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标新作《如意之灯：世界搬运车之王储吉旺传》，传主是宁波本地企业家储吉旺先生。对于储吉旺先生，我无缘结识，只知道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并携手《文学港》杂志社，捐资创设了“储吉旺文学奖”。通过阅读《如意之灯》认识储吉旺先生，理解了在急剧变革的时代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如何艰苦奋斗，如何迫不得已地被社会挟裹着，走上了一条连自己都根本没有想过的人生道路。在所有传记作品中，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性格都是环境的折射，人物所走过的路，都是社会发展诸多可能性的一种实现。在实现了这一种可能性之后，也就意味着遮蔽或扭断了其他可能性。因此，在许多传记作品中（特别是自传），传主都会发出“假如再有来生”的感叹，这种感叹并不是对自我的否定和追悔，而是对生命可能性伸展的期冀与向往，是对生命不可重复性的慨叹。古人常常叹息：“生年不满百”“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是啊，人生只有一次，在有限的生命周期中，追寻超越性的价值与意义，并一步一步践行，努力实现，方能显出生命的完整性和延展性。
　　20世纪的中国，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多变的时期，前五十年基本天天在打仗，后五十年进入并不和平的和平时期，国际上冷战格局与冷战思维，直接或间接地促成国内一次一次政治运动，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更不用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调整期和治愈期。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历史环境和社会生态的决定性影响，都是这个“革命”时代的见证者，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波折诡谲的人生经历，都会留下或深或浅的身体创伤和心灵创伤。苦难经历和痛苦情感体验，极其执着地埋藏于记忆深处，成为传记（他传或自传）的潜在材料。就此而言，凡是经历过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会为真实还原、重新发现这个时代，提供一份带有独特体验的“历史证词”，都有成为传主的价值和意义。储吉旺先生是一个经历丰富、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不仅有着普通人的“历史证词”意义，而且有着这个特殊时代企业家（成功人士）的酸甜苦辣，其创伤和挫折比起普通人更多、更深，对于后人还原社会真相、发掘时代本质、评估人生状况，具有更为鲜活、更为深刻的价值。
　　20世纪著名思想家阿多诺曾经说过：“让苦難有出声的机会，是一切真理的条件。”要深刻而准确地阐释一个时代，必须揭示这个时代的苦难，没有苦难的时代是一个轻飘飘的时代，不能解释时代苦难的写作，就是一种轻飘飘的、远离真理的写作。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斯皮瓦克强调：“自传是一种创伤，在这里，历史的血迹不会干涸。”如果说，自传是人们认识自我、探究自我的“甬道”，是装载创伤的容器之一，那么，他传就是书写者认识传主、探究传主，并通过传主的创伤及其治愈过程，认识社会、探究社会，不断走向真理的“甬道”。真正的传记写作，就是一种创伤叙事，文本揭示的创伤越大、越深，对主人公的生命历程和情感层次挖掘也就越全面、深刻，认识和探究社会的能见度也就越高。传记的价值不是发金牌、挂奖章，而是提供一种“能见度”，让读者见出人性的深度与广度，见出社会的真实和容量。
　　杨东标有自觉的“创伤叙事”意识，从叙述储吉旺少年时期开始，就将关注点更多地集中于“挫折与磨难”：“那个鸡蛋一般大的伤疤，至今留在他的左小腿上，可以说，这是储吉旺人生中的第一次挫折与磨难，它仿佛在预示，人生道路是不平坦的，需要他勇敢地去面对。”《如意之灯》从创伤开始书写的人物传记，通过揭示储吉旺的身体创伤、性格创伤、心灵创伤、情感创伤等等，还原了传主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提供了认识和探析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的“能见度”。我们发现，随着储吉旺的“成长”，《如意之灯》为我们揭示的创伤面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层次也逐渐从身体创伤向心灵创伤、情感创伤发展，每一次创伤治愈的时间越来越长，治愈的手段越来越复杂。有些难于治愈的创伤，长期伴随着储吉旺，时不时冒出来干扰人物的“成功经历”。而储吉旺正是带着这些或大或小的创伤，战胜花样百出的挫折，在不断地治愈创伤和克服挫折中前行，成为时代的“这一个”。
　　《如意之灯》一开始就叙述“小吉旺”的身体创伤。作为这次身体创伤的发生环境，杨东标为我们营造了一幅“田园牧歌”式的场景：“小吉旺骑在牛背上，哼着山歌，乐悠悠的。”“这是一束多么漂亮的百合花，由四朵喇叭一般的花朵组成，金黄色的花蕊从喇叭口子吐出来，艳得令人眩目。”为了摘取这朵美丽的百合花，小吉旺意外地“被蛇咬了”，父亲看了伤口，断定是被小老虎咬了。这次受伤纯属意外，但作为童年的记忆，深深地留存在储吉旺的记忆里。与这次身体创伤一起并存在记忆中的，是“茶山下的激战”和宁海县城的解放。一次意外受伤，将储吉旺的童年叙事与时代解放的宏大叙事“镶嵌”在一起，构成个人记忆与时代记忆的“偶遇”，不露痕迹地将传主纳入社会现实和时代变迁的大潮中。
　　尽管“茶山下的激战”揭开了时代剧变的序幕，但民间生活依然按照固有的方式运行着，储吉旺少年时代身体创伤的治愈手段和过程，就呈现出浓郁的民间色彩。按照民间的土办法，先是用母亲的头发把小吉旺的腿紧紧扎住，再用烧酒清洗伤口，最后把“咂咂梅”嚼糊敷在伤口上。然而，这些土办法似乎不管用，伤口依然红肿，爸爸背着储吉旺来到茶院卫生所，涂抹了碘酒和红药水，到庙宇里求了菩萨。这些现代科学方法和求神保佑，依然不管用，红肿不但没有消退，而且开始腐烂，父母亲决定还是用土办法：喝一碗伴着香灰的清油，伤口开始结痂，逐渐痊愈。这时，创伤的治愈过程并没有结束，身体创伤留给储吉旺心理阴影，直到多年以后，事业成功的储吉旺捐资重修墩头庙，才算对这次少年时代的身体创伤有个完整的交待。
　　有意味的是，在储吉旺成年以后，无论是身体创伤，还是心灵创伤，都没有再使用民间的“土办法”，父母亲所熟知的民间经验，在以后的创伤治疗中，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传主也好，周边人物也好，大家竟然从来没有想起过。这种悄无声息的消失，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间经验”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在一个政治话语占据绝对强势的生态中，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革命”时代，传统的乡村伦理和民间智慧，在很长一段时期被强行遮蔽和遗弃了。几十年以后，当我们再一次“捡起”乡村伦理和民间智慧的时候，“重归”与“重建”的曲折和艰难，从储吉旺修建凉亭、西林寺、油盐寺、吉祥寺、宝莲寺、石窟寺的过程不难见出。可以说，直到“心中有盏佛灯”，储吉旺才最后完成了创伤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