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迟子建以女性对生活的独特感受熔铸于其作品中，《逝川》以其独特神秘的意象、沉静温情的语言，书写对自然生态与人文理想的和谐信仰。本文试从主人公吉喜口中多次出现的“上帝”一词的概念入手，探究作者赋予主人公吉喜悲剧命运的独特意义，并挖掘作品背后在对父权制度的反思中探寻女性自我本真的存在意义，从自然原始的生命体验中探寻女性精神空间的自由状态。对当今社会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本真和谐关系作出合理阐释。
　　关键词：父权规则；女性命运；两性
　　一、“上帝”与“大母神”
　　《圣经》中的女性角色常常被边缘化，上帝创造的世界无需女人，且女人是人类“原罪”的祸端。这就是的男性站在绝对制高点占领着这个世界。女性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让故事衔接顺利，而这些衔接也绝大多数是体现在女性的生育、繁衍功能上，将女性的核心价值定义为为男性传宗接代，这似乎成为女性存在的唯一价值。女性需忍受生育的痛苦，自我救赎的目的达成后，才能获得新生。生育则从女性生而便拥有的能力转变成了一种职责，也就被剥夺了平等的伴侣权力，失去独立人的特性。
　　但在研究关于人类起源问题之时，心理学、人类学、宗教学、考古学、生物基因学等研究学者们都将线索指向了女性。荣格指出，心理学意义上的女性，其原型实质上是大母神，也被称为“元母神”。它并非是现存于我们现代人类生活中的具体形象，而是一种象征性的人类心理现象的表达，是被我们遗忘了的原初文化记忆。在人类先民的早期文化中，世界各地都存在着原始的女神信仰。“大母神”信仰其实早就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中出现过，“是人类先民共有的早期思维与实践活动的产物”。《创世纪》中上帝的原型或许也是人类早期社会的家族领袖———母亲。“大母神”所带来的影响无处不在，人们“能够证明它在原始人的仪式、神话和象征中，以及在我们现代健康人和病患者的梦境、幻想和创造性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迟子建生长的东北地区的史前文化与女神文明和信仰颇具渊源，张丽红在《东北大母神研究》中指出，大母神是原始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具象载体，“是一种生命源泉的永恒原始意象[]”，具有共同的生殖崇拜的信仰意义的。在这里的生殖孕育不再是违背上帝旨意的惩罚，而是具有孕育生命的崇高信仰。迟子建小说中的逝川是一条充满神秘色彩和象征暗示的河，哺育着阿甲渔村中的所有生灵。它既无磅礴之势，也无波涛之状，不甚宽阔，却具有包容一切的勇气和孕育无数生命的能量，逝川无疑就是一条以大母神为原型的生命之河。作品中不符合渔猎常规的“捕—放泪鱼”仪式也可理解为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和崇拜的原始仪式的继承。这也就与我们所提及的“大母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吉喜的命运悲剧
　　在迟子建的笔下，阿甲渔村的女人们是拥有者与男性比肩的力量和极强的生育能力的。这一带的渔妇“她们走路时发出咚咚的响声，有极强的生育能力，而且食量惊人......她们在逝川岸边的形象宛如一株株粗壮的黑桦树。”
　　吉喜几乎有着不输阿甲渔村所有男性的潜力和渔村男人们喜爱的容貌。但这恰恰也是造成吉喜命运悲剧的源头。吉喜惨遭情人胡会抛弃，宁愿娶一个什么都不会，只是会生孩子宝珠；渴望孕育生命却终身未结婚生子；男人们围着吉喜呼喊着她的名字，然而消遣过后，只留下孤独的吉喜独自吟唱；阿甲渔村没有一个男人娶吉喜。最终作者借胡会的口，一语道破她无法被阿甲渔村——这个父权规则世界——所接纳的原因正是由于吉喜的能干。
　　在父权制度统治下的世界，女性只是实现男性自身需要和目的的附属，女性是需要遵守依附规则而生存的，而吉喜的“能干”则是蔑视渔村的统治规则的战书。吉喜的“过分能干”打破了父权规则下女性的依附传统观念，使得男性地位受到威胁，才致使她成为阿甲渔村体制外的人，这是父权制度下对于反抗者必然的压迫。因此不断从吉喜口中出现的咒骂上帝的描写并非作者随意的搁置，而是精心的安排。吉喜的咒骂就是对父权秩序的反叛，但祈祷并非是对依附规则的动摇，而是吉喜对按照依附规则生存的人流露出的豁达悲悯，希望上帝让按照他规则生存的其他人得到妥善的安置，是与“大母神”同种的包容性。吉喜并未因此向这种依附规则妥协，她意识到自己的能干并非是一种过错。当吉喜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根白发时，便选择停止歌唱。纵然一生都未成家，未能生儿育女，但吉喜并未因此而放弃对生活的热枕，吉喜频繁的出入一户户人家，为女人们接生，将自己的能量化作迎接他人血脉的托举，这种生命的托举成为了吉喜“孤独”的救赎。
　　三、女性本真状态下的生存定位
　　在对父权秩序的批判上，生态主义的观点无疑是全面而又深刻的。生态女性主义者们认为自然孕育万物，女性孕育人类，自然与女性作为孕育者的母体身份是存在某种内在共性的。生态女性主义是弗朗索瓦·德·奥波妮在其著作《女性主义·毁灭》中提出，奥波尼通过剖析女性与自然的相似性，破解初人类与自然和男性与女性这两种关系中存在的某种内在关联性。将生态主义的观点与女性主义观点有机结合，抨击等级思维、解构价值二元论并确立确立非二元思维方式和非等级观念，以此瓦解西方文化所推崇的父权主义制度和人类中心论，维护女性权益和推崇自然复魅。迟子建在创作《逝川》时并未带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思想，但在她沉静的书写她的感悟之时，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温情的对女性生存状态和女性命运的思考，恰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多个层面上形成了某种契合。
　　美國生态学家麦茜特曾说“机械主义使自然实际死亡了，把自然变成可从外部操纵的、惰性的存在。”而迟子建笔下的自然是有生命的、充满灵性的。泪鱼是会哭泣的，人和树的姿态是相同的，人与动物们外形有共通点，女人们的生育与猫的孕育也都是相同的，就连村民们捕鱼仪式结束时的和平气氛也是如受孕一般的。迟子建所创造的捕—放鱼仪式也正和人类与自然的这种平等关系的体现。无论是男性与女性还是人类与自然，都应该在一种平衡的状态里，女性对男性不应是依附从属，人类对自然也不应是掠夺榨取，而应是平等的姿态相互依偎。正因为吉喜反叛这种从属统治关系，与自然的亲近，才作为阿甲渔村中的捕鱼能手，鱼儿才能替她传达她无法言说的无尽悲伤。 　　迟子建是用一种沉静淡然的姿态将其对生活经验的深度思考注入平凡的生命个体。作品中，并未出现过多的控诉，作家致力于用吉喜的坚韧、包容与良善来唤醒人们对女性的尊重。捕鱼仪式结束后“放完泪鱼的渔民们陆陆续续地回家了。他们带着老婆、孩子和狗，老婆又带着木盆和渔网，而温暖的篝火灰烬里则留有狗活泼的爪印。”渔妇们被巧妙的安放在一个与孩子和狗类似的位置，作为男人们的附庸所属物被男性带领着回家的，而吉喜就这样孤独而倔强的远观着他们的离去，她愿意用生命和一辈子的孤独去反抗。“吉喜想，泪鱼是多么了不起，比人小几百倍的身子，却能岁岁年年地畅游整条逝川。而人却只能守着逝川的一段，守住的就活下去、老下去，守不住的就成为它岸边的坟冢，听它的水声，依然望着它。”人生中的漂泊与固守，我们只需固守那些我们所珍视的人生内容。迟子建也曾表示：“上帝造人只有两种：男人和女人，这决定了他们必须相依相偎才能维系这个世界。宇宙间的太阳与月亮的转换可以看作是人世间男女之间所应有的关系，它们紧紧衔接，不可替代，谁也别想打倒谁，只有获得和谐，这个世界才不至于倾斜，才能维持平衡。”
　　女性在依附规则下匍匐已久，但女性最原本、最自然的姿态确是如吉喜一般，不是藤曼的攀附，而是一株挺拔粗壮的树的姿态。性别不是人类的自我隔膜，自然也并非人类幻想的死亡的机械自然。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与过程中，人类应该摒弃性别的对立、摒弃机械的世界观，共同回归一种原始的生态自然。自然和女性都应得到尊重，是生命与自然的相互尊重，也是世界所期待的和谐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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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诺伊曼.大母神：原型分析[M].李以洪，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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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卡洛琳·麦茜特，麦钱特，吴国盛.自然之死——婦女，生态和科学革命[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6] 迟子建，阿城，阿英.温情的力量[J].作家，1999.
　　作者简介：刘雪贵，女，江西南昌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