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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围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刚刚起步，尚有若干问题有待厘清。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有赖于中美在各个领域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和实践。在当代中美关系中，已经出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某些因素，在中美共同利益的推动下，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现实可能性。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中，中国应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运用到处理与发展其他大国关系中去，并通过与其他大国构建新型关系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
关键词 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 伙伴关系 共同利益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2月访美期间针对发展中美关系首次提出的。一年来，这一战略提议在实践层面得到了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美国政要的重视与积极回应，逐渐成为中美新领导层对于发展两国关系的战略共识。2013年6月7日和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围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条主线，就事关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这样一次堪称战略性、历史性的会晤再一次将国际社会的目光聚焦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问题上。在当前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意义深刻，前无古人，任重而道远，需要缜密的战略谋划与正确理论的支撑和指导。目前，国内学术界正在就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战略命题展开深入讨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本文仅就这一战略命题中有待厘清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中美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之间的关系
2011年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中美致力于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2012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访美期间明确提出中美两国应建立“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在中美两国确认中美致力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仅仅一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又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议，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间是否可以相互替代？如果二者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则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议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二者之间不能相互替代，那么，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在推进中美关系的进程中，二者分别承载着中美两国什么样的诉求，又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显然，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加以厘清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搞不清楚，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会流于空谈，就会妨碍我们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目标明确地推进中美关系，也不利于中美两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问题上达成共识。
迄今为止，关于中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尚未见到中美两国官方的解释，学术界也未见对于这一问题的专门探讨。本文试从二者提出的背景、出发点和具体内涵入手，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分析。
2011年1月，中美两国确认“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与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历届领导人寻求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一脉相承的，其共同的特点是这种新定位的形成通常是以中美两国关系发生危机或陷入低谷为背景，是以改善此前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为出发点的。1997年，中美确认“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其重要的背景是，1996年，中美关系因台海危机而陷入90年代以来的最低谷，1997年上半年，中美之间围绕人权、贸易、军售、香港、政治捐款等问题的矛盾又集中爆发；2001年10月，中美两国确认致力于全面推进“建设性合作关系”，这一中美关系新定位的背景是，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否认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关系因人权、美对台军售及公然扬言要“协防台湾”、“南海撞机事件”等问题再次滑入谷底，以及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两国一度就两国关系作出了“积极、合作、全面”、“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定位，随后中美关系又因奥巴马会见达赖、美国对台军售、美韩黄海军演、中美贸易与汇率争端、伊朗核问题、谷歌事件，而在2010年陷入低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1年中美再次对两国关系作出了“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
与上述中美两国为防止中美关系恶化而对中美关系不断重新定位不同，中国领导人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是在更加宏大的国际背景下提出的。包括美国在内的两国领导人均深刻意识到，随着近十年来中国的加速崛起，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美关系已演变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提出这一战略构想的出发点，就是要“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①用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的话说，就是要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这一历史魔咒，是以“新答案”解决“老问题”。②
此外，从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看，也存在不同。胡锦涛2011年1月访美期间就中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提出的构想是：第一，发展求同存异、平等互信的政治关系；第二，深化全面合作、互利双赢的经济关系；第三，开展共同应对挑战的全球伙伴合作；第四，推进人民广泛参与的中美友好事业；第五，建立深入沟通、坦诚对话的高层交往模式。③而2012年中方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就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提出的建议是，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④
将以上几个方面加以比较，可以看到，虽然中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都是以推进中美关系为基本出发点的，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首先，从提出的背景和目的看，前者往往具有对前一时期出现问题的中美关系纠偏，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规划发展方向的特点；而后者则是基于近代以来大国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经验，从如何避免中美两国伴随着“权力转移”由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的角度提出的。
其次，从提出的内容看，前者更侧重于从中美关系的现实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中美两国之间合作的重点领域和未来一段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而后者则侧重于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围绕解决中美之间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提出中美在处理彼此之间关系时应当遵守的准则与规范。 最后，从发挥作用的角度看，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围绕两国“伙伴关系”的定位调整频繁。它一方面反映了中美两国竞争合作关系的复杂多变，另一方面反映了这种伙伴关系所形成的定位与框架在规范与指导两国关系上的局限。而中美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为了弥补这种不足而做的努力。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能否这样理解：中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定位和功能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在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方面可以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即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因其具有因问题领域的转换、领导人的更迭而灵活调整的特征，可以从广泛的领域以及解决中美面临的问题入手，渐近、累积地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反之，不同于传统大国对抗关系或冷战关系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将有助于从战略上摒弃中美之间存在的“零和思维”和“冷战思维”，为中美之间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保障。当然，由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刚刚起步，以上这种解释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否成立还难以定论，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探索。特别是当前中国与其他大国普遍建立“伙伴关系”的情况下，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于中美关系，而且对于中国发展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理想主义的美好愿景还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战略选择
从目前的研究看，对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或现实可能性，一些学者持谨慎或怀疑的态度。美国学者沈大伟就认为：“中美两国政府需要适应以竞争为主的关系的‘新常态’，努力建立管理和控制竞争的机制，而不是一味地提出一些花里胡哨的无法实现的口号或概念。中美关系30多年的历史表明，双方认真努力处理好两国关系比正式提出空洞的口号要好得多。”⑤中国学者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利条件与面临障碍的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总体上表现为审慎乐观。一方面认为存在着可能，另一方面普遍认为“难度极大”，⑥“并非易事”，“难上加难”，⑦毫无疑问，无论是从近代以来大国关系演变的历史经验看，还是从中美关系现实存在的一系列矛盾看，这一判断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仅仅是理想主义的美好愿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否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对于这一问题，过去40年来中美关系演变的历史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和答案。
首先，如果我们把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与近代以来的大国关系以及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相比较的话，就会看到，中美关系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传统大国关系的新特点、新因素。这种新特点的形成，是与冷战后大国关系变化的总的特点与趋势相一致的。自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关系的演变始终存在着新旧杂陈、相互对立的两种发展趋向。一种趋向是，受近代以来大国对抗和冷战的影响，一些大国依然从“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的角度去处理大国关系，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继续强化军事同盟，部署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推进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实施战略重心东移，防范中国崛起，等等；另一种趋向是，在全球化迅速发展，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背景下，世界各主要大国开始探索建立适应国际关系新变化的大国关系，纷纷建立既非结盟又非敌对、平等、务实合作的“伙伴关系”。应当说，这种伙伴关系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大国关系模式的否定，具有新型大国关系的特点。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美关系也必然呈现出上述两种趋势并存且交互影响的特点。一方面，冷战思维在中美关系中依然顽固地存在；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中具有新型大国关系的因素也在顽强地生长。
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中美关系经历怎样的波折和冲突，但中美两国始终坚持两国“伙伴关系”的定位，避免了重蹈互为敌手全面对抗的冷战窠臼。再如，近年来，中美之间建立起多层次的磋商对话机制，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谋求两国分歧的解决，也带有新型大国关系的特点。目前，中美两国已建立了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在内的60多个对话合作机制，涵盖政治、安全、防务、经济、贸易、科技、人文、能源、环境等众多领域。特别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已成为中美高层就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磋商沟通的重要平台，在实践中发挥了中美关系缓冲器和稳定器的作用。此外，还必须看到的是，冷战结束以来，尽管中美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屡屡受到美国冷战思维的干扰，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虽然没有明示、但大体能够得到遵守的避免触及对方核心利益底线的行为规范。从美国对华政策看，曾经在人权问题上大肆抨击中国的克林顿总统在其执政时期，最终作出了将人权问题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脱钩的决定；曾经扬言要以武力“协防台湾”的小布什总统，针对陈水扁谋求“台独”的举措明确表示反对；在南海、钓鱼岛等涉及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上，奥巴马政府虽然一方面积极介入，但同时也表示在主权归属问题上不选边，不站队，等等，都反映了这样一种规范已在中美关系中隐约形成。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上述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国内有学者将其视为有利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有利条件，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些因素本身就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具有萌芽性质的表现。这不仅是因为它所反映的中美之间的伙伴关系定位、以对话代替对抗的磋商机制，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确实体现了不同于传统大国关系的新特点，而且更是因为这些特点代表了未来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方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能凭空产生，它必然是在中美两国关系现有基础上逐步推进和完善的结果，而上述因素正是提供了这样的基础和起点，并使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更具现实的可能性。
其次，中美关系中具有新型大国关系特点的因素之所以会生成，从根本上说，是中美两国利益汇合点不断增多的结果，共同利益是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一事实，为我们辩证地认识中国崛起与中美共同利益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未来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提供了重要启示。可以说，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历史，也是中美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仅从2001年到2011年的十年间，中国的GDP总量就已由美国的1/8提升至1/2。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加速崛起，中美之间竞争的一面固然有所加剧，但中美合作的领域也进一步拓宽了，合作的程度也大大加深了；中美之间的利益分歧固然有所扩大，但中美之间的利益汇合点也在大幅度增加。 例如，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美两国才得以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形成高度的相互依存和紧密的共同利益，以至于经贸关系成为稳定中美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正是由于中国的国家利益随着实力增强而日益向全球拓展，才使中美互有所需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多，并促使中美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打击海盗、维护地区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危机、能源粮食危机等一系列安全与全球性问题挑战方面，加强合作，联手应对；即使是在当今中美摩擦最为集中、矛盾最为突出的亚太地区，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经济繁荣，仍然是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并为中美在这一地区的合作提供了客观基础。综合起来看，中国的崛起在导致中美利益分歧增多的同时，也极大地扩大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并推动中美关系中不同于传统大国关系的新因素的形成。
展望未来的十余年，中美实力对比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有可能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在这样一个大趋势下，中美关系将更加错综复杂，不能排除中美两国因实力差距缩小而矛盾进一步凸显，两国在经济、政治、国际安全等领域的摩擦与冲突扩大的可能。但基于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预计，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也将进一步加深，中美在应对安全问题与全球性问题挑战方面仍需紧密合作，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仍存在着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再加之，“继续建设伙伴关系，以推进共同利益”，⑧已成为中美两国政府的共识。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虽然任重而道远，但仍然是可以期望的。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包含的国家是应当仅限于中美两国还是应当包括所有大国
众所周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战略提议自一提出，便带有针对中美关系的鲜明的指向性。一年来，围绕这一战略提议而展开的互动，主要是在中美两国之间进行的。学术界围绕这一议题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中美两国关系上。从理论上说，当今世界上称得上是大国的不止中美两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自然应当包括所有大国；另一方面，从探讨“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相互关系这一特定角度出发，考虑到中美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局限于中美两国亦无不可。这里的问题是，从有利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利于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角度看，是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注点仅仅局限于中美两国好，还是将其扩展至当代所有的大国好。
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大报告针对大国关系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⑨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访问俄罗斯期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中，呼吁“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⑩从上述讲话中，我们似可看到，中国领导人正在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着眼点从中美两国扩展至所有大国。无疑，这是我们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的路径选择。
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活跃着三组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关系，分别是新老大国关系、传统大国关系、新兴大国关系。在上述三组大国关系中，毫无疑问，中美两国因其综合国力及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而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并因此而具有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急迫性。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代大国利益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国关系相互影响，错综复杂。可以说，任何一组大国关系都具有全球性的影响，都不容忽视。就在几年前，我们曾否定了一些美国学者提出的“G2”、“中美共治”的设想，就是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历史条件下，由一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说了算的做法，既不可行也不可能，也根本违背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潮流。同样，在今天，我们仅仅寄望于通过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也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当前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中美关系相似的问题与挑战，如利益冲突、观念差异、战略互信缺失等，因此也同样面临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课题。
也许有人会有这样一种担忧，即中国致力于同所有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否会降低或冲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或分散两国的注意力，而不利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事实上，从近年来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互动及产生的影响看，恰恰相反。在一定情况下，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出现紧张或对抗，会直接影响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关系；而中国与其他大国的良性发展，也会有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例如，2012年以来，针对日本野田内阁宣布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中国政府采取了坚决的反制措施，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在此背景下，美国方面多次宣称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并将其写进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由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中日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的争端已成为阻碍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新问题。与之相反的例子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俄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建立起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大国关系。这种新型关系表现为中俄坚持在平等、互利、互惠、双赢、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特别是两国都坚持不把自己的主张和信念强加于人，在国家利益方面出现矛盾和分歧时坚持通过平等协商加以解决。可以说，具有鲜明特色的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已成为大国关系的典范。它所产生的影响也超越了中俄双边关系，而如普京总统所说“具有全球意义”。即它为世界各大国构建新型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树立了一个可资借鉴与学习的“样板”。无疑，这也将有助于推动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党和政府在总体外交战略布局上，始终强调“大国是关键”。在当前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运用到处理与发展其他大国关系中去；通过与其他大国构建新型关系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将使我们更加富有成效地解决好大国关系这一“关键”问题。 注释
胡锦涛：“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5/03/c_111882964_2.htm。
王鸿刚：“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要有新思考”，中评网，http：//www.zhgpl.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137
关键词 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 伙伴关系 共同利益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2月访美期间针对发展中美关系首次提出的。一年来，这一战略提议在实践层面得到了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美国政要的重视与积极回应，逐渐成为中美新领导层对于发展两国关系的战略共识。2013年6月7日和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围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条主线，就事关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这样一次堪称战略性、历史性的会晤再一次将国际社会的目光聚焦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问题上。在当前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意义深刻，前无古人，任重而道远，需要缜密的战略谋划与正确理论的支撑和指导。目前，国内学术界正在就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战略命题展开深入讨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本文仅就这一战略命题中有待厘清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中美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之间的关系
2011年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中美致力于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2012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访美期间明确提出中美两国应建立“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在中美两国确认中美致力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仅仅一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又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议，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间是否可以相互替代？如果二者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则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议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二者之间不能相互替代，那么，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在推进中美关系的进程中，二者分别承载着中美两国什么样的诉求，又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显然，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加以厘清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搞不清楚，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会流于空谈，就会妨碍我们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目标明确地推进中美关系，也不利于中美两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问题上达成共识。
迄今为止，关于中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尚未见到中美两国官方的解释，学术界也未见对于这一问题的专门探讨。本文试从二者提出的背景、出发点和具体内涵入手，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分析。
2011年1月，中美两国确认“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与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历届领导人寻求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一脉相承的，其共同的特点是这种新定位的形成通常是以中美两国关系发生危机或陷入低谷为背景，是以改善此前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为出发点的。1997年，中美确认“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其重要的背景是，1996年，中美关系因台海危机而陷入90年代以来的最低谷，1997年上半年，中美之间围绕人权、贸易、军售、香港、政治捐款等问题的矛盾又集中爆发；2001年10月，中美两国确认致力于全面推进“建设性合作关系”，这一中美关系新定位的背景是，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否认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关系因人权、美对台军售及公然扬言要“协防台湾”、“南海撞机事件”等问题再次滑入谷底，以及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两国一度就两国关系作出了“积极、合作、全面”、“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定位，随后中美关系又因奥巴马会见达赖、美国对台军售、美韩黄海军演、中美贸易与汇率争端、伊朗核问题、谷歌事件，而在2010年陷入低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1年中美再次对两国关系作出了“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
与上述中美两国为防止中美关系恶化而对中美关系不断重新定位不同，中国领导人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是在更加宏大的国际背景下提出的。包括美国在内的两国领导人均深刻意识到，随着近十年来中国的加速崛起，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美关系已演变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提出这一战略构想的出发点，就是要“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①用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的话说，就是要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这一历史魔咒，是以“新答案”解决“老问题”。②
此外，从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看，也存在不同。胡锦涛2011年1月访美期间就中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提出的构想是：第一，发展求同存异、平等互信的政治关系；第二，深化全面合作、互利双赢的经济关系；第三，开展共同应对挑战的全球伙伴合作；第四，推进人民广泛参与的中美友好事业；第五，建立深入沟通、坦诚对话的高层交往模式。③而2012年中方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就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提出的建议是，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④
将以上几个方面加以比较，可以看到，虽然中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都是以推进中美关系为基本出发点的，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首先，从提出的背景和目的看，前者往往具有对前一时期出现问题的中美关系纠偏，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规划发展方向的特点；而后者则是基于近代以来大国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经验，从如何避免中美两国伴随着“权力转移”由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的角度提出的。
其次，从提出的内容看，前者更侧重于从中美关系的现实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中美两国之间合作的重点领域和未来一段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而后者则侧重于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围绕解决中美之间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提出中美在处理彼此之间关系时应当遵守的准则与规范。 最后，从发挥作用的角度看，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围绕两国“伙伴关系”的定位调整频繁。它一方面反映了中美两国竞争合作关系的复杂多变，另一方面反映了这种伙伴关系所形成的定位与框架在规范与指导两国关系上的局限。而中美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为了弥补这种不足而做的努力。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能否这样理解：中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定位和功能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在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方面可以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即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因其具有因问题领域的转换、领导人的更迭而灵活调整的特征，可以从广泛的领域以及解决中美面临的问题入手，渐近、累积地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反之，不同于传统大国对抗关系或冷战关系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将有助于从战略上摒弃中美之间存在的“零和思维”和“冷战思维”，为中美之间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保障。当然，由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刚刚起步，以上这种解释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否成立还难以定论，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探索。特别是当前中国与其他大国普遍建立“伙伴关系”的情况下，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于中美关系，而且对于中国发展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理想主义的美好愿景还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战略选择
从目前的研究看，对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或现实可能性，一些学者持谨慎或怀疑的态度。美国学者沈大伟就认为：“中美两国政府需要适应以竞争为主的关系的‘新常态’，努力建立管理和控制竞争的机制，而不是一味地提出一些花里胡哨的无法实现的口号或概念。中美关系30多年的历史表明，双方认真努力处理好两国关系比正式提出空洞的口号要好得多。”⑤中国学者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利条件与面临障碍的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总体上表现为审慎乐观。一方面认为存在着可能，另一方面普遍认为“难度极大”，⑥“并非易事”，“难上加难”，⑦毫无疑问，无论是从近代以来大国关系演变的历史经验看，还是从中美关系现实存在的一系列矛盾看，这一判断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仅仅是理想主义的美好愿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否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对于这一问题，过去40年来中美关系演变的历史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和答案。
首先，如果我们把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与近代以来的大国关系以及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相比较的话，就会看到，中美关系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传统大国关系的新特点、新因素。这种新特点的形成，是与冷战后大国关系变化的总的特点与趋势相一致的。自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关系的演变始终存在着新旧杂陈、相互对立的两种发展趋向。一种趋向是，受近代以来大国对抗和冷战的影响，一些大国依然从“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的角度去处理大国关系，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继续强化军事同盟，部署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推进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实施战略重心东移，防范中国崛起，等等；另一种趋向是，在全球化迅速发展，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背景下，世界各主要大国开始探索建立适应国际关系新变化的大国关系，纷纷建立既非结盟又非敌对、平等、务实合作的“伙伴关系”。应当说，这种伙伴关系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大国关系模式的否定，具有新型大国关系的特点。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美关系也必然呈现出上述两种趋势并存且交互影响的特点。一方面，冷战思维在中美关系中依然顽固地存在；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中具有新型大国关系的因素也在顽强地生长。
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中美关系经历怎样的波折和冲突，但中美两国始终坚持两国“伙伴关系”的定位，避免了重蹈互为敌手全面对抗的冷战窠臼。再如，近年来，中美之间建立起多层次的磋商对话机制，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谋求两国分歧的解决，也带有新型大国关系的特点。目前，中美两国已建立了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在内的60多个对话合作机制，涵盖政治、安全、防务、经济、贸易、科技、人文、能源、环境等众多领域。特别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已成为中美高层就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磋商沟通的重要平台，在实践中发挥了中美关系缓冲器和稳定器的作用。此外，还必须看到的是，冷战结束以来，尽管中美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屡屡受到美国冷战思维的干扰，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虽然没有明示、但大体能够得到遵守的避免触及对方核心利益底线的行为规范。从美国对华政策看，曾经在人权问题上大肆抨击中国的克林顿总统在其执政时期，最终作出了将人权问题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脱钩的决定；曾经扬言要以武力“协防台湾”的小布什总统，针对陈水扁谋求“台独”的举措明确表示反对；在南海、钓鱼岛等涉及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上，奥巴马政府虽然一方面积极介入，但同时也表示在主权归属问题上不选边，不站队，等等，都反映了这样一种规范已在中美关系中隐约形成。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上述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国内有学者将其视为有利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有利条件，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些因素本身就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具有萌芽性质的表现。这不仅是因为它所反映的中美之间的伙伴关系定位、以对话代替对抗的磋商机制，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确实体现了不同于传统大国关系的新特点，而且更是因为这些特点代表了未来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方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能凭空产生，它必然是在中美两国关系现有基础上逐步推进和完善的结果，而上述因素正是提供了这样的基础和起点，并使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更具现实的可能性。
其次，中美关系中具有新型大国关系特点的因素之所以会生成，从根本上说，是中美两国利益汇合点不断增多的结果，共同利益是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一事实，为我们辩证地认识中国崛起与中美共同利益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未来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提供了重要启示。可以说，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历史，也是中美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仅从2001年到2011年的十年间，中国的GDP总量就已由美国的1/8提升至1/2。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加速崛起，中美之间竞争的一面固然有所加剧，但中美合作的领域也进一步拓宽了，合作的程度也大大加深了；中美之间的利益分歧固然有所扩大，但中美之间的利益汇合点也在大幅度增加。 例如，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美两国才得以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形成高度的相互依存和紧密的共同利益，以至于经贸关系成为稳定中美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正是由于中国的国家利益随着实力增强而日益向全球拓展，才使中美互有所需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多，并促使中美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打击海盗、维护地区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危机、能源粮食危机等一系列安全与全球性问题挑战方面，加强合作，联手应对；即使是在当今中美摩擦最为集中、矛盾最为突出的亚太地区，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经济繁荣，仍然是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并为中美在这一地区的合作提供了客观基础。综合起来看，中国的崛起在导致中美利益分歧增多的同时，也极大地扩大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并推动中美关系中不同于传统大国关系的新因素的形成。
展望未来的十余年，中美实力对比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有可能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在这样一个大趋势下，中美关系将更加错综复杂，不能排除中美两国因实力差距缩小而矛盾进一步凸显，两国在经济、政治、国际安全等领域的摩擦与冲突扩大的可能。但基于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预计，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也将进一步加深，中美在应对安全问题与全球性问题挑战方面仍需紧密合作，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仍存在着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再加之，“继续建设伙伴关系，以推进共同利益”，⑧已成为中美两国政府的共识。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虽然任重而道远，但仍然是可以期望的。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包含的国家是应当仅限于中美两国还是应当包括所有大国
众所周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战略提议自一提出，便带有针对中美关系的鲜明的指向性。一年来，围绕这一战略提议而展开的互动，主要是在中美两国之间进行的。学术界围绕这一议题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中美两国关系上。从理论上说，当今世界上称得上是大国的不止中美两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自然应当包括所有大国；另一方面，从探讨“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相互关系这一特定角度出发，考虑到中美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局限于中美两国亦无不可。这里的问题是，从有利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利于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角度看，是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注点仅仅局限于中美两国好，还是将其扩展至当代所有的大国好。
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大报告针对大国关系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⑨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访问俄罗斯期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中，呼吁“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⑩从上述讲话中，我们似可看到，中国领导人正在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着眼点从中美两国扩展至所有大国。无疑，这是我们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的路径选择。
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活跃着三组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关系，分别是新老大国关系、传统大国关系、新兴大国关系。在上述三组大国关系中，毫无疑问，中美两国因其综合国力及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而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并因此而具有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急迫性。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代大国利益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国关系相互影响，错综复杂。可以说，任何一组大国关系都具有全球性的影响，都不容忽视。就在几年前，我们曾否定了一些美国学者提出的“G2”、“中美共治”的设想，就是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历史条件下，由一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说了算的做法，既不可行也不可能，也根本违背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潮流。同样，在今天，我们仅仅寄望于通过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也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当前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中美关系相似的问题与挑战，如利益冲突、观念差异、战略互信缺失等，因此也同样面临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课题。
也许有人会有这样一种担忧，即中国致力于同所有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否会降低或冲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或分散两国的注意力，而不利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事实上，从近年来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互动及产生的影响看，恰恰相反。在一定情况下，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出现紧张或对抗，会直接影响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关系；而中国与其他大国的良性发展，也会有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例如，2012年以来，针对日本野田内阁宣布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中国政府采取了坚决的反制措施，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在此背景下，美国方面多次宣称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并将其写进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由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中日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的争端已成为阻碍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新问题。与之相反的例子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俄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建立起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大国关系。这种新型关系表现为中俄坚持在平等、互利、互惠、双赢、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特别是两国都坚持不把自己的主张和信念强加于人，在国家利益方面出现矛盾和分歧时坚持通过平等协商加以解决。可以说，具有鲜明特色的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已成为大国关系的典范。它所产生的影响也超越了中俄双边关系，而如普京总统所说“具有全球意义”。即它为世界各大国构建新型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树立了一个可资借鉴与学习的“样板”。无疑，这也将有助于推动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党和政府在总体外交战略布局上，始终强调“大国是关键”。在当前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运用到处理与发展其他大国关系中去；通过与其他大国构建新型关系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将使我们更加富有成效地解决好大国关系这一“关键”问题。 注释
胡锦涛：“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5/03/c_111882964_2.htm。
王鸿刚：“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要有新思考”，中评网，http：//www.zhgpl.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