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经济与语言层层失落的后97年代里，香港电影也随着后现代语境而迷失定义。在一众文艺片与商业片都或表或里地出现“失去身份”的状态时，银河映像却精准营造出一个周全的风格世界，不论是充满作者艰深意志的商业喜闹剧，还是经过经济权衡的黑色作者电影，都凭借一种独立不迁的入市精神在这份风格中并驾齐驱、相互印证。本文将以1997—2005年间银河映像出品的警匪、医患、都市人情、怪力乱神等一系列作者风格与商业价值并存的电影作品为例，通过对其整一核心命题与默契视听手法的分析，探讨银河映像如何通过创作技巧将市场缺限转换为得体的话语空间、将本该止于曲线救国的运营模式发展成了难能可贵的作者标识。
　　【关键词】 黑色风格；反英雄主义；独立与入市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末的香港文化语境具有得天独厚的复杂境况，政治变幻、金融危机、技术变革、后殖民与后现代，一系列命题对艺术而言也许是一场百废待兴的试验，而对于商业为主导的香港电影市场而言，却是一场双重世纪末的压迫。经过如数生存难题的层层诘难后，票房的依据变得比“江湖”更加充满象征与变数。然而不同于其他商业片因此近乎宣泄地将官能刺激与解构手法进行滥用，银河映像选择了一种独立却通俗的创作模式来打造自己的风格标签。杜琪峰运用严谨的视听手法将韦家辉文本中孤绝的宿命论落实成节点分明的叙事段落，兼以一众固定班底的默契阐述，在协同入世的同时各自保留匠心，“黑吃黑”的格局被泛化至类型故事中的各阶层行业，这种泛化所得到的不仅是接纳度，还有一种风格上的均和，不论讲述的立场与形式如何切换，影片始终题材亲切、情绪艰深、动作精致、面孔熟悉。在这份均和之后，黑色风格得以落实于市场命题、近乎邪典的呈现之中出现了具有人情味的克制，普适的日常琐碎中也能合理容纳哲学讨论、都市的世俗纠葛中便出现了边缘化的命数反思。故其出品的商业片总能因剑走偏锋的意念而走出低级类型片窠臼，出品的作者电影又总能因为亲切的声画手法而得到观众的同情。在如此一份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机巧之中，一切有如肝胆相照。
　　这样的呈象世界，总使人想起两个词：细碎、血脉。而1997到2005，行使的也正是一種血脉相存的创作意念。
　　一、作者立场、反英雄主义与经济权衡中的邪典意趣
　　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机巧，对于其黑色电影而言，是通过表达底层人物的反英雄挣扎来得到观众的同情；而对其商业片而言，则是通过分寸感的邪典手法对观众进行吸引与间离。
　　据银河映像自以为然的十大作品——《一个字头的诞生》《暗花》《非常突然》《真心英雄》《暗战》《枪火》《PTU》《大只佬》《柔道龙虎榜》《黑社会》[1]来看，桩桩事关江湖与命理，表面是凛冽的黑色风格与细致的符号象征，内里是叙事形式的实验、日常素材的解构以及哲学命题的讨论。如果说吴宇森的英雄主义是时时处处清醒着的主角意识，那么杜琪峰的英雄主义恰如《暗花》的最后一场对决，当阿琛（梁朝伟饰）剃去须发，伪装成耀东（刘青云饰）的样子，随着百十张破碎镜面反射出无数破碎的寒光，二人在形象上开始难分彼此，只有破碎镜像下更多破碎的似我与非我，视像韵致节节对应命数主题，全盘闪现着乍然、偶合却始终是真实的寒光，阿琛作为以个人经验游走于正邪势力的腐败警察，最终因被动的正义而自取灭亡。这种徒然灭亡之下，更值得思考的是作者的立场：当英雄也需要正正经经评论起出身阶层、行事动机甚至人际交往能力来，才是对它的彻底轻视。
　　这种轻视事出有因，在对于英雄的命题阐述上，香港电影从来是以时以势地游离着它的立场。六七十年代的英雄故事中，李小龙式推己及人的家国情怀代表着最初的正义基调，也象征着港地电影市场信心处立；随着这番自信力与生产力的不断积累，充满大我意识英雄个体开始随着港影新浪潮运动凝聚成象征主义的江湖群体，在抽离于现世的玄幻江湖中，毁佛灭道而草木皆兵；及至黄金年代，更大批量的产业需求与更俨然的作者意志使类型片不断被推陈解构，遣散回吴宇森一类对悲剧英雄的个体挣扎描摹，主人公们走在教堂与白鸽的生关死劫，用暴烈与自我的正义作为新规则来持定社会；而渐渐面对后现代文明的妄化、金融危机以及政局变动的重重压迫，英雄力量与侠义精神也随之虚化成一众底层古惑仔的人情交易，分帮论派间又落回到了群体的共情，直至黑帮也开始指涉阶级固化与归属权的问题时，九十年代初期江湖电影的架构更加俨然，意志却不那么清醒了。九七之后，时势更加运动，早已比戏更好看。港人向前是时政压身，彭定康的继位，让再离奇的邪典片也比不过港督一天一面色，回首又是愁云笼罩的亚洲金融危机，谁也逃不过供楼负债的蝼蚁标签，社会境况消磨了观众的耐心，欣欣向荣的TVB代表了真正被需要的大众娱乐，在杜琪峰们的电影时代，艺术的阐述都将囿于市场压迫而异化为成本的计算。故而与其说是有意刻画对英雄的厌弃，不如说大众比故事本身更加需要那份挣扎的决心。1997年，银河映像出品了处女作《一个字头的诞生》，从无尽“选择权”在落错叙事结构中节节错败开始，及至接下来一系列小人物擦枪走火的悲剧故事，当象征主义黑帮阶级固化层层拖累、死而不僵起来时，英雄的行动力终于得到了真切的否定。
　　在这种否定之中，银河映像打造的黑帮更像是都市中即将没落的二流商会，标榜的依旧是规则与仁义，行使的却是污浊而精明的利己主义。叙事之中但凡事关英雄，总是起于一股成全荒诞的动力，用随机的境遇命运代替悲剧英雄式的天赋命运，在冷静而充满人性的选择判断之后、再冷静而充满人性地听天由命。这种行动依据不仅存在于《暗花》一类的层层逼迫中，甚至在《一个字头的诞生》凌乱与错落的叙事组合下，于无限可能性之中貌似自由选择的“富贵”和“闭翳”，实际也是偏正指向“无从选择”的“闭翳”。再随着《暗战》《PTU》《黑社会》等的作者意志不断明朗，这种风格化的反英雄理念甚至让步成一种证据，以印证其叙事的精确与冷峻。
　　而另一路数上的商业片则通过克制的邪典呈现与入世的命题阐述，进行了另辟生路的能力施展。一方面在选材上充分迎合市场需求：办公室恋情、减肥风波、人鬼绮情、灰色交易，甚至于恶俗历史剧；另一方面在商业化的文本境况中填充个人主义元素，当演员面容越能保障“好看”，其角色身份越是肩负艰深定义。并将宿命论的定义充斥于故事语境，甚至不需要演员自身进行过多演绎。这使得面容精致的张柏芝在银河映像的故事中总无法安顿于花瓶形象，从叫嚣救世的医生、无辜背负轮回恶业的警察、再到连性别都无法确认的狐狸；刘德华的主角光环总在惨淡经营中演变成悲观情绪；刘青云又时时在藏愚守拙的角色设定中负责抽离于故事逻辑的反思。一众鲜妍男女本只需安稳地负责票房，却在戏中遭遇一派的“生存”困境。尽管话题的媚俗、情绪的短浅以及逻辑的跳脱使这一路作品仍具有类型片的分明印记，但其出品的商业片始终应被视为团队风格完善的重要步骤，这种机巧之心的意义不仅在于针对市场需求进行了修正式运用，更像一个哲学思路得到了落实：原来不仅是正义与邪恶之间需要思辩，每一个小团体之中都有是非悖论与挣扎。或说，这种机巧让银河映像的作品成为了一个既反馈于世、又因彼此佐证而独立明朗的风格世界。 　　二、共同命题与各自症结
　　就文本而言，其出品影片总是具有一种共同意念。而这份意念贯穿全局，宿命论、边缘化的人物性格或境遇、由此衍生的现世症结与求生意志、至于最终艰险之中若无其事的收梢，这种几乎俯仰皆拾的作者意念对商业类型进行了一场貌似迎合的解构。
　　韦家辉对于命数讨论有一种近乎苦心孤诣的坚持，这种情绪正如《大只佬》的英译名Running on Karma，不论在叙事与视听手法中如何衍生枝节，文本最终都会使主人公落回对既定宿命的徒然奔波中。在无常成为既定前提的叙述下，《一个字头的诞生》通过不断错落的失焦镜头将故事留给黄阿狗（刘青云饰）的自主选择权全数指向含糊的不归路。《暗战》中华（刘德华饰）的因癌症只剩十四天寿命而竭力展开报复计划，于无常之中直观的残存生命让观众对他的反社会动作产生同理心，悲情主角向死而生的孤注一掷对观众而言，近乎一种卡塔西斯。这种意理化的营造若叠加于黑色江湖故事，则会因意象杂糅而显得孤介太甚，反倒在浅显之中敷演得从容与亲切，比如将历史题材解构成爱情笑闹片的《钟无艳》：泛滥情爱的齐宣王由梅艳芳反串饰演，爱情至上的钟无艳（郑秀文饰）全程献身于自以为是的爱情中，夏迎春（张柏芝饰）成了真正的狐狸精，为达目的不断转换性别，却在终于能与钟无艳成亲的最后一刻变回女人，三人在结局时对爱情产生了最严重的质疑，偏偏那时才被红线绑死，造化作弄与性别障碍下的懊恼情绪反而通过无厘头的铺排而热闹通达起来。
　　同样，另一种在其叙事文本中经常出现的“边缘化”设计，在黑色风格的佐证下总是径直指向悲剧意识，反而在其出品的商业品上更显通融。《瘦身男女》说的是一个过程：mini（郑秀文饰）因压力而胖成边缘人，又因对爱情本质的感悟而得到瘦的转机。尽管凭借的是类型片一贯“真爱解救一切”的人物树立法则，可是横亘于唐人街的自卑与自贱、伤害与振作，真正揭露了它焦虑的一面：到结尾处观众发现原来就连单薄得像符号一样的初恋黑川与富家女工藤小姐，也会因伤心而吃成肥公肥婆，外界的注视即是一种欲加之肥。值得一提的是故事中的中国城背景：主人公的损友们像是一群封闭的遗民，安然在异域的中国城中各司其职、又各得其胖，自成一重边缘化营造。《辣手回春》借助TVB《妙手仁心》的风力讲医院故事，然而医生不像医生，有的像古惑仔、有的像圣母、有的像僵尸，永远藏匿在医院最顶层的十二只高层老鼠隐喻当权的十二议员，胡闹的三角恋之下，说的是充满江湖气息的行业堕落与阶层固化。《大只佬》和《柔道龙虎榜》可说是后武侠的明显呈现，在市场意识风潮中，因泛滥而不复实切的武侠境界只好淡化成一个内心的话语空间，李凤仪（张柏芝饰）分明只是一个普通而上进的女警员，却因背负着沉重业障而无辜苦命，刘德华饰演的小武僧则因为顿悟而变成混迹于社会边缘的脱衣舞男，故事刻意依赖玄虚却没有逻辑的轮回道理，混乱的情节线索使观众到最后仍无法定义小武僧是自我背叛还是自我成全。《我左眼见到鬼》讨论的则是一个真爱的迷思，含讽带论地通过闪婚、人鬼情的元素堆砌出“显示爱情”的意旨，并在快节奏中不断这种试探堆砌后的底线，最终当然也毫无逻辑地以爱情最本质的定义肯定了何丽珠（郑秀文饰）的一切。幸好这份肯定中加入了韦家辉式的认知障碍：女主一直在与顶着王劲威（刘青云饰）面孔的真爱亡夫恋爱，在恋爱的过程中她发现自己爱上了王劲威，在选择僵持到故事转折时才发现陪伴自己的始终是亡夫的灵魂，至结尾处却又轻易地同实则未曾谋面的现实王劲威产生火花，动情动意之间，她自己从未去主动剖析真爱的“对方”是谁。对真爱话题的唱诵满足了观众的快餐需求，而认知的虚妄又挽救了叙事逻辑的缺失。如此切实依附于市场潮流的话题情节背后，是更切实的社会症结，压迫与背叛、业力与原罪、阶级悲剧、是非牵绊、爱恨取舍、认知障碍甚至肥胖，这份于媚俗之中的艰深，既是匠心独具的求存手法，也是苦心孤诣的立场阐述。
　　反而在趋之若鹜的“九七”情绪讲述上，银河映像多以意象元素的虚指一笔带过，甚至许多分明具有殖民指涉的话题与场景上都并未拓展概念。从《PTU》里的“穿着这件制服的就是自己人”到《瘦身男女》里“只不过是香港人帮香港人”，本该以此发挥“归属意识”的段落，最后却都成了掩盖情绪动作的借口。《非常突然》在主线俨然的警匪对峙中，突然闯入三个由内地来打劫的笨贼，同样是直指“挟持与归属”的象征文章，却只是在“交接”的动作上浅浅致意后，借一句“下雨没伞打，打伞出太阳”呼应起片名的“无常”而微妙做结。在银河映像的一系列都市感情游戏中，三角恋总会偏正指向对“选择权”的阐述，与其说是隐喻，这种手法更像是对恶俗元素进行陌生化处理。同样，《真心英雄》中的“领导人”焦虑与其说影射“九七”情绪中的身份认知焦虑，更像是人情社会各个环节都会经历的人文伤感。这种对现世症结进行提点却不做纠缠的手法也体现了银河映像的创作意念：在情绪上普适，却在手法上异化。理同戏剧陌生化的手法，如此的呈现反而会引起观众主动反思：此间是否含有共用的真理？
　　三、重复动作之下的声画默契
　　在概念化的命题呈现之外，其出品的商业片与作者电影之间，还有一种充满机巧的呼应，体现在具有银河标识的镜头语言与调度、光影色调与意象符号、甚至是不同故事中的互文中，即身份、动作、情境、元素之间的“重复”呈现。
　　各故事中的各人都因各自际遇走过不同时候的中环街头、遇见一模一样配角班底，证明他们的共情共义，这就是杜琪峰的经济主义：通过贯彻始终的有意指向与重复，使观众产生熟悉感，就像演员林雪在故事中的状态总是象征着事件的底线，当固定配角们的面孔与动作能直接使观众想起各自的意义之后，艰深的意图也许只需要一个简单的站位，甚至一个特写眼神。理论者们经历一整个篇章才能解决的市场求衡问题，在银河映像的系列作品里只需要一个默契的转折。
　　除了启用固定面孔之外，对默契的构建还凭借互文式的声画呼应。《辣手回春》中雨夜泥石流一场戏，阿Yan被困于翻倒的小巴中，周遭竹竿横飞、经纬穿插间俨然围棋中的死角，只能任由众人各执一竿，通过齐心协力的运作求来生机。这一幕于象于意都让人直接想到《枪火》商场对峙中周正规则的经典调度：五人各据一方藏在柱子背后，成为彼此的眼耳鼻舌身意，静止的命悬一线中，通过保洁过身的镜子看见“异己”打破僵局。镜像与异己，这份洞察便又回到了《暗花》。这种操作至于音乐上的互文则更显商业情怀，尽管主题歌曲乃至于歌手与影片的捆绑销售是港片一向的节约模式，然而大多沿袭类型化情致，与罐头音乐无甚区别。银河映像通过自主所打造的主题歌与配曲，更像是将文本意义扩充至官能感受。除了《孤男寡女》《瘦身男女》以及《向左走向右走》，一类将主题歌发展成先行于故事的经典之外，当《大只佬》里奇装异服的李凤仪突然牵住小武僧，她的怪异象征着背负一身业债，插曲《身外请》（黄耀明演唱）伴着二人在中环街头行走一分钟，如词中“给一分钟我静静回味，明日已被今天处死，泪存在原为反映天理”，亦如《暗战》中华和梁婉婷邂逅的小巴，二人的感情在音乐中变成一种生存理念的交涉。《枪火》的主题音乐至今早已成为了杜琪峰黑色风格的旋律代表，而《暗战》中“小巴之邂逅”主题曲，又用三分钟时间将冷峻翻盘成了浪漫主义。而在情境与元素的使用中，“重复”的意象则更加明朗。一条大厦里普通的冷气通道，在《孤男寡女》里是光速一般的八卦传声筒，在《暗战》中是施展报复计划的机关要地，在《大只佬》里是印度人的逃生通道，狹隘而曲折的管道象征着狭隘而曲折的生路。《暗花》和《大只佬》里都有漶漫于半空的灰烬，同时出现在两个故事各自“走投无路”的段落，与视象而言是一个美学呈现，在故事中也能被直接理解成浮生如此。正如林雪永远在吃，这种不顾情势既是一种抽离，也是解说：不论当下艰险如何，始终吃食，就是一个浮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