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正统教育下的中國封建士大夫有着进退尤忧的共性。《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就是一个典例，他一生刚正廉洁、为国为民，素以天下为己任，在遭受贬谪之际写下《岳阳楼记》，全文字里行间都充满了“进亦忧，退亦忧”的民本意识，其千古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他民本思想的高度浓缩。
　　关键词：《岳阳楼记》；忧国忧民；民本思想
　　
　　中国封建士大夫是重生爱体亦爱国的。儒家仁政思想的正统教育历史性地渗透进他们的灵魂，使他们不自觉地肩负起“建功立业，兼济天下”和道德良心的双重担子，在传统儒家积极入世观念和大一统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相依存又相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他们只能憔悴忧伤、慷慨悲歌、低哀微叹、愁绪悠远，正所谓“出也愁，入也愁”，“进亦忧，退亦忧”。
　　北宋“完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正是这种进退尤忧的文学再现，掷地有声的千古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他民本思想的政治凝见。
　　范仲淹之于北宋，可谓英雄更兼圣贤。政治上他锐意改革、励精图治，“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直言敢谏，厉尚风节、讥切时弊，开创了宋代“朝堂辩争”的议政之风。这一切壮举都缘自他素以天下为己任，无论在朝中，在边防，还是在地方，他总是心忧黎民，兼济苍生。欧阳修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当朝名臣韩琦称他是“前不愧古人，后可师于来者”的圣人。难怪元代诗人王恽有诗赞曰：“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惊乌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赞颂范仲淹与包拯齐名，其刚正廉洁、为国为民的人格操守，就算是千百年后，那些绕柏飞舞的乌鸦也不敢停靠。
　　北宋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遭到保守势力的打压，宋仁宗庆历五年获谗被贬离京，谪守邓州知州，宦海相惜的老朋友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乃重修岳阳楼”，致函范公：“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范公遂作《岳阳楼记》以记之。“时六年九月十五日”，作此文时范公已五十有七，在宦海中沉浮了大半生的他早已明镜秋霜，细嚼如烟往事，禁不住思绪跌宕，感触悠远，独步徘徊，自求自责，忧国忧民，总述历代先贤，把自己一生的政治阅历以及对人生、对社会的感悟，借洞庭湖波澜壮阔的万千气象决堤而出，汇成一曲“先民而忧，后民而乐”的生命豪歌。
　　文章叙事、写景、抒情和议论交相辉映。叙事简明，写景铺张，抒情真切，议论精辟，触景生情，情中蕴志，别具匠心。语句骈散相宜，骈句描绘，散句论叙，偶亦用韵，自成一体。文章不对岳阳楼本身作描写，而是由岳阳楼的大观过渡到登楼览物的心情，览物而悲，览物而喜，一阴一晴，一悲一喜，情随景生，情景交融，后借“古仁人之心”表现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不计个人的荣辱与得失，总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忧国忧民之心如炽如焰，是谓“进亦忧，退亦忧”。进而忧民，退而忧君，忧君亦是忧民，归根结底，所忧所虑？答曰：“民生社稷。”替民忧，替君忧，“然则何时而乐耶”？答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以此收束全文，其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民本思想早已青翠欲滴。
　　《岳阳楼记》之所以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除其高超的文艺价值外，当是它崇高的思想境界。孟子曰：“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几乎成为封建士大夫的人生信条。“达”与“穷”所折射出的精神内涵，其实就是民本人格的高尚与趋利避害的人性。撕裂加斗争，形成一种东方式的灵与肉，民本人格的灵魂与个体生存的肉体之间的剧烈冲突，在这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更多的人则是企求在二者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寻得某种微妙的平衡。而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之时，正贬官在外，适任邓州知州，正所谓“处江湖之远”，多次获谗被贬的政治经历所导致的身心交瘁，红尘三界，足以让他有理由在人生态度上取向“独善其身”，不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落得个清闲自在。可是他却不甘沉默，始终如一地以天下为己任，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来勉励自己和老友腾子京，并以此告诫世人，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再则，一个人要做到先忧，就必须有胆、有识、有志，这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一个先忧之士在他建立了功绩之后还能后乐，那才更加光照千秋。从范仲淹的言行中所透视出的人文精神及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高尚人格，于今天无疑仍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尽管范仲淹笔下的忧与乐有其特定的阶级属性，带有明显的“立君为民”的忠君倾向，但其“进亦忧，退亦忧”的忧民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不自觉的民本意识，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主张，更是这种民本思想境界的高度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