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影《等郎妹》（2007/郑华导演）是由曾在第七届中国戏剧节获奖的同名山歌剧改编而成。影片从女性视角出发，反映封建社会宗法、男权制度，真实地记录了梅州客家大围屋生活、走南洋、等郎妹等特殊风俗现象。发出了“等郎妹”这特殊的女性群体在历史语境、文化语境中应有的声音，展示了一个民族的习俗、生存状态和文化心理。
　　语言民俗，指通过口语约定俗成、集体传承的信息交流系统。它包括两大部分：民俗语言和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指由人民集体创造和流传的口头文学，主要有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说唱等形式。本文主要涉及的是民间文学中的歌谣部分。
　　世界各国的民俗学人，历来都十分重视语言民俗的研究，认为它不仅是人类生活交际的工具，更是许多文化事象——特别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一、《等郎妹》中山歌与童谣的运用
　　在客家传统艺文中，最富有特色的是山歌与童谣。
　　客家山歌源远流长，“它既保留了客家祖居地中原的文化神韵，又有华南文化的异彩。”（《客家研究论文选》，丘克辉、何锡全主编，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客家文化研究中心出版1994年版，261页）这种“来自民间，歌唱俚调，宛如楚水巴山的竹枝词、柳枝词”的山歌“是客家文化的代表，是传统民族音乐中的一块瑰玉”。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千百年来通过生产、生活的感受，抒发出来的喜怒哀乐的心声；而童谣则是孩子们的诗，它既反映客家地区的风土人情，又是客家人代代相传教育儿孙的乡土教材。电影《等郎妹》对客家山歌与童谣的运用贯彻整部影片的头尾。根据笔者统计，共有十二处之多，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中可见，电影《等郎妹》中反复地使用了山歌《十八娇娘三岁郎》和童谣《月光光》这两首在梅州客家地区耳熟能详的歌谣。导演恰到好处地把影片中的人物命运、情感与传统歌谣结合，赋予了电影独特的气质。
　　总的来说，本片对客家山歌与童谣的运用体现了两种优势：一种是地理上的，《等郎妹》中选取的客家歌谣宁静、苍凉。仿佛把人带到异乡，有一种可贵的异质性；一种是文化层面的，现代人生命的激情、灵魂被压抑，被边缘化，从人类学的角度上来说，《等郎妹》中的歌谣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一字一句像下雨一样，滴滴答答敲在观众的心上，引人思考。
　　二、《等郎妹》中山歌的民俗性
　　首先，客家山歌是客家先民在自己独特的生产环境中创造的艺术，它所表现的艺术内容来自于客家人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因此，跟客家社会的生产生活内容紧紧相连，而表现的艺术手法，也必然受到其生产生活条件的影响和限制。
　　《等郎妹》的故事发生在广东梅州地区，远离繁华的中原地区，地处边缘山区；客家民居建筑以围龙屋数量最多，相对其它民居来说，更像一个个独立的与世隔绝的小世界。一方面，使客家人与外界社会相对隔离，创造的艺术具有浓重的“俗”气；同时，也避免了外界“繁杂”（包括高尚的和低下颓废的）的艺术渗透和污染。因而，这种 “俗”艺术的内容比较纯真，表现手法大多采用白描或浅白、直接的比喻。
　　润月和思焕成亲当晚，面对情窦未开的思焕，润月只能以猜谜的方式“引诱”丈夫上床，唱了四句：“什么晓暗又晓光？什么晓下又晓上？什么晓软又晓硬？什么晓短又晓长？”谜面虽然有些“下流”，但谜底是生活中常见的物品，放在这特定的戏剧情景中是恰到好处，丝毫不至于让观众产生淫秽的浮想，只有会心一笑地惊叹人物的智慧。《等郎妹》山歌里的“俗”，俗里洋溢着生命的激情，俗里蕴含着客家人的生存智慧，俗里透着泥土的芳香和人的野性，俗中呈现了客家人的生存状态和道德准绳。
　　其次，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由于所处的时代和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经济地位低下，经济发展落后，形成了客家独有的“女耕男工商”的现象。而男子长期在外，如《等郎妹》中思焕的远走南洋，给“等郎妹”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摧残，碍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可供她们发泄、投诉的渠道又少得可怜，她们内心的痛楚更多的借助于天地、到自然中去宣泄。
　　“十八娇娘三岁郎，半夜想起呀，痛心肠；等到郎大，妹已老；等到花开，叶又黄”，山歌便成了一代代“等郎妹”倾诉相思与痛苦、寻求幸福与快乐的最直接、最便当的途径。
　　结语
　　民俗文化是一片沃土， 根基深厚而又生机勃勃， 它为电影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天地。《等郎妹》是一个运用民俗元素策略成功的案例。影片巧妙的利用语言民俗中的山歌与童谣，将民俗所象征的传统、集体、权威、秩序、重复， 与现代、个人、卑微、出轨、创新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冲突，深刻体现了本真自然客观冷静的生命存在和民俗文化，在21世纪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电影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