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被称为公募基金发展的“黄金十年”。然而,随着自身规模的壮大及基础市场的日益成熟、私募基金的崛起及股指期货的推出,公募基金整体发展模式单一的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基金业现有的管理体制已明显跟不上发展的要求。因此,有关公募基金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有业内人士甚至提出:公募基金需要“二次革命”。
　　目前,对公募基金投资能力究竟如何,市场尚存疑虑。自“基金黑幕”以后,中国的公募基金走上规范发展的道路。虽然“利益输送”、“老鼠仓”等行为仍有发生,但公募基金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最充分,监管最及时、最严厉,操作最规范、最“阳光”的机构投资者。也涌现出一批回报水平持续较高、规模较大、声誉较好的基金和基金公司。
　　最近,有业内人士为基金业算了一笔账:自2001年9月第一只开放式基金设立,到2010年6月底,中国基民投入偏股型公募基金的总成本约为5.61万亿元(首次发行+持续申购),扣除期间退出的市值约4.33万亿元(赎回+分红),基民的净投入为1.28万亿左右。而2010年6月底,偏股型基金的总市值为1.41万亿元。扣除认购、申购、赎回费1000亿元,基民的总收益只有317亿元左右。考虑到偏股型基金2006年底的规模已经接近5000亿,即使仅以三年半投资周期计算,累计收益也仅为6.4%,简单年化收益率为1.8%。
　　有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公募基金10年来没有跑赢通胀,成为大家对公募基金不满的根源。
　　这种算法可能不太公正,但基金业对此也无法推卸责任。比如,一些基金公司单纯追求规模,曲意迎合市场,看什么基金好卖就大力促销或发售新品。这就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在国际成熟市场,基金销售往往由独立的第三方投资顾问主导。这正是国内公募基金需要改革的一个方面。
　　近日,证监会正在修订《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大幅降低准入门槛,允许个人注册独立的第三方基金销售机构。这显然是一项符合市场化方向的重大制度突破。
　　另外,公募基金固定费率制度是否合理,也一直争论不休。总体而言,开放式契约型公募基金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模式。由于面向普通公众,又有申购、赎回机制作为约束,所以全世界公募基金都是采用固定收费制度。当然,也有人以基金出现亏损为由,建议采取浮动费率模式。
　　对于前期出现的大量公募基金人才转向私募,市场有人士建议,改变现有公募基金收费方式和激励机制,一时间呼声很高。
　　但对公募基金来说,其追求的应该是长期、稳定的相对回报,采取的是持续重仓、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方式。在这种模式下,重要的不是“明星”经理,而是内控机制和投研团队,短时间的人才流动不会影响基金的整体和长期业绩。
　　因此,公募基金改革的方向不在于“革故”,而在于“鼎新”。最重要的是监管部门要转变角色,打破垄断,降低门槛,从管制回归到监管本职。
　　目前,国内设立基金公司的门槛非常高,基本上为券商、银行、国企所垄断。它们在审批制下享受着垄断的利益,缺乏创新的动力。而且,这些投资主体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会出现与持有人、职业经理人利益不一致的情况。
　　因此,监管层有必要放宽政策,允许民营企业或个人设立、控股、参股基金公司,允许管理层持股。条件成熟的基金管理公司,还可以允许其上市。再比如,探索合伙制、公司制等组织模式的引入。在同样的公募基金监管条件下,让各类市场主体自由进入,公平竞争。
　　对中国资本市场而言,由于中小投资者众多,承受风险的能力普遍较弱,公募基金注定要占据主流地位。公募基金提供相对完善的产品线,在充分披露、严格监管及合约限制下,规范运作,赚取合理回报。市场期望,经过改革之后,公募基金能够逐渐改变目前这种“大而全”的单一化、同质化发展模式,走向专业化、多元化、差异化的发展阶段。尤其是未来若引进合伙制、公司制模式后,公募基金的激励约束机制更加灵活,基金产品也将更加丰富,市场更趋于细分。
　　然而,投资者始终要牢记一点:任何类型的基金都只是诸多投资工具的一种,不可能十全十美,关键还在于投资者如何选择和使用。作为管理层,关键在于提供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