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得以成为如今的凡尔赛，最值得感谢的是波旁王朝的几位国王，以及发生在其中的传奇故事的传颂者。
　　从路易十三到法国大革命，欧洲最大的奢华宫殿不是一天建成的。路易十三下令在凡尔赛建造一个狩猎行宫，不久后这个行宫就被砖石城堡所取代，路易十四继承了这座城堡，并将皇宫搬入，从此凡尔赛宫迎来了它的辉煌时代。
　　经典的法国古典园林、奢华的浮雕和绘画、考究的服饰与风尚，“凡尔赛”的意义早已超越建筑范畴，在宏大的历史中喧闹了起来，并余下了无数难以磨灭的封建奢华痕迹。
　　都说凡尔赛宫是高级定制的诞生地，如今对时尚的每一分痴迷都源自奢华的凡尔赛宫，但实际在历史上没有严格意义的凡尔赛服饰。若说孕育于凡尔赛的服装，是凝结法国审美同时展现权力的载体，那么以太阳王路易十四为主导的巴洛克服装，和以蓬巴杜夫人引领、被玛丽·安托瓦内特发扬光大的洛可可服饰则匹配史书的巨大篇幅，这些服饰的发展变化呈现着背后的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变迁。

住在凡尔赛宫的时尚偶像

　　凡尔赛风格形成初期，必然只有住在凡尔赛宫的人才有资格决定。历史学家菲利普·曼瑟（Philip Mansel）曾评价：真正合适的服饰应该“为皇权服务，满足虚荣和浮华，令外部世界震惊”。如果说制度是用来维护权力且管理社会的一种手段和秩序，那么服装则是封建制度下维护权力的最醒目的一个标识。福柯认为，封建秩序中的权力就是要不断刷存在感，权力通过种种制度和庆典等宫廷仪式被彰显出来，也在画像里被不断展示。
　　波旁王朝中，凡尔赛宫的每位主人都有一幅传世的肖像画。如亚森特·里戈（Hyacinthe Rigaud）为法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封建统治者路易十四所做的巨幅油画，以及路易—米歇尔·范洛（Louis-Michelvan Loo）为另一位国王路易十五所描绘的肖像一样，两位主人公身着标准的宫廷服装（Grand habit de cour），其颜色和材质被加以强调——这是贵族阶级的标志所在。
　　肖像画中，路易十四统治下的绝对主义被极度彰显。在庄严奢华的红色幕帘背景下，路易十四头顶蓬松蜷曲的中长假发，身着绣有鸢尾花图案、并由白色貂皮做内衬的加冕礼袍，紧身马裤凸显了腿部的线条，以及配有方扣装饰的高跟鞋。画面中，画家以科学和精确的方式把法国君主制的象征和加冕用具有序排布：剑、杖、王冠、正义之手。在他身后，是象征着力量的大理石柱，浮雕描绘着正义女神忒弥斯。
　　路易十四不仅是凡尔赛宫鼎盛时期的主人，更是17世纪整个法国极权的核心。他一方面享受着无上的权力，一方面积极扶持艺术创作。巴黎从此成为画家、雕塑家、园艺家心目中的乌托邦，更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时装发源地。
　　在文艺复兴反对神学和教会禁欲思潮的影响下，艺术风格也自古典主义，开启了平行发展与自主演变，太阳王及其凡尔赛的耀眼时代开启了经典巴洛克时期（分为早期的荷兰风格和晚期的法国风格）。
　　巴洛克时期的凡尔赛服装基本等同于法国风格，为了在宫廷内举行的频繁且奢华的舞会中脱颖而出，跻身上流，王公贵族不惜倾家荡产，成为了最早一批高级定制的实验群体。彼时的服饰风格和气质一改往日灰暗呆板的艺术形式，与严肃、节制和虔诚背道而驰，重点也从人体本身转移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夸张变形与彰显个性。版型在变得自然、松弛的同时，装饰也愈加繁复奢侈，缀满大量的蕾丝、金线刺绣、缎带、珍珠等等。自然主义的装饰风格和浪漫主义的激情精神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凡尔赛宫得到了巨大程度的释放。
　　在路易十四高度专制统治的作用下，一种被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称为“男性自恋”的观念和男性中心宇宙论的典范形式，逐渐成型。这种观念体制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男性服饰风格——凸显勃勃的生机、庄重的量感和男性的尊大。
　　法国风格早期，男子主要着装为普尔波万（Pourpoint，一种短上衣）和长及膝盖的宽松的裤裙“朗葛拉布”，在上下装之间还有一排环状的缎带装饰。到了后期，普尔波万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名为“鸠斯特科尔”（Justaucorps）的大衣外套，搭配无袖上装内斯特（Veste）和半截裤克尤罗特（Culottes）构成了三件套的法式服装（Habità la Fran?aise），以及名为克拉巴特的领饰（把一块细布打摺围在脖子上，用花边缎带扣住，这就是领带的前身）成为男子着装的风尚。为了彰显骑士风范，贵族男士还常在右肩斜挂佩剑，头戴装饰羽毛的宽檐帽子。
　　路易十四对金色的痴迷成就了他“太阳王”的威名，法剧《凡尔赛》里就是这样还原的。为电影《圣罗兰传》和迷你剧《卡萨诺瓦》担任服装设计的Madeline Fontaine在这部剧里为路易十四设计了极具代表性的缕金线外套，这件正装外套不仅用金线刺绣镶边，还缀满金饰与宝石、并铺满金色的暗纹，而站在他身后的菲利普一世的服装则明显少了些浮夸。 　　路易十四还发明了点亮足部的高跟鞋，正如伏尔泰曾提到过：“自路易十四时代，每件事物要么被重新发明，要么是焕然一新的创造。”
　　对Dress Code和礼仪的苛刻要求显然成为了路易十四的一项重要的统治手段，凡尔赛宫的上流社交场合都有着相当严格的着装规定。为了亲近国王获取更高级别的待遇，贵族们穷尽钱财购置华服参与政治会议、舞会或军事检阅。受困于过度消费的权贵们成为了身着华服却没有脸谱的、非人格化的、失去反抗力的抽象物。
　　这种境况在18世纪初期的启蒙运动中终于有所缓解。在咖啡厅或沙龙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僚阶级持有绝对话语权。法国引入的风尚对社会产生了无法忽视的影响，不仅在王公贵族等上层社会掀起了高潮，更吸引中产和平民阶层纷纷效仿。
　　值得一提的是，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沙龙文化中的女性崇拜，也赋予了法国女性从未有过的社会身份和话语权，服装的重心由男性为主的巴洛克风格向以女性为主的清雅婉柔的洛可可风格转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扶植了洛可可艺术，而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更是将其愈演愈烈。相比之下，凡尔赛宫里的男人大多仍延续着巴洛克时期的三件套穿法，但在洛可可风格的带动下也经由传统的规范形制演变为更多样化的繁复形式。男人们选择在马甲上发挥创造力，并乐于把自己打扮成骄傲地展示风采的孔雀，他们极尽奢华地在马甲上布满刺绣或展示有图案的织物，大衣的版型也变得更修身、穿法更开放。边缘嵌有流苏和穗带并被鸵鸟毛装饰的三角帽也在此时十分盛行。
　　花团锦簇的洛可可风格在女装时尚中的表现尤为突出，1988的电影《危险关系》对此还原得相当考究，而John Galliano在Dior 60周年在凡爾赛宫的秀场里，则天才地复兴了这份华贵。

凡尔赛风格在男性时装中落寞与复兴

　　时代特征结构、性别划分结构和相应观念和制度并非永久固化，不输给法国大革命的动荡，服装史上也会上演审美巨变。在社会变革的作用下，凡尔赛宫失去了它的影响效力，巴洛克和洛可可时期的繁复和华丽在18世纪被淘洗尽褪，被服饰史学家总结为“男性化大弃绝”（The Great MasculineRenunciation）的时代轰轰烈烈地到来了。
　　在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中，贵族是一个危险的身份。“无套裤汉（Sansculottes或Without Breeches）多穿着长至足部的长裤（Pantalon）而非资产阶级仅至膝盖的裤子（Culo?e）”，主流审美抛弃了华而不实的款式、过度的装饰与艳丽的色彩。迅速工业化的社会氛围也鼓励男性去做比涂脂抹粉和梳妆打扮更有意义的事情。唯一逆流而上的装饰趋势是一种由红白蓝构成的三色徽章，新派的革命者把它们装饰在帽子和衣服上，借此凸显自己的爱国精神。
　　1930年精神分析学家约翰·卡尔·弗卢杰尔（John Carl Flüge）在Psychology ofClothes（《服装心理学》）一书中描述了现代男性时尚的诞生。他提出“男性大弃绝”（The Great Male Renunciation也有写法是The Masculine Renunciation）一词，用以形容18世纪90年代，随现代文明的崛起，男性主体被禁止穿着华丽的服装，将这些留给女性;男性服饰去除过多色彩与装饰，迈向简约与秩序的革命。布尔迪厄认为19世纪是男性统治最显著的时期，服饰的首要目的从区分阶级过渡到区分性别。
　　在著作《古怪的身体：时尚是什么》中，爱好时尚的日本哲学家鹫田清一曾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服装变革提出过不同的观点——这些朴实的制服是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阶级的反抗，是刻意主动的“DressDown”，而不是被限制的结果。
　　文化社会中的服装“承载了越来越多的特定意涵，这些意涵镶嵌于特定时代的结构，同时成为整个时代话语表征的一部分”。无论是巴洛克还是洛可可时代的服饰特征都承载了凡尔赛宫廷的政治制度、精神寄托和审美特征，体现出在民族、宗教、观念等各方面因素影响下的一种复合型文化现象和审美观念。缎带、珍珠、蕾丝等繁复的装饰物，及绸缎等奢华的材质，已在封建宫廷制度的作用下，被物化成为波旁王朝凡尔赛服饰的经典风格特征。但随着法国大革命对波旁王朝的瓦解和对法国君主专制体制的摧毁，这些凝结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的服饰特征也从封建制度体系中被解构出来，成为具体且纯粹的审美元素，进入现代设计的语言体系中。

漂亮男人的心头爱

　　在现代男装设计中，华丽繁复的凡尔赛风格向来是不算主流的，它在当下代表着对周遭凝视毫不畏惧的独树一帜。究其根源，或许相比于路易十四，他的弟弟菲利普一世对此更有发言权。这位据称是为避免与兄长过于针锋相对而被当做女孩抚养、后又以爱着女装著称的公爵可以说是凡尔赛当代内涵的奠基人、早年的坎普潮流引领者。圣西蒙公爵在宫廷备忘录中这样记录50岁的菲利普一世：“一个大腹便便的小家伙，好像踩着高跷;他总是穿女装，戴满了戒指、手镯等珠宝首饰;他总是戴着长长的假发，能装饰的地方都缀着丝带，散发着各色香水的气味。”感谢这位充满神秘感的军事家、艺术鉴赏大师、时尚潮流的领导者，令凡尔赛在穷奢极欲之余，在暗中留下了一个不明显的反叛而戲剧化的影子，并与几百年后的酷儿文化密不可分。
　　没有一位玩转性别标签的风格偶像会不热爱凡尔赛元素。尽管有充满未来主义质感的外星人Ziggy Stardust形象值得被载入史册，David Bowie锋利的棱角与华丽的宫廷风格却也十分契合。在他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的英国版封面上，他一头金色长卷发，一身缎面长外套，慵懒缱绻地横躺在铺着蓝丝绒的长椅上，一派复古肖像画的氛围。苍白清瘦的David Bowie更是天才设计师Hedi Slimane事业的启蒙，后者执掌Dior Homme的第一个系列，就用哥特风格、黑白色彩、极简线条打造了纤细苍白如吸血鬼般的美少年形象;Bowie的歌舞厅式穿着黑白西装、收腰马甲的“The Thin White Duke”造型，则被认为是Hedi骨瘦如柴的Dior Men的源头。而事实上，在学者Nick Rees-Roberts的评论中，这一造型是可堪称是当代男装设计的重要灵感来源。比利时设计师Dries Van Noten在2011年秋冬秀场上的双排扣西服与打褶西裤的套装也离不开阴郁的“病娇”——“瘦白公爵”的影子。
　　华丽摇滚的另一位代言人Prince更将宫廷风格推向了极致并演变成重要的个人标签。高贵却并无特定性别指代的紫色、珠饰外套下的荷叶边衬衫、巨大的蝴蝶结领结、粉红羽毛装饰、波尔卡圆点、吊带袜、尖头高跟鞋，乃至颇具恋物质感的铁链装饰的军帽，对这些在传统男性凝视中代表着女性性感意象的元素他通通敞开怀抱，这无疑为受困于保守主义的酷儿群体带来了强有力的支持，更别提他在黑人群体主要活跃在爵士和蓝调音乐的当时跨入了新的音乐体裁，在性别和音乐类型之外，Prince的“王子”形象更在种族这一维度上丰富了起来。
　　在男装领域里将凡尔赛做到极致的设计师并不多，西班牙人Alejandro GómezPalomo算一个。他的个人品牌Palomo Spain以华丽乖张的无性别风格著称。2018年的“Hotel Palomo”（“Palomo酒店”）系列里，设计师制作了一个18世纪的复古沙龙。在马德里惠灵顿酒店，模特或穿着爵士年代盖茨比女郎式的流苏长裙，或身着内衬有厚重曳地羽毛边缘的丝绸裹身连衣裙，或头裹浴巾、扮成蜜月中的美人。秀评人Nick Remsen称Alejandro Gómez Palomo是个杰出的说书人。这一季的秀场置景采用了丝绒的沙发、地毯与大片的玫瑰花，兼具Wes Anderson式的浓烈色彩与Stanley Kubrick《闪灵》中的颓败阴郁——的确充满了叙事感。
　　如果说“Hotel Palomo”系列只是华丽张扬，那么2018年秋冬的“Hunting”（“狩猎”）系列中，凡尔赛这一贵族属性则被发挥到极致。锥形版型的及膝外套深受18世纪宫廷正装的影响，却又用金属光泽面料和蕾丝拼接做风格混搭，别着羽毛和缎带的复古礼帽也为造型增添许多现代风格的点缀，收紧的袖口和带衔扣的尖头靴则紧扣着狩猎的主题。用Alejandro Gómez Palomo的话说，用Palomo Spain的设计诠释“狩猎”，本身就是一种充满讽刺与戏谑的行为，正因为你不会在正统的狩猎装扮中见到工装夹克与蕾丝口袋的组合，才显得传统意义上的“性别界限”本质上其实可有可无。
　　裸露也好、围裹也好，Palomo在设计中始终深度迷恋男性的锁骨部位和17世纪服装的低领口设计，这早在他初崭露头角的2017年就有所体现了。在2017年秋冬的“Objeto Sexual”中，他将改良西装做成深v领的落肩款式，并在露出的胸口部位用白色羽毛点缀，在双排扣细条纹西装的规整中尽显芭蕾舞蹈服质感的优雅。用正统男装的西装进行凡尔赛改造，是善于模糊性别界限的凡尔赛爱好者的惯用操作。演员Ezra Miller在2019年以“Camp：Notes onFashion”（“坎普风尚”）为主题的Met Gala红毯上，用创意总监Riccardo Tisci定制的Burberry条纹西装展示坎普风格的终极要义：竖条纹西装向来是男子气概服装的代表性单品，而在Ezra Miller的身上，西装后额外加了一片女式晚礼服拖尾，并用来源于法国宫廷的束腰作为配饰点缀，这位年轻又大胆的新生代就算在18世纪的宫廷化装舞会上也会是绝对的焦点，并且对两种性别都兼具吸引力。
　　美国设计师Thom Browne在2020年春夏男装秀场上更是大刀阔斧把他一贯擅长的修身西装改为凡尔赛花园里的贵族运动装。上半身西装、下半身芭蕾舞裙和舞鞋的造型极尽优雅;夸张的裙撑支架、繁复立体的花朵点缀又浪漫至极，Thom Browne对“男人穿裙子也没什么”的诠释，在克制冷静中又充满诙谐。
　　巴洛克风格发展到鼎盛阶段时，几乎整个欧洲都为这瑰丽优美的审美所倾倒，传奇人物如Giacomo Casanova放浪肆意的一生便是18世纪欧洲上流社会风貌的缩影。这位意大利冒险家活色生香的人生成为了后世创作者们关于浪荡子的无限想象的脚本，当然也是电影和时尚界的挚爱。AlessandroMichele的Gucci 2019秋冬系列就重现了精致优雅的卡萨诺瓦的形象，并用宽松长裤和运动鞋进行现代派融合，锋利的金属质感的颈部装饰透露了《移魂都市》中后现代的非人气息，与此同时还颇具传统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服装文化的遗风。 　　Christopher Bailey执掌下的Burberry也极擅长打造阴柔而美少年的卡萨诺瓦形象。2017年的秋冬系列，在传统的浪漫贵族少年的形象之外，增添了许多维多利亚时代服装的元素。大面积蕾丝、挺阔的荷叶边立领和小斗篷在对称和有序中拼凑成了一个优雅的小王子形象。英国人的高贵，总是含蓄而冷静。

不止是凡尔赛

　　在漫长的时装史里，来自凡尔赛的宫廷风格显然不是华丽繁复设计唯一的源头。比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的装饰堆砌更为规整更具庄严感的，是来自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风格。在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和由于偏处东方而形成的东方主义文化的影響下，拜占庭文化下的华丽时装正如中世纪的宗教理念一样，以禁欲为首要准则。款式上，在基督教“衣着蔽体”的要求下，当时的服装大多强调廓形、比例协调优雅、结构简单清晰，却不显人体线条。面料上，彼时丝绸之路使得大量中国丝绸进入当时的拜占庭，成为了拜占庭服装经典的奢华面料，刺绣和染织的进步令色彩鲜明了起来，流苏和宝石珠饰等手工艺则让装饰主义风格被过分强调了。神职人员的衣饰往往更加极尽浮华，这正是因为在宝石、奢华面料和繁复工艺的包裹下，“神的代言人”的形象方能被推上圣坛。拜占庭时期对精神事物的重视显然超越了对物质本身的关注，尽管这重视本就是靠物质的极致化体现的。甚至有观点认为，当时对穷尽奢华的风尚的追求，早就为后来欧洲的巴洛克乃至洛可可风格的出现埋下伏笔。
　　时至今日，在时装文化由多重文化体系交错融合而成的当下，华丽的拜占庭风格往往被直接表达为服装上体现的繁复工艺。举办在罗马卡拉卡拉浴场遗址的Moschino2019年秋冬男装秀就融入拜占庭风格中的结构对称、大颗珠宝，向费里尼《爱情神话》《卡萨诺瓦》《罗马》等等制作精美的经典致敬，秀场中还使用了古罗马盔甲元素作为点缀，仿佛通过这一系列追溯罗马文化史的回声。
　　对于以华丽夸张闻名的Dolce & Gabbana来说，2013年秋冬系列不失为拜占庭风格的经典，这场以装饰艺术、西西里壁画和天主教元素为主的女装秀在社交媒体上广受好评。2014年秋冬的男装秀场，设计师则用诺曼王朝时期的元素体现男子气概。镶嵌宝石的宫廷刺绣、印有铠甲武士印花的西装、金属的骑士头盔和王冠，冷兵器质感下的设计风格看上去节制，却充满集权时期的征服欲望。
　　对凡尔赛风格本身来说，由于法国大革命而逐渐没落的宫廷风格，某种程度上又随着拿破仑的加冕重见复兴的希望。第一帝国时期的男装包含着比前一个世纪略微收敛的燕尾服、天鹅绒外套、马裤、丝绸背心与衬衫。而拿破仑最重要的时尚遗产当属帝政时期的军装。与普通男装的暗色调相比，这一时期的军装以红色、黄色为主，搭配复杂的绶带、腰带和肩章，成为服装史上或许最为华丽的军装之一。Olivier Rousteing的Balmain 2016年秋冬男装系列就再现了拿破仑时期肃穆、规整的男装风格。除却金色刺绣点缀的短夹克，这一季的双排扣大衣、丝绒外套都呈现着拿破仑时期男装的风格特点。而衍缝宽腰封、深v领西装与腰间若隐若现的皮革流苏装饰，更透露出些微恋物主义下充满支配力量的性感。MichaelJackson就是军装风格外套的狂热追求者。他热衷于用军装短打构建硬朗挺括的线条，这些有着夸张垫肩的齐腰短外套将他整个人塑造成为拥有倒三角形身材的伟岸形象，这无疑在利落洒脱的好品位之外体现了权威性，是一种超越了文化起源和种族身份的自我赋权。
　　不得不说，在疫情影响下的新季发布中强调以凡尔赛为灵感的奢靡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一件事，这或许是为什么我们在大多数品牌的新季作品里都没有见到明显的凡尔赛元素的原因。但这不表示我们不能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追忆凡尔赛风格的优雅与浪漫。Steven Cox与Daniel Silver执掌下的Duckie Brown就用荷叶边领口的垂坠感白衫搭配及膝长礼服，老派的花花公子风格尽显。瑞典设计师Per G?tesson则用直白的蕾丝钩针和手工拼贴和裁剪缅怀他在疫情中逝去的祖母。在时装文化发展到当下的背景下，凡尔赛就如时装本身蕴含的意义一样，象征华美和梦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