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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上海大新公司大楼立面为切入点，通过解读其方案三次修改的内容，来展现近代建筑师的民族主义情结及其对建筑方案设计的影响，以及业主在方案成型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继而反思民族主义对近代上海建筑的影响。
大新公司；中国固有式；民族主义；建筑立面；民国上海
J59A008709
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之后，中国固有式建筑作为第一次有意识的、主动的复古思潮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深入的研究。①然而对它的总结集中在其作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官式建筑的范式”，主要体现在中山陵、首都计划以及大上海计划等少数建筑中。这次复古思潮对其他类型的建筑是否有影响、有多大深度的影响、最终有没有体现出来，这一系列问题却鲜有学者解答。本文试图通过解读上海大新公司（今市百一店）三次立面修改的内容，来展现中国固有式对商业建筑的影响，并探讨其为何没有达成最初的设计愿望，反思民族主义对建筑师、业主以及建筑的影响。
一、 “中国式”建筑的回顾
近代“中国式”的建筑，最初是在19世纪末的教会建筑中孕育的。传教士用最直观的形象模仿中国传统建筑的典型特征，以获得普通民众对教会的认可和接纳，这类建筑被称为“中国化”建筑。②这一阶段“中国固有式”建筑得到初步发展，以部分基督教堂和教会大学为代表，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群作为近代上海城市建筑实践中有意识地去继承实现中国建筑传统的案例，引领了中西文化在建筑上的磨合。③
19、20世纪之交，由“华夏中心”观、“华尊夷卑”观、“华夷之辨”等观念融合而成的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与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起，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④ 加上列强侵略产生的民族危机感，本土建筑营造工匠开始有意识地将中西文化反映在建筑上，如清末洋式旅馆（图1）、上海的里弄住宅等。尤其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 ，留学归来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开始形成一支颇有实力的队伍，并于1927年至1937年间在官方的支持下掀起了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热潮。墨菲在其主持制定的南京《首都计划》中称这种形式为“中国固有之形式”，这也是中国固有式的来源。吕彦直阐述了中国固有式的优势：“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也；颜色之配用最为悦目也；光线空气最为充足也；具有伸缩之作用，利于分期建造也。”郑晓笛：《吕彦直：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见张复合编：《建筑史论文集》，第14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7页。对于大屋顶可能造成的空间浪费，《首都计划》中也解释说屋顶空间可以用作装置升降机或代替地下室放置案卷。1929年之后受“国粹思想”的影响以及“大上海计划”的指导，以董大酋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建筑师在上海设计了一系列中国固有式建筑，如市政府大楼、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等。刘怡、黎志涛：《中国当代杰出的建筑师、建筑教育家——杨廷宝》，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大新公司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设计建造的。
二、 大新公司立面方案三次修改
大新公司由蔡昌（图2）在其兄弟蔡兴（原香港先施公司股东）的支持帮助下，于1912年在香港中环德辅道中创立。大新公司的业务渐入佳境，在香港中环地区与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成三足鼎立之勢。随即先后于1916、1918年在广州城内的惠爱路和西堤成立两处分公司，时至1929年，蔡昌决定设立上海分公司，并募集了476万元筹备资金。也正是由于在中国南方多年的成功经营，大新公司积累了充足的资金，这让其在上海的分公司在投资规模、建筑规模还是在服务设施等方面都超过“三公司”。在大新公司成立之前，上海市民一般将民族资本百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称为“三公司”。关于上海民族资本百货公司建筑的详细内容，见周慧琳：《近代上海百货公司的发展及建筑特点分析》，载《建筑学报》，2016年第7期，第8186页。大新公司聘请基泰工程司承担新大楼设计，馥记营造厂为大楼的营造商，钢窗由大东钢窗公司承做，电气工程由美益水电工程行承装，煤屑砖则由长城机制砖瓦公司负责制造。佚名：《大新公司新屋介绍》，载《建筑月刊》，1936年第3卷第6期，第4页。
从效果图（图3）上看，基泰工程司在1932年设计完成的大新公司最初方案具有典型的“中国固有式”建筑风格，其类似于故宫午门的屋顶以及转角处的塔楼成为该方案最醒目的标志：该项
目位于西藏中路、南京路、劳合路围合而成的街区中（图4），方案整体采用西方现代建筑体量组合的设计手法，可以看到清晰的混凝土框架结构逻辑，建筑主体呈现出横向的视觉构图，带有明显的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的建筑特征。建筑顶层的牌楼以及塔楼则是出自中国古典建筑中的重要元素。相似的处理手法在吕彦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祭堂（图5）、董大酉设计的上海
市图书馆（图6）、上海市立博物馆等同时期建筑方案中都可见到。除了运用高塔之外，大新公司的建筑立面上还使用了牌坊这一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来强调主要入口，并在各个出入口的檐部采用云纹装饰。
1934年3月完成的立面方案（图7）延续了第一轮方案的设计风格，但建筑规模缩小了。同第一轮方案相比，靠西藏中路北面的一部分建筑（图8）没有了，但是南京路转角的塔楼以及顶层牌楼的装饰细部都保留了下来，在建筑立面上强调竖向分割，壁柱从底层一直贯通到顶层并转化为牌楼的装饰构件。
大新公司第三轮方案完成于1934年11月底，这一轮立面方案也是最常见于介绍大新公司建筑的书中（图9）。包括陈从周所著《上海近代建筑史稿》（第66页）、张弘主编的《中外建筑史》（第93页）、赵海涛主编的《中外建筑史》（第69页）、李宏主编的《中外建筑史》（第109页）等书籍使用的大新公司立面图都为这一轮方案的图纸。转角三重檐的高塔被换成几何形体的塔楼，塔身呈八角形的平面两次向内收分后形成塔尖，第一层塔身的每一面都有古典建筑装饰纹样。立面中心处的牌坊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带有装饰的柱子收头，最上层挂落——传统小木作中常见的元素仍然保留。牌坊两侧的楼梯间外立面顶部也以拱形窗户收头。第二轮方案中底层两层通高的入口空间被贯通的雨棚代替，檐口的云纹装饰也被取消了。然而这还不是建成的大新公司立面。 大新公司的第四轮立面方案于1935年10月22日完成，这距离上一轮方案已近一年之久，离大新公司破土动工也有将近11个月。这一轮的立面方案仅仅绘出建筑的第8层以上的部分（图10），可以理解为，在大新公司大楼主体建造工程基本完成之时，该立面才得以完成，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新公司没有一个完整的、与建成立面相符的立面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最大的改动仍然是转角处：塔楼被彻底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带有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的装饰构件。两侧楼梯间的顶部也加了连续的薄板装饰。从该立面图中，仅仅中间三跨的挂落和栏杆望柱仍然属于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的装饰元素。新建成的大新公司屋顶部分，基本上是按照这次修改方案建造的（图11）。
那么，为何建筑方案会做如此大的调整？
三、 业主的窘态
20世纪20年代末的南京路已经非常繁华，为选择合适的地块，蔡昌亲自到上海考察。他把目光投在南京路最西端靠近西藏路，这里紧邻跑马场（今人民广场），位置适中，交通便利，基地三面临街，非常适合新建大型百货公司。最初，蔡昌看中的是南京路南边的地块（图12），而经几次协商后，其地块主人周湘云仍拒绝出售土地，所以蔡昌只能转向南京路北边的程霖生的地块（图4），当时这里建有荣昌祥西服店和忆鑫里（图13）。程很快同意出让土地，但有一条件：将土地折价入股。
这就说明大新公司最初筹集的476万元都可以用来房屋建设、装修、备货等事宜了，资金看起来很充裕，可以看到在第一轮方案中，建筑规模和建筑形式的宏大。然而30年代初，程霖生破产，其地皮随即被估价拍卖，大新公司花费378万余元来购置原方案中约三分之二地块（图8），占地约5亩。在购买地皮以后仅剩一百余万元，资金的窘迫可想而知，建筑的规模缩小，建筑的形式也经历多次简化。业主认为在这情况下建造转角塔楼并不合理，在1934年5月3日大新公司建筑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时候，蔡昌就提出：“建塔之费过巨，不能与所得利益相当”裘争平：《1934年上海大新公司建筑委员会议事录》，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1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52页。。遂决定暂缓建筑高塔。在5月27日的第八次会议专为讨论缓造高塔一事。朱彬估算的高塔建造费用为72300元，蔡昌认为费用过大，提议将承受高塔的底层柱子、钢材、三合土按照有高塔的受力计算，先不建造塔楼，待时机适当之时，再讨论建塔工程。新大楼总造价120余万元，可以计算得出大新公司在大楼落成后资金已经超出原有预算，没有剩余的钱来装修备货了。无奈之下，蔡昌等人决定将大楼的五楼及以上出租他人，并向麦加利银行贷款250万余元，用于装修和百货公司部门的备货，大新公司才得以在1936年1月开业（图14）。
四、 业主的心态
除了资金的原因，业主对民族形式的态度也是决定建筑最终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
与“四大公司”大新公司开张以后，人们把上海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并称为“四大公司”。的其他业主一样，大新公司的创办人蔡昌和蔡兴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都曾迫于生计远赴澳大利亚寻找发财的机会。四大公司的创办人：马应彪（先施公司），郭乐、郭泉兄弟（永安公司），李敏周 （新新公司），蔡昌、蔡兴兄弟（大新公司）都是广东省中山市香山县的农民，家境贫苦，都曾在少年时期跟随亲戚到澳大利亚，先后以挖金矿、买卖蔬菜、开设水果摊等谋生，随着水果业务的扩大，垄断了澳大利亚的香蕉业务，并逐渐发展出其他业务。在1900年前后携资金回国创办百货公司。他们为何要选择开百货公司，由于资料的不足已经
無法得到全面的解答。但是很明确的是，他们与晚清时期海外华人企业家如张弼士、陈宜禧等人不同，后者出于民族主义情结而对中国现代化做贡献，而四大公司的创办人开办各大百货公司似乎和民族主义并没有太多的关系。[澳]颜清湟：《海外华人与中国的经济现代化（18751912）》，见[澳]颜清湟编：《海外华人史研究》，崔贵强等译，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年，第4459页。永安公司创办人之一郭泉在其自传《永安精神之发轫及其长成史略》中没有提及民族主义情结，他们的资本也无法和张弼士、陈宜禧等企业家相提并论，但是这些企业家的相关事迹也激励着郭泉等人创办现代化企业的雄心。[澳]颜清湟：《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虽然郭标郭标是郭乐、郭泉的堂兄，在永安公司持有股份，同时也是先施公司的股东之一。作为澳大利亚华侨的领袖，曾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在回国后与政治人物相交甚密，郭标的四女儿郭婉莹曾做过蒋介石、宋美龄婚礼的女傧相。但是也有相当的文献资料表明，四大公司的业主并不关心政治，他们只是依附于大的政治环境下专心做生意赚钱。陈锦江认为他们和中国的官僚实业家生活在不同的社会里，在1910年前甚至在经济领域很少重叠，基本没有接触。参见[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2页。《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与改造》中也曾多次提及郭氏兄弟以及郭琳爽并不关心政治，与政治人物也无私人交往。
笔者以为，侨居国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情况是决定四大公司业主投资方向的主要因素。英联邦政府在1882年发布排华政策，澳大利亚政府甚至在1901年立“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白澳政策”是澳大利亚联邦反对亚洲移民的种族主义政策的通称，1901年确立为基本国策，1975年正式取消。为基本国策，以控制华人在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活动。这种“海外孤儿”一样的处境，不能使华侨在居留地产生归属感，“长安虽好，终非久居之地”的想法一直萦绕在他们心头，所以只要条件合适，他们都很愿意回国投资。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几个问题》，见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问题文丛》，第1集， 厦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1981年，第216页。此外，传统思想也是支配着四大公司的业主回国投资的一大原因。他们都是农民出身、远渡重洋，“衣锦还乡”“落叶归根”这些想法对他们来说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这也能解释为何他们选择在离家乡很近的香港作为回国投资的第一站，而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思想选择大陆进行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晚清时期很多海外华人企业家受民族主义情结驱使，对中国的现代化基础事业作出贡献。参见颜清湟：《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同时，出于商业社会的自我选择，商人们对建筑形式的选择最终迫使建筑师放弃对民族形式的追求，转向对“摩登式”或“装饰艺术”等更具有商业意味形式的追求。王浩娱：《“必然性”的启示——中国近代建筑师执业的客观环境及其影响下的主观领域》，见赵辰、伍江编：《中国近代建筑学术思想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69页。总之，蔡昌和蔡兴之所以在上海开设百货公司，作者认为更多是出于利益驱使，或者说是出于一种潜在的世界主义的驱使，而不是民族主义。 同样的思路也出现在大新公司的方案进程中。
蔡氏兄弟对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的运用并不感兴趣。对于他们来说，建造一幢与其他三家百货公司不同的建筑——这才是重中之重。也正是在这个原因的驱使下，百货公司第一轮方案才得以通过。然而随着资金问题的产生，这栋“中国固有式”建筑因其高昂造价而不得不做调整。同时业主以欧美建筑为榜样的观念也是驱使建筑形式转变的重要原因。1934年5月蔡昌经咨询认为南京路与西藏路转角处是最有价值的地方，且“欧美各国建筑，均不主张在转角处开门……不如安置饰窗，较得实用”。因此将第二轮建筑立面方案中的西南角大门删去。在听闻当时在欧洲和美洲大行其道的是现代派和装饰艺术派建筑的时候，蔡昌等人认为这与百货公司的时髦个性是相吻合的。随即在9月25日的第十三次会议中，蔡兴特地来函强调其公司的大楼建筑外观则要“采用立体式，惟须要光面，概不用一切花草。倘必要衬以花草者，以简单为佳”裘争平：《1934年上海大新公司建筑委员会议事录》，见上海市檔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1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52页。。在这一背景下，基泰工程司将第二轮方案修改至第三轮方案，然而，即便如此，第三轮方案仍然没有得到业主的认同。蔡昌另外聘请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毕业的工程顾问王毓蕃也为方案提出诸多意见，在大楼主体建成之时，基泰工程司绘制了第四轮修改方案。
五、 建筑师的民族主义情结
在杨廷宝加入基泰工程司之前，是由朱彬负责大多数建筑的设计任务，关颂声也作为早期主要建筑设计师，其建筑一般以很少装饰、造型简洁为特征，他在完成永利化工大楼以及河北体育场等建筑设计后，主要负责外交承揽项目方面的事务，建筑设计工作主要交由杨廷宝负责。朱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受古典主义影响较大，设计的建筑也大多拘于此种风格。1927年杨廷宝的加入使基泰工程司的建筑风格发生了改变，杨同样毕业于宾大建筑系，作为该校“最出色的学生之一”，杨廷宝深受学院派的影响，他的理想是将“西方古典建筑手法与中国建筑思想融合”，并一直为其而努力。武玉华：《天津基泰工程司与华北基泰工程司研究》，天津：天津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第84页。1930年前后杨廷宝设计的清华大学校园规划及一系列校园建筑方案（图15），都是在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立面大框架下，局部使用中国古典建筑细部装饰元素。入口垂花门、窗顶檐口板上的云纹装饰、门柱上的灯座式样等都带有民族特色。参见刘怡、黎志涛：《中国当代杰出的建筑师、建筑教育家——杨廷宝》，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随后，中国古典建筑元素成了立面的主要特征，在民国政府外交部（1930）（图16）、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1931）
以及大新公司（1934）等方案中，古典建筑的屋顶成为立面构图的重心。1932年初，杨廷宝受聘于北平市文物整理委员会，参加和主持了天坛圜丘坛、祈年殿、城东南角楼等在内的九处古建筑测绘、修缮工作。杨廷宝著，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编：《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第110页。据统计，在建国以前杨廷宝的职业生涯中，其所设计的中国固有式风格的建筑占了其工程项目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杨嵩林：《中国近代建筑复古初探》，载《建筑学报》，1987年第3期，第5963页。
然而建筑师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复兴意愿虽得到政府部门的鼎力支持，但在民族资本为主导的商业建筑设计中显得一厢情愿了，并没有得到业主的赞赏：将建筑的大屋顶取消、建筑形式一再简化。但是建筑师杨廷宝也不是一味的屈从，仍然为他“西方古典建筑手法与中国建筑思想相结合”的理念作出努力。从大新公司立面的装饰细部（图17），到其屋顶层连廊的剖面图中隐藏着的形式（图18），都说明了这一点。
即使从头到尾业主都没有表示出对转角处高塔的留恋，建筑师仍在尽最大的努力保留它，从最开始的三层重檐攒尖顶到简化过后的塔楼，再到后来不建高塔，但保留建筑底部的荷载配筋，以期待来日有机会加建高塔，建筑立面上的中国古典建筑装饰元素也是一减再减，最终建筑呈现出来的是带有古典元素装饰细部的现代装饰艺术派的风格。总而言之，杨廷宝等建筑师的民族主义情结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与现代功能相结合的意愿也是很明显的。
那么，民族主义情结和民族主义的建筑在上海是否存在？
六、 上海的民族主义现实
诚然，虽然上海作为通商口岸达一个世纪之久，有过受外强凌辱的屈辱历史，但上海从未像孟买、香港这些城市一样，成为完全殖民化的城市。上海人，即使是精英阶层的上海人，西洋化的中国人，从来没有丧失自己的国家认同和主体意识。但是官方倡导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也没有成为上海人所能接纳的价值观，也可以说，“中国固有式”的建筑风格也从来没能在上海成为主流。常青：《大都会从这里开始——南京路外滩段研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这是因为上海作为一座商业都市，无论是晚清时期还是民国时期，其政治文化一直处于“在野”的状态。也就是说主流政治对上海的影响，相较于北京和南京来说都是非常弱的，民族主义在上海即使是存在，也一直处于弱势状态。
相反，百货公司或许是最能直观地体现世界主义的地方，土的、洋的商品并列在一起，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只要商品是适销的，都能在展示柜里面出现。永安公司对外宣称“以经办全球百货为鹄，凡日用之所需，生活之所赖，蘼不尽力搜罗”，事实上四大百货公司都是这么做的。百货公司的进货部门除了向上海各大洋行、批发字号进购各国商品外，还经常购进国外旅行推销员推销小工厂生产的优质商品，甚至直接与国外工厂建立挂钩关系，并且安排人员每年亲自前往欧美各国挑选适销商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37页。20世纪20年代百货公司的商品，可以说几乎涵盖了欧美大部分国家的高档货物，如日本的日用杂货、英国的呢绒瓷器、美国的电器五金、德国的光学仪器、法国的文具等。国内的商品也是不限地域地聚集在一起，如山西的毛皮、金华的火腿、江西的樟木箱、广东的翡翠等。百货公司将各类商品重新分门别类，一起放置在展示柜里售卖。 反应在建筑上，上海人从开埠之初对西洋建筑的鄙夷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一直具有鄙夷轻狄的传统，对随着枪炮进来的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持鄙视态度；另一方面早期西方人在租界所建的房屋，无论是从功能、形式及建造质量等方面，都远远不及上海本地的传统建筑。参见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37页。、好奇到欣赏和模仿，再到选择以及包容，并逐渐把这些外来的元素转变成为自己的审美取向。常青：《大都会从这里开始——南京路外滩段研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大新公司建造之时，上海人对西洋建筑的态度已经到了包容并转变成自己的审美取向这一阶段。不仅是大新公司，四大公司的業主由于其长年的海外生活的经历，对西洋建筑也是直接跳过“鄙夷、好奇”等阶段。上海四大公司总共有五栋建筑，分别由英国、法国、美国以及本土不同的建筑师来设计，这本身也体现了业主们对西方文化的包容心态。
总而言之，尽管“国粹思想”以及“大上海计划”等关于近代上海建筑与城市规划的设想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理想，建筑师也曾为此付出努力，但现实是这种理想只有在少量的、政府主导的项目中实现，对于近代上海最重要的一种建筑类型——商业建筑，其影响是极其微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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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i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Sun Company’s building， the paper interprets the three revisions of the building’s facades and reveals the modern architects’nationalist complex and its impact on architectural design. Moreover， it explores the role of the property owners i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the program and reflects on the impact of nationalism on modern Shanghai architecture.
The Sun Company；Chinese intrinsic style architecture；nationalism；building facades；Shanghai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方红玫
大新公司；中国固有式；民族主义；建筑立面；民国上海
J59A008709
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之后，中国固有式建筑作为第一次有意识的、主动的复古思潮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深入的研究。①然而对它的总结集中在其作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官式建筑的范式”，主要体现在中山陵、首都计划以及大上海计划等少数建筑中。这次复古思潮对其他类型的建筑是否有影响、有多大深度的影响、最终有没有体现出来，这一系列问题却鲜有学者解答。本文试图通过解读上海大新公司（今市百一店）三次立面修改的内容，来展现中国固有式对商业建筑的影响，并探讨其为何没有达成最初的设计愿望，反思民族主义对建筑师、业主以及建筑的影响。
一、 “中国式”建筑的回顾
近代“中国式”的建筑，最初是在19世纪末的教会建筑中孕育的。传教士用最直观的形象模仿中国传统建筑的典型特征，以获得普通民众对教会的认可和接纳，这类建筑被称为“中国化”建筑。②这一阶段“中国固有式”建筑得到初步发展，以部分基督教堂和教会大学为代表，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群作为近代上海城市建筑实践中有意识地去继承实现中国建筑传统的案例，引领了中西文化在建筑上的磨合。③
19、20世纪之交，由“华夏中心”观、“华尊夷卑”观、“华夷之辨”等观念融合而成的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与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起，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④ 加上列强侵略产生的民族危机感，本土建筑营造工匠开始有意识地将中西文化反映在建筑上，如清末洋式旅馆（图1）、上海的里弄住宅等。尤其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 ，留学归来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开始形成一支颇有实力的队伍，并于1927年至1937年间在官方的支持下掀起了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热潮。墨菲在其主持制定的南京《首都计划》中称这种形式为“中国固有之形式”，这也是中国固有式的来源。吕彦直阐述了中国固有式的优势：“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也；颜色之配用最为悦目也；光线空气最为充足也；具有伸缩之作用，利于分期建造也。”郑晓笛：《吕彦直：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见张复合编：《建筑史论文集》，第14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7页。对于大屋顶可能造成的空间浪费，《首都计划》中也解释说屋顶空间可以用作装置升降机或代替地下室放置案卷。1929年之后受“国粹思想”的影响以及“大上海计划”的指导，以董大酋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建筑师在上海设计了一系列中国固有式建筑，如市政府大楼、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等。刘怡、黎志涛：《中国当代杰出的建筑师、建筑教育家——杨廷宝》，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大新公司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设计建造的。
二、 大新公司立面方案三次修改
大新公司由蔡昌（图2）在其兄弟蔡兴（原香港先施公司股东）的支持帮助下，于1912年在香港中环德辅道中创立。大新公司的业务渐入佳境，在香港中环地区与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成三足鼎立之勢。随即先后于1916、1918年在广州城内的惠爱路和西堤成立两处分公司，时至1929年，蔡昌决定设立上海分公司，并募集了476万元筹备资金。也正是由于在中国南方多年的成功经营，大新公司积累了充足的资金，这让其在上海的分公司在投资规模、建筑规模还是在服务设施等方面都超过“三公司”。在大新公司成立之前，上海市民一般将民族资本百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称为“三公司”。关于上海民族资本百货公司建筑的详细内容，见周慧琳：《近代上海百货公司的发展及建筑特点分析》，载《建筑学报》，2016年第7期，第8186页。大新公司聘请基泰工程司承担新大楼设计，馥记营造厂为大楼的营造商，钢窗由大东钢窗公司承做，电气工程由美益水电工程行承装，煤屑砖则由长城机制砖瓦公司负责制造。佚名：《大新公司新屋介绍》，载《建筑月刊》，1936年第3卷第6期，第4页。
从效果图（图3）上看，基泰工程司在1932年设计完成的大新公司最初方案具有典型的“中国固有式”建筑风格，其类似于故宫午门的屋顶以及转角处的塔楼成为该方案最醒目的标志：该项
目位于西藏中路、南京路、劳合路围合而成的街区中（图4），方案整体采用西方现代建筑体量组合的设计手法，可以看到清晰的混凝土框架结构逻辑，建筑主体呈现出横向的视觉构图，带有明显的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的建筑特征。建筑顶层的牌楼以及塔楼则是出自中国古典建筑中的重要元素。相似的处理手法在吕彦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祭堂（图5）、董大酉设计的上海
市图书馆（图6）、上海市立博物馆等同时期建筑方案中都可见到。除了运用高塔之外，大新公司的建筑立面上还使用了牌坊这一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来强调主要入口，并在各个出入口的檐部采用云纹装饰。
1934年3月完成的立面方案（图7）延续了第一轮方案的设计风格，但建筑规模缩小了。同第一轮方案相比，靠西藏中路北面的一部分建筑（图8）没有了，但是南京路转角的塔楼以及顶层牌楼的装饰细部都保留了下来，在建筑立面上强调竖向分割，壁柱从底层一直贯通到顶层并转化为牌楼的装饰构件。
大新公司第三轮方案完成于1934年11月底，这一轮立面方案也是最常见于介绍大新公司建筑的书中（图9）。包括陈从周所著《上海近代建筑史稿》（第66页）、张弘主编的《中外建筑史》（第93页）、赵海涛主编的《中外建筑史》（第69页）、李宏主编的《中外建筑史》（第109页）等书籍使用的大新公司立面图都为这一轮方案的图纸。转角三重檐的高塔被换成几何形体的塔楼，塔身呈八角形的平面两次向内收分后形成塔尖，第一层塔身的每一面都有古典建筑装饰纹样。立面中心处的牌坊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带有装饰的柱子收头，最上层挂落——传统小木作中常见的元素仍然保留。牌坊两侧的楼梯间外立面顶部也以拱形窗户收头。第二轮方案中底层两层通高的入口空间被贯通的雨棚代替，檐口的云纹装饰也被取消了。然而这还不是建成的大新公司立面。 大新公司的第四轮立面方案于1935年10月22日完成，这距离上一轮方案已近一年之久，离大新公司破土动工也有将近11个月。这一轮的立面方案仅仅绘出建筑的第8层以上的部分（图10），可以理解为，在大新公司大楼主体建造工程基本完成之时，该立面才得以完成，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新公司没有一个完整的、与建成立面相符的立面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最大的改动仍然是转角处：塔楼被彻底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带有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的装饰构件。两侧楼梯间的顶部也加了连续的薄板装饰。从该立面图中，仅仅中间三跨的挂落和栏杆望柱仍然属于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的装饰元素。新建成的大新公司屋顶部分，基本上是按照这次修改方案建造的（图11）。
那么，为何建筑方案会做如此大的调整？
三、 业主的窘态
20世纪20年代末的南京路已经非常繁华，为选择合适的地块，蔡昌亲自到上海考察。他把目光投在南京路最西端靠近西藏路，这里紧邻跑马场（今人民广场），位置适中，交通便利，基地三面临街，非常适合新建大型百货公司。最初，蔡昌看中的是南京路南边的地块（图12），而经几次协商后，其地块主人周湘云仍拒绝出售土地，所以蔡昌只能转向南京路北边的程霖生的地块（图4），当时这里建有荣昌祥西服店和忆鑫里（图13）。程很快同意出让土地，但有一条件：将土地折价入股。
这就说明大新公司最初筹集的476万元都可以用来房屋建设、装修、备货等事宜了，资金看起来很充裕，可以看到在第一轮方案中，建筑规模和建筑形式的宏大。然而30年代初，程霖生破产，其地皮随即被估价拍卖，大新公司花费378万余元来购置原方案中约三分之二地块（图8），占地约5亩。在购买地皮以后仅剩一百余万元，资金的窘迫可想而知，建筑的规模缩小，建筑的形式也经历多次简化。业主认为在这情况下建造转角塔楼并不合理，在1934年5月3日大新公司建筑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时候，蔡昌就提出：“建塔之费过巨，不能与所得利益相当”裘争平：《1934年上海大新公司建筑委员会议事录》，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1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52页。。遂决定暂缓建筑高塔。在5月27日的第八次会议专为讨论缓造高塔一事。朱彬估算的高塔建造费用为72300元，蔡昌认为费用过大，提议将承受高塔的底层柱子、钢材、三合土按照有高塔的受力计算，先不建造塔楼，待时机适当之时，再讨论建塔工程。新大楼总造价120余万元，可以计算得出大新公司在大楼落成后资金已经超出原有预算，没有剩余的钱来装修备货了。无奈之下，蔡昌等人决定将大楼的五楼及以上出租他人，并向麦加利银行贷款250万余元，用于装修和百货公司部门的备货，大新公司才得以在1936年1月开业（图14）。
四、 业主的心态
除了资金的原因，业主对民族形式的态度也是决定建筑最终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
与“四大公司”大新公司开张以后，人们把上海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并称为“四大公司”。的其他业主一样，大新公司的创办人蔡昌和蔡兴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都曾迫于生计远赴澳大利亚寻找发财的机会。四大公司的创办人：马应彪（先施公司），郭乐、郭泉兄弟（永安公司），李敏周 （新新公司），蔡昌、蔡兴兄弟（大新公司）都是广东省中山市香山县的农民，家境贫苦，都曾在少年时期跟随亲戚到澳大利亚，先后以挖金矿、买卖蔬菜、开设水果摊等谋生，随着水果业务的扩大，垄断了澳大利亚的香蕉业务，并逐渐发展出其他业务。在1900年前后携资金回国创办百货公司。他们为何要选择开百货公司，由于资料的不足已经
無法得到全面的解答。但是很明确的是，他们与晚清时期海外华人企业家如张弼士、陈宜禧等人不同，后者出于民族主义情结而对中国现代化做贡献，而四大公司的创办人开办各大百货公司似乎和民族主义并没有太多的关系。[澳]颜清湟：《海外华人与中国的经济现代化（18751912）》，见[澳]颜清湟编：《海外华人史研究》，崔贵强等译，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年，第4459页。永安公司创办人之一郭泉在其自传《永安精神之发轫及其长成史略》中没有提及民族主义情结，他们的资本也无法和张弼士、陈宜禧等企业家相提并论，但是这些企业家的相关事迹也激励着郭泉等人创办现代化企业的雄心。[澳]颜清湟：《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虽然郭标郭标是郭乐、郭泉的堂兄，在永安公司持有股份，同时也是先施公司的股东之一。作为澳大利亚华侨的领袖，曾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在回国后与政治人物相交甚密，郭标的四女儿郭婉莹曾做过蒋介石、宋美龄婚礼的女傧相。但是也有相当的文献资料表明，四大公司的业主并不关心政治，他们只是依附于大的政治环境下专心做生意赚钱。陈锦江认为他们和中国的官僚实业家生活在不同的社会里，在1910年前甚至在经济领域很少重叠，基本没有接触。参见[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2页。《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与改造》中也曾多次提及郭氏兄弟以及郭琳爽并不关心政治，与政治人物也无私人交往。
笔者以为，侨居国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情况是决定四大公司业主投资方向的主要因素。英联邦政府在1882年发布排华政策，澳大利亚政府甚至在1901年立“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白澳政策”是澳大利亚联邦反对亚洲移民的种族主义政策的通称，1901年确立为基本国策，1975年正式取消。为基本国策，以控制华人在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活动。这种“海外孤儿”一样的处境，不能使华侨在居留地产生归属感，“长安虽好，终非久居之地”的想法一直萦绕在他们心头，所以只要条件合适，他们都很愿意回国投资。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几个问题》，见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问题文丛》，第1集， 厦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1981年，第216页。此外，传统思想也是支配着四大公司的业主回国投资的一大原因。他们都是农民出身、远渡重洋，“衣锦还乡”“落叶归根”这些想法对他们来说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这也能解释为何他们选择在离家乡很近的香港作为回国投资的第一站，而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思想选择大陆进行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晚清时期很多海外华人企业家受民族主义情结驱使，对中国的现代化基础事业作出贡献。参见颜清湟：《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同时，出于商业社会的自我选择，商人们对建筑形式的选择最终迫使建筑师放弃对民族形式的追求，转向对“摩登式”或“装饰艺术”等更具有商业意味形式的追求。王浩娱：《“必然性”的启示——中国近代建筑师执业的客观环境及其影响下的主观领域》，见赵辰、伍江编：《中国近代建筑学术思想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69页。总之，蔡昌和蔡兴之所以在上海开设百货公司，作者认为更多是出于利益驱使，或者说是出于一种潜在的世界主义的驱使，而不是民族主义。 同样的思路也出现在大新公司的方案进程中。
蔡氏兄弟对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的运用并不感兴趣。对于他们来说，建造一幢与其他三家百货公司不同的建筑——这才是重中之重。也正是在这个原因的驱使下，百货公司第一轮方案才得以通过。然而随着资金问题的产生，这栋“中国固有式”建筑因其高昂造价而不得不做调整。同时业主以欧美建筑为榜样的观念也是驱使建筑形式转变的重要原因。1934年5月蔡昌经咨询认为南京路与西藏路转角处是最有价值的地方，且“欧美各国建筑，均不主张在转角处开门……不如安置饰窗，较得实用”。因此将第二轮建筑立面方案中的西南角大门删去。在听闻当时在欧洲和美洲大行其道的是现代派和装饰艺术派建筑的时候，蔡昌等人认为这与百货公司的时髦个性是相吻合的。随即在9月25日的第十三次会议中，蔡兴特地来函强调其公司的大楼建筑外观则要“采用立体式，惟须要光面，概不用一切花草。倘必要衬以花草者，以简单为佳”裘争平：《1934年上海大新公司建筑委员会议事录》，见上海市檔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1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52页。。在这一背景下，基泰工程司将第二轮方案修改至第三轮方案，然而，即便如此，第三轮方案仍然没有得到业主的认同。蔡昌另外聘请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毕业的工程顾问王毓蕃也为方案提出诸多意见，在大楼主体建成之时，基泰工程司绘制了第四轮修改方案。
五、 建筑师的民族主义情结
在杨廷宝加入基泰工程司之前，是由朱彬负责大多数建筑的设计任务，关颂声也作为早期主要建筑设计师，其建筑一般以很少装饰、造型简洁为特征，他在完成永利化工大楼以及河北体育场等建筑设计后，主要负责外交承揽项目方面的事务，建筑设计工作主要交由杨廷宝负责。朱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受古典主义影响较大，设计的建筑也大多拘于此种风格。1927年杨廷宝的加入使基泰工程司的建筑风格发生了改变，杨同样毕业于宾大建筑系，作为该校“最出色的学生之一”，杨廷宝深受学院派的影响，他的理想是将“西方古典建筑手法与中国建筑思想融合”，并一直为其而努力。武玉华：《天津基泰工程司与华北基泰工程司研究》，天津：天津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第84页。1930年前后杨廷宝设计的清华大学校园规划及一系列校园建筑方案（图15），都是在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立面大框架下，局部使用中国古典建筑细部装饰元素。入口垂花门、窗顶檐口板上的云纹装饰、门柱上的灯座式样等都带有民族特色。参见刘怡、黎志涛：《中国当代杰出的建筑师、建筑教育家——杨廷宝》，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随后，中国古典建筑元素成了立面的主要特征，在民国政府外交部（1930）（图16）、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1931）
以及大新公司（1934）等方案中，古典建筑的屋顶成为立面构图的重心。1932年初，杨廷宝受聘于北平市文物整理委员会，参加和主持了天坛圜丘坛、祈年殿、城东南角楼等在内的九处古建筑测绘、修缮工作。杨廷宝著，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编：《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第110页。据统计，在建国以前杨廷宝的职业生涯中，其所设计的中国固有式风格的建筑占了其工程项目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杨嵩林：《中国近代建筑复古初探》，载《建筑学报》，1987年第3期，第5963页。
然而建筑师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复兴意愿虽得到政府部门的鼎力支持，但在民族资本为主导的商业建筑设计中显得一厢情愿了，并没有得到业主的赞赏：将建筑的大屋顶取消、建筑形式一再简化。但是建筑师杨廷宝也不是一味的屈从，仍然为他“西方古典建筑手法与中国建筑思想相结合”的理念作出努力。从大新公司立面的装饰细部（图17），到其屋顶层连廊的剖面图中隐藏着的形式（图18），都说明了这一点。
即使从头到尾业主都没有表示出对转角处高塔的留恋，建筑师仍在尽最大的努力保留它，从最开始的三层重檐攒尖顶到简化过后的塔楼，再到后来不建高塔，但保留建筑底部的荷载配筋，以期待来日有机会加建高塔，建筑立面上的中国古典建筑装饰元素也是一减再减，最终建筑呈现出来的是带有古典元素装饰细部的现代装饰艺术派的风格。总而言之，杨廷宝等建筑师的民族主义情结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与现代功能相结合的意愿也是很明显的。
那么，民族主义情结和民族主义的建筑在上海是否存在？
六、 上海的民族主义现实
诚然，虽然上海作为通商口岸达一个世纪之久，有过受外强凌辱的屈辱历史，但上海从未像孟买、香港这些城市一样，成为完全殖民化的城市。上海人，即使是精英阶层的上海人，西洋化的中国人，从来没有丧失自己的国家认同和主体意识。但是官方倡导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也没有成为上海人所能接纳的价值观，也可以说，“中国固有式”的建筑风格也从来没能在上海成为主流。常青：《大都会从这里开始——南京路外滩段研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这是因为上海作为一座商业都市，无论是晚清时期还是民国时期，其政治文化一直处于“在野”的状态。也就是说主流政治对上海的影响，相较于北京和南京来说都是非常弱的，民族主义在上海即使是存在，也一直处于弱势状态。
相反，百货公司或许是最能直观地体现世界主义的地方，土的、洋的商品并列在一起，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只要商品是适销的，都能在展示柜里面出现。永安公司对外宣称“以经办全球百货为鹄，凡日用之所需，生活之所赖，蘼不尽力搜罗”，事实上四大百货公司都是这么做的。百货公司的进货部门除了向上海各大洋行、批发字号进购各国商品外，还经常购进国外旅行推销员推销小工厂生产的优质商品，甚至直接与国外工厂建立挂钩关系，并且安排人员每年亲自前往欧美各国挑选适销商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37页。20世纪20年代百货公司的商品，可以说几乎涵盖了欧美大部分国家的高档货物，如日本的日用杂货、英国的呢绒瓷器、美国的电器五金、德国的光学仪器、法国的文具等。国内的商品也是不限地域地聚集在一起，如山西的毛皮、金华的火腿、江西的樟木箱、广东的翡翠等。百货公司将各类商品重新分门别类，一起放置在展示柜里售卖。 反应在建筑上，上海人从开埠之初对西洋建筑的鄙夷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一直具有鄙夷轻狄的传统，对随着枪炮进来的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持鄙视态度；另一方面早期西方人在租界所建的房屋，无论是从功能、形式及建造质量等方面，都远远不及上海本地的传统建筑。参见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37页。、好奇到欣赏和模仿，再到选择以及包容，并逐渐把这些外来的元素转变成为自己的审美取向。常青：《大都会从这里开始——南京路外滩段研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大新公司建造之时，上海人对西洋建筑的态度已经到了包容并转变成自己的审美取向这一阶段。不仅是大新公司，四大公司的業主由于其长年的海外生活的经历，对西洋建筑也是直接跳过“鄙夷、好奇”等阶段。上海四大公司总共有五栋建筑，分别由英国、法国、美国以及本土不同的建筑师来设计，这本身也体现了业主们对西方文化的包容心态。
总而言之，尽管“国粹思想”以及“大上海计划”等关于近代上海建筑与城市规划的设想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理想，建筑师也曾为此付出努力，但现实是这种理想只有在少量的、政府主导的项目中实现，对于近代上海最重要的一种建筑类型——商业建筑，其影响是极其微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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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i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Sun Company’s building， the paper interprets the three revisions of the building’s facades and reveals the modern architects’nationalist complex and its impact on architectural design. Moreover， it explores the role of the property owners i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the program and reflects on the impact of nationalism on modern Shanghai architecture.
The Sun Company；Chinese intrinsic style architecture；nationalism；building facades；Shanghai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方红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