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真的发生战争了？注定会有干涉;但它不确认是否真的是战争。很多事情驱动着人类社会。飞机的飞行高度再度提高了;令人骄傲的壮举。如果他没记错，现在是3700米了，这个人叫做洛克斯。一个黑人拳击手击败了一个白人冠军，赢得了世界桂冠，他叫约翰逊。法国总统将去俄国;人们在谈论世界和平面临的危险。一个新晋的男高音在南美洲挣到了一大笔，数目大到北美洲的人从未听过。日本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地震;可怜的日本人。简而言之，很多事情发生了，1913年末与1914年初的时刻是非常富有动力的。”
　　这段引文来自 Philipp Blom的《The VertigoYears》。我不知这本书的中译名该是什么，“亢奋的年代”？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无穷多的作品给予了描述与解释之后，这本给出一个全新的角度。它不再是军事与政治事件，它也是一场技术、感官、思想革命的结果。飞机、汽车、电影、艾菲尔铁塔这样的建筑、世界博览会……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世界，是一个不断加速的时代，一个信息、交通革命、全球化的时代，旧日的价值与秩序被颠覆，有了新的可能性。它产生了无穷多的兴奋与创造力，也让人陷入无穷的焦虑与晕眩。当伍尔夫感慨，在1910年12月左右，人性改变了，她感慨的是信息革命冲散的人性。
　　2014年夏天，我在维也纳见到Philipp Blom时，一战百年的纪念活动正在欧洲四处举办，从萨拉热窝到索姆河畔，到处是展览、音乐会、公共集会。而在维也纳，我参加的是一个有关“中国与一战”的研讨会。这也是个令人意外的题目。直至今日，一战都被认定是一场“欧战的战争”，亚洲、非洲，甚至起到决定性的美国，似乎都是配角。但这场研讨会的主办者—— 一位经历传奇、富有强烈历史感的学者——却相信，一战对于中国命运的重大影响。因为一战，才导致沙皇俄国的崩溃、十月革命的成功，因为作为参战国的中国深感被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世界秩序的背叛，中国知识精英才一头扎入苏联的怀抱。
　　Philipp Blom是作为研讨会的主讲嘉宾出现的。他不过47岁，却是德语世界公认的明星历史学家，《The VertigoYears》还将他带入英语世界，他的文化史的视角，令人耳目一新。在维也纳，他还以一名电台节目主持人与品酒行家著称，写过一本关于奥地利的葡萄酒的畅销书。
　　他的演讲内容与书中的章节无异，他声音柔软，与想传达的历史的急切变化大相径庭。他似乎也没意识到，他的关于变化速度、妇女解放、电影的种种视角，与这群听众关注的话题缺乏联系。这群听众仍沉迷于政治史与军事史中。偶尔，我觉得他“太文明”了，他生活在这样丰富的文化传统中，他的成长正是战后欧洲最富足、自由的年代，他们有足够多的品味，却很难理解真正的挣扎。（或许，这是出于自我防卫的心理，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却取得了更多的知识与成就。）
　　第二天，我约他继续谈谈他的书。在一个由旧日花房改造的餐厅里，我喝了他推荐的奥地利酒，品尝了著名、却味道不佳的本地鱼。谈话也从1914年的欧洲转移到此刻，我们也生活在一个速度、技术、娱乐与全球化的时代，倘若伍尔夫生活在此，必定会再次感慨人性彻底的改变。在Blom的视角里，一战的原因与既有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框架，无法消化这些亢奋的新经验有关。我在最初引用的那段话，再形象不过地象征了这普遍的晕眩、茫然与混乱，面对蜂拥的信息与经验，人们无法判断什么是重要的、决定性的，人们被潮流所裹挟，却对未来毫无判断能力。
　　这段引语原出处是罗伯特·穆奇尔的《没有个性的人》。这是一本从未完结的小说，第一卷出版于1930年，第二卷是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而第三卷直到他去世的1942也未完成。尽管穆奇尔终身耿耿于自己未得到足够的承认，但他死后却被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堪与卡夫卡匹敌。倘若卡夫卡描绘了那个庞然、无处躲避的官僚世界的兴起，穆奇尔则着墨于在这个时代中丧失个性的人，正因為丧失个性与思考能力，他们才可能轻易成为各种意识形态、强人政治的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