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8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组部《关于大量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报告》。《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党员队伍文化科学水平偏低的状况，把决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优秀知识分子大量吸收到党内来。
《报告》认为：这是落实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组织措施，也是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的总任务的重要保证；这项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优秀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身上。
这一文件圆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人党梦，其中就包括广西罗城县气象局的气象观察员黄炳安。
黄炳安在当时算是个小知识分子，初中毕业后在南宁气象学校读了中专，毕业后分配到罗城县气象局。1985年以前，他几次要求入党，都未能如愿。“1984年组织上还讨论了，没通过。”今年已经72岁的黄炳安说，“为什么通不过?就因为我家成分不好，是富农。”
有了1985年这份文件，出身不再成为问题。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黄炳安终于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政策上开放了
黄炳安至今感谢这份文件，“它说明政策上开放了。”
得益于政策开放的还有黄炳安的另外几名同事。“罗城县气象局1980年以前有十名知识分子，只有两名党员，还是入党后分配到气象局工作的。这个局24年没有发展过党员。”1986年，罗城县气象局前局长覃建明在《广西气象》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分析其原因，覃建明认为，主要原因是受“左”的思想影响和束缚，对知识分子在业务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认识不清。“个别党员认为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有的出身于剥削家庭，有的社会关系复杂，难去搞外调，也难政审。”
1985年的中办文件是对“左”的思想的解放，罗城县气象局党支部以此为契机，打开了知识分子入党的大门。不过，为了使自己的行动更有理论依据，他们还把邓小平搬了出来。覃建明在文章中写道，党支部组织党员学习邓小平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
其中有一段是：“为什么对这些业务干部、技术专家却要特别苛求呢?对于科学技术人员中出身不好、历史上犯过错误或家庭、社会关系有些问题的人，我们应当着重看他们自己的基本政治态度，看他们自己的现实表现，看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贡献。”
有了充分依据之后，罗城县气象局党支部确立了对于出身等因素的“三看”原则——家庭出身看本人，个人历史看现在，社会关系看影响。
根据这个原则，党支部首先吸收了当时的测报组长、后来的局长丁亚楞入党，从而结束了24年没有发展党员的历史。
1991年接替覃建明担任气象局局长的老胡回忆说，丁亚楞被发展为党员之后，1985年和1986年，党支部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先后又发展了三名知识分子入党，“知识分子党员的比例达到了总人数的60％。
“我的印象是，1985年后出身的障碍就不存在了。当然你还得交代清楚，是不是地主或富农，但是只要对党忠诚就行了。”老胡说。
大学文化程度的党员只占4％
1985年，改革的新风才刚刚吹起，此前那段特殊历史的影响远未消尽。反映在党的问题上，当时党员的结构呈现一种十分失衡的状况。
1984年的《瞭望》杂志刊载了一篇题为《大量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文章，文章说，有两个数字很值得人们重视。一是在全国4000多万名共产党员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只占4％，具有中专或高中文化程度的只占13.8％，二是全国1000多万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中，共产党员只有232万名，占22.8％。
“这一事实说明，党员队伍的文化知识结构，同党所面临的新形势和肩负的新任务是多么不适应。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大力加强现有党员的文化、专业培训，鼓励他们通过多种渠道自学以外，必须大量发展具备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入党，使党内具有千千万万掌握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各类专门人才。”文章说。
检索1985年之前数年的报刊文章，这样的观点和呼声非常集中。1985年的改革顺应了这种呼声。
事实上，坚冰的最初打破始于改革开放。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对本刊记者说，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要求。“知识化是对干部文化水平的要求，主要指不断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既要注重学历，又要注重真才实学。专业化是对干部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的要求，主要指专业技术知识，使之成为精通本行的行家和能手。”
在实践中，变化迅速产生。上述《瞭望》文章还记录了另一组数字——改革开放近5年来，全国有58万名知识分子被吸收入党。
“但是”，文章作了一个转折，“还必须看到，在对待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党内还有一部分同志仍然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认识。他们一讲知识分子就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一讲专就与红对立起来，一讲脑力劳动就与体力劳动割裂开来，对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不热心、不放心……个别人甚至嫉贤妒能，生怕知识分子入党后会妨碍他坐‘铁交椅’。”
另一篇写于1985年的文章《中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希望》记录了当时中年知识分子入党的“别样”障碍：“人们总是把中年知识分子的这种进取精神错误理解为‘追求名利’，‘喜出风头’，成名成家’等等。更有甚者，对他们通过正当手段、业余劳动如著作、翻译、讲课、会诊、办学、辅导、技术协作、成果转让等额外劳动而获得的一份额外收入产生妒忌心理，这对调动中年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利。”
种种原因导致在现实中，一些单位如罗城县气象局“入党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这也是中央办公厅要发文郑重其事地表明态度的主要原因。”叶笃初说。
阶级属性之辨
这并不是党中央第一次发文力促知识分子入党。
1939年12月，党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1957年6月28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人党的通知》。
这两个文件的下发，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都是在国家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但是同样由于‘左’的影响，知识分子入党之路并不顺畅。
“左”的思想背后，涉及更深层次的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定位。“1955年以前，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团结、教育、改造’，一般的知识分子被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建问题专家孙应帅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资产阶级等阶级在整体上完成了改造。中国阶级状况发生根本变化，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成为中国阶级结构的主体，“此时再将知识分子仍归为小资产阶级范畴就不再合适。因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面临调整。”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做报告，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周恩来也在不久后谈到“应该作出计划。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进步的知识分子要求入党”。并提出明确要求，争取到1962年，使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党员占到其总数的1／3左右。
“但是，由于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党内的认识并未取得一致，所以1957年‘反右’斗争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知识分子又被明确划入资产阶级范畴，这种状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才得以纠正。”孙应帅说。
1985年中央办公厅转发的中组部文件是这种纠正的继续。不过，由于80年代后期政治风波的影响，对于知识分子入党的争论并没有完全平息。“直到21世纪初期，才让位于对社会新阶层入党的争议。”孙应帅说。
《报告》认为：这是落实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组织措施，也是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的总任务的重要保证；这项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优秀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身上。
这一文件圆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人党梦，其中就包括广西罗城县气象局的气象观察员黄炳安。
黄炳安在当时算是个小知识分子，初中毕业后在南宁气象学校读了中专，毕业后分配到罗城县气象局。1985年以前，他几次要求入党，都未能如愿。“1984年组织上还讨论了，没通过。”今年已经72岁的黄炳安说，“为什么通不过?就因为我家成分不好，是富农。”
有了1985年这份文件，出身不再成为问题。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黄炳安终于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政策上开放了
黄炳安至今感谢这份文件，“它说明政策上开放了。”
得益于政策开放的还有黄炳安的另外几名同事。“罗城县气象局1980年以前有十名知识分子，只有两名党员，还是入党后分配到气象局工作的。这个局24年没有发展过党员。”1986年，罗城县气象局前局长覃建明在《广西气象》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分析其原因，覃建明认为，主要原因是受“左”的思想影响和束缚，对知识分子在业务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认识不清。“个别党员认为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有的出身于剥削家庭，有的社会关系复杂，难去搞外调，也难政审。”
1985年的中办文件是对“左”的思想的解放，罗城县气象局党支部以此为契机，打开了知识分子入党的大门。不过，为了使自己的行动更有理论依据，他们还把邓小平搬了出来。覃建明在文章中写道，党支部组织党员学习邓小平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
其中有一段是：“为什么对这些业务干部、技术专家却要特别苛求呢?对于科学技术人员中出身不好、历史上犯过错误或家庭、社会关系有些问题的人，我们应当着重看他们自己的基本政治态度，看他们自己的现实表现，看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贡献。”
有了充分依据之后，罗城县气象局党支部确立了对于出身等因素的“三看”原则——家庭出身看本人，个人历史看现在，社会关系看影响。
根据这个原则，党支部首先吸收了当时的测报组长、后来的局长丁亚楞入党，从而结束了24年没有发展党员的历史。
1991年接替覃建明担任气象局局长的老胡回忆说，丁亚楞被发展为党员之后，1985年和1986年，党支部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先后又发展了三名知识分子入党，“知识分子党员的比例达到了总人数的60％。
“我的印象是，1985年后出身的障碍就不存在了。当然你还得交代清楚，是不是地主或富农，但是只要对党忠诚就行了。”老胡说。
大学文化程度的党员只占4％
1985年，改革的新风才刚刚吹起，此前那段特殊历史的影响远未消尽。反映在党的问题上，当时党员的结构呈现一种十分失衡的状况。
1984年的《瞭望》杂志刊载了一篇题为《大量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文章，文章说，有两个数字很值得人们重视。一是在全国4000多万名共产党员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只占4％，具有中专或高中文化程度的只占13.8％，二是全国1000多万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中，共产党员只有232万名，占22.8％。
“这一事实说明，党员队伍的文化知识结构，同党所面临的新形势和肩负的新任务是多么不适应。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大力加强现有党员的文化、专业培训，鼓励他们通过多种渠道自学以外，必须大量发展具备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入党，使党内具有千千万万掌握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各类专门人才。”文章说。
检索1985年之前数年的报刊文章，这样的观点和呼声非常集中。1985年的改革顺应了这种呼声。
事实上，坚冰的最初打破始于改革开放。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对本刊记者说，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要求。“知识化是对干部文化水平的要求，主要指不断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既要注重学历，又要注重真才实学。专业化是对干部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的要求，主要指专业技术知识，使之成为精通本行的行家和能手。”
在实践中，变化迅速产生。上述《瞭望》文章还记录了另一组数字——改革开放近5年来，全国有58万名知识分子被吸收入党。
“但是”，文章作了一个转折，“还必须看到，在对待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党内还有一部分同志仍然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认识。他们一讲知识分子就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一讲专就与红对立起来，一讲脑力劳动就与体力劳动割裂开来，对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不热心、不放心……个别人甚至嫉贤妒能，生怕知识分子入党后会妨碍他坐‘铁交椅’。”
另一篇写于1985年的文章《中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希望》记录了当时中年知识分子入党的“别样”障碍：“人们总是把中年知识分子的这种进取精神错误理解为‘追求名利’，‘喜出风头’，成名成家’等等。更有甚者，对他们通过正当手段、业余劳动如著作、翻译、讲课、会诊、办学、辅导、技术协作、成果转让等额外劳动而获得的一份额外收入产生妒忌心理，这对调动中年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利。”
种种原因导致在现实中，一些单位如罗城县气象局“入党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这也是中央办公厅要发文郑重其事地表明态度的主要原因。”叶笃初说。
阶级属性之辨
这并不是党中央第一次发文力促知识分子入党。
1939年12月，党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1957年6月28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人党的通知》。
这两个文件的下发，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都是在国家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但是同样由于‘左’的影响，知识分子入党之路并不顺畅。
“左”的思想背后，涉及更深层次的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定位。“1955年以前，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团结、教育、改造’，一般的知识分子被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建问题专家孙应帅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资产阶级等阶级在整体上完成了改造。中国阶级状况发生根本变化，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成为中国阶级结构的主体，“此时再将知识分子仍归为小资产阶级范畴就不再合适。因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面临调整。”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做报告，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周恩来也在不久后谈到“应该作出计划。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进步的知识分子要求入党”。并提出明确要求，争取到1962年，使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党员占到其总数的1／3左右。
“但是，由于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党内的认识并未取得一致，所以1957年‘反右’斗争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知识分子又被明确划入资产阶级范畴，这种状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才得以纠正。”孙应帅说。
1985年中央办公厅转发的中组部文件是这种纠正的继续。不过，由于80年代后期政治风波的影响，对于知识分子入党的争论并没有完全平息。“直到21世纪初期，才让位于对社会新阶层入党的争议。”孙应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