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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甄子丹、姜文主演的年度太片《关云长》的热映，对武圣关羽所中毒箭及其“刮骨疗毒”前因后果的讨论’一直也很热烈。《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佗曰：‘此乃弩箭所伤，其中有乌。头之药，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无用矣。”’那么，“乌头之药”指的是什么毒药呢?很多学者认为“乌头”就是。‘首乌”，即“何首乌”，关羽所中毒箭就是何首乌之汁炮制的，例如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子午书简》曾作过专题“揭秘”，《济南时报》《山西法制报》《民间故事选刊》等报刊也先后登文参与解密。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乌头”与“首乌”都有一个相同的语素“乌”，二者有关系吗?
其实，“乌头”和“首乌”，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却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众所周知，何首乌可以食用，不仅无毒，还可以解毒，有补益精血、乌须发。强筋骨、补肝肾、润肠通便等功效，中学教材选篇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也可见何首乌素来是有延年益寿之用的，怎么会有剧毒呢?
而“乌头”是毛茛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乌头的块根，有剧毒，古人往往用来制作毒箭，《神农本草经·下品》：“乌头……其汁煎之，名射罔。”射罔，就是乌头块根所煎制成的毒液。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乌头》：“射罔，气味苦，有大毒”又引南朝梁医学家陶弘景的话说：
“猎人以傅射禽兽，十步即倒，中人亦死。”很多，媒体据抗倭英雄威继光所著《纪效新书》，认为此毒为明代“北方军队”常用，其实它早在战国时期就很常见了，那时又称为“堇毒”，《吕氏春秋·劝学》：“是救病而饮之以堇也。”陈奇猷注：“堇，乌头也，毒药。”汉代法律中甚至有专门的律文规定其使用范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规定私藏或者私下调制“乌头”类毒都是死罪，只有边境守卫的军吏才能按照规定使用，而且使用以后要立即归还；用过之后没有归还，超过五天，就是死罪。
那么：“乌头”之毒是否致命呢?中了乌头汁液炮制的毒箭是否可以医治呢?铺天盖地的媒体“解密”认为关羽中毒箭而未死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关羽体格特别好；对毒药抵抗力强；二是曹仁的箭有问题，即箭毒用的是川乌不是草乌，区别是前者属于栽培，后者属于野生；第三是这—箭射得太巧了，箭镞整个钉到了臂骨上，大部分毒没发挥作用就被骨头挡住了，未能进入血管和肌肉。其实，这些解释也是受到了古代典籍说这种毒“中者立死”的“夸张”修辞方法的误导。
首先，乌头虽有剧毒，但并不至于“中者立死”，尤其毒箭上的量并不是太大，而且这种毒其实也是可以解的。乌头形似乌鸦之喙，又称为“乌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有“毒乌喙”一方，记载了七个治疗中乌头之毒箭的方子，如用芍药末掺入酒或者米汁饮用，或者用川穹、苦荠等一起外敷。《三国志·蜀书·关羽传》：“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日：‘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从《三国志》等正史来看，关羽之箭伤已经愈合，主要的毒已被军医消除，只是有残余之毒入骨，未能清除彻底，只是“每至阴雨，骨常疼痛”而已，并不致命，因此中毒未死是合情合理的。
其次，曹仁的箭用的是川乌还是草乌呢?其实川乌与草乌的说法是明代才出现的，此前多统称为“乌头”，二者的区别也不是栽培与野生的区别，而是产地不同。《本草纲目·草部·附子》：“乌头有两种：出彰明者即附子之母，今人谓之川乌头是也。……其产江左、山南等处者，乃《本经》所列乌头，今人谓之草乌头是也。”彰明，今天的四川省绵阳市彰明镇，是乌头的主产地之一，可见所谓“川乌”指产地为四川的乌头；而“草乌”的产地为“江左、山南等处，即今天的浙江、江苏一带。汉代对此毒控制极严，而四川是蜀地，曹仁所用毒箭用魏地所产草乌的可能性更大些。
另外，历史上给关羽刮骨疗毒的并非“华佗”，而是关羽的军医，但很多媒体阐释的理由却很不合理：“那时候交通不便，华佗没有那么灵通的消息，只不过他确实做过关于乌头等药物的研究。”其实从史实的角度来看，按《三国志》所载关羽“刮骨疗毒”是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而早在11年前，即建安十三(208年)华佗已死。
至于媒体其他一些推测，如：“中国自古南方比北方制作毒剂和用毒的水平就更高，关羽的军医极可能来自蜀占荆州的湘西一带。”则更只能是臆测而已，因为我们前面提到 早在西汉的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有诸多治疗毒箭的方法了。而且，既然早在汉代军队使用毒箭已经非常普遍，当时的军医对这种毒的医治方法应该也是很熟悉的。而且乌头虽然有剧毒，但炮制后其毒性可大大减弱，而且，乌头还是非常重要的中药材，主治甚广，如风寒湿痹、关节疼痛、跌打损伤、瘀血肿痛等。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113个方子中有33个加入了乌头，后来《本草纲目》中使用乌头的方子则达到160多个。由此也可以推测当时医生对乌头的毒性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总之，媒体“解密”不能仅仅依靠主观的推测，还要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辨析相似词语的异同，再进一步考察史书中确切的记载情况，综合文史多方面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科学的合理的解释。
其实，“乌头”和“首乌”，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却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众所周知，何首乌可以食用，不仅无毒，还可以解毒，有补益精血、乌须发。强筋骨、补肝肾、润肠通便等功效，中学教材选篇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也可见何首乌素来是有延年益寿之用的，怎么会有剧毒呢?
而“乌头”是毛茛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乌头的块根，有剧毒，古人往往用来制作毒箭，《神农本草经·下品》：“乌头……其汁煎之，名射罔。”射罔，就是乌头块根所煎制成的毒液。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乌头》：“射罔，气味苦，有大毒”又引南朝梁医学家陶弘景的话说：
“猎人以傅射禽兽，十步即倒，中人亦死。”很多，媒体据抗倭英雄威继光所著《纪效新书》，认为此毒为明代“北方军队”常用，其实它早在战国时期就很常见了，那时又称为“堇毒”，《吕氏春秋·劝学》：“是救病而饮之以堇也。”陈奇猷注：“堇，乌头也，毒药。”汉代法律中甚至有专门的律文规定其使用范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规定私藏或者私下调制“乌头”类毒都是死罪，只有边境守卫的军吏才能按照规定使用，而且使用以后要立即归还；用过之后没有归还，超过五天，就是死罪。
那么：“乌头”之毒是否致命呢?中了乌头汁液炮制的毒箭是否可以医治呢?铺天盖地的媒体“解密”认为关羽中毒箭而未死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关羽体格特别好；对毒药抵抗力强；二是曹仁的箭有问题，即箭毒用的是川乌不是草乌，区别是前者属于栽培，后者属于野生；第三是这—箭射得太巧了，箭镞整个钉到了臂骨上，大部分毒没发挥作用就被骨头挡住了，未能进入血管和肌肉。其实，这些解释也是受到了古代典籍说这种毒“中者立死”的“夸张”修辞方法的误导。
首先，乌头虽有剧毒，但并不至于“中者立死”，尤其毒箭上的量并不是太大，而且这种毒其实也是可以解的。乌头形似乌鸦之喙，又称为“乌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有“毒乌喙”一方，记载了七个治疗中乌头之毒箭的方子，如用芍药末掺入酒或者米汁饮用，或者用川穹、苦荠等一起外敷。《三国志·蜀书·关羽传》：“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日：‘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从《三国志》等正史来看，关羽之箭伤已经愈合，主要的毒已被军医消除，只是有残余之毒入骨，未能清除彻底，只是“每至阴雨，骨常疼痛”而已，并不致命，因此中毒未死是合情合理的。
其次，曹仁的箭用的是川乌还是草乌呢?其实川乌与草乌的说法是明代才出现的，此前多统称为“乌头”，二者的区别也不是栽培与野生的区别，而是产地不同。《本草纲目·草部·附子》：“乌头有两种：出彰明者即附子之母，今人谓之川乌头是也。……其产江左、山南等处者，乃《本经》所列乌头，今人谓之草乌头是也。”彰明，今天的四川省绵阳市彰明镇，是乌头的主产地之一，可见所谓“川乌”指产地为四川的乌头；而“草乌”的产地为“江左、山南等处，即今天的浙江、江苏一带。汉代对此毒控制极严，而四川是蜀地，曹仁所用毒箭用魏地所产草乌的可能性更大些。
另外，历史上给关羽刮骨疗毒的并非“华佗”，而是关羽的军医，但很多媒体阐释的理由却很不合理：“那时候交通不便，华佗没有那么灵通的消息，只不过他确实做过关于乌头等药物的研究。”其实从史实的角度来看，按《三国志》所载关羽“刮骨疗毒”是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而早在11年前，即建安十三(208年)华佗已死。
至于媒体其他一些推测，如：“中国自古南方比北方制作毒剂和用毒的水平就更高，关羽的军医极可能来自蜀占荆州的湘西一带。”则更只能是臆测而已，因为我们前面提到 早在西汉的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有诸多治疗毒箭的方法了。而且，既然早在汉代军队使用毒箭已经非常普遍，当时的军医对这种毒的医治方法应该也是很熟悉的。而且乌头虽然有剧毒，但炮制后其毒性可大大减弱，而且，乌头还是非常重要的中药材，主治甚广，如风寒湿痹、关节疼痛、跌打损伤、瘀血肿痛等。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113个方子中有33个加入了乌头，后来《本草纲目》中使用乌头的方子则达到160多个。由此也可以推测当时医生对乌头的毒性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总之，媒体“解密”不能仅仅依靠主观的推测，还要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辨析相似词语的异同，再进一步考察史书中确切的记载情况，综合文史多方面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科学的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