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二十多年了，蒋雯丽最怀念家乡的雨。在她的老家安徽蚌埠，每天都像活在水墨画中。只要一下雨，她的姥爷就打着伞，把弱小的她囊括其中。雨伞是天，姥爷就是撑着她世界的人。
　　每一步都是姥爷陪我走
　　因为身体问题，蒋雯丽没有上幼儿园，就当了姥爷的小尾巴，生活在姥爷的呵护下。2006年她导演《我们天上见》摘得釜山电影节大奖，今年出书《姥爷》又马上成为畅销书 ——在外人看来仅仅是名利之事，但在蒋雯丽心里，“姥爷一直在帮我，从小到大，我的每一步都跟姥爷有关，每一步都是爱。也因为这些爱，让我看世界的眼光没有那么功利、浮躁，相对单纯、平静”。
　　在蒋雯丽小时候，姥爷是她一个人的。祖孙俩平日一前一后地去捞鱼虫，姥爷提着水桶，蒋雯丽扛着渔网，捞完之后就赶紧放在鱼缸里，然后两人就对着鱼缸笑。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是蒋雯丽最盼望的，到了窗口，姥爷就把她举起来，蒋雯丽递上姥爷的私章，领来 38元 2角的工资，然后两人手牵手去买糖。
　　在蒋雯丽长大后，她知道姥爷是大家的。为了拍《我们天上见》，她带着摄影师回到老家，采访了姥爷的同辈人，大院里的邻居，像兰亭大大、教美术的曹老师、良顺叔叔、其茂伯伯 ……从他们的口中，蒋雯丽重新认识了姥爷。“ 姥爷生于清朝末年 ，活了九十多岁 ，后来通过和叔叔伯伯们聊天，我第一次知道他给李宗仁开过火车 ，技术好到桌面上的茶水都四平八稳 ”，这些故事蒋雯丽都一股脑写在书中。
　　在众人的讲述中，姥爷善良、慷慨、乐观。每天的中饭、晚饭，姥爷都会多放一副碗筷，以备赶饭点儿来的朋友之需。有一个大大经常来蹭饭，蒋雯丽心里很讨厌他，姥爷只是笑笑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谁都有困难的时候，添双筷子，我们饿不死”。
　　那时大家生活都不富裕，姥爷每次让蒋雯丽拿五分钱给一个伯伯，“能帮就帮一些”，姥爷常这么说。出生在清代末年，一辈子都在经历战争和动荡的姥爷，对世事看得很开，“面对苦难，你有一种乐观的精神，然后让大家都很开心，你就不觉得这个苦了”。现在，蒋雯丽看到乞讨者，还会给钱。
　　精神家园的胜利
　　2003年，蒋雯丽很忙，一年有十个月在拍戏。每天日程表安排越满，脑子和心就越空荡荡，“是时候休息一下了”，于是她跑到了欧洲。看着街边欢快跑过的小孩，蒋雯丽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小时候生活物质匮乏 ，但一个冰棒却让小孩那么高兴。现在人不会为一顿美食、一件漂亮衣服而高兴”。
　　人到底需要什么？是银行上数字的一点点累加，还是真正的精神家园？想通了这个问题，蒋雯丽决定把自己和姥爷的故事拍出来，因为那是她这辈子汲取力量的一口老井。
　　写完剧本后，蒋雯丽把它给好友六六看，六六“酸溜溜 ”地说：“看了你的剧本，我们都别做编剧了。”这次写书六六也是居功至伟的人，不断鼓励和督促蒋雯丽，让她把电影中没有表现出的故事完整地书写出来。
　　因为还要拍戏，蒋雯丽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头半本写起来很快乐，就像做了时空机回到童年一样，那里有姥爷的大手，有自己爱吃的糖，有闻惯了的茉莉花茶味儿，蒋雯丽一点点把散落在各处的回忆碎片捡起来，写作中有对逝去时光的难过，但更多是美好。一直写到第六章《诀别》，蒋雯丽绷不住了，反复推翻自己的草稿不知如何进行下去。一边是出版社责编的催稿，一边是姥爷去世时的点滴回忆，“我实在躲不过去了，只能硬着头皮写，没想到还是很难过”，写完之后蒋雯丽在家哇哇大哭，她的孩子都吓得跑过来问“妈妈你怎么了”，“我一边抽泣，一边说我好想姥爷”。
　　姥爷走了，蒋雯丽的童年也画上句点。童年的她，是个很忧郁的女孩。《我们天上见》选角时，一大群孩子叽叽喳喳的，只有一个女孩躲在一边不说话，蒋雯丽一下子从她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小时候的蒋雯丽喜欢躲在衣柜里，抱个娃娃自言自语，“每个人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童年，不愿意长大，但是你被迫长大，被迫去接受你不愿意接受的东西”，最疼爱自己的人走了，蒋雯丽跌跌撞撞地长大了。
　　姥爷走的时候，蒋雯丽错过了下葬。当时她很懊悔，但写剧本时，她会想：是不是姥爷为了不让我难过，特意把我支开呢？到现在，蒋雯丽依然觉得姥爷没有去世，只是换了个地方守护她。《我们天上见》开拍前，蒋雯丽带着剧组去姥爷的坟前，给他扫一下墓，跟姥爷讲她要做的事情。“整个拍摄特别的顺利，我每次遇到危险，逢凶化吉的时候，我就想，是姥爷在保护着我”。
　　新书发布会上，蒋雯丽邀请了倪萍、六六和李静等好友。倪萍也曾经写过《日子》，两个人聊着各自的故事很开心。近两年有关亲情的书越来越多，龙应台的《目送》，宋丹丹的《幸福深处》等等或多或少打动过读者的心 ——在物质需求更重要的今天，很多人远离家乡与父母，来大城市打拼。“物质与精神的矛盾谁都会有，只要在忙乱中偶尔停一停，寻找一下自己的精神家园，你就会发现，亲情是你最能回归的地方，也是最能让你找到自己的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