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先后在《人民文学》《收获》《作家》《花城》《钟山》《天涯》《十月》等刊发表小说五百万字。出版长篇小说《五里铺》《大学故事》《成长记》《苦笑记》《求爱记》5部，中篇小说集《重上娘山》《路边店》2部，短篇小说集《山里人山外人》等13种。曾获湖北省第四届“文艺明星”奖，首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第三、第四、第五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
　　我和著名军旅作家彭荆风先生属于忘年交。他生于一九二九年，我生于一九六一年，相差三十二岁。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交往，相反，正是由于年龄悬殊，经历迥异，我们交往起来反而显得更加真诚、自然、实在，没有虚情假意，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功利目的，倒是更多了一些缘分的因素和想象的空间。
　　其实，我与彭老总共只有三次相遇。但是，我们一见如故，每次相遇都像节日，从相遇之前的期盼，到相遇之中的兴奋，再到相遇之后的回忆，每一个细节都让我经久难忘，都让我铭心刻骨，都让我无限怀想。正是在这一遍又一遍的怀想之中，我和彭老的友谊与感情得以定格，得以放大，得以珍藏。
　　我与彭老的第一次相遇，是在二〇〇五年的秋天。那次，我专门把彭老从云南昆明请到湖北武汉，是为了让他给来自全国的三千多名中学师生讲他的短篇小说名篇《驿路梨花》。
　　当时，我还担任着《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的主编，每年都要组织一场全国性教学研究活动。那一年，我别出心裁地策划了“一课三讲”，即一篇课文的三种讲法。我从中学语文教材中遴选了三篇深受师生欢迎的课文，分别由课文作者、大学教授、中学老师各讲一次，让大家看看三种讲法有何不同。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所选的课文，除了彭老的《驿路梨花》之外，还有舒婷的《致橡树》和叶文玲的《我的长生果》。我之所以选择彭老的《驿路梨花》，是因为我很早就读过这篇小说，并受到作品中迷人的诗情、画意与美感的深深诱惑。这样说来，我和彭老在未曾谋面之前便神交已久了。
　　我所供职的华中师范大学，坐落在美丽的桂子山上。彭老来的时候，桂子山正处于一年四季最好的季节，满山的桂花都开了，到处飘荡着浓郁的桂花香气。彭老在其爱女彭鸽子的陪同下，于傍晚抵达山顶的桂苑宾馆。推开窗户，便可闻到桂香。我去宾馆看望彭老时，他正倚窗而立，仿佛陶醉于桂香之中。我问彭老，这山上的桂花与您笔下的梨花相比，哪个更美？面对我这个拙劣的提问，彭老不慌不忙地说，这是两种不同的花，也是两种不同的美。从气味来讲，桂花的香气更浓，梨花相对稍淡;从色彩来讲，梨花开得更艳，桂花相对较淡。作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觉得两种花都很美。
　　那天晚上，我在彭老房里待了很长时间，少说也有一个半小时。按说，我应该早点告辞，好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及时休息。但彭老一直谈兴很浓，我几次起身都被他挽留下来了。与其他作家不同，彭老在交谈中从来不涉及文坛怪事和作家们的八卦新闻，而是从头到尾一直在谈文学。从《当芦笙吹响的时候》等经典作品的创作经过，谈到《边寨烽火》等电影的改编情况，又谈到《解放大西南》等新作的创作甘苦。给我的感觉是，除了文学，再也没有让彭老更加上心的事情。在我看来，彭老就是为文学而生的，文学已成为他生命的全部。那天与彭老的一席长谈，让我深受启发。我认识到，文学并不只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要想有大的成就，必须把它当成一生的事业，要严肃地、虔诚地、不懈地对待它，追求它。同时，我还暗暗地把彭老当成了我的榜样，或者说偶像。
　　五年之后的二〇一〇年冬天，我有幸第二次遇到了彭老。那年，我的一篇题为《乡村车祸》的小说意外地获得了由昆明《滇池》杂志社主办的第七届滇池文学奖。收到颁奖会通知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彭老。我想，这次去昆明，我一定要去看望一下他老人家。临行之前，我还特意买了一些武汉特产。
　　当时，武汉已是冬天，我已经穿上棉袄了。可到了昆明，季节马上发生了变换，好像一下子回到了春天。我抵达昆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脱下棉袄，甚至连毛衣也去了，只穿了一件衬衫和外套。到《滇池》指定的酒店报到住下后，我因为见彭老心切，征得著名小说家、时任《滇池》主编张庆國先生同意，当天下午就去了彭老那里。从武汉动身之前，我没有告诉彭老我要去昆明，到了昆明后，我才把这个消息告诉彭老。彭老听说我到昆明了，在电话那头高兴不已，立刻把具体住址告诉了我，还嘱咐我一定要去。
　　彭老住的地方很好找，我没用到一个小时就到了他家。知道我要去，彭老和鸽子姐为我准备了许多好吃好喝的，除了稀罕的南方水果，还有名贵的普洱茶。但是，我对这些吃的喝的兴趣并不大，一进门就被一种浓厚的文学氛围吸引住了。彭老家里到处都是书，不仅书房里堆积如山，连走廊的小桌上都放的是。我仔细地浏览着彭老的藏书，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既有自己的也有别人的，而且，我送他的那本小说集《金米》也在其中。这让我非常感动。当我的目光在《金米》上短暂停留时，彭老说，你的小说很讲究叙事视角，这一点值得肯定。看来，彭老还读过我的作品。我为此感到万分荣幸，并受到极大鼓舞。
　　那次，我和彭老在他书房坐了至少两个小时。我们一老一少，坐在书的峡谷里，相谈甚欢。彭老身体硬朗，思维敏捷，口齿清晰，一边给我讲他的创作道路，一边频频起身，把他的创作笔记拿出来给我看。他还给我看了他创作的《解放大西南》的手稿，足足有几尺厚。看得出来，彭老非常看重《解放大西南》这部作品。这是一部具有史诗性质的长篇纪实文学，当时刚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彭老兴致勃勃地送了一本给我，还在扉页上认真写下了一行字：“晓苏老友指正。”后头还签了名盖了印。我接过此书，如获至宝，捧在手里久久不放。彭老告诉我，这本书中所写的情节，之前的许多同类书籍中都曾写过，但这本书中的细节都是新鲜的、独特的，绝大多数都是他亲自采访所得，所以十分珍贵。真正的文学不在于情节怎样，而在于细节如何。细节描写不同，文学的质地就不同。正因为如此，他才花大力气写下了《解放大西南》这样一部作品。经彭老这么一说，我才恍然明白了他写这部巨著的意义和价值。果然，随后不久，《解放大西南》获得了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