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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人张（658—730，字文成）去世49年后，空海在《聋瞽指归序》一文中评价了《游仙窟》，说那是一本“散劳书”。喜欢它“词贯琼玉，笔翔鸾凤”，又不满它“滥纵淫事，曾无雅词”，也正视它“面卷舒纸，柳下兴叹;临门味句，桑门营动”的影响。在此之前问世的《万叶集》，就早有不少与《游仙窟》诗句命意相近的和歌，让人怀疑是否就是《游仙窟》的同人篇。
“读法神授”的背后
杨守敬在《日本访书记》中谈到《游仙窟》，第一句话就是“此书中土著录家皆未之及”。他对《游仙窟》的介绍，后半部分集中围绕《游仙窟》读法的传说。想来这个传说让他感到既神奇而又新鲜。而这个传说的来源，正见于醍醐寺本《游仙窟》写本的“奥书”卷末题跋：
右此书者，江中纳言维时卿，康和，圣主为学士之际，再三蒙宣旨之处，未闻。今见之。剩仰天之境节，惑仁云。木古岛神主所传也。仍维时卿乘毛车罢之处，彼神主著布衣，自文车虫飡书取出之，云：君者文王之祖，我朝之文士也。然而所存如此，仍被授毕。其后所召御侍读也。
本云 正安二年二月十一日书写之乎同廿六日交点了
康永三年十月十六日摸之讫
法印权大僧都宗算（花押）
“交点”，同“校点”。1344年（康永三年）法印权大僧都宗算，书写了1300年（正安二年）的古写本。醍醐寺《游仙窟》的以上奥书把《游仙窟》训读说成神传。上文书写错误很多，“康和”是“应和”的误写，“木古岛”是“木岛”的误写。这是因为“康和”和“应和”都是平安时代的年号，“康”与“应”字形相近，容易写错;“岛”字俗写作“嶌”，上下两部分被看成了“古岛”两个字。文中还夹杂了日制汉词和日式语法，很不好懂。
改读错字之后就算大体读出里面的意思。大意是说，大江维时（888—963）在应和年间（961—964）作学士的时候，多次得到村山天皇的诏敕，感动上天，惊动神灵，得到神主对于《游仙窟》读法的秘传。据说他乘坐着毛车出门，遇见了木岛神主，神主身着布衣取出了虫蛀得很厉害的书册，跟他说：“你是文王之主，我朝的文士。”于是把《游仙窟》的读法教给了大江维时，维时以后便被召为天皇的侍读。
最难解的是“剩仰天之境节，惑仁云”一句。仰天（ぎょうてん），仰天;惊人，大惊。境节（きょうせつ），恰好那时，时节，时常。“惑仁云”，疑当作“感仙云”。仙，指神佛。《祖庭事苑卷二·大仙》：“《般若论》云：‘声闻菩萨，亦名仙。佛于中最尊上，故已有一切波罗蜜多功德善根彼岸，故名大仙。’”平安时代神佛合一，“感仙”，即与神佛感应。这句是说，据说在剩余的惊心动魄的关口，感应神灵了。此为一说，待考。
收于《续群书类从》的《明文抄》记述的传说大致形近。其中讲到天历年中，大江维时驱马到了木岛神社。神主，也就是大神来给他讲读《游仙窟》，神主将大席铺在庭上，给他详尽解读。由遣唐使、遣唐僧带回日本的这一部骈俪体艳情小说，文辞华丽，字句难懂，宛如天书，竟然需要大神出面把读法教给一个大学者，然后再由这位学者去教会天皇，传给众人。
庆安板《游仙窟》前有1319年（日本文保三年）四月十四日文章生英房所撰序言，可作一篇小说读。更为详尽地描述了一个《游仙窟》读法神授的故事，不过神仙从木岛神主换成了大明神的化身：
嵯峨天皇书卷之中，撰（同“选”）得《游仙窟》，召紀传儒者，欲传受也。诸家皆无传。学士伊时深愁叹。于时木岛社头，林木郁郁之所，烧木结草。有老翁闭两眼，常诵之。问读《游仙窟》云云也。伊时闻及，洁斋七日，整理衣冠，慎引陪从，参诣翁所。
“谁来？”
答曰：“唯唯。”跪申“为得《游仙窟》所参也”云云。
翁曰：“我幼少自吝受此书。年阑倦事，仅所学诵而已。”
重申：“愿教此书。仆苟候王家，居学士之职。少幼暗文无读，垂哀矜。”
翁谙读之。伊时付假名。读一帙毕。还归之后，送种种珍宝，庵迹异香郁郁，无其迹。其后感书，几乎大明神为化现耳。
文保三年四月十四日授申圆禅庵序毕
上文中两次出现的“申”，是说、讲、告诉、称等词的敬语。
当时文人面对这一难解之书，烧脑不休。如何快些读懂它，消化它，其心情之急迫，就寄托在这个传说中。同时，大江家也在用这个传说，宣扬自己的训读来自神灵，以标榜其深奥与神圣。还有一点，解读这部书，成了派给研究史书的纪传道的学者的活儿，或许也会让同年代的宋人大跌眼镜。
这个故事，和《江谈抄》里讲的吉备真备从遣唐使鬼魂那里学会《文选》读法的故事同出一辙。解读难读的汉文，被描绘成惊天地、动鬼神的事情，解读《游仙窟》同《文选》一样来自最高统治者的诏敕。这与其说是对这两部书的神化，不如说是对日本独创的训读方法的神化。
写本感发的幻象
平安时代的辞书《和名类聚抄》引录《游仙窟》多达十余处，推定成书于十二世纪的《唐物语》第九段，更演绎出惊天故事，说张文成暗恋则天武后，夜不能寐，则天武后也远远相思，二人如同牛郎织女，苦不能相见，故张文成著《游仙窟》以寄情。后来的《宝物集》七卷本卷四也将张文成暗恋则天故之事，说得有板有眼：“则天皇帝，高宗之后也。好色而值张文成，而得《游仙窟》。所谓‘可憎病鹊，夜半惊人’，言此事也。”诚如幸田露伴所说，此种奇谈，无非是无根之鬼话，只能算是“白日看鬼”。
明治时代的文士，则把“游仙窟”三字作为花街柳巷的代称。末广铁肠《鸿雪录》里面写到的“巴里（今译巴黎）的游仙窟”、樱井鸥村《欧洲见物》中的“游仙窟”，都不过是欧洲妓院的代称。1893年，富士贷本出版部出版的《游仙窟：支那小说》是此书近代翻译、近代解读的尝试之一。
幸田露伴在1907年春阳堂出版的随笔集《蜗牛庵夜谭》里，收入他所写的《游仙窟》一文，此文也是他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的最重要依据之一。文章考证了《游仙窟》本事、张文成生平与日本所传注本，但核心内容是检证其在《万叶集》《唐物语》等日本文学作品中的投影。对这篇文章，周作人、汪辟疆等都有过评述与匡补。 幸田露伴不仅指出，山上忆良《沉痾自哀文》中所言“《游仙窟》曰：九泉之下，一钱不值”，是对《游仙窟》直接引用，而且把《竹取翁物语》看成日本最早的小说，指出其构思存在《游仙窟》的影响。他梳理了《万叶集》中与《游仙窟》中的唱酬诗相近的内容。这些论述开二十世纪《万叶集》与中国文学比较之先河。此后凡是涉及对《万叶集》与中国文学关系这一课题的学者，几乎都要面对《游仙窟》的影响问题。例如，小岛宪之《上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第五篇第七章有“《游仙窟》之投影”的论述，二十一世纪初出版的芳贺纪雄所著《〈万叶集〉中的中国文学接受》，也在《典据接受的诸问题》一章中，也谈到《游于松浦河序》及其歌群以及卷四大伴家持赠坂上大娘等和歌，认为《游仙窟》对《万叶集》后期作品影响很大。
1929年章矛尘（廷谦，笔名川岛）将鲁迅收藏的《游仙窟》刻本整理标点，由北新书局出版。确立《游仙窟》在中国小说史上的论述，正是鲁迅为该书撰写的序言。文中提到，河世宁曾取其中之诗十余首入《全唐诗逸》，鲍氏刊之《知不足斋丛书》，最后说：
不特当时之习俗如酬对舞咏，时语如嫈嫇，可资博识;即便始以骈俪之语作传奇，前于陈球之《燕山外史》者千载，亦为治文学史者所不能废矣。
自此以后，中国有关《游仙窟》的影印和研究一直在缓缓推进，并出现了不菲的业绩。
“翻拍式”：写本解读的新篇章
《游仙窟》写本有四种，一是醍醐寺本，即京都醍醐寺三宝院藏康永三年（1344）钞本，日本古典保存会1926年影印本;二是真福寺本，即名古屋真福寺宝生院藏文和二年（1353）钞本，贵重古籍刊行会1954年影印本;三是山岸文库本，实践女子文艺资料研究所1995年复制;四是金刚寺本，金刚寺藏，塙书房2011年影印。
金刚寺本《游仙窟》尽管发现晚于醍醐寺本，却是现存最古的本字，其奥书与醍醐寺本的大同小异，却明显优于醍醐寺本。列举一下不同之处，竟达13处。细致分析各点，醍醐寺本中的某些不明之处，大体都能得到解决。特别是醍醐寺本中的“我幼少自吝受此书”，“吝”字颇怪，对照金刚寺本，便豁然开朗，原来“吝”字乃“父口”二字之连写，意思是说我从小得到家父的口传亲授。
不过也有金刚寺本误写的情况，如“桡”字当为“烧”字之讹。现存写本相互对照，不仅有助于探明原义，而且也有益于追寻讹字产生的原因。“维时”误作“伊时”，是因为日语中“维”“伊”皆读作“亻”，属同音误写。
在此奥书之后，还有一段文字，表明了写本的来历，说明这个本子是1321年（元亨元年）在金刚寺书写并添加假名训读的：
凡此文者，日向国新纳院老僧某甲房书写云云。
元亨元年庚申九月四日于金刚寺付假名毕。
不过，“庚申”是此前一年（元应二年）的干支，显然是书写者搞错了，元亨元年适逢改元，当为辛酉年。金刚石寺本书写早于醍醐寺本23年，是现存写本中书写时间最早的。
与前三种写本仅有影印与解说不同，日本古代史研究家东野治之对金刚寺本做了更精细的整理，可圈可点。首先对全部文字做了扫描式释录，在释录时，慎重对待每一个字符，假名以及各种训点符号、标记都反映在释录中。
其次，释录与影印采用同页面呈现的排版方式，打开书页，左面是影印，右边是释录，影印与释录两两对应，释录是否精确，一目了然。
再次，在影印与释录之后的“校异”，将金刚寺本与江户初期无刊记本之异同，按照金刚寺本的每一帧都一一列出，又附“和训语汇索引”，分语汇、用例、付训汉字、图—行、备考。等于为日语训读做了全面扫描，每一汉字如何训读，均一览无余。所在汉字在何处，具体在行之所在，便于查阅。最后还有字音索引，按照汉字部首笔画排列，列出各汉字的片假名注音，是研究古代训读的基础资料。
这种原件与释录同一页面的方式，使释录中的对错得到极好展现，释录者的点滴疏失都无可逃逸。《金刚寺本游仙窟》虽然堪称完美，却也能发现其间的瑕疵。如书中图38中的如下一节：
家业沦（注：言张家业祐陵迟，无有富贵官职人也。沦，没。，无色，《毛诗》曰沦以铺也。）
相对应的94页释录将“沦”录作“沦滑”，《毛诗》的“沦以铺”录作“沦滑以铺”，显然是不知道“”是“胥”的增旁俗字，而将其误释为“滑”。本作“胥”，俗写作“”，又受上文“沦”字影响类化而增“水”旁，遂作“”。《诗·大雅·雨无正》：“若此无罪，沦胥以铺。”
金刚寺本《游仙窟》的这种体例，姑且可以称之为“翻拍式”释录。
前人校勘古书，有死校、活校之分，见于叶德辉《藏书十约》，又有校雠二法之说，见于朱希祖《骊亭藏书题跋记·校本意林跋》，朱希祖所说的第一法，接近于“活校”，或近于“正本式”，第二法，接近于“死校”，或近于“底本式”。朱希祖说：“然主前法者，或讥后法为芜颣而无所发明;主后法者，或讥前法为专擅而妄改古书。其实各得其法，不偭其矩，皆有益于学者。”此诚笃见。然在实际操作中，却常常出现麻烦，哪些字该改，哪些字不该改，改字到什么火候，却常有见仁见智之时。采用翻拍式的排印，就有一个好处，整理者改对改错，可以随时对照，错误无所遁形，正确无隐无藏，对于鉴定写本释录质量来说，方便而又快捷。
说来写本整理，原原本本的保存和与时俱进的校勘都是十分需要的，不必分出谁高谁低，谁重谁轻。“翻拍式”较之单纯的底本式，释录者在注入本人意见方面更放心，因为有原件在场，阅读者判断这些意见是否正确更有依据。如《金刚寺本游仙窟》图37：
鸣锺食鼎（注：《左传》曰：宋在师每食，击。《家语》曰：“子路南游于楚，积粟万锺，列鼎而食。”）
“宋”字后衍一“在”字，这是书写者将训读符号混入正文而讹。击字后脱一“锺”字。《左传》哀公十四年：“宋师每食，击锺。”锺，通钟。写本注释词语时，注文中出现的所注释之词，常以一竖线代之。日文写本书写“撃”字最后一笔或写成一竖“丨”，不带钩，易与此代“锺”字的竖线，看混成一竖，而被丢掉了。在翻拍式释录中，就可以将这些都呈现出来，请读者自己去判断是否合理。以下是释录的一种方案，其依据可在校勘记中加以说明：
鸣锺食鼎（注：《左传》曰：“宋师美食，击锺。”《家语》曰：“子路南游于楚，积粟万锺，列鼎而食。”）
翻拍式释录的出现，有赖于现代印刷技术的提升。随着电脑制版技术的发展，出版印刷更为容易，数据化的推进，使同一页面出现影印与释文不再是难题。更为精密准确的释录，还有赖于对两种文化、两种写本的深度理解。经过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中日两国的写本文化更多融入现代汉字文化的创造，将不再是少数学者的梦想。
窃以为，这种翻拍式的释录，完全可以运用到敦煌写本释录的纸质版和电子版，不知方家意下如何？想来对于现代手稿、书信或钱锺书外文笔记一类的写本文献的释录，也是适用的。
从空海以后的一千多年，日本人读解《游仙窟》一直热度不减。山田孝雄在谈到《游仙窟》写本的学术价值时说：“此书虽是一篇短篇小说，却不仅作为我国文艺源流之一而为在探索古典时理应置于座右之书，而且也是国语学上必须珍视的书，因而自古以来皆在学者间备受青睐。”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游仙窟》写本则是揭开中国典籍写本传播的一个可贵小窗口，有足够的话题与发现与日本学界分享。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14ZDB08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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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云 正安二年二月十一日书写之乎同廿六日交点了
康永三年十月十六日摸之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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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点”，同“校点”。1344年（康永三年）法印权大僧都宗算，书写了1300年（正安二年）的古写本。醍醐寺《游仙窟》的以上奥书把《游仙窟》训读说成神传。上文书写错误很多，“康和”是“应和”的误写，“木古岛”是“木岛”的误写。这是因为“康和”和“应和”都是平安时代的年号，“康”与“应”字形相近，容易写错;“岛”字俗写作“嶌”，上下两部分被看成了“古岛”两个字。文中还夹杂了日制汉词和日式语法，很不好懂。
改读错字之后就算大体读出里面的意思。大意是说，大江维时（888—963）在应和年间（961—964）作学士的时候，多次得到村山天皇的诏敕，感动上天，惊动神灵，得到神主对于《游仙窟》读法的秘传。据说他乘坐着毛车出门，遇见了木岛神主，神主身着布衣取出了虫蛀得很厉害的书册，跟他说：“你是文王之主，我朝的文士。”于是把《游仙窟》的读法教给了大江维时，维时以后便被召为天皇的侍读。
最难解的是“剩仰天之境节，惑仁云”一句。仰天（ぎょうてん），仰天;惊人，大惊。境节（きょうせつ），恰好那时，时节，时常。“惑仁云”，疑当作“感仙云”。仙，指神佛。《祖庭事苑卷二·大仙》：“《般若论》云：‘声闻菩萨，亦名仙。佛于中最尊上，故已有一切波罗蜜多功德善根彼岸，故名大仙。’”平安时代神佛合一，“感仙”，即与神佛感应。这句是说，据说在剩余的惊心动魄的关口，感应神灵了。此为一说，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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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安板《游仙窟》前有1319年（日本文保三年）四月十四日文章生英房所撰序言，可作一篇小说读。更为详尽地描述了一个《游仙窟》读法神授的故事，不过神仙从木岛神主换成了大明神的化身：
嵯峨天皇书卷之中，撰（同“选”）得《游仙窟》，召紀传儒者，欲传受也。诸家皆无传。学士伊时深愁叹。于时木岛社头，林木郁郁之所，烧木结草。有老翁闭两眼，常诵之。问读《游仙窟》云云也。伊时闻及，洁斋七日，整理衣冠，慎引陪从，参诣翁所。
“谁来？”
答曰：“唯唯。”跪申“为得《游仙窟》所参也”云云。
翁曰：“我幼少自吝受此书。年阑倦事，仅所学诵而已。”
重申：“愿教此书。仆苟候王家，居学士之职。少幼暗文无读，垂哀矜。”
翁谙读之。伊时付假名。读一帙毕。还归之后，送种种珍宝，庵迹异香郁郁，无其迹。其后感书，几乎大明神为化现耳。
文保三年四月十四日授申圆禅庵序毕
上文中两次出现的“申”，是说、讲、告诉、称等词的敬语。
当时文人面对这一难解之书，烧脑不休。如何快些读懂它，消化它，其心情之急迫，就寄托在这个传说中。同时，大江家也在用这个传说，宣扬自己的训读来自神灵，以标榜其深奥与神圣。还有一点，解读这部书，成了派给研究史书的纪传道的学者的活儿，或许也会让同年代的宋人大跌眼镜。
这个故事，和《江谈抄》里讲的吉备真备从遣唐使鬼魂那里学会《文选》读法的故事同出一辙。解读难读的汉文，被描绘成惊天地、动鬼神的事情，解读《游仙窟》同《文选》一样来自最高统治者的诏敕。这与其说是对这两部书的神化，不如说是对日本独创的训读方法的神化。
写本感发的幻象
平安时代的辞书《和名类聚抄》引录《游仙窟》多达十余处，推定成书于十二世纪的《唐物语》第九段，更演绎出惊天故事，说张文成暗恋则天武后，夜不能寐，则天武后也远远相思，二人如同牛郎织女，苦不能相见，故张文成著《游仙窟》以寄情。后来的《宝物集》七卷本卷四也将张文成暗恋则天故之事，说得有板有眼：“则天皇帝，高宗之后也。好色而值张文成，而得《游仙窟》。所谓‘可憎病鹊，夜半惊人’，言此事也。”诚如幸田露伴所说，此种奇谈，无非是无根之鬼话，只能算是“白日看鬼”。
明治时代的文士，则把“游仙窟”三字作为花街柳巷的代称。末广铁肠《鸿雪录》里面写到的“巴里（今译巴黎）的游仙窟”、樱井鸥村《欧洲见物》中的“游仙窟”，都不过是欧洲妓院的代称。1893年，富士贷本出版部出版的《游仙窟：支那小说》是此书近代翻译、近代解读的尝试之一。
幸田露伴在1907年春阳堂出版的随笔集《蜗牛庵夜谭》里，收入他所写的《游仙窟》一文，此文也是他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的最重要依据之一。文章考证了《游仙窟》本事、张文成生平与日本所传注本，但核心内容是检证其在《万叶集》《唐物语》等日本文学作品中的投影。对这篇文章，周作人、汪辟疆等都有过评述与匡补。 幸田露伴不仅指出，山上忆良《沉痾自哀文》中所言“《游仙窟》曰：九泉之下，一钱不值”，是对《游仙窟》直接引用，而且把《竹取翁物语》看成日本最早的小说，指出其构思存在《游仙窟》的影响。他梳理了《万叶集》中与《游仙窟》中的唱酬诗相近的内容。这些论述开二十世纪《万叶集》与中国文学比较之先河。此后凡是涉及对《万叶集》与中国文学关系这一课题的学者，几乎都要面对《游仙窟》的影响问题。例如，小岛宪之《上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第五篇第七章有“《游仙窟》之投影”的论述，二十一世纪初出版的芳贺纪雄所著《〈万叶集〉中的中国文学接受》，也在《典据接受的诸问题》一章中，也谈到《游于松浦河序》及其歌群以及卷四大伴家持赠坂上大娘等和歌，认为《游仙窟》对《万叶集》后期作品影响很大。
1929年章矛尘（廷谦，笔名川岛）将鲁迅收藏的《游仙窟》刻本整理标点，由北新书局出版。确立《游仙窟》在中国小说史上的论述，正是鲁迅为该书撰写的序言。文中提到，河世宁曾取其中之诗十余首入《全唐诗逸》，鲍氏刊之《知不足斋丛书》，最后说：
不特当时之习俗如酬对舞咏，时语如嫈嫇，可资博识;即便始以骈俪之语作传奇，前于陈球之《燕山外史》者千载，亦为治文学史者所不能废矣。
自此以后，中国有关《游仙窟》的影印和研究一直在缓缓推进，并出现了不菲的业绩。
“翻拍式”：写本解读的新篇章
《游仙窟》写本有四种，一是醍醐寺本，即京都醍醐寺三宝院藏康永三年（1344）钞本，日本古典保存会1926年影印本;二是真福寺本，即名古屋真福寺宝生院藏文和二年（1353）钞本，贵重古籍刊行会1954年影印本;三是山岸文库本，实践女子文艺资料研究所1995年复制;四是金刚寺本，金刚寺藏，塙书房2011年影印。
金刚寺本《游仙窟》尽管发现晚于醍醐寺本，却是现存最古的本字，其奥书与醍醐寺本的大同小异，却明显优于醍醐寺本。列举一下不同之处，竟达13处。细致分析各点，醍醐寺本中的某些不明之处，大体都能得到解决。特别是醍醐寺本中的“我幼少自吝受此书”，“吝”字颇怪，对照金刚寺本，便豁然开朗，原来“吝”字乃“父口”二字之连写，意思是说我从小得到家父的口传亲授。
不过也有金刚寺本误写的情况，如“桡”字当为“烧”字之讹。现存写本相互对照，不仅有助于探明原义，而且也有益于追寻讹字产生的原因。“维时”误作“伊时”，是因为日语中“维”“伊”皆读作“亻”，属同音误写。
在此奥书之后，还有一段文字，表明了写本的来历，说明这个本子是1321年（元亨元年）在金刚寺书写并添加假名训读的：
凡此文者，日向国新纳院老僧某甲房书写云云。
元亨元年庚申九月四日于金刚寺付假名毕。
不过，“庚申”是此前一年（元应二年）的干支，显然是书写者搞错了，元亨元年适逢改元，当为辛酉年。金刚石寺本书写早于醍醐寺本23年，是现存写本中书写时间最早的。
与前三种写本仅有影印与解说不同，日本古代史研究家东野治之对金刚寺本做了更精细的整理，可圈可点。首先对全部文字做了扫描式释录，在释录时，慎重对待每一个字符，假名以及各种训点符号、标记都反映在释录中。
其次，释录与影印采用同页面呈现的排版方式，打开书页，左面是影印，右边是释录，影印与释录两两对应，释录是否精确，一目了然。
再次，在影印与释录之后的“校异”，将金刚寺本与江户初期无刊记本之异同，按照金刚寺本的每一帧都一一列出，又附“和训语汇索引”，分语汇、用例、付训汉字、图—行、备考。等于为日语训读做了全面扫描，每一汉字如何训读，均一览无余。所在汉字在何处，具体在行之所在，便于查阅。最后还有字音索引，按照汉字部首笔画排列，列出各汉字的片假名注音，是研究古代训读的基础资料。
这种原件与释录同一页面的方式，使释录中的对错得到极好展现，释录者的点滴疏失都无可逃逸。《金刚寺本游仙窟》虽然堪称完美，却也能发现其间的瑕疵。如书中图38中的如下一节：
家业沦（注：言张家业祐陵迟，无有富贵官职人也。沦，没。，无色，《毛诗》曰沦以铺也。）
相对应的94页释录将“沦”录作“沦滑”，《毛诗》的“沦以铺”录作“沦滑以铺”，显然是不知道“”是“胥”的增旁俗字，而将其误释为“滑”。本作“胥”，俗写作“”，又受上文“沦”字影响类化而增“水”旁，遂作“”。《诗·大雅·雨无正》：“若此无罪，沦胥以铺。”
金刚寺本《游仙窟》的这种体例，姑且可以称之为“翻拍式”释录。
前人校勘古书，有死校、活校之分，见于叶德辉《藏书十约》，又有校雠二法之说，见于朱希祖《骊亭藏书题跋记·校本意林跋》，朱希祖所说的第一法，接近于“活校”，或近于“正本式”，第二法，接近于“死校”，或近于“底本式”。朱希祖说：“然主前法者，或讥后法为芜颣而无所发明;主后法者，或讥前法为专擅而妄改古书。其实各得其法，不偭其矩，皆有益于学者。”此诚笃见。然在实际操作中，却常常出现麻烦，哪些字该改，哪些字不该改，改字到什么火候，却常有见仁见智之时。采用翻拍式的排印，就有一个好处，整理者改对改错，可以随时对照，错误无所遁形，正确无隐无藏，对于鉴定写本释录质量来说，方便而又快捷。
说来写本整理，原原本本的保存和与时俱进的校勘都是十分需要的，不必分出谁高谁低，谁重谁轻。“翻拍式”较之单纯的底本式，释录者在注入本人意见方面更放心，因为有原件在场，阅读者判断这些意见是否正确更有依据。如《金刚寺本游仙窟》图37：
鸣锺食鼎（注：《左传》曰：宋在师每食，击。《家语》曰：“子路南游于楚，积粟万锺，列鼎而食。”）
“宋”字后衍一“在”字，这是书写者将训读符号混入正文而讹。击字后脱一“锺”字。《左传》哀公十四年：“宋师每食，击锺。”锺，通钟。写本注释词语时，注文中出现的所注释之词，常以一竖线代之。日文写本书写“撃”字最后一笔或写成一竖“丨”，不带钩，易与此代“锺”字的竖线，看混成一竖，而被丢掉了。在翻拍式释录中，就可以将这些都呈现出来，请读者自己去判断是否合理。以下是释录的一种方案，其依据可在校勘记中加以说明：
鸣锺食鼎（注：《左传》曰：“宋师美食，击锺。”《家语》曰：“子路南游于楚，积粟万锺，列鼎而食。”）
翻拍式释录的出现，有赖于现代印刷技术的提升。随着电脑制版技术的发展，出版印刷更为容易，数据化的推进，使同一页面出现影印与释文不再是难题。更为精密准确的释录，还有赖于对两种文化、两种写本的深度理解。经过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中日两国的写本文化更多融入现代汉字文化的创造，将不再是少数学者的梦想。
窃以为，这种翻拍式的释录，完全可以运用到敦煌写本释录的纸质版和电子版，不知方家意下如何？想来对于现代手稿、书信或钱锺书外文笔记一类的写本文献的释录，也是适用的。
从空海以后的一千多年，日本人读解《游仙窟》一直热度不减。山田孝雄在谈到《游仙窟》写本的学术价值时说：“此书虽是一篇短篇小说，却不仅作为我国文艺源流之一而为在探索古典时理应置于座右之书，而且也是国语学上必须珍视的书，因而自古以来皆在学者间备受青睐。”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游仙窟》写本则是揭开中国典籍写本传播的一个可贵小窗口，有足够的话题与发现与日本学界分享。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14ZDB08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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