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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林外史》触及到十八世纪作为国家统治阶级的精英分子——儒生，如何被无情摧残和毒害，变得利欲熏心，寡廉鲜耻的社会现实，矛头直指整个社会的制度之本：科举制度。本文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因内容陈腐僵化，机制漏洞百出而产生的科举取仕的畸形循环；因伪儒士为政，致使对真儒士的判定机制被颠覆的畸形循环；因文坛、政坛秩序混乱，催生追名逐利的社会风气，在此大环境下开始的新一轮文政游戏的畸形循环。如何在功利至上主义和八股制艺牢笼下冲破此三方面怪圈，从而改写群体悲剧命运，揭示科举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和封建社会下儒士的地位、追求及其人生价值，寻求真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贤者路。
关键词：《儒林外史》；科举制度；八股取士
《儒林外史》描绘了一幅以中国十八世纪封建儒生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主的儒林群象的讽刺画卷，是中国讽刺小说的杰出代表。鲁迅评《儒林外史》为“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书中描绘的儒林群体之庞大，官场陈腐之细节，都触及到作为国家统治阶级的精英分子——儒生，在功利至上主义和八股制艺牢笼下如何打破儒林群体悲剧命运，如何冲破专制体制下的怪圈等问题。以下将对为政场上因畸形的儒学为政理念而产生的畸形循环作出探讨。
一、科举取仕的畸形循环
清代科举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力量的提供源泉，官僚与平民势力的平衡调节的维稳势力，表面上掩盖着增强了上下阶层的人才流动的无瑕面皮，实则是一个散发着腐臭气的疮疤，一捅就透，汩汩流脓。
而在此陈腐制度下挣扎求生的儒生，在这烂泥中千疮百孔，却在从饱受摧残的士人转变为风光无限的仕人这霎时之间，成为这科举制度的伥鬼，扶持着科举这恶虎，吞食后一代士人。
（一）选拔内容陈腐僵化
为保证封建体制得以顺畅运行，科举作为选拔维稳机器的体制，势必要对士人进行彻底的观念灌输。八股文体僵化刻板，且奉行着“代圣贤立言”的准则，使得求仕之士们满脑腐旧之观，丧失了士人向来看重的个人价值，进而导致士人普遍空疏无学，强有力地削弱了知识阶层的独立性，正与统治阶级的愚弄政策相适应。
第十一回中，鲁编修对女儿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当时的士人一心只求功名利禄，皆以研习八股为正业，缺乏其余相关的知识学养，知识面愈发狭小，形成恶性循环。书中号称选本行销华北五省的匡超人，不知“先儒”何义却自谓之，正是当时士人知识贫乏得惊人，眼界更是狭窄得骇人的表现之一。
清代各统治阶层的精英们也是在八股取仕的运行制度下成长起来的，陈腐保守成为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风格基调，在此基调下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外交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封闭色彩，也为后来的国事走向埋下伏笔。
（二）选拔机制漏洞百出
科举选拔机制漏洞百出，从鲍文卿偏袒意图作弊的童生的行为中，便可见一斑：“这是我小儿不知世事。相公，你一个正经读书人，快归号里去做文章，倘若太爷看见了，就不便了。” 何为世事？便是科场污浊，无人自清。
科举之制作为为国家选拔有学之士的绝对权威，之所以有名无实，在很大程度上便在于科场舞弊行为屡禁不止，屡见不鲜。
一方面，对士人而言，八股科举已将字数、段落甚至过渡转折都被框定在一个绝对准则之中，表面上针砭时弊，实则千篇一律，造成所学非用、舍本逐末的治学现象。士子们极尽所学于刻板文章，闭门塞户，朝局动荡尚不可知，何谈修身养性之知趣？尤其是那些久困科场，缺乏必要谋生手段之士，当为生计所迫时，又何须顾忌这道德教束？若是有路可选，慧智如一夜通诗的匡超人，又何须走上枪手之路，平添科场一分污浊。
另一方面，成为仕人的儒生，也成为科场舞弊的中坚力量。
无论是受利益驱使，大行舞弊之事，还是借人情之美，行拉帮结派之实，在不知饱足的人性贪婪与来自上层的威慑双重压力之下，仕人往往选择对科场污浊之事充耳不闻，甚至推波助澜。范进受周进所托，有意抬举荀玫，且不论荀玫是否真材，领了这份“情”，他日必为所累，若反寻求“方便”之事，也难以“不方便”搪塞过去了。
二、儒士为政的畸形循环
小说第一回王冕批评八股取仕之法：“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由此提出“文行出处”的为政矛盾。
“文”，指文章学识，“行”，指品行道德，“出”指出仕为官，“处”指隐退在野。真儒士，往往治学与修身齐下，行“大道”时，可居庙堂之高；生当“邦无道”之期，亦可“卷而怀之”。在这一点上，王冕可算个中典型。吴王朱元璋来访，他劝之以仁义服人；要聘他做官， 他却惟恐避之不及，连夜赶往会稽山中，隐姓埋名，终老不仕。
官场是势利所在，是财富、权力汇集的风眼，沉溺于其中，信义之舟便随时可能颠覆。一个以道自任的真儒士，自是不可轻易涉足官场。《儒林外史序》中闲斋老人这样写道：“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闹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乃终以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辞却功名富贵，是为仕者的必要操守，或者可以说，为名利出仕者，终是泛泛之辈，更不能算得上是真儒士。
《儒林外史》中刻畫了以迂执古礼，同意女儿殉夫的王蕴为代表的伪儒士群体。他们满口仁义道德，实质上缺乏对社会历史责任感的真正理解，或一味附庸风雅，矫情造作，或不讲求实际，泯灭人性，一味追求“名垂青史”的腐朽伦理纲常，都体现了这批酸儒腐士可笑可怜、沽名钓誉的丑态。
三、文政相侵的畸形循环
只读圣贤之文，却不晓为政之事，从某种角度来看，正是统治阶级所望，成为毫无思想的执行机器，自然对底层之苦置若罔闻，全然忘记读圣贤应为圣贤事的儒家大义。于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儒生，丢失了治世之志，贪赃枉法，昏庸残忍，以搜刮民脂民膏为理所当然的权力，成为压榨人民的官僚。以南昌太守王惠为代表，为了升官发财，凭借着“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的暴戾手段，使得“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的魂飞魄散”，“睡梦里也是怕的。” 正是因为官僚主义之风的盛行，使社会上形成了官居高位自可肆意妄为的荒谬世界观，不可避免地催发了对为仕之道趋之若鹜的社会风尚。贫贱至农家子弟，富贵若土豪乡绅，无一不对名利荣华心向往之，社会对权力游戏的追逐愈发沉迷。
在纷乱浮躁，人人追名逐利的社会大环境下，迷信八股，笃信礼教，甚至为之洒尽心酸血泪的无知腐儒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名利的缰绳将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束缚于科举这一条路上，若是科场不利，便自惭形秽，给了所有人尽情侮辱的权力；若一朝得势，则趾高气昂，迷失了为仕的本心。
薛家集人招待年逾六十的老童生周进，请少秀才梅玖做陪客。梅玖不仅以“你众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 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之言轻慢，更在酒宴之间，当场念了一首“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诗”，嘲笑其“呆”却非“秀才”。可笑却在周进做了司业，梅玖却谎称他的学生，毕恭毕敬之嘴脸，极尽人性之丑态。
在科举之路上儒生们为求功名，往往终其一生在宦海间沉浮。也顾不得颠沛流离，被为政的怪圈弄得神魂颠倒，一边敬仰着这虚无力量对“神话”的造就，一边承受着由它带来的拨弄，同时不放弃向上的攀爬，以求掌控他人的高位，成为新一轮毁灭人性的权威。这种扭曲了的心态正是科举制度的产物，正是这“吃人”的制度，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无情的摧残和毒害，使其变得利欲熏心，寡廉鲜耻，精神极端空虚，进而造成了社会精神的萎靡，使文坛政坛错乱交织，开始新一轮畸形的名利游戏。
四、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相对公平、科学的选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执政者对任用官员的主观控制力，体现了任人唯才的本心，淡化了士族门第的影响，但其因制式选拔本身的薄弱点所造成的思想僵化、官场腐败、心理扭曲等弊病更值得注意。
现行人才选拔制度或多或少的承袭着科举制度的基本框架，多以考試等级为录取标准。大学招生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等选拔制度逐步法制化、规范化，选拔过程公开化、透明化，选拔内容多样化、灵活化，无疑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科学改进，仍是具有进一步发展空间的。
就士人主观方面来说，《儒林外史》以芸芸众生中的特殊族群——儒生，为社会现象的主要映射，以对待名利、仕途的态度作为评价人物的基本标尺；也通过对追名逐利的世间百态的描绘，塑造出独立世外、桀骜不群的真儒士形象，表现其以人格之独立，与“势”博弈，站稳脚跟。
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论调，向来是为儒家所提倡的。这表明，中国古代读书人在学识之外兼重社会使命感的人生态度是一贯的。身处明清时代的儒生，尽管自小接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教导，却受到以文字狱等为代表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压，急需对自己的命运进行反思和探寻。吴敬梓在作品中表达的便是对儒生人生处境和精神状况的思考，以及他对儒生这一群体在明清这样的特定历史环境下该如何治国为政的追问。吴敬梓所反对的主要是那些不择手段追求功名富贵者或借功名富贵骄人欺人者，并对世人提出了“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的警示。
只有作为治世之栋梁的儒生跳脱出大众追求功名富贵的心理桎梏，不丢失自己的为仕风骨，才能在人才选拔制度、官场风气的畸形循环中有所突破，重新整顿社会的精神风气和文化生活，做到真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66.
[2]刘琼秀.读书人的悲惨世界——《儒林外史》思想性浅说[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12：155.
[3]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关键词：《儒林外史》；科举制度；八股取士
《儒林外史》描绘了一幅以中国十八世纪封建儒生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主的儒林群象的讽刺画卷，是中国讽刺小说的杰出代表。鲁迅评《儒林外史》为“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书中描绘的儒林群体之庞大，官场陈腐之细节，都触及到作为国家统治阶级的精英分子——儒生，在功利至上主义和八股制艺牢笼下如何打破儒林群体悲剧命运，如何冲破专制体制下的怪圈等问题。以下将对为政场上因畸形的儒学为政理念而产生的畸形循环作出探讨。
一、科举取仕的畸形循环
清代科举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力量的提供源泉，官僚与平民势力的平衡调节的维稳势力，表面上掩盖着增强了上下阶层的人才流动的无瑕面皮，实则是一个散发着腐臭气的疮疤，一捅就透，汩汩流脓。
而在此陈腐制度下挣扎求生的儒生，在这烂泥中千疮百孔，却在从饱受摧残的士人转变为风光无限的仕人这霎时之间，成为这科举制度的伥鬼，扶持着科举这恶虎，吞食后一代士人。
（一）选拔内容陈腐僵化
为保证封建体制得以顺畅运行，科举作为选拔维稳机器的体制，势必要对士人进行彻底的观念灌输。八股文体僵化刻板，且奉行着“代圣贤立言”的准则，使得求仕之士们满脑腐旧之观，丧失了士人向来看重的个人价值，进而导致士人普遍空疏无学，强有力地削弱了知识阶层的独立性，正与统治阶级的愚弄政策相适应。
第十一回中，鲁编修对女儿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当时的士人一心只求功名利禄，皆以研习八股为正业，缺乏其余相关的知识学养，知识面愈发狭小，形成恶性循环。书中号称选本行销华北五省的匡超人，不知“先儒”何义却自谓之，正是当时士人知识贫乏得惊人，眼界更是狭窄得骇人的表现之一。
清代各统治阶层的精英们也是在八股取仕的运行制度下成长起来的，陈腐保守成为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风格基调，在此基调下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外交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封闭色彩，也为后来的国事走向埋下伏笔。
（二）选拔机制漏洞百出
科举选拔机制漏洞百出，从鲍文卿偏袒意图作弊的童生的行为中，便可见一斑：“这是我小儿不知世事。相公，你一个正经读书人，快归号里去做文章，倘若太爷看见了，就不便了。” 何为世事？便是科场污浊，无人自清。
科举之制作为为国家选拔有学之士的绝对权威，之所以有名无实，在很大程度上便在于科场舞弊行为屡禁不止，屡见不鲜。
一方面，对士人而言，八股科举已将字数、段落甚至过渡转折都被框定在一个绝对准则之中，表面上针砭时弊，实则千篇一律，造成所学非用、舍本逐末的治学现象。士子们极尽所学于刻板文章，闭门塞户，朝局动荡尚不可知，何谈修身养性之知趣？尤其是那些久困科场，缺乏必要谋生手段之士，当为生计所迫时，又何须顾忌这道德教束？若是有路可选，慧智如一夜通诗的匡超人，又何须走上枪手之路，平添科场一分污浊。
另一方面，成为仕人的儒生，也成为科场舞弊的中坚力量。
无论是受利益驱使，大行舞弊之事，还是借人情之美，行拉帮结派之实，在不知饱足的人性贪婪与来自上层的威慑双重压力之下，仕人往往选择对科场污浊之事充耳不闻，甚至推波助澜。范进受周进所托，有意抬举荀玫，且不论荀玫是否真材，领了这份“情”，他日必为所累，若反寻求“方便”之事，也难以“不方便”搪塞过去了。
二、儒士为政的畸形循环
小说第一回王冕批评八股取仕之法：“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由此提出“文行出处”的为政矛盾。
“文”，指文章学识，“行”，指品行道德，“出”指出仕为官，“处”指隐退在野。真儒士，往往治学与修身齐下，行“大道”时，可居庙堂之高；生当“邦无道”之期，亦可“卷而怀之”。在这一点上，王冕可算个中典型。吴王朱元璋来访，他劝之以仁义服人；要聘他做官， 他却惟恐避之不及，连夜赶往会稽山中，隐姓埋名，终老不仕。
官场是势利所在，是财富、权力汇集的风眼，沉溺于其中，信义之舟便随时可能颠覆。一个以道自任的真儒士，自是不可轻易涉足官场。《儒林外史序》中闲斋老人这样写道：“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闹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乃终以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辞却功名富贵，是为仕者的必要操守，或者可以说，为名利出仕者，终是泛泛之辈，更不能算得上是真儒士。
《儒林外史》中刻畫了以迂执古礼，同意女儿殉夫的王蕴为代表的伪儒士群体。他们满口仁义道德，实质上缺乏对社会历史责任感的真正理解，或一味附庸风雅，矫情造作，或不讲求实际，泯灭人性，一味追求“名垂青史”的腐朽伦理纲常，都体现了这批酸儒腐士可笑可怜、沽名钓誉的丑态。
三、文政相侵的畸形循环
只读圣贤之文，却不晓为政之事，从某种角度来看，正是统治阶级所望，成为毫无思想的执行机器，自然对底层之苦置若罔闻，全然忘记读圣贤应为圣贤事的儒家大义。于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儒生，丢失了治世之志，贪赃枉法，昏庸残忍，以搜刮民脂民膏为理所当然的权力，成为压榨人民的官僚。以南昌太守王惠为代表，为了升官发财，凭借着“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的暴戾手段，使得“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的魂飞魄散”，“睡梦里也是怕的。” 正是因为官僚主义之风的盛行，使社会上形成了官居高位自可肆意妄为的荒谬世界观，不可避免地催发了对为仕之道趋之若鹜的社会风尚。贫贱至农家子弟，富贵若土豪乡绅，无一不对名利荣华心向往之，社会对权力游戏的追逐愈发沉迷。
在纷乱浮躁，人人追名逐利的社会大环境下，迷信八股，笃信礼教，甚至为之洒尽心酸血泪的无知腐儒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名利的缰绳将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束缚于科举这一条路上，若是科场不利，便自惭形秽，给了所有人尽情侮辱的权力；若一朝得势，则趾高气昂，迷失了为仕的本心。
薛家集人招待年逾六十的老童生周进，请少秀才梅玖做陪客。梅玖不仅以“你众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 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之言轻慢，更在酒宴之间，当场念了一首“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诗”，嘲笑其“呆”却非“秀才”。可笑却在周进做了司业，梅玖却谎称他的学生，毕恭毕敬之嘴脸，极尽人性之丑态。
在科举之路上儒生们为求功名，往往终其一生在宦海间沉浮。也顾不得颠沛流离，被为政的怪圈弄得神魂颠倒，一边敬仰着这虚无力量对“神话”的造就，一边承受着由它带来的拨弄，同时不放弃向上的攀爬，以求掌控他人的高位，成为新一轮毁灭人性的权威。这种扭曲了的心态正是科举制度的产物，正是这“吃人”的制度，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无情的摧残和毒害，使其变得利欲熏心，寡廉鲜耻，精神极端空虚，进而造成了社会精神的萎靡，使文坛政坛错乱交织，开始新一轮畸形的名利游戏。
四、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相对公平、科学的选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执政者对任用官员的主观控制力，体现了任人唯才的本心，淡化了士族门第的影响，但其因制式选拔本身的薄弱点所造成的思想僵化、官场腐败、心理扭曲等弊病更值得注意。
现行人才选拔制度或多或少的承袭着科举制度的基本框架，多以考試等级为录取标准。大学招生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等选拔制度逐步法制化、规范化，选拔过程公开化、透明化，选拔内容多样化、灵活化，无疑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科学改进，仍是具有进一步发展空间的。
就士人主观方面来说，《儒林外史》以芸芸众生中的特殊族群——儒生，为社会现象的主要映射，以对待名利、仕途的态度作为评价人物的基本标尺；也通过对追名逐利的世间百态的描绘，塑造出独立世外、桀骜不群的真儒士形象，表现其以人格之独立，与“势”博弈，站稳脚跟。
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论调，向来是为儒家所提倡的。这表明，中国古代读书人在学识之外兼重社会使命感的人生态度是一贯的。身处明清时代的儒生，尽管自小接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教导，却受到以文字狱等为代表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压，急需对自己的命运进行反思和探寻。吴敬梓在作品中表达的便是对儒生人生处境和精神状况的思考，以及他对儒生这一群体在明清这样的特定历史环境下该如何治国为政的追问。吴敬梓所反对的主要是那些不择手段追求功名富贵者或借功名富贵骄人欺人者，并对世人提出了“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的警示。
只有作为治世之栋梁的儒生跳脱出大众追求功名富贵的心理桎梏，不丢失自己的为仕风骨，才能在人才选拔制度、官场风气的畸形循环中有所突破，重新整顿社会的精神风气和文化生活，做到真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66.
[2]刘琼秀.读书人的悲惨世界——《儒林外史》思想性浅说[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12：155.
[3]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