据初中生的学习特点，张老师以孙中山为主人公，通过有效的课程资源，揭示出孙中山由“救人梦”转向“救国梦”而走向成熟，由“救国梦”到实现“建立民国”的伟大创举而走向成功。关于“救国梦”到“共和之梦”的伟大转变，张老师建构了“色彩斑斓的救国梦——革命萌生”“面向现实的救国梦——三民主义”“走进实践的救国梦——革命实践”“获得成功的救国梦——武昌起义、中华民国诞生”，这是一个富有逻辑的自然的发展过程，既整合了教科书内容，又运用提升了教科书知识。最后在“梦想留言板”环节，教师通过“孙中山的哪些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努力实现中山先生的梦想？”两个问题，拓展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增强历史责任感。
李树全老师以“中国的变化和转型”为焦点，整合课内外资源，综合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方面内容，引导学生对“辛亥革命”进行立体思考。显然，这是对整体史观的有效运用。“乱象中国”中揭示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天灾与谣言并存，是“天灾的年代”同时也是“谣言的时代”，二者不是简单的并存关系，而是内在的因果关系，认识到这种关系就认识到了历史的真意。“革命与改良赛跑”使用整体观察的方法，再现“改良运动激荡全国和革命形势不断发展”的历史现状，真实揭示出辛亥革命爆发前的社会现实走向，避免了“必然革命论”，体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第三个问题是“政策与民心比拼”，重点探讨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和实行铁路国有”问题，这是颇具匠心的设计，通过前两个问题铺垫，清政府采用什么措施来应对就成为决定历史发展的关键问题，自然也就成为学生关心的问题，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渗透就在其中自然进行。
在“新象中国——辛亥革命中的中国”这个环节，“武昌起义和民国建立”“南北议和与《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最突出的特征，也是初高中教学在内容上的不同取舍，符合教学目标的需要。
在“印象中国——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环节，点出的“伟大意义、更加混乱和辛亥精神”三点，实际上是对辛亥革命的开放性评价，其中还很好地渗透了评价方法指导。
在李树全老师的教学逻辑中，实际上包含着天灾与谣言的因果关系，革命与改良的并列关系，政策与民心的背离关系，革命与议和的复杂关系，成功与失败的一体关系。正是对这些逻辑关系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才能设计出富有逻辑魅力的课堂教学。
【作者简介】徐赐成，男，1971年生，陕西商南人，陕西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学历史高级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
【责任编辑：吴丹】
一切皆有逻辑，学习和“反思”辛亥革命的任务就是要认识、解释、建构“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逻辑以及在它的影响之下产生的、新的逻辑发展趋势，也就是要从逻辑的角度理解“辛亥革命”这一概念。如此，就必须思考三个基本问题：
（一）谁领导了这场革命
首先，为什么在革命主要领导人没有直接参与的情况下，革命已然发生并取得成功？
在围绕“百年辛亥”的新一轮研究中，“谁领导了辛亥革命”是其中的一个研究热点。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平民知识分子”（杨天石），因而把辛亥革命“定性为资本主义革命并不准确”（姜义华）。但是，没有人否认孙中山、黄兴、蒋翊武、詹大悲、于右任、杨笃生……等人的领导人身份，尽管武昌起义时，孙中山、黄兴并没有直接参与领导。这是为什么呢？
当时正在美国的孙中山是在阅读报纸时意外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武昌起义也不是同盟会直接领导的，而是湖北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的，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的爆发似出乎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层的意料。然而，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与武昌首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联合发动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与同盟会有深厚的渊源和实际上的联络关系。共进会以同盟会之宗旨为宗旨，以同盟会之总理为总理，仅将入会誓词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文学社和共进会在1911年9月实现联合时，各自取消了原来团体的名称，撤销了原来负责人的名义，而共同拥戴同盟会领袖，并派人赴沪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湖北革命党人由于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与同盟会的密切联系，把武昌起义看做是同盟会革命行动的组成部分，发难后立即通过各种渠道邀请同盟会领导人主持大计。同盟会也把这场起义看做是自己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在起义爆发后联翩来到武汉，各展所长，为武昌首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武昌起义表面看起来是由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发动，实际上与同盟会之前在南方各地发动的一系列武装斗争一脉相承，可视为孙中山和同盟会十次革命失败后的一次伟大成功。
其次，哪些力量在革命中发挥了作用？
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历史沿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着：从中央来看，清政府在社会剧变和矛盾积累的推动下，被动缓慢地启动社会改革，终因落后于发展大势而显得更加腐朽反动；从民众的角度看，人民群众正在逐步觉醒，新的社会阶层诞生，力量在不断增强。甲午战争的惨败让中国人对世界、对清政府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多的人坚定了非革命不能救中国的信念，在其后的拒法、拒俄和拒美运动中，革命的力量获得快速发展。尤其是拒美运动“不仅有知识分子并且有许多民族工商业者，还有下层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几乎触动了社会的各个角落”。爱国民众尝试以各种方式拯救没落的中华帝国，这时的爱国运动已具备了全民的性质，革命的条件正逐步走向成熟。除了“维新派”和“革命派”，对社会舆论推动和革命形势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是“新型知识分子”。其中，海外归国人员起了重要作用。如黄花岗72烈士多是些华侨、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在黄兴等人的率领下，以必死之心向两广总督府攻去。
海外留学生的回国和活动促使人民意识的觉醒，迫使清政府改革。以容闳为例，他留美归国后认识到留学的重要性，积极促使清政府派遣幼童留美。被派往美国的留学幼童大多虽然未完成规定年限的学习即回国，但是他们归国后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留美幼童之一的詹天佑就独自设计了高难度的京张铁路。数十年后，这批留学生大都成为政界、军界和商业界的重要人物。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留欧和留日归国的学生中。这些留学生不但以实际行动建设和保卫着祖国，还以自身的模范效应启迪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使沉睡的人民一点点向革命靠拢。据杨天石的说法，至1905年，仅当时在校的留日学生就有八九千人之多，而至1910年，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已达150多万人，成为一支很大的社会力量。这批人接受了西方17世纪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在校或者离开学校后就成了职业革命家，或者投笔从戎，成为职业军人，或“拿起笔，作刀枪”，成为投身新兴文化事业的“号手”。
第三，如何理解革命派？
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派”，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常识”——革命是暴力的，改良是和平的；暴力的“革命”经常被拿来与和平的“改良”作比较，然后得出结论，革命在物质与道德两个层面的破坏性都很大。这种看法的主要错误在于，想当然地把“革命”等同于“暴力革命”，用手段而不是用目的来划分“革命”与“改良”。但凡诉诸暴力的政治运动，必属革命；但凡坚守和平的政治运动，必属改良。笔者认为，真正能够区分“革命”和“改良”的，只能是政治诉求，而暴力的政治运动，也不一定是“革命”，如历代的农民战争，只是对原有制度的重建。
具体到晚清，革命党自然属于革命派无疑，但长期被标签为改良派的立宪派，其实也属于革命派，他们的政治诉求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兴民权革专制”。这个问题，梁启超当年在与革命党论战的时候，就表述得非常清楚：“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革命党的政治诉求是共和立宪，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是君主立宪，二者都倡导民权反对传统君主专制，故而都是革命的。梁启超反复申言自己绝不反对“革命”，但主张“有秩序的革命”，而不是“暴动革命”。所谓“暴动革命”，显然是指革命党要推翻清朝皇室而言；所谓“有秩序的革命”，则是立宪派的和平立宪。拿辛亥革命来说，主张暴力的革命党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主张和平的立宪派则促成了各省的易帜响应。因而，革命党与立宪派都属于革命派。 一种政治运动“革命”与否，取决于它的诉求当中，有没有变更政体、重造政治游戏规则的选项。以目的（政治诉求）划分了“革命”与“改良”之后，方才轮到用手段（暴力或者和平）来划分“有秩序的革命”与“无秩序的革命”。
（二）“革”的是谁的“命”
传统的说法是，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专制的清政府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它更大的进步意义，是在解决政治上的专制制度的同时，追求民主，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即宪政、共和、民主。这是近代革命的核心内容，也是辛亥革命的基本诉求。孙中山认为，革命不是为了革谁的命，也不是为了非让谁当大总统，而是为了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三民主义的国家和制度。因此，袁伟时认为辛亥革命革的是前现代的专制主义的命。
张宪文教授认为革命派建立的中华民国，在亚洲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为弱小的国家民族建设现代国家树立了典范。废除了王权世袭制度，第一次由地方各省代表采用投票方式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大总统和副总统。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民主共和性质的国家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提出并确立了人民至高无上、领土主权、民族团结等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理念与原则。这些成就的取得正说明辛亥革命从制度上对专制制度的否定。
在实现了国家新旧政权的转移后，更加深刻、复杂而漫长的社会改革也得以启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初步制定和颁行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政策和措施。首先从移风易俗、改善人们精神面貌方面入手。譬如，禁止刑讯，革除前清官厅恶称；颁行禁烟令，消除鸦片流毒；发布禁赌令，杜绝赌风，以清社会风气；还实施剪辫令，明令禁止摧残妇女肢体的缠足习俗。这些改旧迎新的社会变革政策，体现了南京临时政府向全面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迈出了艰难的、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第一步。这可以看做是辛亥革命后对专制社会的深刻改造。
（三）革命何以发生
洋务运动时期，只有朝廷，不存在立宪派和革命党；戊戌维新时期，革命党极其零散，可以忽略不计，立宪派也尚未成型，能将议会制度与民主、民权结合起来讨论的知识分子虽有，却并不多，影响力很有限，此一时期，大多数国民仍然选择与朝廷一起“摸着石头过河”；1900年8月，随着八国联军进北京，政治危机日趋严重，中国知识界一批精英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章炳麟在会议期间愤然剪掉标志着清朝顺民的发辫，脱去了长衫，改穿西装，并专门写了一篇《解辫发说》，宣布与大清国彻底告别。反满革命思想从此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重要力量。随着革命党的急骤发展，立宪派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1906年日本战胜俄国，立宪派由此得出立宪可以强国的结论；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明确宣示朝廷要走开明专制的改革路线，立宪派从此与朝廷成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1910年四次大请愿失败之后，整个1911年，从年初直到武昌枪声响起，立宪派再也没有发动任何请愿活动，已经对朝廷彻底失望。
另一方面，为消弭反满革命思想，清廷化危为机，开启政治改革，重回几年前维新变法轨道。应该承认“新政”的效果是明显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随着地方自治的推广，绅商和新兴的中产阶级产生并得以发展；随着教育改革的进行，特别是新教育发展，先前争论激烈的科举制度竟然波澜不惊地废除了；司法也从行政体制中抽离出来，分权制衡也建构起来了，这都是新政时期的重大进步。但是，清政府这些努力与当时社会的需要，尤其是应对当时的社会危机来说还是不够的，特别是它纠缠于君主立宪的时间表和细节，不顾民意以及可能给下层革命造成的机会。在失望和绝望中，更多人走向激进，革命者的声势越来越大，而康、梁等温和派的声音越来越小。
与此同时，清政府的众多失误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袁伟时先生把清政府的主要失误概括为五个方面：首先是没有及时彻底解决民族不平等带来的矛盾，给革命派帮了大忙；其次是一再丧失政治制度改革的机遇，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议会民主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但清政府坚持到1913年才开国会，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换汤不换药，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第三是无力制止贪污；第四是1911年强制推行铁路国有政策，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第五是没有妥善对待群众的请愿，错误地出动武力镇压。
《辛亥革命》一课通常的教学逻辑是：革命的原因——革命的准备（思想准备、组织准备、理论准备、武装准备）——革命的经过（武昌起义和结果）——革命结果（中华民国建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评价革命。这是把历史事件发展的因果关系作为教学实施的逻辑，不是学生学习的推进逻辑。好课必须要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中探寻、建构学生学习的逻辑。
第一，要科学分析、大胆取舍教学内容。辛亥革命一课的课标要求是“简述辛亥革命的主要过程，认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意义”。新课程认为教师对教学结构进行设计时，要充分领会课标精神，根据模块、单元的整体要求，突出主干知识和核心价值，将教学结构设计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起来。本课从高中历史课程结构看属于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从模块看属于政治文明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从单元看属于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中的重大事件，辛亥革命突出了中国近代人民在反封建反侵略中追求民主潮流这一核心价值。教学中要着力突出辛亥革命的民主价值，革命的成果及影响就成为教学的重点，而革命的成果与革命的准备又是内在联系的，革命的准备自然就成为理解革命成果和影响的必要，它们不仅共同构成教学内容的主体，而且也内在地决定着教学过程的逻辑，具体讲就要围绕理解革命的成果和影响来讲解革命的背景。这就是教学结构设计的统一性。
同时，依据学生的学情即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知识基础来进一步大胆取舍重点，对于初中学生而言，重点要清楚辛亥革命取得了哪些成果，如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等；对于高中学生而言，应该在此基础上重点理解革命前思想、组织、理论准备和《临时约法》，重点理解革命是如何准备的，如理论准备为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思想准备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同盟会为革命提供了组织和政党的准备，武昌起义能在群龙无首下进行并成功与思想、理论、组织准备密切相关。对《临时约法》要重点讲述其内容及体现的原则和性质、影响，难点是对临时约法的分析和革命的评价。这体现了初高中教学在结构设计统一性基础上的多样性和针对性。 第二，要深入分析、有效突破教学难点。这里的教学难点主要是指学生理解过程中的兴趣点和困惑之处。如学习辛亥革命的原因时，要通过原因分析，解开学生对“为什么革命酝酿的时间漫长，革命的成功却很迅速”的好奇和不解；在讲辛亥革命的爆发的原因时要重视新史观下的历史思辨力的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学习辛亥革命的过程时，不仅要抓住武昌起义、各省纷纷独立、中华民国的建立（临时约法）和革命的结果等问题，更要回答“为什么革命进程很快，却能取得那么多影响历史发展走向的成果”这个问题；在学习辛亥革命的成果时要突出思辨性。一是如何看待成果？朱德在一首诗中写道：“辛亥革命已十年，清朝余孽继当权。列强勾结诸军阀，掠夺人民更不堪。”胡汉民在自传中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时说：“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取得从来未有之名义而已。至其实质如何，都非所问。”二如何理解革命成果的“丢失”问题？
总之，这是一节史实性的概念课，新课程教学要求灵活讲解和运用历史概念，从政治文明史观的角度看，要完整理解辛亥革命这一概念就必须对其做立体剖析，特别是要能够把历史概念转化为学生理解的知识结构，并通过教学实践、按照学生学习的逻辑重新建构课堂教学逻辑。如果只能按课文或历史本身的发展逻辑来讲历史，就很满足中学生的学习需要，也就很难奏效。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1年第12期刊登了张艳和李树全老师分别执教的初高中《辛亥革命》一课的教学设计，他们用真实的教学实践诠释了“好课要有好的逻辑”。
张艳老师以“梦”的变迁为明线，通过精心设计，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从“梦”转向现实的艰苦卓绝的历史过程这条暗线，给学生留下了深深的“梦”的思考和向往。根据初中生的学习特点，张老师以孙中山为主人公，通过有效的课程资源，揭示出孙中山由“救人梦”转向“救国梦”而走向成熟，由“救国梦”到实现“建立民国”的伟大创举而走向成功。关于“救国梦”到“共和之梦”的伟大转变，张老师建构了“色彩斑斓的救国梦——革命萌生”“面向现实的救国梦——三民主义”“走进实践的救国梦——革命实践”“获得成功的救国梦——武昌起义、中华民国诞生”，这是一个富有逻辑的自然的发展过程，既整合了教科书内容，又运用提升了教科书知识。最后在“梦想留言板”环节，教师通过“孙中山的哪些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努力实现中山先生的梦想？”两个问题，拓展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增强历史责任感。
李树全老师以“中国的变化和转型”为焦点，整合课内外资源，综合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方面内容，引导学生对“辛亥革命”进行立体思考。显然，这是对整体史观的有效运用。“乱象中国”中揭示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天灾与谣言并存，是“天灾的年代”同时也是“谣言的时代”，二者不是简单的并存关系，而是内在的因果关系，认识到这种关系就认识到了历史的真意。“革命与改良赛跑”使用整体观察的方法，再现“改良运动激荡全国和革命形势不断发展”的历史现状，真实揭示出辛亥革命爆发前的社会现实走向，避免了“必然革命论”，体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第三个问题是“政策与民心比拼”，重点探讨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和实行铁路国有”问题，这是颇具匠心的设计，通过前两个问题铺垫，清政府采用什么措施来应对就成为决定历史发展的关键问题，自然也就成为学生关心的问题，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渗透就在其中自然进行。
在“新象中国——辛亥革命中的中国”这个环节，“武昌起义和民国建立”“南北议和与《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最突出的特征，也是初高中教学在内容上的不同取舍，符合教学目标的需要。
在“印象中国——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环节，点出的“伟大意义、更加混乱和辛亥精神”三点，实际上是对辛亥革命的开放性评价，其中还很好地渗透了评价方法指导。
在李树全老师的教学逻辑中，实际上包含着天灾与谣言的因果关系，革命与改良的并列关系，政策与民心的背离关系，革命与议和的复杂关系，成功与失败的一体关系。正是对这些逻辑关系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才能设计出富有逻辑魅力的课堂教学。
【作者简介】徐赐成，男，1971年生，陕西商南人，陕西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学历史高级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
【责任编辑：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