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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白涛，1913年生，安徽省凤台县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12月离休前任国家铁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1972年6月，由三线建设1101指挥部副指挥任上调到上海铁路局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务院开始抓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就曾经多次对他的骨干讲过：“铁路是必争之地，一定要控制好。”当时，上海铁路局管辖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四省市的铁路运输，在国民经济和路网中地位十分重要，却被“四人帮”完全把持，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路局军管会和革委会完全执行“四人帮”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旨意，重用和依靠造反派，打击、迫害大批干部，运输生产呈瘫痪半瘫痪状态，严重影响了华东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在这种形势下，急需派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到上海局主持工作。铁道部先后物色了两位干部，但都被婉拒。这时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管生产的谷牧向李先念介绍并推荐了刘白涛。
1972年5月刘白涛到上海上任前，李先念亲自找他谈话说：“白涛同志，组织上把你从三线调回来，派到上海去，是下了决心的。你这次是三下江南，第一次是1949年5月南下接管浙赣铁路局，任总军事代表，后任杭州分局、上海分局书记兼分局长；第二次是1954年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又任上海铁路局副局长，你熟悉上海局情况，又是可信赖的老同志。”李先念还很诚恳地对他说：“听谷牧同志介绍，你的性格是柔中有刚，外柔内刚，能以柔克刚。现在到上海去工作，太刚了不行，站不住脚，三天就被人家赶回来了。”在1972年那种复杂的形势下，铁道部于6月14日派刘白涛到上海铁路局主持工作，实际上是国务院领导向“四人帮”严密控制的重灾区揳进了一颗钉子。
刘白涛
刘白涛到上海后，只能先任上海铁路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当时是军管会和造反派掌权，他所面临的是一个被彻底搞乱的烂摊子。1966年11月10日，在上海附近的安亭火车站，王洪文带领造反派卧轨断路，造成沪宁线全线运行中断30多个小时，这就是第一起严重破坏铁路运输的“安亭事件”，前往处理此事的张春桥却称之为“革命行动”。1967年1月12日，上海铁路局被造反派夺权，党政主要领导被批斗，后来局长邵光华被迫害致死。1968年1月，上海铁路局实行军管，对制止局面的恶化起了一定作用。但是，4月30日成立了路局革委会，这是一个“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畸形产物，造反派骨干进入了各级领导部门。不久，在军管会、革委会部署下，又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全局遭受诬陷迫害的干部职工万余人，88﹪的局级干部、80﹪的处级干部受到迫害。1969年10月，路局革委会按照市革会马天水的要求，把局机关913人赶到黑龙江和其他省市的干校。局机关的运输生产管理机构被破坏了，管理队伍被遣散了，党的领导机构处于半瘫痪状态。刘白涛是单枪匹马进入上海局的，当时，领导同志还问过他是否带几个同志一起去，刘白涛表示他相信上海局的广大干部职工，在关键时刻是听党中央、毛主席的。来到上海局后，他知道第一位的任务是稳住运输生产局面，初来乍到的他自然是依靠支持他工作，并仍在岗位上的原路局运输处正、副处长，刘白涛充分肯定并坚决支持他们保持运输系统的正常工作秩序；还经常参加调度交接班会议，直接了解运输生产的具体情况，在各种会议上给坚守在第一线的同志们撑腰打气，鼓励他们排除干扰、坚守岗位、理直气壮地做好工作。刘白涛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下，与造反派进行周旋和斗争，调整运输组织机构，充实一批干部，狠抓运输，稳定生产大局，使全局运输生产初步恢复正常。
为了尽快恢复正常的铁路运输生产秩序，减轻运输一线干部的压力，他陆续安排了一些干部使他们回路局机关工作；还安排了四位局级干部为部门负责人，尽管没有使他们官复原职，但从组织上恢复和加强了上海铁路局对分局和站段的领导与指挥。可以说，刘白涛用这种办法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四人帮”在上海的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对此十分不满，把刘白涛叫到市委专门开会，三个人气急败坏地轮番训斥他说：“你到上海不抓路线，满脑子‘唯生产力论’，成天就是‘安全正点装卸排，几个老干部安排安排’。”马天水说：“你是人来到上海了，脚上却是穿着新鞋走着老路。你办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事先不向我们汇报？”在当时形势下，刘白涛牢记李先念和谷牧等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嘱托，忍辱负重，顶住压力，坚守阵地，维持了大局的稳定，保证了运输的畅通，实属不易。
1973年4月，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上海铁路局党代会终于召开了。这次党代会上，经历了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马徐王”一伙以上级党组织领导人身份，说这次党代会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典型，把“三不提”的大帽子扣在刘白涛头上。说他的报告“不提‘一月革命风暴’，不提夺走资派的权，不提第一列红色造反列车。”他们通过所控制的靠造反起家的人，在会上大放厥词，煽动上海分局的个别代表贴出大字报，矛头直指兄弟分局代表团，还把大字报连夜送到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同时，他们又把歪曲了的情况向黄涛（市工交组主任）汇报，并写成市工交组情况简报，由黄涛亲自动手修改，上报王洪文。王洪文竟把这个材料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念了，还在第十六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作为典型来讲。黄涛还到上海铁路局党代会大会上说：“要开展大批判、大辩论”，“彻底揭露、引导展开”，妄图把会议搅黄。但绝大多数与会党员代表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全局广大党员和群众也都表示了极大愤慨，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和据理力争，使他们的阴谋没有完全得逞。由于铁道部的坚持和广大党员代表的斗争，大会经过近一个月时间（包括休会时间），最终选出上海铁路局党委会，其中委员29人，常委10人，刘白涛任党委书记。这就意味着今后刘白涛将以路局党委书记的身份履行职责。对于这个结果，“马徐王”一伙不甘心，因为他们点名的几个造反派虽然进了常委会，但是他们却没能通过党代会控制住刘白涛，刘白涛没有按其指挥棒转，所以会后他们明确指出：“这次党代会，铁路局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1975年3月5日，邓小平以铁路为突破口，发布了经毛主席圈阅的中共中央9号文件，即《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揭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刘白涛在时任铁道部部长万里的领导下，在江苏、浙江省委支持下，顶着“四人帮”一伙的压力，大力宣传、坚决贯彻中央9号文件。他认为，文件是一场及时雨，有党中央给撑腰事情就好办了。这期间，刘白涛夜以继日地工作，虽然劳累，却振奋、舒畅，他把落实中央9号文件作为一项战斗任务来对待。
3月7日晚，铁道部召开传达中央9号文件的电话会议后，上海铁路局当晚召开党委会，进行研究，作出部署。接着路局党委又分别召开各分局党委书记会议和有各基层站、段党委书记及单位代表528人参加的全局大会和党委扩大会议。3月10日，路局党委在南京分局召开全局电话会议，向车间以上干部进行传达。江苏省委书记彭冲亲自到南京分局参加路局广播电话会议，宣布支持刘白涛的工作，还以南京军区政委身份宣布决定，将所有军代表撤回部队，为上海铁路局对各分局行使领导权创造了条件。由此，全局上下掀起了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中央9号文件的热潮。刘白涛主持召开党委会，决定向蚌埠分局派出工作组，向杭州、上海分局和芜湖办事处派出联络员，进行联系和帮助开展工作。3月11日，刘白涛去南京分局协同江苏省委解决南京地区铁路的问题。针对南京分局党的核心小组有人闹派性，没有战斗力，经与彭冲研究，刘白涛决定由王乐泉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申云章（原常州市副市长）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李章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兼政治部主任。12日晚8点，分局召开电话会议宣布此决定。据李章的儿子回忆说：“当天凌晨一点多，刘伯伯来电话，叫我爸爸去谈话，让他准备一下，上班宣布命令后，要立即开展工作。爸爸直到凌晨4点多才回家。”路局党委还及时调整了蚌埠分局和芜湖办事处的领导班子，恢复了路局机关处室建制，成立了路局政治部，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进一步理顺了工作关系。多数分局班子整顿调整后，新班子新面貌，各方面工作有了明显转变。接着，几个分局党委对所属基层站与段软、散、懒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和调整。全局189个单位的109个基层单位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其中有55个单位作了较大调整，有48个单位调换了一、二把手，充实了91名干部。一大批骨干力量走上领导岗位，极大地促进了安定团结和运输生产。刘白涛还经常亲自主持交班，直接了解全局运输生产情况，掌握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及时予以纠正。他要求调度人员加强全局观念、坚持集中统一指挥、坚持“保重点，保全局，保畅通”的方针，主动压装保排，每天开行10列空车支援运煤局。所有这些都受到万里的表扬。这期间还开展了整顿站车秩序和各项基础工作，整修了设备，全局运输生产稳步上升，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大幅度提高，实现了铁道部提出的“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的要求。
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关键时刻，刘白涛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为党作出了重要贡献。1976年，随着广大党员、干部与上海“四人帮”骨干斗争的日益严峻，上海“马徐王”一伙开始派人监视刘白涛，他的行动受到很大限制，他一方面要坚持抓好运输生产，一方面还得应付“马徐王”一伙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举办的“整人”学习班。当时王秀珍等人训斥刘白涛：“你是猪面猴心，在学习班上光转圈不转弯。现在是关键时刻，你不要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上海铁路局是上海市最后一个大刮‘右倾翻案风’的顽固堡垒，必须彻底解决。”路局党委内的造反派攻击刘白涛“一不学习，二不批邓，三不检讨，不是转弯子，而是在兜圈子。”马天水当面给刘白涛施加压力，说他“弯子没转好，要挖思想根子”。当时，刘白涛为了避免上海铁路局再一次被搞乱，只好采取拖的办法，不做全面检讨，与“马徐王”一伙兜圈子。在那种政治高压下坚持斗争，抓好铁路运输工作，实在是太难了，刘白涛真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来到上海铁路局的五年里，刘白涛都是在第一时间将‘马徐王’一伙在上海破坏生产、篡党夺权的言行向谷牧和万里汇报。万里曾经向时任铁道部副部长李颉伯介绍过一些情况：“刘白涛同志在1975年执行中央9号文件是积极的，他同上海的“马徐王”一帮是进行斗争的。特别是在上海路局和分局的班子配备上，他在当时条件下，是抵制了马徐王一伙的压力的。我们是支持刘白涛同志的。在干部配备上，刘白涛、苌毅同志来京开会时曾向我谈过，在马天水、黄涛等压他们时，也给我打过电话，我是支持他干到底的。”“1975年七八月份，部里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期间，刘白涛、苌毅同志曾去我家里谈过话，除了工作情况以外，他们谈过‘四人帮’、‘马徐王’等的情况。”“我在蚌埠检查工作时与刘白涛、苌毅同志谈话，主要是关于蚌埠分局和上海路局的工作问题，他们也谈到同‘四人帮’、马天水、黄涛等一些人的斗争情况，特别是谈到‘四人帮’组织民兵的情况。在‘四人帮’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期，刘白涛同志还曾将‘四人帮’、‘马徐王’在上海的一些部署情况，给我送过材料。”
1976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上午，铁道部办公厅电话通知上海铁路局党委值班室说，“政治部黎光主任请白涛同志当天立即动身来京，直接去中南海怀仁堂，先念同志找他。”这个电话是刘白涛的秘书接的，刘白涛立即和秘书避开“马徐王”的耳目，乘飞机到京。但是，在飞机场还是被他们发现了。当时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主要向刘白涛了解了上海的情况并听听他的建议。刘白涛详细地向李先念汇报了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后，又建议说：“只要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把马天水与徐、王分割开，上海的造反派就兴不起大浪来。他们发给上海民兵的只是枪支，没有弹药，弹药由警备区控制。警备区的负责人何以祥、陈士法都是老红军，我们是当年在山东创建滨海抗日根据地时的老战友，政治上可靠，请中央放心。”从北京返回上海后，刘白涛以加强国庆节期间运输工作的组织领导为由，从路局到站段逐一部署了确保运输安全的措施，还亲自带队到关键岗位、线路明察暗访。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于10月7日晨又把马天水提前调至北京，讲明政策，做了工作，马天水交代了内情和联络暗号。党中央、国务院采取有力措施，及时粉碎了“四人帮”余党妄图在上海搞武装叛乱的阴谋。这场斗争中，上海市没开一枪，没流一滴血。 10月7日，刘白涛又奉命进京，秘密接受谷牧的指示。据《谷牧回忆录》记载：“在‘四人帮’被抓起来的同时，我接受了一项机密的重要任务。叶帅等要我火速设法掌握上海的动向。”他还摘录了一段自己的日记：“1976年10月8日，晴，整日忙于向上海派人观察情况的工作，上午给计委、建委七八个人开了会。下午在九号院找西萍谈了话，晚上见了刘白涛，看样子后两人会起作用大些快些。”在“注”中他又进一步说明：“西萍，指王西萍。他代表交通部，刘白涛代表铁道部。王西萍及当时在上海的王一平、张平等都是东北军学兵队战友，而刘白涛则是我担任滨海根据地党的领导兼部队政委时的副专员，我相信这些久经考验的战友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一定会发挥重要作用。”
1976年10月，刘白涛迎接以苏振华（右三）、彭冲（右四）、倪志福（左一）为首的中央工作级到达上海
事实正是如此，刘白涛回沪后，立即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要求，安排了铁路局的公安和运输部门以及基层一线的可靠力量，严密控制铁路，确保万无一失，为有效防止上海“四人帮”余党策动武装叛乱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还按照铁道部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在三天之内组织调查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宋佩章大搞“转弯子、换班子”，搞瘫痪基层组织，破坏蚌埠铁路分局运输管理，中断京沪铁路干线运输的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了翔实的书面报告，并派出政治上可靠的同志连夜进京将报告交到黎光主任手中，为党中央、国务院在关键时刻解决安徽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10月中旬，以苏振华、彭冲、倪志福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到沪后，立即派工作组成员到上海铁路局机关召开大会，宣布中央充分肯定刘白涛与上海“四人帮”骨干的斗争，表示中央工作组完全信任刘白涛，决定不向铁路局派工作组。
刘白涛此时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他按照中央工作组的要求和部署，积极带领全局干部职工投入揭批“四人帮”、恢复运输生产秩序的繁忙战斗，全力组织突击运煤和生活物资，缓解了京、津、沪城市重要物资供应紧张的问题，也解决了北京、上海各国使领馆供电供暖的燃眉之急，受到中央工作组的表扬。
197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华国锋在会上指出：“上海铁路局的同志，是同‘四人帮’斗争的，过去被‘四人帮’压得很厉害，现在应该扬眉吐气了。刘白涛同志，你们现在应该搞得更好一些。”党中央与国务院领导的信任和支持，给刘白涛和全局职工以极大鼓舞。他不顾年事已高，血压又不稳定，夜以继日，忘我工作，显著改变了上海铁路局的面貌。党和人民也给予他极高的信任和荣誉，1977年8月，刘白涛被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
1977年11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到浙江视察工作，浙江省委书记铁瑛提前通知刘白涛到杭州参加会见，并汇报杭州铁路分局的情况。铁瑛专门向叶帅介绍了刘白涛，说他是上海铁路局的党委书记，在上海是坚决同“四人帮”骨干进行斗争的老同志，守住了阵地。叶帅听后高兴地与他握手问好，这次接见使刘白涛受到了极大鼓舞。
1978年8月，刘白涛被任命为铁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兼上海铁路局党委书记。这期间他除了参加部党组关于重大问题的研究决策之外，主要精力仍放在抓好上海铁路局的党政工作上，除了揭、批、查工作和运输生产外，特别是狠抓了落实政策、企业全面整顿和改革，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临危受命主持上海铁路局的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务院开始抓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就曾经多次对他的骨干讲过：“铁路是必争之地，一定要控制好。”当时，上海铁路局管辖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四省市的铁路运输，在国民经济和路网中地位十分重要，却被“四人帮”完全把持，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路局军管会和革委会完全执行“四人帮”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旨意，重用和依靠造反派，打击、迫害大批干部，运输生产呈瘫痪半瘫痪状态，严重影响了华东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在这种形势下，急需派一位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到上海局主持工作。铁道部先后物色了两位干部，但都被婉拒。这时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管生产的谷牧向李先念介绍并推荐了刘白涛。
1972年5月刘白涛到上海上任前，李先念亲自找他谈话说：“白涛同志，组织上把你从三线调回来，派到上海去，是下了决心的。你这次是三下江南，第一次是1949年5月南下接管浙赣铁路局，任总军事代表，后任杭州分局、上海分局书记兼分局长；第二次是1954年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又任上海铁路局副局长，你熟悉上海局情况，又是可信赖的老同志。”李先念还很诚恳地对他说：“听谷牧同志介绍，你的性格是柔中有刚，外柔内刚，能以柔克刚。现在到上海去工作，太刚了不行，站不住脚，三天就被人家赶回来了。”在1972年那种复杂的形势下，铁道部于6月14日派刘白涛到上海铁路局主持工作，实际上是国务院领导向“四人帮”严密控制的重灾区揳进了一颗钉子。
刘白涛到上海后，只能先任上海铁路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当时是军管会和造反派掌权，他所面临的是一个被彻底搞乱的烂摊子。1966年11月10日，在上海附近的安亭火车站，王洪文带领造反派卧轨断路，造成沪宁线全线运行中断30多个小时，这就是第一起严重破坏铁路运输的“安亭事件”，前往处理此事的张春桥却称之为“革命行动”。1967年1月12日，上海铁路局被造反派夺权，党政主要领导被批斗，后来局长邵光华被迫害致死。1968年1月，上海铁路局实行军管，对制止局面的恶化起了一定作用。但是，4月30日成立了路局革委会，这是一个“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畸形产物，造反派骨干进入了各级领导部门。不久，在军管会、革委会部署下，又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全局遭受诬陷迫害的干部职工万余人，88﹪的局级干部、80﹪的处级干部受到迫害。1969年10月，路局革委会按照市革会马天水的要求，把局机关913人赶到黑龙江和其他省市的干校。局机关的运输生产管理机构被破坏了，管理队伍被遣散了，党的领导机构处于半瘫痪状态。刘白涛是单枪匹马进入上海局的，当时，领导同志还问过他是否带几个同志一起去，刘白涛表示他相信上海局的广大干部职工，在关键时刻是听党中央、毛主席的。来到上海局后，他知道第一位的任务是稳住运输生产局面，初来乍到的他自然是依靠支持他工作，并仍在岗位上的原路局运输处正、副处长，刘白涛充分肯定并坚决支持他们保持运输系统的正常工作秩序；还经常参加调度交接班会议，直接了解运输生产的具体情况，在各种会议上给坚守在第一线的同志们撑腰打气，鼓励他们排除干扰、坚守岗位、理直气壮地做好工作。刘白涛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下，与造反派进行周旋和斗争，调整运输组织机构，充实一批干部，狠抓运输，稳定生产大局，使全局运输生产初步恢复正常。
与上海“四人帮”骨干的正面交锋
为了尽快恢复正常的铁路运输生产秩序，减轻运输一线干部的压力，他陆续安排了一些干部使他们回路局机关工作；还安排了四位局级干部为部门负责人，尽管没有使他们官复原职，但从组织上恢复和加强了上海铁路局对分局和站段的领导与指挥。可以说，刘白涛用这种办法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四人帮”在上海的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对此十分不满，把刘白涛叫到市委专门开会，三个人气急败坏地轮番训斥他说：“你到上海不抓路线，满脑子‘唯生产力论’，成天就是‘安全正点装卸排，几个老干部安排安排’。”马天水说：“你是人来到上海了，脚上却是穿着新鞋走着老路。你办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事先不向我们汇报？”在当时形势下，刘白涛牢记李先念和谷牧等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嘱托，忍辱负重，顶住压力，坚守阵地，维持了大局的稳定，保证了运输的畅通，实属不易。
1973年4月，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上海铁路局党代会终于召开了。这次党代会上，经历了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马徐王”一伙以上级党组织领导人身份，说这次党代会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典型，把“三不提”的大帽子扣在刘白涛头上。说他的报告“不提‘一月革命风暴’，不提夺走资派的权，不提第一列红色造反列车。”他们通过所控制的靠造反起家的人，在会上大放厥词，煽动上海分局的个别代表贴出大字报，矛头直指兄弟分局代表团，还把大字报连夜送到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同时，他们又把歪曲了的情况向黄涛（市工交组主任）汇报，并写成市工交组情况简报，由黄涛亲自动手修改，上报王洪文。王洪文竟把这个材料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念了，还在第十六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作为典型来讲。黄涛还到上海铁路局党代会大会上说：“要开展大批判、大辩论”，“彻底揭露、引导展开”，妄图把会议搅黄。但绝大多数与会党员代表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全局广大党员和群众也都表示了极大愤慨，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和据理力争，使他们的阴谋没有完全得逞。由于铁道部的坚持和广大党员代表的斗争，大会经过近一个月时间（包括休会时间），最终选出上海铁路局党委会，其中委员29人，常委10人，刘白涛任党委书记。这就意味着今后刘白涛将以路局党委书记的身份履行职责。对于这个结果，“马徐王”一伙不甘心，因为他们点名的几个造反派虽然进了常委会，但是他们却没能通过党代会控制住刘白涛，刘白涛没有按其指挥棒转，所以会后他们明确指出：“这次党代会，铁路局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坚决贯彻1975年中共中央9号文件
1975年3月5日，邓小平以铁路为突破口，发布了经毛主席圈阅的中共中央9号文件，即《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揭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刘白涛在时任铁道部部长万里的领导下，在江苏、浙江省委支持下，顶着“四人帮”一伙的压力，大力宣传、坚决贯彻中央9号文件。他认为，文件是一场及时雨，有党中央给撑腰事情就好办了。这期间，刘白涛夜以继日地工作，虽然劳累，却振奋、舒畅，他把落实中央9号文件作为一项战斗任务来对待。
3月7日晚，铁道部召开传达中央9号文件的电话会议后，上海铁路局当晚召开党委会，进行研究，作出部署。接着路局党委又分别召开各分局党委书记会议和有各基层站、段党委书记及单位代表528人参加的全局大会和党委扩大会议。3月10日，路局党委在南京分局召开全局电话会议，向车间以上干部进行传达。江苏省委书记彭冲亲自到南京分局参加路局广播电话会议，宣布支持刘白涛的工作，还以南京军区政委身份宣布决定，将所有军代表撤回部队，为上海铁路局对各分局行使领导权创造了条件。由此，全局上下掀起了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中央9号文件的热潮。刘白涛主持召开党委会，决定向蚌埠分局派出工作组，向杭州、上海分局和芜湖办事处派出联络员，进行联系和帮助开展工作。3月11日，刘白涛去南京分局协同江苏省委解决南京地区铁路的问题。针对南京分局党的核心小组有人闹派性，没有战斗力，经与彭冲研究，刘白涛决定由王乐泉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申云章（原常州市副市长）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李章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兼政治部主任。12日晚8点，分局召开电话会议宣布此决定。据李章的儿子回忆说：“当天凌晨一点多，刘伯伯来电话，叫我爸爸去谈话，让他准备一下，上班宣布命令后，要立即开展工作。爸爸直到凌晨4点多才回家。”路局党委还及时调整了蚌埠分局和芜湖办事处的领导班子，恢复了路局机关处室建制，成立了路局政治部，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进一步理顺了工作关系。多数分局班子整顿调整后，新班子新面貌，各方面工作有了明显转变。接着，几个分局党委对所属基层站与段软、散、懒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和调整。全局189个单位的109个基层单位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其中有55个单位作了较大调整，有48个单位调换了一、二把手，充实了91名干部。一大批骨干力量走上领导岗位，极大地促进了安定团结和运输生产。刘白涛还经常亲自主持交班，直接了解全局运输生产情况，掌握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及时予以纠正。他要求调度人员加强全局观念、坚持集中统一指挥、坚持“保重点，保全局，保畅通”的方针，主动压装保排，每天开行10列空车支援运煤局。所有这些都受到万里的表扬。这期间还开展了整顿站车秩序和各项基础工作，整修了设备，全局运输生产稳步上升，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大幅度提高，实现了铁道部提出的“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的要求。
参与粉碎“四人帮”余党的武装叛乱
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关键时刻，刘白涛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为党作出了重要贡献。1976年，随着广大党员、干部与上海“四人帮”骨干斗争的日益严峻，上海“马徐王”一伙开始派人监视刘白涛，他的行动受到很大限制，他一方面要坚持抓好运输生产，一方面还得应付“马徐王”一伙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举办的“整人”学习班。当时王秀珍等人训斥刘白涛：“你是猪面猴心，在学习班上光转圈不转弯。现在是关键时刻，你不要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上海铁路局是上海市最后一个大刮‘右倾翻案风’的顽固堡垒，必须彻底解决。”路局党委内的造反派攻击刘白涛“一不学习，二不批邓，三不检讨，不是转弯子，而是在兜圈子。”马天水当面给刘白涛施加压力，说他“弯子没转好，要挖思想根子”。当时，刘白涛为了避免上海铁路局再一次被搞乱，只好采取拖的办法，不做全面检讨，与“马徐王”一伙兜圈子。在那种政治高压下坚持斗争，抓好铁路运输工作，实在是太难了，刘白涛真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来到上海铁路局的五年里，刘白涛都是在第一时间将‘马徐王’一伙在上海破坏生产、篡党夺权的言行向谷牧和万里汇报。万里曾经向时任铁道部副部长李颉伯介绍过一些情况：“刘白涛同志在1975年执行中央9号文件是积极的，他同上海的“马徐王”一帮是进行斗争的。特别是在上海路局和分局的班子配备上，他在当时条件下，是抵制了马徐王一伙的压力的。我们是支持刘白涛同志的。在干部配备上，刘白涛、苌毅同志来京开会时曾向我谈过，在马天水、黄涛等压他们时，也给我打过电话，我是支持他干到底的。”“1975年七八月份，部里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期间，刘白涛、苌毅同志曾去我家里谈过话，除了工作情况以外，他们谈过‘四人帮’、‘马徐王’等的情况。”“我在蚌埠检查工作时与刘白涛、苌毅同志谈话，主要是关于蚌埠分局和上海路局的工作问题，他们也谈到同‘四人帮’、马天水、黄涛等一些人的斗争情况，特别是谈到‘四人帮’组织民兵的情况。在‘四人帮’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期，刘白涛同志还曾将‘四人帮’、‘马徐王’在上海的一些部署情况，给我送过材料。”
1976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上午，铁道部办公厅电话通知上海铁路局党委值班室说，“政治部黎光主任请白涛同志当天立即动身来京，直接去中南海怀仁堂，先念同志找他。”这个电话是刘白涛的秘书接的，刘白涛立即和秘书避开“马徐王”的耳目，乘飞机到京。但是，在飞机场还是被他们发现了。当时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主要向刘白涛了解了上海的情况并听听他的建议。刘白涛详细地向李先念汇报了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后，又建议说：“只要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把马天水与徐、王分割开，上海的造反派就兴不起大浪来。他们发给上海民兵的只是枪支，没有弹药，弹药由警备区控制。警备区的负责人何以祥、陈士法都是老红军，我们是当年在山东创建滨海抗日根据地时的老战友，政治上可靠，请中央放心。”从北京返回上海后，刘白涛以加强国庆节期间运输工作的组织领导为由，从路局到站段逐一部署了确保运输安全的措施，还亲自带队到关键岗位、线路明察暗访。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于10月7日晨又把马天水提前调至北京，讲明政策，做了工作，马天水交代了内情和联络暗号。党中央、国务院采取有力措施，及时粉碎了“四人帮”余党妄图在上海搞武装叛乱的阴谋。这场斗争中，上海市没开一枪，没流一滴血。 10月7日，刘白涛又奉命进京，秘密接受谷牧的指示。据《谷牧回忆录》记载：“在‘四人帮’被抓起来的同时，我接受了一项机密的重要任务。叶帅等要我火速设法掌握上海的动向。”他还摘录了一段自己的日记：“1976年10月8日，晴，整日忙于向上海派人观察情况的工作，上午给计委、建委七八个人开了会。下午在九号院找西萍谈了话，晚上见了刘白涛，看样子后两人会起作用大些快些。”在“注”中他又进一步说明：“西萍，指王西萍。他代表交通部，刘白涛代表铁道部。王西萍及当时在上海的王一平、张平等都是东北军学兵队战友，而刘白涛则是我担任滨海根据地党的领导兼部队政委时的副专员，我相信这些久经考验的战友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一定会发挥重要作用。”
事实正是如此，刘白涛回沪后，立即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要求，安排了铁路局的公安和运输部门以及基层一线的可靠力量，严密控制铁路，确保万无一失，为有效防止上海“四人帮”余党策动武装叛乱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还按照铁道部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在三天之内组织调查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宋佩章大搞“转弯子、换班子”，搞瘫痪基层组织，破坏蚌埠铁路分局运输管理，中断京沪铁路干线运输的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了翔实的书面报告，并派出政治上可靠的同志连夜进京将报告交到黎光主任手中，为党中央、国务院在关键时刻解决安徽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10月中旬，以苏振华、彭冲、倪志福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到沪后，立即派工作组成员到上海铁路局机关召开大会，宣布中央充分肯定刘白涛与上海“四人帮”骨干的斗争，表示中央工作组完全信任刘白涛，决定不向铁路局派工作组。
刘白涛此时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他按照中央工作组的要求和部署，积极带领全局干部职工投入揭批“四人帮”、恢复运输生产秩序的繁忙战斗，全力组织突击运煤和生活物资，缓解了京、津、沪城市重要物资供应紧张的问题，也解决了北京、上海各国使领馆供电供暖的燃眉之急，受到中央工作组的表扬。
197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华国锋在会上指出：“上海铁路局的同志，是同‘四人帮’斗争的，过去被‘四人帮’压得很厉害，现在应该扬眉吐气了。刘白涛同志，你们现在应该搞得更好一些。”党中央与国务院领导的信任和支持，给刘白涛和全局职工以极大鼓舞。他不顾年事已高，血压又不稳定，夜以继日，忘我工作，显著改变了上海铁路局的面貌。党和人民也给予他极高的信任和荣誉，1977年8月，刘白涛被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
1977年11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到浙江视察工作，浙江省委书记铁瑛提前通知刘白涛到杭州参加会见，并汇报杭州铁路分局的情况。铁瑛专门向叶帅介绍了刘白涛，说他是上海铁路局的党委书记，在上海是坚决同“四人帮”骨干进行斗争的老同志，守住了阵地。叶帅听后高兴地与他握手问好，这次接见使刘白涛受到了极大鼓舞。
1978年8月，刘白涛被任命为铁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兼上海铁路局党委书记。这期间他除了参加部党组关于重大问题的研究决策之外，主要精力仍放在抓好上海铁路局的党政工作上，除了揭、批、查工作和运输生产外，特别是狠抓了落实政策、企业全面整顿和改革，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