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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曾在石家庄读军校的同学经常会兴高采烈地提起，9年前他们坐着学校的卡车去裕彤体育场给八一队呐喊助威的情景，而每次结尾的都是那句：“再也回不去了。”
八一足球队曾是足坛一支极具特色的队伍，凡出发去重大比赛，全队上下必着制式军装：凡赛前奏国歌时，全队上下必庄严地行军礼。自1951年参加全国性足球比赛以来，八一队在全国甲级联赛、全运会、优胜者杯、足协杯等比赛中，先后夺取了7次冠军，8次亚军，6次第三名，培养出郝海东、江津、胡云峰等一系列球星。
1994年，足球职业联赛在中国兴起，足球俱乐部应运而生。一两年后，八一队内风平浪静的水面也荡起了涟漪。当其他俱乐部的球员拿着手机，甚至以私家车代步时，八一队还在挣着微不足道的工资，这种心理落差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次听说人家工资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王冰，原八一队球员，1989年与隋东亮、黄勇同批进队，现任八一体工大队管理处参谋。“他们分别是按周薪、月薪、年薪算的，额外还有奖金。可我们队里，提了干的，每月的工资才有三百五、六。打个比方，人家挣一万时，我们一线队极个别球员才能拿3000、4000，至多5000。”
原八一队主教练，现任八一体工大队管理处处长的庄连胜当时隐约察觉了这细微的心理变化：“以前，领导讲什么就是什么，后来队员接触的面宽了，得到的信息也多了，的确冲击比较大。”
如今在各个俱乐部中，如果某位球员起床后无论多困仍不忘叠好被子，领导或教练进门时不忘礼貌地起立打招呼，那么他十有八九是从八一队出来的，这得益于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一种军人的作风。然而在职业化年代，这种集中制管理模式在队员们看来，成了绑得人透不过气的绳索。
不许染发，留得稍长都算犯错误：每周两次卫生检查，还要评比，至少出一次军事操，穿制式军装走正步；早晨起床出操、集合吃早饭，保证一天三练。其他俱乐部中，不少实行了走训制，而八一队下课后只有两个小时活动时间，夜里九点半查房，连当时已经成了家的赵家林也不能例外。庄连胜说：“你首先是个军人，然后才是运动员。七十年代我还是队员时，队里规定，不提干不能穿皮鞋、穿衬衣。部队发什么就只能穿什么。人家出去都买皮箱，我们就用行军用的大包，甚至是刚到部队时从家里带的帆布包。”
然而，八一队的“不合时宜”还不仅与此。
2002赛季15支甲A足球俱乐部中，八一队是唯一没有固定主场的球队，参加职业联赛8年来六易主场。整个球队的大部分开支只能靠卖主场的钱维持。
由于军队体制的限制，八一无法引进外籍教练、球员，这使得他们和其他甲A球队本身就处于一种“不公平竞争”的状态，与此同时，各地方职业俱乐部对本地优秀青少年球员的疯狂网罗，也使得以往人才辈出的八一足球在后备力量的选拔和培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再加上郝海东转投大连；大王涛，胡云峰、江氏兄弟等实力派球员也都先后出走，八一队只能任凭这群小伙子年年在保级的边缘浮沉，以意志力与拼劲著称的结果，也只能是离足球越来越远。根据全军裁军计划，八一体工大队进行编制调整，于是八一足球队处在了另一个十字路口。
被称为末代甲A的2003赛季第一轮快结束的时候，一种关于八一足球的可怕传言袭来，刺激着每一个人的神经。
“撤编?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我们是军人呐，怎么能说撤就撤呢。脱下军装该怎么办，队里人心惶惶。”王冰回忆队员们刚刚听到传言时的反应。不停有队员去向主教练、向领导求证传言的真实性；各个俱乐部蜂拥而至，想尽一切办法挖人；随之而来的还有发生各种违背体育道德行为的隐患。队里领导不停地开会稳定军心，连例行的准备会上都不再讲技战术。庄连胜甚至拍了桌子，说：“不能丢解放军的人!我们还在打仗啊!”其实那时，八一队在甲A联赛中排名第七，进军第二年中超联赛的希望非常大，可军心的突然涣散，使八一在联赛后半段“见人输人，见鬼输鬼”。
传言终于在2003年7月31日变为现实：八一足球队和八一游泳队正式撤编，不再属于军队编制。而在这之后，八一队还有几场联赛比赛要打。那段时间，八一体工大队大队长朱家志，一直守在队里，怕的是出现不可控的力量，怕的是年轻气盛的队员犯政治错误。
2003年11月30日，当八一球员在末代甲A收官战中再一次庄严抬起右臂行军礼时，场上场下一片凝重，大家都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了。尽管这场最后的比赛在湘潭主场以2比1战胜了云南红塔队，终结了“十连败”的记录，然而在联赛结束前数轮八一早已决定无缘来年中超的命运。中场休息时，大家都低着头，不说话。
“‘球队将在下午3点半开会’。这是一个很多队员不想听到的通知，如果在以往，这个时间可以让队员们睡一个午觉，可这个时候谁都睡不着。一个性急的队员骂开了，‘这不是煎熬我们吗?不就是散伙吗，赶紧宣布得了!’多数队员还是比较平静，但很多人都掏出了平时总是偷着掖着的香烟，明目张胆地在房间抽起来，一个替补队员说，‘管了我们七八年了，看今天谁来管我!’”这是2003年1 2月26日，《体坛周报》记者描写八一队下达正式解散通知前的情景。王冰说：“的确是那样，但说这些话时大家心里非常难受，真的没有一个想真正离开八一队。我们都是十几岁就来到这里，哪怕钱挣得再少，也不愿意就这样脱下自己的军装。”
整体转让没有成功，八一队员们要面临个别出售。为了给边缘球员以及年轻球员找出路，庄连胜每天都在打电话，短短几个月下来，鬓角全白了。
在这段最后的日子里，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八一足球队没有出现过一例违纪现象，一线队和少年队实现了100％全部安置到其他球队。青年队30％到40％进入其他球队，其余大部分选择上学。这些曾在绿茵场上为部队赢得荣誉的球员，这些战士，在军旅生涯的最后关头，为八一贡献了最后一份力量。
如今，走过52年光阴的八一足球队已经安安静静地被珍藏在史册里，珍藏在每一个关注过它成长的人的心里，珍藏在庄连胜办公室那面玻璃书橱里，庄连胜说这是他4年来第一次开口谈八一，他捧着那张珍藏多年的全家福指给我：这是郝海东、这是胡云峰、赵家林……
责编 马玉星 王津津
八一足球队曾是足坛一支极具特色的队伍，凡出发去重大比赛，全队上下必着制式军装：凡赛前奏国歌时，全队上下必庄严地行军礼。自1951年参加全国性足球比赛以来，八一队在全国甲级联赛、全运会、优胜者杯、足协杯等比赛中，先后夺取了7次冠军，8次亚军，6次第三名，培养出郝海东、江津、胡云峰等一系列球星。
1994年，足球职业联赛在中国兴起，足球俱乐部应运而生。一两年后，八一队内风平浪静的水面也荡起了涟漪。当其他俱乐部的球员拿着手机，甚至以私家车代步时，八一队还在挣着微不足道的工资，这种心理落差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次听说人家工资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王冰，原八一队球员，1989年与隋东亮、黄勇同批进队，现任八一体工大队管理处参谋。“他们分别是按周薪、月薪、年薪算的，额外还有奖金。可我们队里，提了干的，每月的工资才有三百五、六。打个比方，人家挣一万时，我们一线队极个别球员才能拿3000、4000，至多5000。”
原八一队主教练，现任八一体工大队管理处处长的庄连胜当时隐约察觉了这细微的心理变化：“以前，领导讲什么就是什么，后来队员接触的面宽了，得到的信息也多了，的确冲击比较大。”
如今在各个俱乐部中，如果某位球员起床后无论多困仍不忘叠好被子，领导或教练进门时不忘礼貌地起立打招呼，那么他十有八九是从八一队出来的，这得益于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一种军人的作风。然而在职业化年代，这种集中制管理模式在队员们看来，成了绑得人透不过气的绳索。
不许染发，留得稍长都算犯错误：每周两次卫生检查，还要评比，至少出一次军事操，穿制式军装走正步；早晨起床出操、集合吃早饭，保证一天三练。其他俱乐部中，不少实行了走训制，而八一队下课后只有两个小时活动时间，夜里九点半查房，连当时已经成了家的赵家林也不能例外。庄连胜说：“你首先是个军人，然后才是运动员。七十年代我还是队员时，队里规定，不提干不能穿皮鞋、穿衬衣。部队发什么就只能穿什么。人家出去都买皮箱，我们就用行军用的大包，甚至是刚到部队时从家里带的帆布包。”
然而，八一队的“不合时宜”还不仅与此。
2002赛季15支甲A足球俱乐部中，八一队是唯一没有固定主场的球队，参加职业联赛8年来六易主场。整个球队的大部分开支只能靠卖主场的钱维持。
由于军队体制的限制，八一无法引进外籍教练、球员，这使得他们和其他甲A球队本身就处于一种“不公平竞争”的状态，与此同时，各地方职业俱乐部对本地优秀青少年球员的疯狂网罗，也使得以往人才辈出的八一足球在后备力量的选拔和培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再加上郝海东转投大连；大王涛，胡云峰、江氏兄弟等实力派球员也都先后出走，八一队只能任凭这群小伙子年年在保级的边缘浮沉，以意志力与拼劲著称的结果，也只能是离足球越来越远。根据全军裁军计划，八一体工大队进行编制调整，于是八一足球队处在了另一个十字路口。
被称为末代甲A的2003赛季第一轮快结束的时候，一种关于八一足球的可怕传言袭来，刺激着每一个人的神经。
“撤编?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我们是军人呐，怎么能说撤就撤呢。脱下军装该怎么办，队里人心惶惶。”王冰回忆队员们刚刚听到传言时的反应。不停有队员去向主教练、向领导求证传言的真实性；各个俱乐部蜂拥而至，想尽一切办法挖人；随之而来的还有发生各种违背体育道德行为的隐患。队里领导不停地开会稳定军心，连例行的准备会上都不再讲技战术。庄连胜甚至拍了桌子，说：“不能丢解放军的人!我们还在打仗啊!”其实那时，八一队在甲A联赛中排名第七，进军第二年中超联赛的希望非常大，可军心的突然涣散，使八一在联赛后半段“见人输人，见鬼输鬼”。
传言终于在2003年7月31日变为现实：八一足球队和八一游泳队正式撤编，不再属于军队编制。而在这之后，八一队还有几场联赛比赛要打。那段时间，八一体工大队大队长朱家志，一直守在队里，怕的是出现不可控的力量，怕的是年轻气盛的队员犯政治错误。
2003年11月30日，当八一球员在末代甲A收官战中再一次庄严抬起右臂行军礼时，场上场下一片凝重，大家都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了。尽管这场最后的比赛在湘潭主场以2比1战胜了云南红塔队，终结了“十连败”的记录，然而在联赛结束前数轮八一早已决定无缘来年中超的命运。中场休息时，大家都低着头，不说话。
“‘球队将在下午3点半开会’。这是一个很多队员不想听到的通知，如果在以往，这个时间可以让队员们睡一个午觉，可这个时候谁都睡不着。一个性急的队员骂开了，‘这不是煎熬我们吗?不就是散伙吗，赶紧宣布得了!’多数队员还是比较平静，但很多人都掏出了平时总是偷着掖着的香烟，明目张胆地在房间抽起来，一个替补队员说，‘管了我们七八年了，看今天谁来管我!’”这是2003年1 2月26日，《体坛周报》记者描写八一队下达正式解散通知前的情景。王冰说：“的确是那样，但说这些话时大家心里非常难受，真的没有一个想真正离开八一队。我们都是十几岁就来到这里，哪怕钱挣得再少，也不愿意就这样脱下自己的军装。”
整体转让没有成功，八一队员们要面临个别出售。为了给边缘球员以及年轻球员找出路，庄连胜每天都在打电话，短短几个月下来，鬓角全白了。
在这段最后的日子里，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八一足球队没有出现过一例违纪现象，一线队和少年队实现了100％全部安置到其他球队。青年队30％到40％进入其他球队，其余大部分选择上学。这些曾在绿茵场上为部队赢得荣誉的球员，这些战士，在军旅生涯的最后关头，为八一贡献了最后一份力量。
如今，走过52年光阴的八一足球队已经安安静静地被珍藏在史册里，珍藏在每一个关注过它成长的人的心里，珍藏在庄连胜办公室那面玻璃书橱里，庄连胜说这是他4年来第一次开口谈八一，他捧着那张珍藏多年的全家福指给我：这是郝海东、这是胡云峰、赵家林……
责编 马玉星 王津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