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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纪录片的发展历程来看，人文纪实传统是它不断发展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电视节目和纪录片的拍摄有很多迥异的操作模式，但与当年展开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知识分子一样，许多媒体从业者怀揣着一份对人文精神的坚守，它不是市场化过程中能够内生出的价值取向，也不具备制度保证，因此只能零散存在于主持人或编导的个人风格以及具有人文传统的个别栏目中，他们的宝贵在于让我们看到了纪录片的人文纪实传统与电视栏目实践结合的可能性。
[关键词] 纪录片史 电视新闻访谈节目 人文精神 《面对面》 《看见》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3.06.033
人物访谈节目是电视栏目中最常见的一种节目类型，大多是在演播室或者一个固定空间里的展开，如《鲁豫有约》、《名人面对面》等，但也有一些访谈节目打破固定空间限制，走到被访者实际生活的环境中，将大量纪实拍摄的手法运用到访谈节目的制作过程中，这些创作者往往有着纪录片拍摄的经验，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来展现人物性格特征。纪录片和电视栏目的结合除了专门的播出纪录片的栏目之外，对于人物访谈节目这样常态的电视节目可以有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从纪录片史的角度入手分析，梳理纪录片的人文传统的发展脉络，并结合柴静在《面对面》和《看见》制作的一些访谈节目案例，讨论纪录片的人文纪实传统对电视人物访谈节目的影响。
（一）中国纪录片的人文遗产
上世纪80年代电视纪录片突破了宣教作品一统天下的思维理念，渐渐回归到它作为文化产品的本原，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人的意识开始觉醒，有学者把1978年开始到1992年称为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人文化纪录片时期[1]。“这一时期尽管出现在电视纪录片中的一个个人还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更像是集体的人性化的符号，但是已经和前一个时期的虚幻的英雄全然不同。同样，即使是对民族精神象征的山河的关照，也赋予了人文的色彩。”[2]“八十年代专题片的繁荣，既和当时知识精英的文化寻根热有很大的关系，也是新的改革时代的国家动员的需要，这导致了一大批以《话说长江》为代表的大型系列专题片的出现，祖国的大好河山风土人情成为重新审视和建构新的中国认同和中国意义的资源”[3]。这场文化寻根始于对母亲河的赞美，止于八十年代末对另一条古老河流作为中华文明衰落象征的悲悼，《河殇》让观众第一次意识到了纪录片与社会现实可产生如此密切的关照和激烈的互动。
弥漫了整个80年代的知识分子文化热并没有随着八十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熄灭，只是经过了1989年之后的徘徊，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国全面迎来了市场化改革，“由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并投身其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上支持并鼓励了自由平等的意识发展，在经济上则开始消解传统的计划体制。……接踵而来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满足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想象，反而以其浓郁的商业性和消费性倾向再次推翻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4]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寻找失落的人文传统。
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和1993年《东方时空》的诞生究竟有着怎样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不可确知，但“思想文化界的这场讨论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当代某种新的文化背景和电视话语资源，也从立场、态度、主体意识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浸染、影响着他们所从事的电视文化活动。”[5]其主创人员对于《东方时空》和人文精神关系的描述也是不吝赞美，称“在某种意义上，《东方时空》自开播后就洋溢着的对普通个体的尊重和关怀成为了中国电视栏目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起源。”[6]《东方时空》中就诞生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间》，“为普通百姓画像、立传、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挖掘、揭示平凡的人内在的精神价值。”[7]虽然从节目整体策划考虑将《生活空间》定位为生活服务类栏目，但制片人陈虻说他一开始就“希望把这个栏目办成一个‘能够提高人们人文教养水平’的栏目”，因为他觉得“中国在今天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很多旧的东西都给打碎了，就像崔健在歌里唱的，是‘一无所有’——说中国人缺这缺那，我看最缺的是一种人文的重塑，这种精神上的需求要比你教给他一些养鱼养花什么的更迫切得多。”[8]
《生活空间》尽管是镶嵌在新闻节目的框架之中，但它却更像是一个被限制了时间段的纪录片栏目。在制作上尽量突破新闻节目那种以“结果”的空间横断面为记录对象的观念，不做预设，观察记录，尽量叙述事件和人物命运的变化过程。因而，当我们观看其中那些优秀之作时，不仅会被事实所吸引，也会被其中所包含的情思所感染，而这种感染力来自于这些节目的纪实的风格和真切的人文关怀。对原生态的还原成为这些作品的艺术基础，如在叙事上淡化人物命运的传奇性和因果逻辑性，放弃了将人生困境化做“冲突—解决”的戏剧性模式，不愿意为人生画上一个臆想的完整句号；尽量采用现场记录的素材，排除人为性和表演性；主要采用一种旁观者视点，注意还原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和无序性；大量采用广角和长焦，并利用长镜头展示场面和情景，以接近真实的生活时空感等，这一时期以《生活空间》、《纪录片编辑室》等一批经典的电视纪录片栏目为代表确立下的纪录风格和人文理念对其后的纪录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人文纪实传统在电视新闻访谈节目中的应用
纪实的本质是理解，是对人的尊重，是以对象为本体的记录。即便我们可以“反省”、甚至批判我们所记录的对象，但我们不能用我们认为应该如此的方式来构造对象。陈虻曾经总结纪实性节目创作的灵魂：“不要在生活中寻找你要的东西，而是努力判断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9]《生活空间》的方法就是尊重生活，不做简单化的、结论化的结果，这种呈现观察式纪录片的操作方式也适合正常新闻环境下记者的采访模式，所有的结论和价值评判，都来源于你自己的观察，你的发现，而不是被宣传意识所控制的那种所谓采访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在《生活空间》之后，这种饱含人文精神的纪实精神落地开花，不仅在大量纪录片中得到应用，在一些优秀的新闻节目中也得到了广泛深入的采纳。 以受陈虻影响颇大的柴静为例，她的节目中常常把这种纪实精神带到新闻访谈中，拓展了面对面专访的表现形式及表现深度，柴静曾在《面对面》以及现在的《看见》制作了大量这样的纪实访谈，突破访谈节目原本的局限在演播室或是一个专访地点的主持人和嘉宾的一对一采访的原始形式，柴静把采访带出了演播室，带到了嘉宾生活的环境中，借鉴纪录片的纪实方式，在采访对象熟悉的环境中展开访谈，有时也会通过走访更多与被访者长期接触的人提供理解人物更丰厚的背景。
技术层面有跟拍、同期声、长镜头等等突出纪实感的形式，但“形式的意义，恰恰不是形式本身，而是为了打开不同的话语叙述的可能性。”[10]打开理解现实、理解人物的新路径，真实的生活总是有会提供更多新的可能性，当然纪实手法不等于真实，“‘客观真实’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真实必然与价值和立场不可分割，‘真实’其实是一个权力话语。”[11]它可以用来蒙蔽，同样也可以成为人文精神的价值立场的展示，决定于你的立场，是站在政府的立场，站在抽空了历史与政治的普世价值立场（有学者批判这为迎合市场需求的商业主义立场[12]）还是站在朋友和亲人的立场去关注[13]，这最后一种立场被原《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视作在人文关怀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操作方式。
柴静采访过一个在中国种树的日本人大龙隆司，他是日本民间环保组织“绿色网络”创始人之一，中国区负责人。在已经严重荒漠化的内蒙草原种树，不是用“理想”、“坚守”、“保护环境”这样几个虚幻的词就能概括的，如果抱着号召更多人像大龙学习义务植树的目的来做，这样的词必定会成为着力塑造的重要品质。但柴静的这期节目意不在此，它没想把大龙神圣化，没必要刻意表现泪与汗来谱写一篇英雄的苦难史，它更像柴静在将一个她朋友的故事心平气和地讲给你听。这个朋友和我们大多数人有些不一样，“他不喜欢‘戴着领带，对别人说哈依的生活’”[14]，试着去理解他的人生选择挺有趣。她和大龙一起去看他十年前种下的树，听他讲种树这体力活儿的快乐，他们坐在雪过新晴的草地上聊也许有一天大龙会离开这个地方，他希望当地人怎么和他们的后代讲这个日本人在这儿种树的故事，大龙开着车带他们去看他们刚在沙漠中种下的树，途中偶然碰上了一群羊，大龙就和他们讲各种动物对种树的影响，以及为了防止这啃草根的羊他们做了怎样的防护努力。柴静在博客中描述这种采访的感受“我特别喜欢采访对象在随机状态下说的话，就像陈虻说的一样，如果一个人能够一边扫地一边回答你这个问题，那就是对的。”一期节目当然无法展现大龙的全部真实，我们也无法说清媒介呈现的真实与大龙人生的真实到底有多大的差距，但只要这节目秉持人文精神，那这样的纪实手段所营造的真实就至少对观众是有所裨益的。
这样的纪实风格也使得柴静如今在《看见》制作的节目在众多专访节目中显得独树一帜。
《看见》的创作团队，包括制片人、主持人和主力编导，都来自新闻频道，很多有着《百姓故事》（原《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和《社会记录》的资历，民间叙事、人物刻画和纪录片手法乃其特长和主张，而《看见》的价值观，恰好契合了这种储备。[15]
（三）小结
总结起来，纪录片的人文纪实传统给电视新闻访谈节目带来的影响包括：选题上，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这些人物往往经历过不同寻常的心灵波折，他们的人生选择会让观众对这个时代的现状、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有所反思，如《挑山的女人》[16]——靠着往齐云山上挑货独自养大了三个孩子的挑山女工，《生命从45岁开始》[17]——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经历过自卑自弃的阶段，却在一个残疾人士自助组织中开始和更多的残疾人一起活得有尊严、有自信的一位叫文革的女士，等等这些选题都传达了浓厚的人文关怀。
电视制作手段上，使用纪实拍摄，大量跟拍、同期段落，通过纪实细节的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自然流露，这拓展了对于主人公的呈现仅靠一些摆拍的空镜配解说这样的拍摄局限，当然生动、有细节、有内容的纪实段落是要靠时间的积累以及时机的把握才能捕捉到的，电视节目的制作周期决定了往往不可能像拍摄记录片那样有足够的时间等待这样的段落出现，但带着纪录片的这种拍摄意识在相对充足的制作周期中还是可以有不少这样的扎实的段落出现的，如前文提到的《大龙隆司：在中国种树的日本人》[18]。
从纪录片的发展历程来看，人文纪实传统是它不断发展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电视节目囿于制作周期、资金、栏目规格等等限制和纪录片的拍摄有很多迥异的操作模式，但与当年展开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知识分子一样，许多媒体从业者怀揣着一份对人文精神的坚守，这样的坚守颇具理想主义气质，它不是市场化过程中能够内生出的价值取向，也不具备制度保证，因此只能零散存在于主持人或编导的个人风格以及具有人文传统的个别栏目中，他们的宝贵在于让我们看到了纪录片的人文纪实传统与电视栏目实践结合的可能性，成为了价值多元社会中人文精神试图重新在公众中建立影响的有益尝试。
注释
[1] 何苏六：《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P1页，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6
[2]同上P5
[3]吕新雨：《今天，人文纪录片意欲何为》，《读书》杂志2006年第10期
[4]蔡翔、许纪霖等：《道统、学统与政统》，载于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P47-48 页，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5]黄书泉：《<生活空间>的人文精神》，《<读书>现场》，P37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
[6]张朝夕：《始终与时代同行——试论<东方之子>新闻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解析东方时空》，P128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06月第1版
[7]黄书泉：《<生活空间>的人文精神》，《<读书>现场》，P37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
[8]《读书》杂志编：《<读书>现场》，P36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
[9]陈虻：《再谈“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由<生活空间>的纪实手法想到的》，《电视研究》1997年07期
[10]吕新雨：《今天，人文纪录片意欲何为》，《读书》杂志2006年第10期
[11]《读书》杂志编：《<读书>现场》，P360-36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
[12]吕新雨：《今天，人文纪录片意欲何为》，《读书》杂志2006年第10期
[13]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P23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7
[14]引自柴静博客 《关于大龙的工作笔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d37b0100kcw1.html
[15]王开玲：《<看见>：一种目光和态度》，《中国电视（纪录）》2012年03期
[16]《看见》2011年11月20日播出 http：//news.cntv.cn/china/20111120/106614.shtml
[17]《看见》，2012年1月8日播出 http：//news.cntv.cn/program/kanjian/20120110/111090.shtml
[18]《面对面》，2010年6月20日播出 http：//bugu.cntv.cn/news/talk/mianduimian/classpage/video/20100620/100701.shtml
作者简介
沈爽，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2011级研究生。
[关键词] 纪录片史 电视新闻访谈节目 人文精神 《面对面》 《看见》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3.06.033
人物访谈节目是电视栏目中最常见的一种节目类型，大多是在演播室或者一个固定空间里的展开，如《鲁豫有约》、《名人面对面》等，但也有一些访谈节目打破固定空间限制，走到被访者实际生活的环境中，将大量纪实拍摄的手法运用到访谈节目的制作过程中，这些创作者往往有着纪录片拍摄的经验，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来展现人物性格特征。纪录片和电视栏目的结合除了专门的播出纪录片的栏目之外，对于人物访谈节目这样常态的电视节目可以有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从纪录片史的角度入手分析，梳理纪录片的人文传统的发展脉络，并结合柴静在《面对面》和《看见》制作的一些访谈节目案例，讨论纪录片的人文纪实传统对电视人物访谈节目的影响。
（一）中国纪录片的人文遗产
上世纪80年代电视纪录片突破了宣教作品一统天下的思维理念，渐渐回归到它作为文化产品的本原，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人的意识开始觉醒，有学者把1978年开始到1992年称为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人文化纪录片时期[1]。“这一时期尽管出现在电视纪录片中的一个个人还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更像是集体的人性化的符号，但是已经和前一个时期的虚幻的英雄全然不同。同样，即使是对民族精神象征的山河的关照，也赋予了人文的色彩。”[2]“八十年代专题片的繁荣，既和当时知识精英的文化寻根热有很大的关系，也是新的改革时代的国家动员的需要，这导致了一大批以《话说长江》为代表的大型系列专题片的出现，祖国的大好河山风土人情成为重新审视和建构新的中国认同和中国意义的资源”[3]。这场文化寻根始于对母亲河的赞美，止于八十年代末对另一条古老河流作为中华文明衰落象征的悲悼，《河殇》让观众第一次意识到了纪录片与社会现实可产生如此密切的关照和激烈的互动。
弥漫了整个80年代的知识分子文化热并没有随着八十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熄灭，只是经过了1989年之后的徘徊，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国全面迎来了市场化改革，“由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并投身其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上支持并鼓励了自由平等的意识发展，在经济上则开始消解传统的计划体制。……接踵而来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满足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想象，反而以其浓郁的商业性和消费性倾向再次推翻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4]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寻找失落的人文传统。
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和1993年《东方时空》的诞生究竟有着怎样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不可确知，但“思想文化界的这场讨论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当代某种新的文化背景和电视话语资源，也从立场、态度、主体意识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浸染、影响着他们所从事的电视文化活动。”[5]其主创人员对于《东方时空》和人文精神关系的描述也是不吝赞美，称“在某种意义上，《东方时空》自开播后就洋溢着的对普通个体的尊重和关怀成为了中国电视栏目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起源。”[6]《东方时空》中就诞生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间》，“为普通百姓画像、立传、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挖掘、揭示平凡的人内在的精神价值。”[7]虽然从节目整体策划考虑将《生活空间》定位为生活服务类栏目，但制片人陈虻说他一开始就“希望把这个栏目办成一个‘能够提高人们人文教养水平’的栏目”，因为他觉得“中国在今天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很多旧的东西都给打碎了，就像崔健在歌里唱的，是‘一无所有’——说中国人缺这缺那，我看最缺的是一种人文的重塑，这种精神上的需求要比你教给他一些养鱼养花什么的更迫切得多。”[8]
《生活空间》尽管是镶嵌在新闻节目的框架之中，但它却更像是一个被限制了时间段的纪录片栏目。在制作上尽量突破新闻节目那种以“结果”的空间横断面为记录对象的观念，不做预设，观察记录，尽量叙述事件和人物命运的变化过程。因而，当我们观看其中那些优秀之作时，不仅会被事实所吸引，也会被其中所包含的情思所感染，而这种感染力来自于这些节目的纪实的风格和真切的人文关怀。对原生态的还原成为这些作品的艺术基础，如在叙事上淡化人物命运的传奇性和因果逻辑性，放弃了将人生困境化做“冲突—解决”的戏剧性模式，不愿意为人生画上一个臆想的完整句号；尽量采用现场记录的素材，排除人为性和表演性；主要采用一种旁观者视点，注意还原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和无序性；大量采用广角和长焦，并利用长镜头展示场面和情景，以接近真实的生活时空感等，这一时期以《生活空间》、《纪录片编辑室》等一批经典的电视纪录片栏目为代表确立下的纪录风格和人文理念对其后的纪录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人文纪实传统在电视新闻访谈节目中的应用
纪实的本质是理解，是对人的尊重，是以对象为本体的记录。即便我们可以“反省”、甚至批判我们所记录的对象，但我们不能用我们认为应该如此的方式来构造对象。陈虻曾经总结纪实性节目创作的灵魂：“不要在生活中寻找你要的东西，而是努力判断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9]《生活空间》的方法就是尊重生活，不做简单化的、结论化的结果，这种呈现观察式纪录片的操作方式也适合正常新闻环境下记者的采访模式，所有的结论和价值评判，都来源于你自己的观察，你的发现，而不是被宣传意识所控制的那种所谓采访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在《生活空间》之后，这种饱含人文精神的纪实精神落地开花，不仅在大量纪录片中得到应用，在一些优秀的新闻节目中也得到了广泛深入的采纳。 以受陈虻影响颇大的柴静为例，她的节目中常常把这种纪实精神带到新闻访谈中，拓展了面对面专访的表现形式及表现深度，柴静曾在《面对面》以及现在的《看见》制作了大量这样的纪实访谈，突破访谈节目原本的局限在演播室或是一个专访地点的主持人和嘉宾的一对一采访的原始形式，柴静把采访带出了演播室，带到了嘉宾生活的环境中，借鉴纪录片的纪实方式，在采访对象熟悉的环境中展开访谈，有时也会通过走访更多与被访者长期接触的人提供理解人物更丰厚的背景。
技术层面有跟拍、同期声、长镜头等等突出纪实感的形式，但“形式的意义，恰恰不是形式本身，而是为了打开不同的话语叙述的可能性。”[10]打开理解现实、理解人物的新路径，真实的生活总是有会提供更多新的可能性，当然纪实手法不等于真实，“‘客观真实’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真实必然与价值和立场不可分割，‘真实’其实是一个权力话语。”[11]它可以用来蒙蔽，同样也可以成为人文精神的价值立场的展示，决定于你的立场，是站在政府的立场，站在抽空了历史与政治的普世价值立场（有学者批判这为迎合市场需求的商业主义立场[12]）还是站在朋友和亲人的立场去关注[13]，这最后一种立场被原《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视作在人文关怀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操作方式。
柴静采访过一个在中国种树的日本人大龙隆司，他是日本民间环保组织“绿色网络”创始人之一，中国区负责人。在已经严重荒漠化的内蒙草原种树，不是用“理想”、“坚守”、“保护环境”这样几个虚幻的词就能概括的，如果抱着号召更多人像大龙学习义务植树的目的来做，这样的词必定会成为着力塑造的重要品质。但柴静的这期节目意不在此，它没想把大龙神圣化，没必要刻意表现泪与汗来谱写一篇英雄的苦难史，它更像柴静在将一个她朋友的故事心平气和地讲给你听。这个朋友和我们大多数人有些不一样，“他不喜欢‘戴着领带，对别人说哈依的生活’”[14]，试着去理解他的人生选择挺有趣。她和大龙一起去看他十年前种下的树，听他讲种树这体力活儿的快乐，他们坐在雪过新晴的草地上聊也许有一天大龙会离开这个地方，他希望当地人怎么和他们的后代讲这个日本人在这儿种树的故事，大龙开着车带他们去看他们刚在沙漠中种下的树，途中偶然碰上了一群羊，大龙就和他们讲各种动物对种树的影响，以及为了防止这啃草根的羊他们做了怎样的防护努力。柴静在博客中描述这种采访的感受“我特别喜欢采访对象在随机状态下说的话，就像陈虻说的一样，如果一个人能够一边扫地一边回答你这个问题，那就是对的。”一期节目当然无法展现大龙的全部真实，我们也无法说清媒介呈现的真实与大龙人生的真实到底有多大的差距，但只要这节目秉持人文精神，那这样的纪实手段所营造的真实就至少对观众是有所裨益的。
这样的纪实风格也使得柴静如今在《看见》制作的节目在众多专访节目中显得独树一帜。
《看见》的创作团队，包括制片人、主持人和主力编导，都来自新闻频道，很多有着《百姓故事》（原《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和《社会记录》的资历，民间叙事、人物刻画和纪录片手法乃其特长和主张，而《看见》的价值观，恰好契合了这种储备。[15]
（三）小结
总结起来，纪录片的人文纪实传统给电视新闻访谈节目带来的影响包括：选题上，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这些人物往往经历过不同寻常的心灵波折，他们的人生选择会让观众对这个时代的现状、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有所反思，如《挑山的女人》[16]——靠着往齐云山上挑货独自养大了三个孩子的挑山女工，《生命从45岁开始》[17]——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经历过自卑自弃的阶段，却在一个残疾人士自助组织中开始和更多的残疾人一起活得有尊严、有自信的一位叫文革的女士，等等这些选题都传达了浓厚的人文关怀。
电视制作手段上，使用纪实拍摄，大量跟拍、同期段落，通过纪实细节的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自然流露，这拓展了对于主人公的呈现仅靠一些摆拍的空镜配解说这样的拍摄局限，当然生动、有细节、有内容的纪实段落是要靠时间的积累以及时机的把握才能捕捉到的，电视节目的制作周期决定了往往不可能像拍摄记录片那样有足够的时间等待这样的段落出现，但带着纪录片的这种拍摄意识在相对充足的制作周期中还是可以有不少这样的扎实的段落出现的，如前文提到的《大龙隆司：在中国种树的日本人》[18]。
从纪录片的发展历程来看，人文纪实传统是它不断发展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电视节目囿于制作周期、资金、栏目规格等等限制和纪录片的拍摄有很多迥异的操作模式，但与当年展开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知识分子一样，许多媒体从业者怀揣着一份对人文精神的坚守，这样的坚守颇具理想主义气质，它不是市场化过程中能够内生出的价值取向，也不具备制度保证，因此只能零散存在于主持人或编导的个人风格以及具有人文传统的个别栏目中，他们的宝贵在于让我们看到了纪录片的人文纪实传统与电视栏目实践结合的可能性，成为了价值多元社会中人文精神试图重新在公众中建立影响的有益尝试。
注释
[1] 何苏六：《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P1页，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6
[2]同上P5
[3]吕新雨：《今天，人文纪录片意欲何为》，《读书》杂志2006年第10期
[4]蔡翔、许纪霖等：《道统、学统与政统》，载于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P47-48 页，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5]黄书泉：《<生活空间>的人文精神》，《<读书>现场》，P37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
[6]张朝夕：《始终与时代同行——试论<东方之子>新闻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解析东方时空》，P128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06月第1版
[7]黄书泉：《<生活空间>的人文精神》，《<读书>现场》，P37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
[8]《读书》杂志编：《<读书>现场》，P36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
[9]陈虻：《再谈“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由<生活空间>的纪实手法想到的》，《电视研究》1997年07期
[10]吕新雨：《今天，人文纪录片意欲何为》，《读书》杂志2006年第10期
[11]《读书》杂志编：《<读书>现场》，P360-36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
[12]吕新雨：《今天，人文纪录片意欲何为》，《读书》杂志2006年第10期
[13]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P23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7
[14]引自柴静博客 《关于大龙的工作笔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d37b0100kcw1.html
[15]王开玲：《<看见>：一种目光和态度》，《中国电视（纪录）》2012年03期
[16]《看见》2011年11月20日播出 http：//news.cntv.cn/china/20111120/106614.shtml
[17]《看见》，2012年1月8日播出 http：//news.cntv.cn/program/kanjian/20120110/111090.shtml
[18]《面对面》，2010年6月20日播出 http：//bugu.cntv.cn/news/talk/mianduimian/classpage/video/20100620/100701.shtml
作者简介
沈爽，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2011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