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介绍所。顾名思义是为一些男女婚姻大事做中介服务的场所。而如今，婚介所冒出一个新兴“职业”——婚托，使许多人对走了要的婚介所望而却步……吴珍给我讲述了她做专职“婚托”的经历，她说，在利益的驱动下，她将良知拋到脑后，做起了专职“婚托”，但这一切使她饱尝懊悔与痛苦，不仅让她夫离家散，而且让她欲哭无泪！但愿人们谨记，希望过上好的生活本来无可厚非，但不能因之而不择手段，更不能为此丢了做人的尊严。
　　
　　遭遇下岗，我成了婚介所的一名员工
　　
　　我是武汉市一家企业的普通职工。由于所在企业效益不好，亏损严重，不得不停产等待宣告破产。2005年年底，我被迫下岗了。
　　下岗后，我的心里确实不是滋味。丈夫杨军看着我整日愁眉苦脸的样子，就心疼地劝我说：“没有了工作，肯定是有些小习惯，先调整一下情绪，等过了春节再出去找工作，不要着急，好吗?”我心里想，丈夫在一个公司当小职员，老实巴交，除了刚过千元的月薪外，从不会想办法赚钱，家里的日常开支这么大，孩子面临要上学，我能不着急?
　　春节刚过，我就为工作的事情忙乎开了。刚开始我认为自己虽然是30几岁的人，但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做事干练，自信自己很快就能找到工作。但我跑了几个招聘单位，却处处碰壁，每次都是拖着一身疲惫扫兴而归。正当我为找工作的事情心灰意冷时，丈夫的一位同学高华新开办了一家婚姻介绍所，需要一个帮手，我便去了他那儿。
　　第二天，我早早就来上班了。婚介所只有高华和我两个人，我来后，高华便安排我具体负责整理征婚人的档案和兼做出纳收钱开票。征婚的人来了，高华负责接待。谈妥后，我就收费办理手续，进行征婚登记注册。因为在报上登了婚介广告，办公室咨询电话特别多，一天下来，我说得口干舌燥，但人忙的也很充实。
　　2006年9月的一天，城区另外一家婚介所的马经理，因为一位征婚的先生，一直没有找到“爱情目标”，迟迟等不到“约会”通知，提出要退出征婚费用，马经理一着急就打来电话找高华求援。高华想了想就让我帮马经理去“救场”，做一回临时的“救火队员”。我认为这样不妥，就问高华：“高经理，你是说让我去当婚托?”高华说：“这个征婚的先生是个公司老总，金卡会员，50多岁，刚离异，条件比较高，要求漂亮还要有气质，登记的人中没有合适的，我看你比较合适，救场如救火，你就去应付一下，帮个忙吧!”我沉默了，心里虽然不愿意，但想着现在工作义不好找，高华好歹是帮了我的忙的，我还是答应了下来。
　　下班回到家中，我从衣柜中拿出自己平时舍不得穿的时装换上，又坐到梳妆镜前，精心打扮了一番。我本来皮肤白白的，身材高挑，再经这么一打扮，乍一看上去还真像青春妙龄的女子。我化完妆正要出门时，杨军正好回来了。他看见我这般打扮，开玩笑似的笑着问我：“珍珍，你今天怎么了，该不是与人约会吧?”我一笑，回答说：“我的老公真聪明，正是与人约会去的。”说着，一把捧住杨军的脸，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把今晚要去做一次“婚托”的事情原委告诉了他。完了，我还怕丈夫误会，就又解释说：“我只是去与那位应征的先生见见面，说说话儿，顶多10分钟，然后找借口中止‘恋爱关系’，别的什么都不会去做，回来后还有几十元的奖金提成呢。”杨军生气地说：“你们这不是存心去坑蒙拐骗吗?”“我也不想这样去做，可端别人的碗服别人管，我也没有办法。”看见杨军生气的样子，我无可奈何地说道。杨军想了想，也无奈地对我说：“那你去吧，注意安全，早去早回啊!”
　　为了保住工作，我硬着头皮赴约。晚上，在城区公园的一角，我手拿信物与那位征婚先生见了面。我信守约会规矩，与那位老总象征性地聊了一会，由于“话不投机”，两人就分手“拜拜”了。约会回家后，我的心里还吓得怦怦直跳。杨军用一种怪怪的眼光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告诉我这回是帮个忙，以后再别这样做了。
　　
　　挑战高薪，从“救火队员”到“专职婚托”
　　
　　有了第一次做“婚托”的经历后，类似的各婚介所相互之间征婚“救场”的事情又发生了，在高华的安排下，我又无奈地晴蜓点水般转换了几个“爱情目标”。这样除了每月工资收入外，手上的婚介提成也多了起来，慢慢地我对丈夫的告诫早忘了，对这一行反而产生出了一种爱恋，我觉得新鲜刺激而且收入实惠。在我接触的“爱情目标”中，有掌握实权的圈家公务员、腰缠万贯的个体户、为人师表的学校教师、手握方向盘的汽车司机……这些征婚的人中有的是真心寻找生活的伴侣，也有寻找刺激的“玩主”。每次约会，我与他们一番“爱情游戏”后，都能找出充足理由中止“谈情说爱”。
　　再后来，随着我的见识提高和对行内业务越来越熟悉，在一位行内“婚托”大姐的带动下，我将良知抛到脑后，辞去了高华婚介所的工作，干脆做起了专职“婚托”，同时表示愿意继续兼职为他的婚介所服务。
　　辞职后，我挑选了一些“漂亮、成熟”的照片给几家婚介所送去。做专职“婚托”，条件是随叫随到，报酬是：按征婚者交纳的“征婚费”总金额的一定比例提成，“征婚费”收的越多，提成的比例也越高；如果在婚介所指定的酒店、咖啡厅或者跟婚介所有提成协议的茶楼消费，按实际消费额的15％提成。
　　从我辞职一个星期后，我的手机便开始响个不停，我整天忙着扮演不同的角色，背着做“婚托”这一行的“通用台词”，奔赴不同的场合去约会。每见一次面，“婚托”都提取一定的婚介费。那一个月我忙得连轴转，一个月下来，5000多元。渐渐地我业务量也大了，由于我又加盟几家婚介所，总收入迅速猛涨，这个时候，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在金钱的面前，道德和良知统统抛到脑后去了，我是“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但这一切，我不敢告诉丈夫。杨军见我突然上班没个点，整天神出鬼没，又很少顾及家务，觉得很奇怪，多次劝我不要再在婚介所干了，甚至有时莫名其妙地对我发火。我理解丈夫，但我除了耐心解释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我说做婚介和其他工作不一样，有人提出见面时，婚介所的人要在场，我必须要去引见，有时又要组织什么会员联谊会(其实婚介所从没举办过类似活动)等等，尽管我编的都是一派胡言，但丈夫还是相信了。
　　
　　婚托暴露，夫离家散后我终于良心发现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2007年4月的一天，高华给我打手机，让我与一征婚男士约会。我匆忙赶到婚介所，看了这位男士的简历：王力，28岁，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白领，收入不菲，欲觅一位25岁以下的清纯女子为终身伴侣。我来到约会地点与王力准时见了面，王力文质彬 彬，书生气较浓，人显得很诚实。
　　没有想到我们约了一次会后，王力又来到婚介所，对高华说要约我。高华说要征求我的意见后再答复，没想到我竟然答应了。这次约会我们聊了一会儿，我渐渐放松了警惕，王力边走边说自己就住在马路对面，邀请我去参观一下他租住的房子。来到租住房坐下，由于天气很热，王力拿来一罐饮料顺手递给我。我喝下去后不久，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王力在饮料中放了药。结果，我被王力蹂躏了。
　　醒来时，看到自己一丝不挂，我又羞又气，对王力一番痛骂后，穿上衣服就要去告发。没想到王力却冷笑着威胁说：“你去告吧，你这个‘婚托’，你骗人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你也在犯法，你告我，你也跑不了。再说，你告我强奸证据也不足，婚介所可以证明我俩在谈恋爱。”我万万没有想到，看上去诚实斯文的王力竟变成了这副嘴脸。我虽然满腔怒火，但考虑再三，只好含着泪水把这样的巨大耻辱往肚子里吞。
　　一个星期后，王力竟然鬼魅般地寻到找到了我的家，直言不讳地让我陪他睡觉，如果我不愿意，他就天天来。这时候我才知道自己遇上了一个无赖，思前想后，我只好跟他走了。从此，王力总隔三差五地来叫我。这样的噩梦还有多长，我实在是不知道。多少次在噩梦中醒来，看看自己现在的状况，我真是悔不当初。
　　由于受到王力的要挟，我的一些反常举动引起了丈夫的注意和怀疑。6月的一天，杨军悄悄跟踪我，将我与王力堵在了出租屋里。义愤填膺的杨军将王力当场打成了重伤，被公安局抓了起来。
　　杨军被抓后，我做“婚托”骗人的事在街头巷尾便广泛传开了。我走到哪里，感到大家看我的目光都带着鄙视。丈夫家里人骂我，娘家人不搭理我，周围的人看不起我，我感觉自己陷入了“四面楚歌”中。我开始觉得自己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于是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天，我把自己关在家中写遗书，在遗书中我这样写道：
　　“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一切都是报应啊!无奈人世间没有后悔药可吃。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丈夫杨军，是我连累了他。如果当初我不去做“婚托”骗人，就不会有丈夫因我而伤人被抓，是我的罪过和不贞使丈夫身陷囹圄。我落得今天这种痛苦而可悲的结果，一切都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尽管现在我懂得了挣钱要挣干净钱，挣问心无愧的钱，但这一切都不能弥补我犯下的罪过。“婚托”是败坏社会风气的违法职业，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家庭和幸福，我劝那些正在或准备从事“婚托”的人，悬崖勒马，不要再去干违法害人的事，我的悲剧不能再重演了……”
　　我写完遗书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半瓶安眠药，全吞了下去。但我没有死，被家人及时发现后，送到医院抢救后活了过来。通过公安干警和居委会工作人员耐心做思想工作，我最终消除了自杀的想法。出院后，我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退还了骗得的不义之财，公安机关对我作了宽大处理。丈夫杨军重伤王力一案，由于事出有因，并主动赔偿了，对方的医疗费用，王力本身就触犯了法律，杨军也得到了从轻宽大的处理。
　　杨军出来的那天，我含着泪水对他说：“杨军，我们离婚吧。”第二天，我们来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了离婚手续。今年9月，我独自去了南方，重新开始生活，我决心从今往后一定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