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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谭恩美作为女性华裔作家创作了许多名篇。其中不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例如《喜福会》中的吴精妹，《接骨师之女》中的刘茹灵。话语对人物的塑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以《灶神之妻》中的人物为例，以话语分析的角度，分析其中的人物形象以及语言如何在人物塑造之中发挥功能。
【关键词】《灶神之妻》;人物塑造;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9-0019-02
《灶神之妻》作为长篇小说是笔者话语的材料。笔语有两个主要功能：1.使得超越时空的交际成为可能的储存功能;2.让词语脱离原始语境仍能得到分析和研究的转换功能。这使得研究《灶神之妻》的语言和人物塑造成为可能。
一、《灶神之妻》的人物形象
雯妮是一个饱受男权思想欺压的妇女。她在结婚之前幻想着婚姻幸福，然而在和文福的接触中，她逐渐感受到文福的乖戾和暴躁。在雯妮与婆婆的相处之中，通过分析语境就可以看出她人物形象中被欺压的一面。通过海姆斯对语境特征的分类，信息如下：（1）发话者：雯妮的婆婆（2）受话者：雯妮（3）话题：雯妮怎样做一个她小儿子的好老婆（4）背景：婚后在婆家住的个把月（5）交际渠道：语言（6）语码：中国方言（7）交际形式：布道（8）事件：教育雯妮如何為了丈夫忍受痛苦。从以上的话语内容可知，雯妮将如何做一个好老婆理解为：为了丈夫而忍受痛苦，后来的情节中，雯妮也以“好妻子”为目标忍受痛苦。当文福表达出不满时，雯妮的话语内容为：“我知道丈夫仍不满意我，我不得不接受更多的痛苦向他证明我是一个好妻子。”
雯妮的父亲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式家长，在选择结婚对象时，父亲只是“一只眼睛的眉毛往上一挑，大家又沉寂下来”。这种交际渠道的肢体描写，在语境中树立了父亲的威严。在面对政治形势时，父亲虽然有气节但是缺少强大的内心，拥有软弱和妥协的一面。但父亲智慧的一面不能被忽视，如父亲在临死之前对文福进行的诱骗利用了人理解话语的方式。罗伯特·布格兰德指出：人们对话语中发生了什么的理解与他们对世界上发生什么一样的理解是相同的。明斯基也提出了框架理论，即当遇到新情况时，人会从记忆中选择出结构，也就是框架。这种框架会在必要的时刻修改细节以适应现实。父亲在话语中包含金条的藏匿，文福理解为父亲在这栋房子里面藏匿金条，文福对话语的理解转变为对金条已经被藏匿的事实的理解。在文福过去的经历中，父亲是富有的，这种认识形成了固有的框架，在新的语境中文福将过去的框架提出，形成了“墙里有金条”的框架以适应无钱可花的现实。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父亲是十分智慧的。
文福在《灶神之妻》中的形象无疑是负面的，然而谭恩美没有对文福的邪恶之处进行直接描写，一开始以书信的方式介绍雯妮和文福之间不友善的关系，然后从回忆两人的相遇对文福进行全新描写。对于文福侧面的描写和对文福正面的描写相辅相成，谭恩美利用视角和话语结构影响读者对文福的理解。话语的表现呈线性排列，话语发出者在交际时必须选择一个起点，这个起点会影响听者和读者对于对话的理解。开始作者利用书信来确定文福形象的基调，这个基调会影响读者对人物的理解，所以，即使文福在出场时大方有礼，读者对于他的形象理解也不会出现偏颇。《灶神之妻》的故事是建立在雯妮向女儿介绍过去的对话，这就意味着作者可以利用插入，改变自然顺序和感知顺序，读者的视角可以从过去短暂地回到宴会，利用这种方式产出特殊效果，如文化背景的解读和输入。在雯妮拒绝送信之后，文福忍受不了去找人提亲，此刻视角转换，指出“你明白吧，文福决定娶花生为妻，不是因为他真的喜欢花生，而是想借婚姻进入她的家庭。”总之，作者擅长利用视角和改变视点，不断地使文福的形象变化和立体化。
二、《灶神之妻》的人物关系转变
文福与雯妮关系的转变。雯妮和文福关系的最初转变发生在庙中，他们不受文福母亲的影响独立的生活，文福的本性以及他人格的两面性也开始逐渐显现。一方面，他强迫雯妮说一些污秽的词语，另一方面他又装出友善的样子讨好雯妮。在他们的对话中，雯妮逐渐屈服于文福，文福获得了主导权。赛尔指出：并不是所有言语行为都是通过说出那些其字面意义表达说话人所意图的意义的语句来执行的。文福的话语不是直接的言语行为，而是间接的言语行为。例如，“说！”他突然喊道。他重复说了三四个脏字眼。“说！”他又一次喊道……“说。”他用平静的口气说。这是包含间接言语行为的祈使句，以命令的方式达到“说”以外的目的。也就是通过话语的方式使雯妮对自己绝对的服从。文福一共说了三次“说”。具体分析，每一次“说”的目的各不相同，第一次的“说”为请求或者命令，第二次的“说”虽然在形式上和第一次一致，但是体现文福对雯妮的不满，第三次的“说”建立自己在雯妮心中的权威。雯妮没有回答而选择倒在地上，标志着文福的间接言语行为没有成功，于是他选择把雯妮拖到走廊上，雯妮一开始仍然没有答应，话语为“开门”，几分钟后勉强同意，话语为“我说”。这间接言语行为表明文福权威地位的确立。该事件之后，双方的地位开始改变，雯妮在两人的关系中失去了话语权，于是才有了“打那以后，每天晚上都是这样”。
雯妮与吉米关系的转变。雯妮与吉米相遇时，雯妮已婚，虽然吉米对雯妮一见钟情，但是两人的关系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一次相见时，两人只是相互了解，初步建立话语关系。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阐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人类说出的所有话语都是利用语言做事情，即“说某事即是做某事，或通过说某事来做某事”。最开始吉米以自我介绍为主，尽管其话语是信息介绍，但信息介绍是树立形象的手段之一，所以雯妮获取话语以后，她才会“我感到他已经把我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愿望表达出来了，就是总有一天我也会被这种幸福之感所捕捉，就像鱼落在网里一样。”吉米话语的取效行为改变了他们的关系。雯妮出狱后第二天，是两个人关系变化的又一个转折点。“他还是管我叫他的小夫人，可他不再为了对我的伟大爱情写上满满的三大张了。好像两张是写对我的爱的，还有一张是写对上帝的爱。过了几个月，一张写给我，两张写给上帝。”在信中，吉米仍然在以言行事，他表现了他对上帝的爱为以后成为牧师埋下了伏笔。说话就是做事，语言是可以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对于雯妮来说，为了发展她和吉米的关系，解决“旧账”是必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雯妮执意离婚。作者安排离婚的剧情，不仅是因为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是出于对她和吉米关系发展的安排。 三、人物对现实的影响和塑造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实际上我们使用句子来做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事。日常生活的言语行为如此，文学艺术的言语行为更是如此。”米勒从言语行为的角度谈到文学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时，也提出过文学作品的言语行为。一般来说，艺术作品的创作者间接言语行为意图分为三类：“告知”类、“传情”类、“劝导”类。本作也不例外。
（一）《灶神之妻》人物塑造的告知作用
告知作用指的是文艺作品告知人们世界的真相，告诉人们作者生活的时代是什么样子的。该作品横跨二战和解放战争，通过塑造女性人物形象，如花生、雯妮等，体现当时人们生活的时代背景。例如，雯妮的逆来顺受与童年经历有关，也和当时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欺压有关，后面雯妮移民美國的艰辛，体现了华人移民者的生活不易;花生变得干练，投身革命运动，也是当时中国人民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救亡图存的写照;角色文福以小见大是父权社会反动者的真实描绘。
（二）《灶神之妻》人物塑造的传情和劝导作用
创造审美艺术幻象的主要意图是为了传达对某些事物的感受和情感，以获得人们的同情和共鸣。女权主义运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欧美，出发点是不平等的两性地位，主要目的是倡导女性由压迫走向反抗。雯妮经历着国家动荡和家庭不幸，从国家层面来讲，中国处于战争状态，人人自危。从家庭层面来讲，雯妮的生活并不幸福，要忍受文福的拳脚相加。这引起了女性群体的共鸣，有很强的传情作用。《灶神之妻》的人物塑造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女性发声，获得人们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形象往往是天使或者恶魔，但在本作中，雯妮的女性意识不断觉醒，形象也从封建女性转换成为平权斗士，书中通过雯妮的斗争倡导女性为了自己的权益发声。《灶神之妻》的人物塑造对于作品的传情和劝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总结
《灶神之妻》作为谭恩美的名篇，其中的人物塑造有其过人之处。以话语分析的角度看本书中的人物形象与故事发展，可以更好地把握书中人物关系发展和事件的逻辑关系。从微观的层面来看，书中人物的对话和语境因素值得分析研究;从宏观角度来看，《灶神之妻》的言后效力对于社会的构建和重塑有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引起了读者的回应，还能通过这种回应现实的改造着读者的社会属性。
参考文献：
[1]谭恩美.灶神之妻[M].张德明，张德强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2]吉利恩·布朗.话语分析[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赵昱荣.“恶棍”与“英雄”——从形象学角度解读谭恩美笔下的男性形象[J].惠州学院学报，2014，34（04）.
[4]邢兰娟.论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母亲形象[D].山东师范大学，2015.
[5]邵莉.浅析《灶神之妻》中的男性形象[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6，（02）.
[6]刘怡.谭恩美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探析[D].贵州师范大学，2016.
[7]燕思如.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华人男性形象研究[D].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5.
[8]马大康.话语行为与文学虚构[J].文艺理论研究，2014，34（01）.
【关键词】《灶神之妻》;人物塑造;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9-0019-02
《灶神之妻》作为长篇小说是笔者话语的材料。笔语有两个主要功能：1.使得超越时空的交际成为可能的储存功能;2.让词语脱离原始语境仍能得到分析和研究的转换功能。这使得研究《灶神之妻》的语言和人物塑造成为可能。
一、《灶神之妻》的人物形象
雯妮是一个饱受男权思想欺压的妇女。她在结婚之前幻想着婚姻幸福，然而在和文福的接触中，她逐渐感受到文福的乖戾和暴躁。在雯妮与婆婆的相处之中，通过分析语境就可以看出她人物形象中被欺压的一面。通过海姆斯对语境特征的分类，信息如下：（1）发话者：雯妮的婆婆（2）受话者：雯妮（3）话题：雯妮怎样做一个她小儿子的好老婆（4）背景：婚后在婆家住的个把月（5）交际渠道：语言（6）语码：中国方言（7）交际形式：布道（8）事件：教育雯妮如何為了丈夫忍受痛苦。从以上的话语内容可知，雯妮将如何做一个好老婆理解为：为了丈夫而忍受痛苦，后来的情节中，雯妮也以“好妻子”为目标忍受痛苦。当文福表达出不满时，雯妮的话语内容为：“我知道丈夫仍不满意我，我不得不接受更多的痛苦向他证明我是一个好妻子。”
雯妮的父亲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式家长，在选择结婚对象时，父亲只是“一只眼睛的眉毛往上一挑，大家又沉寂下来”。这种交际渠道的肢体描写，在语境中树立了父亲的威严。在面对政治形势时，父亲虽然有气节但是缺少强大的内心，拥有软弱和妥协的一面。但父亲智慧的一面不能被忽视，如父亲在临死之前对文福进行的诱骗利用了人理解话语的方式。罗伯特·布格兰德指出：人们对话语中发生了什么的理解与他们对世界上发生什么一样的理解是相同的。明斯基也提出了框架理论，即当遇到新情况时，人会从记忆中选择出结构，也就是框架。这种框架会在必要的时刻修改细节以适应现实。父亲在话语中包含金条的藏匿，文福理解为父亲在这栋房子里面藏匿金条，文福对话语的理解转变为对金条已经被藏匿的事实的理解。在文福过去的经历中，父亲是富有的，这种认识形成了固有的框架，在新的语境中文福将过去的框架提出，形成了“墙里有金条”的框架以适应无钱可花的现实。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父亲是十分智慧的。
文福在《灶神之妻》中的形象无疑是负面的，然而谭恩美没有对文福的邪恶之处进行直接描写，一开始以书信的方式介绍雯妮和文福之间不友善的关系，然后从回忆两人的相遇对文福进行全新描写。对于文福侧面的描写和对文福正面的描写相辅相成，谭恩美利用视角和话语结构影响读者对文福的理解。话语的表现呈线性排列，话语发出者在交际时必须选择一个起点，这个起点会影响听者和读者对于对话的理解。开始作者利用书信来确定文福形象的基调，这个基调会影响读者对人物的理解，所以，即使文福在出场时大方有礼，读者对于他的形象理解也不会出现偏颇。《灶神之妻》的故事是建立在雯妮向女儿介绍过去的对话，这就意味着作者可以利用插入，改变自然顺序和感知顺序，读者的视角可以从过去短暂地回到宴会，利用这种方式产出特殊效果，如文化背景的解读和输入。在雯妮拒绝送信之后，文福忍受不了去找人提亲，此刻视角转换，指出“你明白吧，文福决定娶花生为妻，不是因为他真的喜欢花生，而是想借婚姻进入她的家庭。”总之，作者擅长利用视角和改变视点，不断地使文福的形象变化和立体化。
二、《灶神之妻》的人物关系转变
文福与雯妮关系的转变。雯妮和文福关系的最初转变发生在庙中，他们不受文福母亲的影响独立的生活，文福的本性以及他人格的两面性也开始逐渐显现。一方面，他强迫雯妮说一些污秽的词语，另一方面他又装出友善的样子讨好雯妮。在他们的对话中，雯妮逐渐屈服于文福，文福获得了主导权。赛尔指出：并不是所有言语行为都是通过说出那些其字面意义表达说话人所意图的意义的语句来执行的。文福的话语不是直接的言语行为，而是间接的言语行为。例如，“说！”他突然喊道。他重复说了三四个脏字眼。“说！”他又一次喊道……“说。”他用平静的口气说。这是包含间接言语行为的祈使句，以命令的方式达到“说”以外的目的。也就是通过话语的方式使雯妮对自己绝对的服从。文福一共说了三次“说”。具体分析，每一次“说”的目的各不相同，第一次的“说”为请求或者命令，第二次的“说”虽然在形式上和第一次一致，但是体现文福对雯妮的不满，第三次的“说”建立自己在雯妮心中的权威。雯妮没有回答而选择倒在地上，标志着文福的间接言语行为没有成功，于是他选择把雯妮拖到走廊上，雯妮一开始仍然没有答应，话语为“开门”，几分钟后勉强同意，话语为“我说”。这间接言语行为表明文福权威地位的确立。该事件之后，双方的地位开始改变，雯妮在两人的关系中失去了话语权，于是才有了“打那以后，每天晚上都是这样”。
雯妮与吉米关系的转变。雯妮与吉米相遇时，雯妮已婚，虽然吉米对雯妮一见钟情，但是两人的关系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一次相见时，两人只是相互了解，初步建立话语关系。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阐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人类说出的所有话语都是利用语言做事情，即“说某事即是做某事，或通过说某事来做某事”。最开始吉米以自我介绍为主，尽管其话语是信息介绍，但信息介绍是树立形象的手段之一，所以雯妮获取话语以后，她才会“我感到他已经把我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愿望表达出来了，就是总有一天我也会被这种幸福之感所捕捉，就像鱼落在网里一样。”吉米话语的取效行为改变了他们的关系。雯妮出狱后第二天，是两个人关系变化的又一个转折点。“他还是管我叫他的小夫人，可他不再为了对我的伟大爱情写上满满的三大张了。好像两张是写对我的爱的，还有一张是写对上帝的爱。过了几个月，一张写给我，两张写给上帝。”在信中，吉米仍然在以言行事，他表现了他对上帝的爱为以后成为牧师埋下了伏笔。说话就是做事，语言是可以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对于雯妮来说，为了发展她和吉米的关系，解决“旧账”是必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雯妮执意离婚。作者安排离婚的剧情，不仅是因为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是出于对她和吉米关系发展的安排。 三、人物对现实的影响和塑造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实际上我们使用句子来做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事。日常生活的言语行为如此，文学艺术的言语行为更是如此。”米勒从言语行为的角度谈到文学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时，也提出过文学作品的言语行为。一般来说，艺术作品的创作者间接言语行为意图分为三类：“告知”类、“传情”类、“劝导”类。本作也不例外。
（一）《灶神之妻》人物塑造的告知作用
告知作用指的是文艺作品告知人们世界的真相，告诉人们作者生活的时代是什么样子的。该作品横跨二战和解放战争，通过塑造女性人物形象，如花生、雯妮等，体现当时人们生活的时代背景。例如，雯妮的逆来顺受与童年经历有关，也和当时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欺压有关，后面雯妮移民美國的艰辛，体现了华人移民者的生活不易;花生变得干练，投身革命运动，也是当时中国人民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救亡图存的写照;角色文福以小见大是父权社会反动者的真实描绘。
（二）《灶神之妻》人物塑造的传情和劝导作用
创造审美艺术幻象的主要意图是为了传达对某些事物的感受和情感，以获得人们的同情和共鸣。女权主义运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欧美，出发点是不平等的两性地位，主要目的是倡导女性由压迫走向反抗。雯妮经历着国家动荡和家庭不幸，从国家层面来讲，中国处于战争状态，人人自危。从家庭层面来讲，雯妮的生活并不幸福，要忍受文福的拳脚相加。这引起了女性群体的共鸣，有很强的传情作用。《灶神之妻》的人物塑造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女性发声，获得人们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形象往往是天使或者恶魔，但在本作中，雯妮的女性意识不断觉醒，形象也从封建女性转换成为平权斗士，书中通过雯妮的斗争倡导女性为了自己的权益发声。《灶神之妻》的人物塑造对于作品的传情和劝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总结
《灶神之妻》作为谭恩美的名篇，其中的人物塑造有其过人之处。以话语分析的角度看本书中的人物形象与故事发展，可以更好地把握书中人物关系发展和事件的逻辑关系。从微观的层面来看，书中人物的对话和语境因素值得分析研究;从宏观角度来看，《灶神之妻》的言后效力对于社会的构建和重塑有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引起了读者的回应，还能通过这种回应现实的改造着读者的社会属性。
参考文献：
[1]谭恩美.灶神之妻[M].张德明，张德强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2]吉利恩·布朗.话语分析[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赵昱荣.“恶棍”与“英雄”——从形象学角度解读谭恩美笔下的男性形象[J].惠州学院学报，2014，34（04）.
[4]邢兰娟.论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母亲形象[D].山东师范大学，2015.
[5]邵莉.浅析《灶神之妻》中的男性形象[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6，（02）.
[6]刘怡.谭恩美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探析[D].贵州师范大学，2016.
[7]燕思如.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华人男性形象研究[D].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5.
[8]马大康.话语行为与文学虚构[J].文艺理论研究，2014，3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