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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主权争议,国内公众中关于海权的声音高涨起来,这对于作为历史悠久的大陆国家的人民而言,是一件重新睁眼看世界的好事。但在近现代国家兴衰的历史上,海权的历史也有可悲失败的一面,值得重温。
一般来说,历史上美国并不以盛产战略思想家为特色,除了唯一的例外:马汉。马汉因其狂热的海权思想闻名于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作为列强之一走上世界舞台时的战略理念代表,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位具有全球影响的美国战略家。
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马汉的思想可以用两句话形容:海军至上,海权至上。即对于崛起的新兴强国而言,决定其保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最佳手段,就是发展强大的全球进攻性海军,在当时是放弃以巡洋舰为核心的防御性舰队,建设以战列舰为核心的海上决胜力量,以此拥有和确保己方利用和支配海洋的权力,并限制与中和任何潜在对手利用及支配海洋的权力,海权就是制海权。
马汉的思想是一种以海洋地理为核心的战略和国家政策思维,其背景是美国已经成为全球头号工业与经济强国,迫切需要一种制定全球性对外政策的理论工具。
在马汉学说问世之后,对之最狂热的学生并非当时的头号海军强国不列颠帝国,也不是其祖国美国。对马汉最狂热膜拜的弟子有两个:一个是威廉皇帝治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一个是刚在甲午之役中打败中国的日本帝国。这两国当时均是雄心万丈的新崛起的地区强国,正在踌躇满志地展望在新世界权力棋盘上的远大前程,因此,马汉的理论无疑给了他们指路明灯。
史载第二帝国的威廉皇帝本人就是马汉最狂热的信徒之一,他曾下令把马汉的著作印发至帝国海军每一位军官的手里,作为军官们的标准读物。当时的其他德国领导人也将马汉誉为“海上力量的付印传播者”和帝国战略的“新哥白尼”。正是在这一狂热的引导之下,第二帝国开始了两个政策:一是在海外追求殖民地,其实是挑战“不列颠治下的和平”,试图重构全球权力;二是与此配合,开始大力加入无畏舰竞赛,也即是当时最前沿的海军军备竞赛。
日本初步验证其第一波现代化的成果,成功跻身列强是由于两场海战为主的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而作为岛国的日本对海权有格外的敏感,因此,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战略家和政治家都立志效仿英伦,一意在国家政策方面追随海权的步伐,除大力发展现代海军力量之外,在其对外扩张政策中也毫不犹豫地运用新获得的强大海权。
然而,吊诡的是,历史的实际演进却令人扼腕。第二帝国的海军和海外政策使英德战略敌意上升到不可化解的零和程度,在大战略上也催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法、俄的协约,三国协约最初的目的尚在于遏制,而德国对此采取的反制政策是建立自身的同盟予以反击,如此,楚河汉界的欧洲阵营形成了。最后,经历五年血战,德国不仅皇冠落地,普鲁士崛起到第二帝国所赢得的战略成果也在屈辱性的《凡尔赛和约》中丧失殆尽。
在日本的例子里,人们则可以看到另一个海权政策的教训。日俄战争中日本取得战胜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后,固然获得了在西太平洋的海上优势,但这一优势带来了两重战略性的后果:其一,决定性地鼓励了日本在远东追求扩张的侵略性政策;其二,使日本帝国海军直接面临与方兴未艾的美国海军战略对峙的局面。这两个后果在大约20年中发展下去,最后就是发起对中国及亚洲的野蛮侵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从这些简单的叙述,可见海权至上的思想,作为国家战略的学说有其致命的局限性,因为决定国际局势与权力格局的不仅是海上力量的强弱,更取决于一国基本的国际观,以及对外政策意图。如果国家仅靠运用武力追求零和的国际目标,则必然引发外部的反制与系统反应。特别是,对于新崛起的地区力量而言,抛开对现有秩序的参与,试图用海权塑造有利于自身的新格局,挑战秩序主导者,则其海权的发达反可能危害国家根本利益与目标。这是对历史的大战略考察可获得的教训之一。
一般来说,历史上美国并不以盛产战略思想家为特色,除了唯一的例外:马汉。马汉因其狂热的海权思想闻名于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作为列强之一走上世界舞台时的战略理念代表,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位具有全球影响的美国战略家。
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马汉的思想可以用两句话形容:海军至上,海权至上。即对于崛起的新兴强国而言,决定其保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最佳手段,就是发展强大的全球进攻性海军,在当时是放弃以巡洋舰为核心的防御性舰队,建设以战列舰为核心的海上决胜力量,以此拥有和确保己方利用和支配海洋的权力,并限制与中和任何潜在对手利用及支配海洋的权力,海权就是制海权。
马汉的思想是一种以海洋地理为核心的战略和国家政策思维,其背景是美国已经成为全球头号工业与经济强国,迫切需要一种制定全球性对外政策的理论工具。
在马汉学说问世之后,对之最狂热的学生并非当时的头号海军强国不列颠帝国,也不是其祖国美国。对马汉最狂热膜拜的弟子有两个:一个是威廉皇帝治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一个是刚在甲午之役中打败中国的日本帝国。这两国当时均是雄心万丈的新崛起的地区强国,正在踌躇满志地展望在新世界权力棋盘上的远大前程,因此,马汉的理论无疑给了他们指路明灯。
史载第二帝国的威廉皇帝本人就是马汉最狂热的信徒之一,他曾下令把马汉的著作印发至帝国海军每一位军官的手里,作为军官们的标准读物。当时的其他德国领导人也将马汉誉为“海上力量的付印传播者”和帝国战略的“新哥白尼”。正是在这一狂热的引导之下,第二帝国开始了两个政策:一是在海外追求殖民地,其实是挑战“不列颠治下的和平”,试图重构全球权力;二是与此配合,开始大力加入无畏舰竞赛,也即是当时最前沿的海军军备竞赛。
日本初步验证其第一波现代化的成果,成功跻身列强是由于两场海战为主的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而作为岛国的日本对海权有格外的敏感,因此,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战略家和政治家都立志效仿英伦,一意在国家政策方面追随海权的步伐,除大力发展现代海军力量之外,在其对外扩张政策中也毫不犹豫地运用新获得的强大海权。
然而,吊诡的是,历史的实际演进却令人扼腕。第二帝国的海军和海外政策使英德战略敌意上升到不可化解的零和程度,在大战略上也催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法、俄的协约,三国协约最初的目的尚在于遏制,而德国对此采取的反制政策是建立自身的同盟予以反击,如此,楚河汉界的欧洲阵营形成了。最后,经历五年血战,德国不仅皇冠落地,普鲁士崛起到第二帝国所赢得的战略成果也在屈辱性的《凡尔赛和约》中丧失殆尽。
在日本的例子里,人们则可以看到另一个海权政策的教训。日俄战争中日本取得战胜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后,固然获得了在西太平洋的海上优势,但这一优势带来了两重战略性的后果:其一,决定性地鼓励了日本在远东追求扩张的侵略性政策;其二,使日本帝国海军直接面临与方兴未艾的美国海军战略对峙的局面。这两个后果在大约20年中发展下去,最后就是发起对中国及亚洲的野蛮侵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从这些简单的叙述,可见海权至上的思想,作为国家战略的学说有其致命的局限性,因为决定国际局势与权力格局的不仅是海上力量的强弱,更取决于一国基本的国际观,以及对外政策意图。如果国家仅靠运用武力追求零和的国际目标,则必然引发外部的反制与系统反应。特别是,对于新崛起的地区力量而言,抛开对现有秩序的参与,试图用海权塑造有利于自身的新格局,挑战秩序主导者,则其海权的发达反可能危害国家根本利益与目标。这是对历史的大战略考察可获得的教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