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下旬以来，中美贸易争端似乎呈现扩大化之势，从钢铝到特朗普宣称的1000亿美元清单建议，美方在拒绝沟通协商的单边之路上越滑越远。
　　在我看来，中美贸易不平衡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而美国国内储蓄低于国内投资，这意味着中国存在经常账户顺差，美国存在经常账户逆差。换言之，中国居民是在向美国居民提供跨期借贷，使得美国居民的消费持续高于其当期收入。
　　二是中美之间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例如，尽管中国对美国存在持续的货物贸易顺差，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对美国存在持续的服务贸易逆差。这说明，中国的制造业相对而言比美国更具优势，而美国的服务业相对而言比中国更具优势。
　　三是美国对中国存在高新技术产品方面的出口限制。众所周知，美国在这方面的出口具有竞争优势，但出于所谓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政府对美国企业这方面对中国的出口存在限制，这自然会削弱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速。
　　要从根本上降低中美貿易不平衡，需要中美降低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例如中国居民扩大消费，而美国居民扩大储蓄以及美国政府控制财政赤字等；还需要美国政府放松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当然中国政府也可以扩大对美国产品的进口。无论如何，中美之间肯定是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贸易顺差或逆差。
　　在贸易之外，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对策包括：1.针对中国企业对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直接投资，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为由进行更加严厉的遏制；2.更加严厉地限制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与中国的科研机构及高校开展合作；3.重返多边领域谈判框架，力图拉拢更多的国家，从多边渠道对中国施加压力。
　　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政府可以采取如下一些直接对策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第一，从双边角度加大与美国政府的沟通磋商力度，力争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共识与妥协，尽量避免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第二，充分利用美国国内的相关企业协会、智库、工会、游说团体，从美国国内渠道向特朗普政府施加压力；第三，充分利用WTO等多边渠道来团结其他国家，联合向美国施压。
　　在贸易战方面，欧盟的态度至关重要，是中美双方都会努力争取的对象。此外，中国政府应在国内政策方面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首先，中国政府应加快国内结构性改革，以提升中国经济增长效率与可持续性；其次，应继续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突出位置，避免因为贸易战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显著放松了金融监管；第三，应帮助中国企业努力开发新的海外市场，并且为遭遇美国相关举措冲击较大的行业与企业提供一些帮助；最后，在美国政府日益后退到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旗帜鲜明地支持多边主义与全球化。近期中国政府公布的新一轮开放举措，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而且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