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先知指出:群众不管需要什么,他们首先需要一个上帝。马上就有思想家补充:没有上帝,造也要造一个。
　　确实,离开了信仰,人是活不下的。你可以不信仰上帝,但你也许信仰土地神。或者,你根本就不玩这一套,但你还是信仰金钱、权力,甚至一根木头。
　　信仰据说能给人带来“终极关怀”。所以,在有些哲学家那儿,它往往被夸得像花一样。比如,19世纪中期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出版他的《恐惧与颤栗》时宣称,他成了一个“生在死后”的人,不仅仅是在那时,而且是从童年始,他就已经成为“精神”。
　　在这本书里,克尔凯郭尔再次讲述了圣经《旧约全书》中的一个故事: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对自己(注意,是对上帝自己)的忠诚,命令他带其儿子以撒到摩利亚山上去作为祭品献祭。亚伯拉罕听从了上帝的命令,经过长途的跋涉,带以撒到了摩利亚山上筑起祭坛,准备杀死以撒。正当他举刀要杀死以撒的那一刻,上帝派出的使者制止了亚伯拉罕,而改用公羊献祭。以撒的命保住了,亚伯拉罕也没有“犯罪”,他证明了自己对上帝的信仰,于是皆大欢喜。
　　克尔凯郭尔暗示,他和亚伯拉罕一样,都是“无限弃绝者”——为了信仰上帝,或证明对上帝的忠诚,世间的一切都抛弃了。这比佛教的“跳出三界外”激进多了。虔诚的信仰当然让人赞赏。但问题是,当信仰弃绝一切世间伦理(良知、理性、秩序、世俗之爱)时,它还有什么价值?以救赎“原罪”为目的的信仰若以“犯罪”为手段,它是否实现了对自身的摧毁,从而使信仰本身、信仰者和信仰对象成为“恶”的化身?
　　上帝竟然需要亚伯拉罕采取这种杀死自己儿子以证明自己信仰的手段,以此来考验亚伯拉罕,可以说是够残忍的了。虽然最终一切都没有发生,不过这是不能成为上帝“仁慈”的理由的。这就等于向亚伯拉罕明确提问:在人性、伦理与观念、信仰之间,你选择谁?进一步说,在人与神、观念上的虚幻的“原罪”与后天现实的“犯罪”之间,你选择谁?
　　这简直就是一个“活着,还是死去”的极其严峻的问题。最终亚伯拉罕选择了“丧失人性”而力图用上帝的神性来拯救自己,投入上帝的怀抱而弃绝世间一切人的属性。可以想象得到,这必须经历多大的痛苦的煎熬和精神的撕裂。克尔凯郭尔对此进行了仔细的描述和分析。他写道:“当以撒在亚伯拉罕离他片刻之后又重新见到他时,一切就都变样了:他目光狂野,神情恐怖。他当胸抓住以撒,将他扔在地上,说道:‘傻孩子,你认为我是你父亲吗?不,这是我自己的愿望。’以撒在地上颤抖不已,他急切地哭喊着:‘上帝,可怜可怜我吧!亚伯拉罕的上帝,可怜可怜我吧!如果地上没有我的父亲,那你就是我的父亲!’然而,亚伯拉罕却轻声地对自己说:‘尊贵的上帝,感谢你!他最好相信我是凶残之徒,而不要对你失去信念。’”
　　这就是信仰异化之后的恐怖图景。在信仰面前,丧失人性的亚伯拉罕已经疯狂了。上帝的指令成为他行动的唯一依据,成为用来判断世间一切的标准,为了这种“信仰”,哪怕杀死自己的儿子也在所不惜。以撒所哭喊的“如果地上没有我的父亲,那你就是我的父亲!”暴露出人类自我拯救和自我把持能力的严重衰竭。
　　在精神分析的框架内,我们已经可以将亚伯拉罕定位于一个十足的精神病患者了。这种人只剩下了偏执和亢奋,不分青红皂白,不管善恶是非,信仰就是驱动他的指令。这是一种彻底被洗脑后的存在状态,其偏执已经使他活在虚幻之中,信仰就是他的生存世界。
　　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在作出选择之前,不知痛苦和绝望几许。或者说,其绝望已经导致疯狂而使除上帝以外的一切虚无化。但为什么这种信仰是可怕的?原因是他在信仰时完全把自己交了出去,变成了一个偶像崇拜者和上帝的工具,工具是可以用来杀人的。
　　其实,信仰应该是一个人对生活、世界的基本态度,它的目的不是让人拜倒在哪个神的脚下并听它使唤,而是使人毫无幻想地面对现实,并依靠信仰而生活。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把人而是把人所信仰的对象放在第一位,导致人处于被支配的屈从地位,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逃避自我”,也是逃避自由,甘愿接受奴役。
　　基于人类信仰狂热酿成诸多悲剧的现实,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提醒:“无论我们是否信仰宗教,无论我们相信一种新宗教,或一种无宗教的宗教,或继承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只要我们关心的是核心而不是外壳,关注经验而不是语言,关注人而不是教会,我们就能共同否定偶像崇拜。”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