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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浪费”当狠刹
我们有“舌尖上的中国”，但背后也有“舌尖上的浪费”。
央视曾报道，中国餐饮业每年要倒掉约两亿人一年的口粮。另据报道，中国农业大学专家课题组曾对大、中、小三类城市共2700桌不同规模餐桌中剩余饭菜的蛋白质、脂肪等进行分析，保守推算，我国2007年至2008年仅餐饮浪费食物中蛋白质就达800万吨，相当于2.6亿人一年所需；浪费脂肪300万吨，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这种“舌尖上的浪費”触目惊心，令人痛心。
“舌尖上的浪费”有民间的，更有公务接待的。从国人的习惯看，“上行下效”的作用极大。如果公款吃喝风刹住了，民间的吃喝浪费自然就会熄火。而如果前者闸门关不上，后者也很难根治。因此，遏制吃喝浪费之风，党政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应走在前列。
“文明益进，则奢侈益刹。”当前，只有把纠吃喝、刹浪费放在抓党风政风的高度来认识，真正纳入到整顿党风政风的体系中来解决，才能有效遏制。
如何才能刹住官场吃喝之风、浪费之风？
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总书记在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党员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大兴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之风，坚决对铺张浪费说“不”。新年伊始，很多地方的会议餐坚持“四菜一汤”，且不上烟酒，就是很好的表率。
把制度建设作为根本保证。公开透明是一切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的克星，建立“阳光”公务消费，清查和审计制度不失为一种优质“防腐剂”。在这一点上，温州市的“最细公务招待”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每人每餐不超60元，陪餐人数不得超过客人数，不准上高档菜等，施行半年接待费便下降四成。陕西的乡镇廉政灶，也取得了很好的廉政效果。
充分发挥群众和媒体的监督作用。对那些敢于违反公务接待制度和作风建设规定的党员干部，要像“纠贪腐”和“治醉驾”一样，决不能姑息迁就，发现一起曝光一起，发现一个严惩一个。
（张立新摘自2013年1月24日《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桑林峰、张宝奇）
官员性丑闻的冲击将是深远的
重庆10名党政干部、国有企业负责人（9名厅局级，1名处级）因卷入不雅视频丑闻被免职，加上雷政富，一共11人。如此大规模官员性丑闻的集中爆发，大概是新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全世界也非常罕见。它对中国社会的综合性冲击将是深远的。
相当数量的官员境遇过于优越，权力大，缺少监督，隐形福利多，福泽亲友，等等，与社会中等人群的差距越拉越大，与底层就更不能比了。当反对社会不公的情绪通过互联网突然释放出来时，官员腐败很自然地成为舆论的突出打击目标，这不仅合理合法，而且形成从道德高地上瀑布般滔滔落下的力量。
清算腐败必将形成强大惯性，导致对官员管理制度的重大调整。社会实际上在以制度的方式以及群众性的方式坚决收回过去官员的各种“隐形福利”，虽然这不可能一日完成，但这个大方向已经确定无疑。
这个过程将充满激烈和戏剧性，不断有官员被揪住并拉出来“祭旗”。通过“杀鸡儆猴”一幕幕的震慑，官员行为规范的“虚线”将逐渐变成“实线”，并且整个仕途从此装满“摄像头”。
重庆落马的11名官员据说有几名“很精干”，在工作岗位“做出过成绩”。但这都不是他们被赦免的理由。社会不会在现阶段分辨其中的细节，社会要的是治理官员行为的总目标。
只有当官员的职业风险足够大，他们的谨慎度足够强，各种隐形福利被剥夺，腐败机会受到根本遏制，从而使从政为官的吸引力大幅下降，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通职业，考公务员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景也消失之后，社会才会把追求公平的主要打击目标从官员群体上移开。
未来一段时间将是中国官员们的“高危期”，不仅腐败将遭遇“严打”，道德失范行为也会对官员前途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后果。官员必须成为道德上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的人群，带动全社会道德规范的升级，这样的强烈要求事实上已经形成。
不合格的官员将被淘汰，做不到与时俱进的官员也将出局。真心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将受到尊重和肯定，逐渐脱颖而出。那些能及时调整、自我约束的官员也会“幸存”下来，在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大潮中保持他们的活跃，作出他们的贡献。
（张立新摘自2013年1月26日《环球时报》社论）
“官话”为什么难改
官话、套话为何禁而不绝？原因可能不外乎三种：一是形成了路径依赖，随口说出来；二是出于种种顾虑，不愿或不敢说真话、普通人的话；三是缺乏实地调查和独立思考，真话说不出来。无论哪一种，背后往往是官僚思维，是僵化作风与权力惰性。
要克服官员们习惯性的“官话”流俗，一方面有赖于个人的努力，就像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被舆论认为有个性的官员王旭明所言，“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但另一方面，关键在于改变“官话”背后那套对上不对下的官员选拔和任用制度。只有官场的生态环境改善了，官员们普遍对群众负责，国内政治生活中长期使用的这套过时的话语系统和规则，自然就没了市场。
中国式“官话”的泛滥，反映了老百姓选拔与监督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还十分有限，这不是喊几句就能改变，或者出现几个个性官员就能改正过来的，也不是对官员们加以培训就能做到的。它需要有个过程。但作为第一步，应该允许官员说错话，或者说真话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假如连这点儿都做不到，大家就只能讲大话、套话、空话和永远正确的废话。
总之，中国式官话表现为一套“重复的老话、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通用的套话、违心的假话”，它背后的根源，是干部选拔方式。不把干部选拔的权力交还百姓，官话、套话就不可能消除。
（朱艳秋摘自2013年1月19日《北京青年报》，作者邓聿文） 老领导当新会长也是一种权力变现
退下来的老领导担任协会、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的情况，眼见着是越来越普遍了。
鉴于权力在影响资源配置上的巨大作用，即便已经卸任，国内的退休官员也往往愿意继续出来做事。比如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沟通与协调社会关系，等等。特别是，由于长期在政府工作，退休官员往往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通过协会、研究会的渠道，继续发挥余热，并非不可理解。
事实上，很多时候，这种“正向激励”，也是促使很多老领导投身民间组织的动力所在。相当多的社会公益组织，借此获得资金支持，提升了知名度，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不过，任何事情都不会那么简单，退休官员纷纷变身会长，不排除其他方面的考虑。
其一，延续以往的权力感觉，继续习惯性地发号施令。很多官员长期的领导生涯一旦中止，很难适应平民的平淡生活，甚至还会出现生理上的不适应。因此，转到形形色色的协会、研究会去找平衡，“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尽管这些年来，很多官员口口声声说“能上能下”，可到头来，“能上”而“不能下”却成了官员群体最大的困扰，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其二，部分退休官员还可能利用这些民间组织实现个人不正当的利益，而且，因为协会的隐蔽性，也大大增加了灰色交易、利益输送的可能。此前，上海市土地学会会长殷国元、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陈士杰之所以被查，正是因为他们在许多地产项目中屡屡充当掮客并从中牟利。事实上，权力界限的相对模糊，利益群体的逐渐固化，都大大增加了此种权力期權化的可能。而权力期权化现象一旦蔓延，腐败将迅速滋生。
大批退休官员的强势介入，短期内或可推动民间组织的发展，但从长远看，这种政经纠缠不清的情形并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一方面，加剧了国内行业协会与生俱来的依附性，使其呈现出日益浓重的行政化面孔，也与“去政府化、去垄断化”的民间组织发展目标渐行渐远；另一方面，退休官员把持各种协会类民间组织，还会扭曲正常的市场准则，伤害平等的市场主体，从而产生不公平。
（朱艳秋摘自2013年1月16日《中国青年报》，作者胡印斌）
王岐山为什么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因新任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推荐，原本“圈子内”知名的小册子《旧制度与大革命》倏然燃起“明火”，成为2012年末最“时髦”的严肃读物，它的作者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也被更多人关注和解读。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阐述了一个“悖论”，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他这样解释道：“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托克维尔还进一步解释了“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他说：“一个民族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政府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18世纪末的法国，20世纪初的清王朝，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苏联似乎都雄辩地证明了托克维尔“悖论”的精准和正确。
托克维尔“悖论”就像改革者的“魔咒”，既躲不开，又逃不掉。革命与改革有着不解之缘。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大革命时期，“法国的贵族们和理论家们对人类有着深深的爱，但是对具体的人却很不耐烦”。“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都对农民不感兴趣，农民被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最终使他们成为法国大革命的主力。现时有关“改革”的呼声不可谓不高，动力和压力也不可谓不强，但是如果“叶公好龙”似的爱改革的抽象概念而不喜具体的改革行动，就难免陷入历史旋涡。
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时，托克维尔曾忧心忡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然而，他可能意想不到，150年后的中国上至政治和知识精英，下至普罗大众都在精研他的著作，期冀从200多年前那场暴风骤雨似的大革命中吸取教训，从一本200多页的小书中得到重要的启示。
（郭建民摘自《小康》2013年第1期，作者佟胜良）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法国大革命的到来？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
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政治权利后，仍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地位，并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对人民漠不关心，而且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他们的封闭利益，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当今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出路在哪里？答案是深化改革。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因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8世纪末，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法国贵族还想像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当前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对官员的腐败、特权更难以容忍，对影响到自身直接利益的行为更勇于表达观点，甚至是据理抗争。这都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模式。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使下情上达，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说到底，也就是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郭建民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月18日，作者张广昭，原题《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全球酝酿新货币战争
继日本央行1月22日宣布采取迄今为止最激进的量化宽松措施后，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随后在演讲中表示，2012年英国第四季度的GDP增幅“远不及”三季度，暗示必要时应采用更多量化宽松措施，对经济进行刺激。这令人们不得不担心，所谓“货币战争”将以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增加流动性的形式泛滥。
在日本央行表态之前，美联储早在去年9月，就已宣布继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之后，推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新一轮资产购买计划，向市场释放出大量流动性。而欧洲央行也在去年宣布，将实施名为“货币直接交易”的债券购买计划。根据该计划，欧洲央行将购买无上限的冲销式债券以稳定市场。
对于各国央行纷纷宣布祭起量化宽松大旗，一些人认为这未必是坏事。如英国《金融时报》就一再刊出社评认为，日本央行的做法还不够，还“过于保守”，因为仍死抱着通胀调控指标不放，并且“步子仍不够大”。而法国“财经网”则撰文指出，既然欧元区此前开出的以加强紧缩来降低赤字，从而为经济纾困的做法“此路不通”，那么就只能改弦更张，转而紧跟其他经济体的做法实施量化宽松。即将就任英国央行行长的前加拿大央行行长马克·卡尼也表示，如果英国经济一直不见实质性起色，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放弃通胀调控目标，实行进一步的量化宽松措施。还有一些国家认为，在美、日、英等大经济体纷纷增加流动性的情况下，它们除了亦步亦趋别无选择。2010年当美国推行QE2时，巴西财长曼特加率先正式使用了“货币战争”一词，但如今就连巴西也讨论是否进一步降息。
但反对的意见也不少。路透社报道称，德国央行行长魏特曼就表示，世界各国央行独立性正在被削弱，这可能导致一轮竞争性汇率贬值。美联储是本轮QE的策源地，但即便在美联储内，也有如里奇蒙德联储主席拉克尔等保守派认为美联储的刺激措施将触发严重通胀，费城联储主席普罗索也表示，“上不封顶”的资产购买利少弊多、代价沉重，等出了问题再检讨，后悔就来不及了，他认为价格稳定而非金融稳定才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目标。甚至宣布量化宽松的默文·金本人都表示，量化宽松不是万能的，并呼吁政府多承担责任，不能把经济复苏的担子一味推给央行和货币政策。
新银行大中华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微博）近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货币战争”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了，标志是美国搞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今日本肆无忌惮地开启印钞机走量化宽松之路，更是加剧了全球“货币战争”的硝烟。这会给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管理带来压力，新一轮的经济资产泡沫会在新兴市场开始。美国国防部特聘首席高级金融与风险管理顾问理查德·理查兹近日也对《环球时报》表示，美国滥发美元的做法是难以持续的，也难以促进经济实质性的增长。他提醒，外汇储备不断强大的中国，不能做黄金上的“侏儒”。中国需要对全球货币问题保持足够的重视，因为美国已经把这个问题当作重大的经济与金融安全问题对待，美国国防部甚至在2009年就未雨绸缪，做了应对货币战争的“模拟实战”演习。
（彭澜摘自2013年1月24日《环球时报》，作者纪双城、陶短房、魏莱）
最穷的女王
梁晓声
她曾是当代最年轻漂亮的女王，也是世界上最普通的女王，还是最穷的女王。
她的王宫是清水衙门，是丹麦节约水电的模范“单位”。在王宫开支特别拮据的时期，女王翻译文学作品，以稿费补贴日常费用。但她却从没要求政府增加王宫的年金。因为她从不拿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别国的君王或元首们比，她总是拿自己的生活水平和本国的普通百姓相比。她虽身为女王，从没将丹麦人叫作“子民”。谈到丹麦人，她一向发自内心地说“我的公民们”。
她多才多艺，是名副其实的翻译家、考古学家、刺绣家、服装设计师，还是桥牌高手和芭蕾舞爱好者。
她敬业乐业，认真从事“女王”这一工作——她自己的话。
每周三，她准时接见对国家有诉求的一切丹麦人，如同中国的一位有使命感的“人大代表”。
在1972年至1984年间，任何一名到丹麦去的外国旅人，如果预先见过女王的照片，那么都有可能在哥本哈根的某一条街上，认出从容不迫地骑着一辆普通自行车的女王。那是她去上班，或者下班。倘若自行车前筐里有西红柿、马铃薯，那么便是女王从集市上买菜回来的。西红柿和马铃薯是女王所爱吃的……
她是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彭澜摘自《中外文摘》2012年第16期）
“伪周期”与机遇
中国经济增长触底回升，已经成为共识。不少市场人士认为，经济的持续改善已上正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伪周期，是前一个周期的延续，而非新的周期的开始。以笔者的观察，民间的经济活动并没有随着GDP的反弹而全面回暖，目前的复苏基础狭窄，基本上靠地方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
对于地方政府的基建活动，笔者认为新一届政府的思路，与即将离任的政府有明显不同。基建不再被看作增长的加速器，也不会再拉出2009年那种V型反弹；下一届政府将基建当成增长的稳定器，如果增长跌向7%，基建的油门就被踩下去，当增长趋向8%，踩油门的脚就会放下。换言之，在依然不强的民间经济活动之上，政府通过基建另添上了一层缓冲层，所以8%的增长不难达到，但是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增长也未必持續加速。
中国经济今天的核心问题，是民间投资的消失，其背后乃是结构性的困扰。民营资本的擅场制造业，在许多领域已变得无利可图。工资的暴涨、产能的过剩，严重损耗着制造业中国的基盘，资本选择不再参与情有可原，但是由此带出的投资难问题已经到了不能视而不见的地步了。
政府对此的对策是增加公共开支。当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达到银行都不愿意借钱的时候，信托基金应运而生，接下来是金融创新、地方债券，影子银行支撑起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支撑起迅速反弹的基建工程，支撑起GDP增长。
然而，货币政策扩张无法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难题，财政扩张亦非民营投资的替代。反周期的货币扩张、财政扩张，对稳定增长有暂时性的效果，但是永远无法造就可持续的经济上升，无法造就有机的经济活力。
笔者以为，直至民间投资重现，中国经济并没有进入一个新的周期。目前所见，不过是前一个周期的延续，一个靠政策垫出来的增长反弹。
（赵哲摘自2013年2月6日《金融时报》，作者陶冬）
小型微型企业和小型微利企业的区别与联系
目前在我国，“小微企业”主要有两种概念：“小型微型企业”和“小型微利企业”，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的认定是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确定各行业划型标准并据此将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和微型三种。“小型微利企业”是由企业所得税制度规定的，最早出现在1994年，正式明确提出则是在2007年的所得税法中。从两者的认定上看，“小型微利企业”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型企业”，不仅存在资产总额、从业人员的限制，还存在行业限制、年应纳税所得、所得税的征收方式、居民企业与非居民企业等方面的制约。二者存在着冲突与交叉。“小型微型企业”只有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的条件，才能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总的来说，“小型微利企业”的范围要小于“小型微型企业”。“小型微型企业”和“小型微利企业”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使得“小微企业”可以根据政府的政策和该企业的具体情况，在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优惠政策，还是采取核定征收，或者缴纳个人所得税之间进行选择，这同时也要求政府在制定上述相关税收政策和制度时应充分协调。
（赵哲摘自2012年第5期《经济与管理评论》，原文标题为《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作者安体富、杨金亮）
我们有“舌尖上的中国”，但背后也有“舌尖上的浪费”。
央视曾报道，中国餐饮业每年要倒掉约两亿人一年的口粮。另据报道，中国农业大学专家课题组曾对大、中、小三类城市共2700桌不同规模餐桌中剩余饭菜的蛋白质、脂肪等进行分析，保守推算，我国2007年至2008年仅餐饮浪费食物中蛋白质就达800万吨，相当于2.6亿人一年所需；浪费脂肪300万吨，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这种“舌尖上的浪費”触目惊心，令人痛心。
“舌尖上的浪费”有民间的，更有公务接待的。从国人的习惯看，“上行下效”的作用极大。如果公款吃喝风刹住了，民间的吃喝浪费自然就会熄火。而如果前者闸门关不上，后者也很难根治。因此，遏制吃喝浪费之风，党政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应走在前列。
“文明益进，则奢侈益刹。”当前，只有把纠吃喝、刹浪费放在抓党风政风的高度来认识，真正纳入到整顿党风政风的体系中来解决，才能有效遏制。
如何才能刹住官场吃喝之风、浪费之风？
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总书记在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党员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大兴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之风，坚决对铺张浪费说“不”。新年伊始，很多地方的会议餐坚持“四菜一汤”，且不上烟酒，就是很好的表率。
把制度建设作为根本保证。公开透明是一切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的克星，建立“阳光”公务消费，清查和审计制度不失为一种优质“防腐剂”。在这一点上，温州市的“最细公务招待”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每人每餐不超60元，陪餐人数不得超过客人数，不准上高档菜等，施行半年接待费便下降四成。陕西的乡镇廉政灶，也取得了很好的廉政效果。
充分发挥群众和媒体的监督作用。对那些敢于违反公务接待制度和作风建设规定的党员干部，要像“纠贪腐”和“治醉驾”一样，决不能姑息迁就，发现一起曝光一起，发现一个严惩一个。
（张立新摘自2013年1月24日《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桑林峰、张宝奇）
官员性丑闻的冲击将是深远的
重庆10名党政干部、国有企业负责人（9名厅局级，1名处级）因卷入不雅视频丑闻被免职，加上雷政富，一共11人。如此大规模官员性丑闻的集中爆发，大概是新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全世界也非常罕见。它对中国社会的综合性冲击将是深远的。
相当数量的官员境遇过于优越，权力大，缺少监督，隐形福利多，福泽亲友，等等，与社会中等人群的差距越拉越大，与底层就更不能比了。当反对社会不公的情绪通过互联网突然释放出来时，官员腐败很自然地成为舆论的突出打击目标，这不仅合理合法，而且形成从道德高地上瀑布般滔滔落下的力量。
清算腐败必将形成强大惯性，导致对官员管理制度的重大调整。社会实际上在以制度的方式以及群众性的方式坚决收回过去官员的各种“隐形福利”，虽然这不可能一日完成，但这个大方向已经确定无疑。
这个过程将充满激烈和戏剧性，不断有官员被揪住并拉出来“祭旗”。通过“杀鸡儆猴”一幕幕的震慑，官员行为规范的“虚线”将逐渐变成“实线”，并且整个仕途从此装满“摄像头”。
重庆落马的11名官员据说有几名“很精干”，在工作岗位“做出过成绩”。但这都不是他们被赦免的理由。社会不会在现阶段分辨其中的细节，社会要的是治理官员行为的总目标。
只有当官员的职业风险足够大，他们的谨慎度足够强，各种隐形福利被剥夺，腐败机会受到根本遏制，从而使从政为官的吸引力大幅下降，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通职业，考公务员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景也消失之后，社会才会把追求公平的主要打击目标从官员群体上移开。
未来一段时间将是中国官员们的“高危期”，不仅腐败将遭遇“严打”，道德失范行为也会对官员前途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后果。官员必须成为道德上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的人群，带动全社会道德规范的升级，这样的强烈要求事实上已经形成。
不合格的官员将被淘汰，做不到与时俱进的官员也将出局。真心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将受到尊重和肯定，逐渐脱颖而出。那些能及时调整、自我约束的官员也会“幸存”下来，在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大潮中保持他们的活跃，作出他们的贡献。
（张立新摘自2013年1月26日《环球时报》社论）
“官话”为什么难改
官话、套话为何禁而不绝？原因可能不外乎三种：一是形成了路径依赖，随口说出来；二是出于种种顾虑，不愿或不敢说真话、普通人的话；三是缺乏实地调查和独立思考，真话说不出来。无论哪一种，背后往往是官僚思维，是僵化作风与权力惰性。
要克服官员们习惯性的“官话”流俗，一方面有赖于个人的努力，就像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被舆论认为有个性的官员王旭明所言，“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但另一方面，关键在于改变“官话”背后那套对上不对下的官员选拔和任用制度。只有官场的生态环境改善了，官员们普遍对群众负责，国内政治生活中长期使用的这套过时的话语系统和规则，自然就没了市场。
中国式“官话”的泛滥，反映了老百姓选拔与监督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还十分有限，这不是喊几句就能改变，或者出现几个个性官员就能改正过来的，也不是对官员们加以培训就能做到的。它需要有个过程。但作为第一步，应该允许官员说错话，或者说真话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假如连这点儿都做不到，大家就只能讲大话、套话、空话和永远正确的废话。
总之，中国式官话表现为一套“重复的老话、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通用的套话、违心的假话”，它背后的根源，是干部选拔方式。不把干部选拔的权力交还百姓，官话、套话就不可能消除。
（朱艳秋摘自2013年1月19日《北京青年报》，作者邓聿文） 老领导当新会长也是一种权力变现
退下来的老领导担任协会、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的情况，眼见着是越来越普遍了。
鉴于权力在影响资源配置上的巨大作用，即便已经卸任，国内的退休官员也往往愿意继续出来做事。比如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沟通与协调社会关系，等等。特别是，由于长期在政府工作，退休官员往往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通过协会、研究会的渠道，继续发挥余热，并非不可理解。
事实上，很多时候，这种“正向激励”，也是促使很多老领导投身民间组织的动力所在。相当多的社会公益组织，借此获得资金支持，提升了知名度，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不过，任何事情都不会那么简单，退休官员纷纷变身会长，不排除其他方面的考虑。
其一，延续以往的权力感觉，继续习惯性地发号施令。很多官员长期的领导生涯一旦中止，很难适应平民的平淡生活，甚至还会出现生理上的不适应。因此，转到形形色色的协会、研究会去找平衡，“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尽管这些年来，很多官员口口声声说“能上能下”，可到头来，“能上”而“不能下”却成了官员群体最大的困扰，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其二，部分退休官员还可能利用这些民间组织实现个人不正当的利益，而且，因为协会的隐蔽性，也大大增加了灰色交易、利益输送的可能。此前，上海市土地学会会长殷国元、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陈士杰之所以被查，正是因为他们在许多地产项目中屡屡充当掮客并从中牟利。事实上，权力界限的相对模糊，利益群体的逐渐固化，都大大增加了此种权力期權化的可能。而权力期权化现象一旦蔓延，腐败将迅速滋生。
大批退休官员的强势介入，短期内或可推动民间组织的发展，但从长远看，这种政经纠缠不清的情形并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一方面，加剧了国内行业协会与生俱来的依附性，使其呈现出日益浓重的行政化面孔，也与“去政府化、去垄断化”的民间组织发展目标渐行渐远；另一方面，退休官员把持各种协会类民间组织，还会扭曲正常的市场准则，伤害平等的市场主体，从而产生不公平。
（朱艳秋摘自2013年1月16日《中国青年报》，作者胡印斌）
王岐山为什么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因新任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推荐，原本“圈子内”知名的小册子《旧制度与大革命》倏然燃起“明火”，成为2012年末最“时髦”的严肃读物，它的作者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也被更多人关注和解读。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阐述了一个“悖论”，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他这样解释道：“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托克维尔还进一步解释了“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他说：“一个民族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政府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18世纪末的法国，20世纪初的清王朝，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苏联似乎都雄辩地证明了托克维尔“悖论”的精准和正确。
托克维尔“悖论”就像改革者的“魔咒”，既躲不开，又逃不掉。革命与改革有着不解之缘。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大革命时期，“法国的贵族们和理论家们对人类有着深深的爱，但是对具体的人却很不耐烦”。“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都对农民不感兴趣，农民被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最终使他们成为法国大革命的主力。现时有关“改革”的呼声不可谓不高，动力和压力也不可谓不强，但是如果“叶公好龙”似的爱改革的抽象概念而不喜具体的改革行动，就难免陷入历史旋涡。
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时，托克维尔曾忧心忡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然而，他可能意想不到，150年后的中国上至政治和知识精英，下至普罗大众都在精研他的著作，期冀从200多年前那场暴风骤雨似的大革命中吸取教训，从一本200多页的小书中得到重要的启示。
（郭建民摘自《小康》2013年第1期，作者佟胜良）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法国大革命的到来？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
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政治权利后，仍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地位，并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对人民漠不关心，而且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他们的封闭利益，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当今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出路在哪里？答案是深化改革。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因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8世纪末，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法国贵族还想像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当前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对官员的腐败、特权更难以容忍，对影响到自身直接利益的行为更勇于表达观点，甚至是据理抗争。这都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模式。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使下情上达，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说到底，也就是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郭建民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月18日，作者张广昭，原题《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全球酝酿新货币战争
继日本央行1月22日宣布采取迄今为止最激进的量化宽松措施后，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随后在演讲中表示，2012年英国第四季度的GDP增幅“远不及”三季度，暗示必要时应采用更多量化宽松措施，对经济进行刺激。这令人们不得不担心，所谓“货币战争”将以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增加流动性的形式泛滥。
在日本央行表态之前，美联储早在去年9月，就已宣布继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之后，推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新一轮资产购买计划，向市场释放出大量流动性。而欧洲央行也在去年宣布，将实施名为“货币直接交易”的债券购买计划。根据该计划，欧洲央行将购买无上限的冲销式债券以稳定市场。
对于各国央行纷纷宣布祭起量化宽松大旗，一些人认为这未必是坏事。如英国《金融时报》就一再刊出社评认为，日本央行的做法还不够，还“过于保守”，因为仍死抱着通胀调控指标不放，并且“步子仍不够大”。而法国“财经网”则撰文指出，既然欧元区此前开出的以加强紧缩来降低赤字，从而为经济纾困的做法“此路不通”，那么就只能改弦更张，转而紧跟其他经济体的做法实施量化宽松。即将就任英国央行行长的前加拿大央行行长马克·卡尼也表示，如果英国经济一直不见实质性起色，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放弃通胀调控目标，实行进一步的量化宽松措施。还有一些国家认为，在美、日、英等大经济体纷纷增加流动性的情况下，它们除了亦步亦趋别无选择。2010年当美国推行QE2时，巴西财长曼特加率先正式使用了“货币战争”一词，但如今就连巴西也讨论是否进一步降息。
但反对的意见也不少。路透社报道称，德国央行行长魏特曼就表示，世界各国央行独立性正在被削弱，这可能导致一轮竞争性汇率贬值。美联储是本轮QE的策源地，但即便在美联储内，也有如里奇蒙德联储主席拉克尔等保守派认为美联储的刺激措施将触发严重通胀，费城联储主席普罗索也表示，“上不封顶”的资产购买利少弊多、代价沉重，等出了问题再检讨，后悔就来不及了，他认为价格稳定而非金融稳定才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目标。甚至宣布量化宽松的默文·金本人都表示，量化宽松不是万能的，并呼吁政府多承担责任，不能把经济复苏的担子一味推给央行和货币政策。
新银行大中华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微博）近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货币战争”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了，标志是美国搞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今日本肆无忌惮地开启印钞机走量化宽松之路，更是加剧了全球“货币战争”的硝烟。这会给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管理带来压力，新一轮的经济资产泡沫会在新兴市场开始。美国国防部特聘首席高级金融与风险管理顾问理查德·理查兹近日也对《环球时报》表示，美国滥发美元的做法是难以持续的，也难以促进经济实质性的增长。他提醒，外汇储备不断强大的中国，不能做黄金上的“侏儒”。中国需要对全球货币问题保持足够的重视，因为美国已经把这个问题当作重大的经济与金融安全问题对待，美国国防部甚至在2009年就未雨绸缪，做了应对货币战争的“模拟实战”演习。
（彭澜摘自2013年1月24日《环球时报》，作者纪双城、陶短房、魏莱）
最穷的女王
梁晓声
她曾是当代最年轻漂亮的女王，也是世界上最普通的女王，还是最穷的女王。
她的王宫是清水衙门，是丹麦节约水电的模范“单位”。在王宫开支特别拮据的时期，女王翻译文学作品，以稿费补贴日常费用。但她却从没要求政府增加王宫的年金。因为她从不拿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别国的君王或元首们比，她总是拿自己的生活水平和本国的普通百姓相比。她虽身为女王，从没将丹麦人叫作“子民”。谈到丹麦人，她一向发自内心地说“我的公民们”。
她多才多艺，是名副其实的翻译家、考古学家、刺绣家、服装设计师，还是桥牌高手和芭蕾舞爱好者。
她敬业乐业，认真从事“女王”这一工作——她自己的话。
每周三，她准时接见对国家有诉求的一切丹麦人，如同中国的一位有使命感的“人大代表”。
在1972年至1984年间，任何一名到丹麦去的外国旅人，如果预先见过女王的照片，那么都有可能在哥本哈根的某一条街上，认出从容不迫地骑着一辆普通自行车的女王。那是她去上班，或者下班。倘若自行车前筐里有西红柿、马铃薯，那么便是女王从集市上买菜回来的。西红柿和马铃薯是女王所爱吃的……
她是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彭澜摘自《中外文摘》2012年第16期）
“伪周期”与机遇
中国经济增长触底回升，已经成为共识。不少市场人士认为，经济的持续改善已上正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伪周期，是前一个周期的延续，而非新的周期的开始。以笔者的观察，民间的经济活动并没有随着GDP的反弹而全面回暖，目前的复苏基础狭窄，基本上靠地方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
对于地方政府的基建活动，笔者认为新一届政府的思路，与即将离任的政府有明显不同。基建不再被看作增长的加速器，也不会再拉出2009年那种V型反弹；下一届政府将基建当成增长的稳定器，如果增长跌向7%，基建的油门就被踩下去，当增长趋向8%，踩油门的脚就会放下。换言之，在依然不强的民间经济活动之上，政府通过基建另添上了一层缓冲层，所以8%的增长不难达到，但是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增长也未必持續加速。
中国经济今天的核心问题，是民间投资的消失，其背后乃是结构性的困扰。民营资本的擅场制造业，在许多领域已变得无利可图。工资的暴涨、产能的过剩，严重损耗着制造业中国的基盘，资本选择不再参与情有可原，但是由此带出的投资难问题已经到了不能视而不见的地步了。
政府对此的对策是增加公共开支。当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达到银行都不愿意借钱的时候，信托基金应运而生，接下来是金融创新、地方债券，影子银行支撑起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支撑起迅速反弹的基建工程，支撑起GDP增长。
然而，货币政策扩张无法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难题，财政扩张亦非民营投资的替代。反周期的货币扩张、财政扩张，对稳定增长有暂时性的效果，但是永远无法造就可持续的经济上升，无法造就有机的经济活力。
笔者以为，直至民间投资重现，中国经济并没有进入一个新的周期。目前所见，不过是前一个周期的延续，一个靠政策垫出来的增长反弹。
（赵哲摘自2013年2月6日《金融时报》，作者陶冬）
小型微型企业和小型微利企业的区别与联系
目前在我国，“小微企业”主要有两种概念：“小型微型企业”和“小型微利企业”，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的认定是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确定各行业划型标准并据此将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和微型三种。“小型微利企业”是由企业所得税制度规定的，最早出现在1994年，正式明确提出则是在2007年的所得税法中。从两者的认定上看，“小型微利企业”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型企业”，不仅存在资产总额、从业人员的限制，还存在行业限制、年应纳税所得、所得税的征收方式、居民企业与非居民企业等方面的制约。二者存在着冲突与交叉。“小型微型企业”只有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的条件，才能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总的来说，“小型微利企业”的范围要小于“小型微型企业”。“小型微型企业”和“小型微利企业”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使得“小微企业”可以根据政府的政策和该企业的具体情况，在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优惠政策，还是采取核定征收，或者缴纳个人所得税之间进行选择，这同时也要求政府在制定上述相关税收政策和制度时应充分协调。
（赵哲摘自2012年第5期《经济与管理评论》，原文标题为《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作者安体富、杨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