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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ADR机制作为解决纠纷的有效途径，在我国乃至世界上都有着悠久历史，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性ADR机制在发达国家发展迅速，而我国大陆在该领域进展缓慢。当前，我国推行银行业ADR机制机遇与风险并存，中国银监会适应社会需求，建立了当前大陆最为完善的银行业ADR机制。然而，该机制仍有不完善之处，可以通过合理优化进行完善。
关键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银行业；可行性；机制构想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s）机制，在我国被通译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诉讼制度以外的解决纠纷的机制或程序的总称，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在解决纠纷时无需经过法定机构或正式的法律程序，就有关争议的事项进行自我协商或协调解决的一种方式[1]。随着我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大陆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日益增多，而现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并不完全适应需求，这给司法机构乃至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结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分析构建银行业ADR机制的可行性，并尝试提出完善配套机制的构想。
一、ADR机制与我国银行业结合现状
我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史上就行成了“和为贵”，依靠人情、地缘关系解决纠纷的传统。因此，ADR机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调解和仲裁是当前我国最常用的非诉争端解决方式，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在ADR的所有方法中，调解的使用率为48%，仲裁为43%[2]。其中，调解较完善，仲裁较薄弱。
我国的调解（mediation）制度主要有官方调解和民间调解两种，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颁布《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确立了ADR制度。建国后，《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1954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1989年）等条例法规的颁布，确立了调解在纠纷处理中的地位。
仲裁（arbitration）是当前我国唯一专项立法规制的ADR机制，自《仲裁法》（1995年）颁行以来，我国的仲裁制度并未起到预期作用，突出表现为：我国仲裁的适用领域较保守，人员、费用门槛较高，公众的仲裁意识较淡薄，仲裁区域发展良莠不齐，司法机关对仲裁机构的支持力度不足等等。
随着我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银行业纠纷呈现出专业性强、发生率高、社会影响大、当事人之间地位不平等等特征。当前，我国尚无专项法规对银行业纠纷进行规制，大量纠纷仍通过传统诉讼途径解决，而法官并非“通才”，受个人素质、知识储备所限，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障等专业性较强的纠纷中，往往显得力不从心[3]。
二、银行业ADR机制运营可行性分析
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小岛武司将ADR的共同性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基本要素：①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简易性和灵活性）；②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③纠纷解决主体ADR具有非职业化特征；④形式的民间化或多样化；⑤纠纷解决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水平式的或平等的；⑥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对抗性）[4]。下面，我们来对比银行业ADR机制运营的优劣点，探究银行业ADR机制是否适合我国社会现实。
ADR不是对法律资源的浪费，而是以法律为底线形成的理性选择结果[5]。以诉讼为主要参照，简述ADR机制与我国社会的契合点。
1.经济成本较低
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相比较而言，诉讼永远是一种成本最高的救济方式，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费用高的间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它是诉讼制度无法治愈的病疾[6]。在银行业争端中，“一元钱纠纷”随处可见，ADR机制则能够给予投诉人成本低廉、风险较低的救济途径。
2.节省时间成本
当银行业争端发生时，为了达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平衡，诉讼程序的历时往往较长。ADR机制则可以采取合意方式缩短时限，达到快速平争之诉的目的，“在当事人可以相互谈判通过合作解决他们的分歧时，则不管相关的法律规则如何，他们的行为都是有效率的。[7]”
3.适合伦理传统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我国社会推崇“和为贵”的理念，国民普遍“厌诉”，当事人更喜欢通过协商解决争端，而这就是ADR机制在大陆建立、完善的社会背景。具体到银行业，与其和银行对簿公堂，协商和解更符合消费者的心理预期。
三、银行业ADR机制构想
斟酌比照前文“六要素”，我们不妨设想，一个成功有效的银行业ADR机制需要具有较强公信力的中立评判机构，该机构应配备接受过银行业务培训又知法懂法的ADR人员，并具有较完善的纠纷处理规程，其作出的评判结果还应具有一定的社会公信力。综合考量各方因素，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的ADR机制，是当前大陆解决银行业纠纷的最优选择。在遵循现有规程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提出如下建议，进一步提升ADR机制的合理性。
1.恰当利用银监会ADR机制的行政特征
日本学者高见泽磨先生认为“中国解决纠纷的特征不在民间调解的优势，而在于官方诉讼过程的调停性运用”[8]。银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由其做出的银行业纠纷调处结果具有行政性，出于对社会公信力、成本效益等因素的考虑，银监会ADR机制所具有的行政特征是必要的。要合理运用完善ADR机制，可以银行业监管机构的行政性为基础，强化纠纷双方的合意色彩。
2.为争议双方提供有限度的合意空间
首先，除了按有关规程办理投诉纠纷外，银行业监管机构可以充当中立评判方；其次，若投诉双方能够提出较合理的解决方案，银行业监管机构可以在审慎判断的基础上督促双方依约调解矛盾。
3.注重评判结论的约束力
若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过错，银监会各级机构可以依法迅速采取监管措施予以纠正，但消费者存在过错，则监管部门几乎不能采取任何举措实现公正。若纠纷依照合意方案得到解决，则监管部门作为中立评判方，督促任何一方及时恰当地履行义务，在督促履行时，监管部门需注意职权范围，在必要时请求有关机关部门协助。
参考文献：
[1]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岑雅衍，金一波.ADR的法律探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5，第八卷第三期
[3]胡素芹.ADR与我国调解制度的完善，太原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4月，第28卷 第2期
[4][日]小岛武司.裁判外纷争处理与法的支配.陈刚译，东京：有斐阁，2000
[5]周晓唯.ADR—一个法经济学视角的探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6]范愉.非诉讼程序（ADR）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Robert D.Cotter and Thomas S Ulen，Law and Economics ，Glenview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1988
[8]张敏，赵元勤.对英美ADR实践的法哲学思考.法治论丛，2000年第18期
关键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银行业；可行性；机制构想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s）机制，在我国被通译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诉讼制度以外的解决纠纷的机制或程序的总称，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在解决纠纷时无需经过法定机构或正式的法律程序，就有关争议的事项进行自我协商或协调解决的一种方式[1]。随着我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大陆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日益增多，而现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并不完全适应需求，这给司法机构乃至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结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分析构建银行业ADR机制的可行性，并尝试提出完善配套机制的构想。
一、ADR机制与我国银行业结合现状
我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史上就行成了“和为贵”，依靠人情、地缘关系解决纠纷的传统。因此，ADR机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调解和仲裁是当前我国最常用的非诉争端解决方式，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在ADR的所有方法中，调解的使用率为48%，仲裁为43%[2]。其中，调解较完善，仲裁较薄弱。
我国的调解（mediation）制度主要有官方调解和民间调解两种，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颁布《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确立了ADR制度。建国后，《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1954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1989年）等条例法规的颁布，确立了调解在纠纷处理中的地位。
仲裁（arbitration）是当前我国唯一专项立法规制的ADR机制，自《仲裁法》（1995年）颁行以来，我国的仲裁制度并未起到预期作用，突出表现为：我国仲裁的适用领域较保守，人员、费用门槛较高，公众的仲裁意识较淡薄，仲裁区域发展良莠不齐，司法机关对仲裁机构的支持力度不足等等。
随着我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银行业纠纷呈现出专业性强、发生率高、社会影响大、当事人之间地位不平等等特征。当前，我国尚无专项法规对银行业纠纷进行规制，大量纠纷仍通过传统诉讼途径解决，而法官并非“通才”，受个人素质、知识储备所限，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障等专业性较强的纠纷中，往往显得力不从心[3]。
二、银行业ADR机制运营可行性分析
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小岛武司将ADR的共同性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基本要素：①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简易性和灵活性）；②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③纠纷解决主体ADR具有非职业化特征；④形式的民间化或多样化；⑤纠纷解决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水平式的或平等的；⑥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对抗性）[4]。下面，我们来对比银行业ADR机制运营的优劣点，探究银行业ADR机制是否适合我国社会现实。
ADR不是对法律资源的浪费，而是以法律为底线形成的理性选择结果[5]。以诉讼为主要参照，简述ADR机制与我国社会的契合点。
1.经济成本较低
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相比较而言，诉讼永远是一种成本最高的救济方式，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费用高的间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它是诉讼制度无法治愈的病疾[6]。在银行业争端中，“一元钱纠纷”随处可见，ADR机制则能够给予投诉人成本低廉、风险较低的救济途径。
2.节省时间成本
当银行业争端发生时，为了达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平衡，诉讼程序的历时往往较长。ADR机制则可以采取合意方式缩短时限，达到快速平争之诉的目的，“在当事人可以相互谈判通过合作解决他们的分歧时，则不管相关的法律规则如何，他们的行为都是有效率的。[7]”
3.适合伦理传统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我国社会推崇“和为贵”的理念，国民普遍“厌诉”，当事人更喜欢通过协商解决争端，而这就是ADR机制在大陆建立、完善的社会背景。具体到银行业，与其和银行对簿公堂，协商和解更符合消费者的心理预期。
三、银行业ADR机制构想
斟酌比照前文“六要素”，我们不妨设想，一个成功有效的银行业ADR机制需要具有较强公信力的中立评判机构，该机构应配备接受过银行业务培训又知法懂法的ADR人员，并具有较完善的纠纷处理规程，其作出的评判结果还应具有一定的社会公信力。综合考量各方因素，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的ADR机制，是当前大陆解决银行业纠纷的最优选择。在遵循现有规程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提出如下建议，进一步提升ADR机制的合理性。
1.恰当利用银监会ADR机制的行政特征
日本学者高见泽磨先生认为“中国解决纠纷的特征不在民间调解的优势，而在于官方诉讼过程的调停性运用”[8]。银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由其做出的银行业纠纷调处结果具有行政性，出于对社会公信力、成本效益等因素的考虑，银监会ADR机制所具有的行政特征是必要的。要合理运用完善ADR机制，可以银行业监管机构的行政性为基础，强化纠纷双方的合意色彩。
2.为争议双方提供有限度的合意空间
首先，除了按有关规程办理投诉纠纷外，银行业监管机构可以充当中立评判方；其次，若投诉双方能够提出较合理的解决方案，银行业监管机构可以在审慎判断的基础上督促双方依约调解矛盾。
3.注重评判结论的约束力
若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过错，银监会各级机构可以依法迅速采取监管措施予以纠正，但消费者存在过错，则监管部门几乎不能采取任何举措实现公正。若纠纷依照合意方案得到解决，则监管部门作为中立评判方，督促任何一方及时恰当地履行义务，在督促履行时，监管部门需注意职权范围，在必要时请求有关机关部门协助。
参考文献：
[1]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岑雅衍，金一波.ADR的法律探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5，第八卷第三期
[3]胡素芹.ADR与我国调解制度的完善，太原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4月，第28卷 第2期
[4][日]小岛武司.裁判外纷争处理与法的支配.陈刚译，东京：有斐阁，2000
[5]周晓唯.ADR—一个法经济学视角的探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6]范愉.非诉讼程序（ADR）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Robert D.Cotter and Thomas S Ulen，Law and Economics ，Glenview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1988
[8]张敏，赵元勤.对英美ADR实践的法哲学思考.法治论丛，2000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