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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2日，由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莆田市经贸委、莆田市二轻工业联社联合主办的第15届中国雕塑论坛在莆田工艺城成功举办。本次论坛为期2天，共有来自理论界、雕塑界及工艺美术界的近百名专家学者、雕塑家及工艺美术大师参与了讨论。以“艺术与消费文化”为论题，以“消费时代的文化形态”“艺术发展演进”“审美经济的反思”“传统工艺美术转型”“莆田工艺美术发展”为子题，本次论坛分为主题演讲与圆桌讨论两种形式，第一天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委员会主任朱尚熹和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的分别主持下，应邀嘉宾就自己本年度的相关研究论题做了精彩的演讲，并引起了在场嘉宾的积极互动；第二天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范伟民和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林的分场主持下，与会嘉宾就艺术与消费文化、莆田工艺美术发展问题的讨论更是精彩纷呈，许多具有建设性的真知灼见被提出，尤其是对于莆田工艺美术的发展问题，学者专家尖锐的批评意见及善意的指导意见引起与会的莆田市相关领导的极大重视，并被给予很高的评价。可以说，整个论坛的气氛既紧张又祥和，既反映出学者专家在各自领域的权威性及责任心，又体现出莆田政府广开言路、海纳百川的胸襟。
具有时效的热点话题
中国雕塑论坛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的年度常设学术活动。自1995年第一届开始，15年来，就雕塑语言、雕塑与市场、雕塑与文化等诸多重要学术问题，中国雕塑论坛为权威学者专家们打造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并获得了一致口碑。可以看出，中国雕塑论坛的着眼点便在于它的时效性、权威性和学术性。近年来，尤其是2005年当代艺术市场井喷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步入一个全球化的新时期，艺术与资本问题成为时下讨论的热点。仅2008年，在北京进行的有关艺术与资本问题讨论的学术活动便达十余场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清华大学举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与资本高峰论坛”。本届中国雕塑论坛则以“艺术与消费文化”为切入点，探讨了在消费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流文化时，我们如何正视资本带给艺术的影响?
何谓“艺术与消费文化”?在本届论坛第一天的主题演讲环节中，发言嘉宾便通过演讲做了多角度且深入的阐释。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滕小松提出了“审美经济时代”的概念来囊括当今文化的面貌。他认为在大时代的背景下，经济要审美，审美也要经济化；经济趋向审美，审美也要趋向经济。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翁剑青则从研究的公共艺术领域入手，分析了艺术在介入公共空间时，如何与商业环境、娱乐环境结合，如何与社区文化、地缘文化产生关系。各位学者专家的演讲形式多样，既有来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蔺宝钢教授从数据分析出发，对城市雕塑状况做了细致探讨；也有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的学者李莉关于寿山石雕刻的个案分析，以此为基点，探讨人类学和文化学背景下的手艺状况。
如何应对“消费文化”?由十与会嘉宾的身份不同，提出的观点也多有差异，其中又以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为主。一种认为，在消费文化逻辑下，应该适应时代发展的主潮流，以经济的策略解决经济时代的问题；而另一种则认为，艺术家作为文化创造者，应当承担社会的责任，知识分子的立场不应该是犬儒式的附和，而应该质疑和批判消费文化逻辑的霸权地位。孙振华引用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消费社会的至理名言：“我消费故我在”，认为经济逻辑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决定逻辑，如何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中保持艺术的尊严和价值将成为艺术家面临的主要问题。
值得欣喜的是，当天发言的一些年轻学人也展示了严谨的学风和敏锐的视角。雕塑家刘洋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和样本抽取，运用数据回答了雕塑为何没有很好地影响消费文化的问题。对此，王小做出的疑问也一针见血，他说，调查中的60％人群是年收入3万以下者，这部分人群无法构成艺术消费的主体，因此建立在非对应人群基础上的调查能否得出有效的结论，这似乎推翻了“以数据说话”的逻辑。而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于洋博士及北京师范大学的宰政博士分别以“全球经济危机与中国艺术品消费市场的策略建构”和“消费文化对艺术的影响”为题，做了观点独到的演说。
艺术价值的多元呈现
可以说，谈到艺术与消费文化问题，作为学术性活动，就无法回避艺术价值的终极探讨。12月13日，在王林主持的“艺术与消费文化”讨论组，李仲如博士请雕塑家张永见从自己的生活出发谈谈现在雕塑家的生存状态。张永见用一个形象的比方说明了当今雕塑家的普遍生存状态：“白天做艺术，晚上做城雕。”他用耻辱来形容自己的感受。那么，这种耻辱感便是艺术价值归属的一种体现。《雕塑》杂志副主编宋伟光在说明这个时代时，以二元对立的消解和信仰体系的崩塌来概括今天的生存现状。在30年前的中国或者现代主义时期，知识分子通过一种批判和介入的立场申明自己的态度，这种激烈对抗的声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如谢衡强讲师以“中国当代艺术丧失先锋性”为话题，谈到当今流行于世的“卡通一代”，并指出这种艺术现象是屈服于消费文化逻辑的物质崇拜产物，只能是昙花一现。他的观点代表了一大批艺术批评家、理论工作者旗帜鲜明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在读解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时，不免发生误读。
孙振华谈到自己创作于2006年的《超女纪念碑》时，便提起这种“误读”。他不无委屈地认为，当这件雕塑问世时，同时受到了两方面的质疑。艺术批评家认为他在用一种大众化的符号及庸俗形式迎合了这个消费时代的艳俗趣味，从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时常被较为激烈的批评家冠以“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作；而“超女”的粉丝们则认为这件作品侮辱了超女的形象，因为它没有任何美化超女的迹象。孙振华谈到自己夹在这两种声音中的尴尬处境，并解释了作品的初衷。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在用一种双重解构的方式来实现作品的反纪念碑性。这一现象恰好反映出二元对立式的批评在今天读解艺术家作品时，有可能会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理论导向，或者偏执于社会批判的视角，而忽略了其他阐释的可能性。
在谈及艺术的境遇时，孙振华用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所有弊端就如同人口问题，而我们每一个人在批判它时却注定要成为这个问题的一个分子。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因此时代的烙印注定要烙在我们身上。王林肯定孙振华的《超女纪念碑》仍旧是从一种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的，只是这种态度并非对抗性的。在日益复杂的全球时代中，中国当代艺术的每一步前进，都无法与外界隔绝，至少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我们如何从二元对立的批评模式转换为更具层次性的多元批判，仍将是一个亟待转型的问题。
“惠安模式”：一种新的思维
会上，王林将“艺术与消费文化”讨论总结为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偏于学理层面的艺术价值批判，其代表是宋伟光以及孙振华等专家关于消费文化逻辑的讨论；一种是偏于实践层面的艺术操作规范，这个问题也是当天讨论的重点。就后者，王林提出市场分级的概念，也即艺术在文化产业中不属于低端市场，因此面对的也非大众消费群体。他的观点回答了翁剑青此前的疑问。因为后者质疑，作为市场份额很小的雕塑，它能否被纳入产业链条?他以上海艺术区的开发案例说明在艺术与产业结合时，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夹杂着多种矛盾的。况且在经济利益至上，市场至上的时代，谁来消费雕塑，这也是存在的大问题。他提出中国的艺术走到今天，接下来该做的应该是对基础市场的培养，建立规模不等的博物馆及艺术机构。
和他一样，还有一种声音也代表了这种务实的精神。朱尚熹在操作层面上积极地肯定了市场的意义，引出了“惠安模式”的讨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从1 999年开始长期扎根于有“石雕之乡”美誉的惠安。十年来，艺术家进驻石雕传统深厚的惠安，与当地工厂及石工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艺术家与石工、观念与技法的双向交流，不仅解决了传统工艺面临断层的根源危机，又弥补了艺术家在传统学院教育体系中的局限。对于惠安当地产业而言，正是由于艺术家理念的注入，这一地区的石雕传统得以冲破传统工艺思想日渐僵滞的桎梏，继而获得新的生机，这一点对于惠安石雕将来走向世界舞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当地的传统雕刻技艺以及优良的创作环境又反哺了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以写实主义为主的传统学院教育体制直接由西方照搬而来，在体系化的教育中，学院派艺术家具备观念及学理的优势，但尚缺乏对于特定材料的深入理解以及传统技艺的精湛把握。由于深入具有浓郁传统的石雕现场，在艺术家与石工的互动中，这两方面的取长补短体现出惠安模式的独特魅力。
而这种独特的视角也是其他雕塑论坛所忽视的，它既有别于惯常的艺术市场法则讨论，又不同于纯粹的学术争辩，而是将雕塑视为一个由不同人群参与、不同文化渗入的动态链条，并高屋建瓴地提出一种可供操作的实践模式，从而为雕塑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百家争鸣谈莆田
当天的另一组讨论是由范伟民主持，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秘书长王永庆等学者专家、工艺美术大师出席的“莆田工艺美术发展之路”讨论会。作为本次论坛的东道主，莆田也对本次论坛给予极大的重视。出席论坛的政府各部门相关领导对各家学问发表的批评意见作出了积极的肯定和鼓励。莆田市政协副主席许永玉对本次论坛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将为莆田市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信息。据莆田市二轻联社主任黄金耀介绍，莆田市是福建省重要的工艺美术产业城市，也是国家工艺美术产业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以及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产业基地，工艺美术品类繁多，主要集中在木雕、木制家具和牙雕几方面。作为一个传统的工艺美术城市，莆田具备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优势。国家、政府的大力扶植，直接促动了莆田工艺美术行业在近几年来繁荣兴盛的发展势头。
然而，尽管有政策的大力扶植，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范伟民从对仙游的考察谈起，集中指出了目前中国工艺美术普遍存在工艺装饰繁缛的问题，难以发挥作品本身材质美感，从而使得作品整体水平难以突破工匠的审美欣赏水准，达到高层次、精英化的艺术品审美趣味。李莉就目前工艺美术“重技轻艺”、整体品味不高的状况做出一针见血的批评。她指出，尽管莆田是中国最大的佛教艺术生产基地，但由于缺乏文化内涵和艺术品味，导致整个市场如同“把信仰当成杂货铺来卖”。近年来，传统工艺美术过于注重繁缛雕饰，无法呈现当代注重简洁、明快的审美趣味，以至于工艺美术作品千篇一律，因此，对“文化元素”以及当代艺术风格的提倡就显得弥足珍贵。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秦璞则从职业教育的角度对莆田工艺产业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现在莆田市以原料、技术、政策为主的硬件设施已经达到高水平，但以教育、文化、人才的软件设施则处于滞后状态。中国《商报》副主编余舰对此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看法，他以为，莆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每年常设多种形式的创作营、培训班以及雕塑研究会，吸引优秀的艺术院校在读学生、毕业生前往莆田与技术工人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从教育的角度切入，它将根本解决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和发展问题。
与会当天，其他专家学者的意见也颇具针对性。如艺术经纪人孙凯军从自己的实践角度出发，认为一个城市文化品牌的塑造需要打破固有的地域概念，提倡“走出去，引进来”的原则。莆田应该选择如北京、上海等国际性展示平台宣传自身的文化形象。而对于文化品牌的塑造问题，王永庆则以上海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的成功历程为例，进一步提出了“工程就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标识”的概念，鼓励政府开展多方位、多层次的活动，有效塑造文化品牌。
总结
通过两天紧凑而热烈的演讲及讨论，第十五届中国雕塑论坛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本届雕塑论坛在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延续了15年的常务性会议后，中国雕塑论坛仍旧坚持了“时效性”的主旨。“艺术与消费文化”便是时效性的集中体现。同样，由于多种形式的交流，多领域专家的参与，使得雕塑论坛在注入丰富性、生动性的同时，也保持了自身在雕塑领域的权威性。
从中国艺术的现状出发，并结合雕塑的实际情况，“艺术与消费文化”的论题对当下中国的艺术现状作出年度性的梳理。可以说，当文化走向一种自觉的生产，被千呼万唤、欲纳入文化产业的过程时，学术与产业之间的张力变成了所有问题的焦点。谁能占有主导权和话语权?那么，本次论坛关于艺术价值的热议，就集中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鲜明立场，不苟合，不拒斥，在不断地创造艺术价值的同时，引导消费文化向前发展。而这种态度无疑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以一种积极入世和干预的姿态推动雕塑产业的发展。
除了在艺术价值问题的持续深入讨论之外，另一个鲜明意义便往于从实践层面出发，为莆田这样一个具体的操作案例提出了权威专家的解决意见。在探讨传统工艺美术如何转型的问题中，这种兼具理论和实践的探讨在当下中国是普遍缺乏的，难能可贵的。它弥补了只谈“道”或只谈“器”两种立场的不足。同样，在雕塑论坛的进行中，把更多的份量放在传统工艺美术问题的探讨上，也正体现出“泛雕塑”概念的人文根基，它不是仅建基于文脉断裂的当代文化表层。而是力图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寻找自己的根基；不是仅注重形而上的精神追索，而是把关注点同样集中于极具理论张力却又常被忽视的技艺层面。在实践与理论共存的前提下，我们期待下一届中国雕塑论坛闪耀出更多的亮点。
具有时效的热点话题
中国雕塑论坛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的年度常设学术活动。自1995年第一届开始，15年来，就雕塑语言、雕塑与市场、雕塑与文化等诸多重要学术问题，中国雕塑论坛为权威学者专家们打造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并获得了一致口碑。可以看出，中国雕塑论坛的着眼点便在于它的时效性、权威性和学术性。近年来，尤其是2005年当代艺术市场井喷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步入一个全球化的新时期，艺术与资本问题成为时下讨论的热点。仅2008年，在北京进行的有关艺术与资本问题讨论的学术活动便达十余场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清华大学举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与资本高峰论坛”。本届中国雕塑论坛则以“艺术与消费文化”为切入点，探讨了在消费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流文化时，我们如何正视资本带给艺术的影响?
何谓“艺术与消费文化”?在本届论坛第一天的主题演讲环节中，发言嘉宾便通过演讲做了多角度且深入的阐释。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滕小松提出了“审美经济时代”的概念来囊括当今文化的面貌。他认为在大时代的背景下，经济要审美，审美也要经济化；经济趋向审美，审美也要趋向经济。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翁剑青则从研究的公共艺术领域入手，分析了艺术在介入公共空间时，如何与商业环境、娱乐环境结合，如何与社区文化、地缘文化产生关系。各位学者专家的演讲形式多样，既有来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蔺宝钢教授从数据分析出发，对城市雕塑状况做了细致探讨；也有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的学者李莉关于寿山石雕刻的个案分析，以此为基点，探讨人类学和文化学背景下的手艺状况。
如何应对“消费文化”?由十与会嘉宾的身份不同，提出的观点也多有差异，其中又以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为主。一种认为，在消费文化逻辑下，应该适应时代发展的主潮流，以经济的策略解决经济时代的问题；而另一种则认为，艺术家作为文化创造者，应当承担社会的责任，知识分子的立场不应该是犬儒式的附和，而应该质疑和批判消费文化逻辑的霸权地位。孙振华引用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消费社会的至理名言：“我消费故我在”，认为经济逻辑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决定逻辑，如何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中保持艺术的尊严和价值将成为艺术家面临的主要问题。
值得欣喜的是，当天发言的一些年轻学人也展示了严谨的学风和敏锐的视角。雕塑家刘洋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和样本抽取，运用数据回答了雕塑为何没有很好地影响消费文化的问题。对此，王小做出的疑问也一针见血，他说，调查中的60％人群是年收入3万以下者，这部分人群无法构成艺术消费的主体，因此建立在非对应人群基础上的调查能否得出有效的结论，这似乎推翻了“以数据说话”的逻辑。而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于洋博士及北京师范大学的宰政博士分别以“全球经济危机与中国艺术品消费市场的策略建构”和“消费文化对艺术的影响”为题，做了观点独到的演说。
艺术价值的多元呈现
可以说，谈到艺术与消费文化问题，作为学术性活动，就无法回避艺术价值的终极探讨。12月13日，在王林主持的“艺术与消费文化”讨论组，李仲如博士请雕塑家张永见从自己的生活出发谈谈现在雕塑家的生存状态。张永见用一个形象的比方说明了当今雕塑家的普遍生存状态：“白天做艺术，晚上做城雕。”他用耻辱来形容自己的感受。那么，这种耻辱感便是艺术价值归属的一种体现。《雕塑》杂志副主编宋伟光在说明这个时代时，以二元对立的消解和信仰体系的崩塌来概括今天的生存现状。在30年前的中国或者现代主义时期，知识分子通过一种批判和介入的立场申明自己的态度，这种激烈对抗的声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如谢衡强讲师以“中国当代艺术丧失先锋性”为话题，谈到当今流行于世的“卡通一代”，并指出这种艺术现象是屈服于消费文化逻辑的物质崇拜产物，只能是昙花一现。他的观点代表了一大批艺术批评家、理论工作者旗帜鲜明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在读解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时，不免发生误读。
孙振华谈到自己创作于2006年的《超女纪念碑》时，便提起这种“误读”。他不无委屈地认为，当这件雕塑问世时，同时受到了两方面的质疑。艺术批评家认为他在用一种大众化的符号及庸俗形式迎合了这个消费时代的艳俗趣味，从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时常被较为激烈的批评家冠以“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作；而“超女”的粉丝们则认为这件作品侮辱了超女的形象，因为它没有任何美化超女的迹象。孙振华谈到自己夹在这两种声音中的尴尬处境，并解释了作品的初衷。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在用一种双重解构的方式来实现作品的反纪念碑性。这一现象恰好反映出二元对立式的批评在今天读解艺术家作品时，有可能会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理论导向，或者偏执于社会批判的视角，而忽略了其他阐释的可能性。
在谈及艺术的境遇时，孙振华用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所有弊端就如同人口问题，而我们每一个人在批判它时却注定要成为这个问题的一个分子。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因此时代的烙印注定要烙在我们身上。王林肯定孙振华的《超女纪念碑》仍旧是从一种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的，只是这种态度并非对抗性的。在日益复杂的全球时代中，中国当代艺术的每一步前进，都无法与外界隔绝，至少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我们如何从二元对立的批评模式转换为更具层次性的多元批判，仍将是一个亟待转型的问题。
“惠安模式”：一种新的思维
会上，王林将“艺术与消费文化”讨论总结为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偏于学理层面的艺术价值批判，其代表是宋伟光以及孙振华等专家关于消费文化逻辑的讨论；一种是偏于实践层面的艺术操作规范，这个问题也是当天讨论的重点。就后者，王林提出市场分级的概念，也即艺术在文化产业中不属于低端市场，因此面对的也非大众消费群体。他的观点回答了翁剑青此前的疑问。因为后者质疑，作为市场份额很小的雕塑，它能否被纳入产业链条?他以上海艺术区的开发案例说明在艺术与产业结合时，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夹杂着多种矛盾的。况且在经济利益至上，市场至上的时代，谁来消费雕塑，这也是存在的大问题。他提出中国的艺术走到今天，接下来该做的应该是对基础市场的培养，建立规模不等的博物馆及艺术机构。
和他一样，还有一种声音也代表了这种务实的精神。朱尚熹在操作层面上积极地肯定了市场的意义，引出了“惠安模式”的讨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从1 999年开始长期扎根于有“石雕之乡”美誉的惠安。十年来，艺术家进驻石雕传统深厚的惠安，与当地工厂及石工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艺术家与石工、观念与技法的双向交流，不仅解决了传统工艺面临断层的根源危机，又弥补了艺术家在传统学院教育体系中的局限。对于惠安当地产业而言，正是由于艺术家理念的注入，这一地区的石雕传统得以冲破传统工艺思想日渐僵滞的桎梏，继而获得新的生机，这一点对于惠安石雕将来走向世界舞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当地的传统雕刻技艺以及优良的创作环境又反哺了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以写实主义为主的传统学院教育体制直接由西方照搬而来，在体系化的教育中，学院派艺术家具备观念及学理的优势，但尚缺乏对于特定材料的深入理解以及传统技艺的精湛把握。由于深入具有浓郁传统的石雕现场，在艺术家与石工的互动中，这两方面的取长补短体现出惠安模式的独特魅力。
而这种独特的视角也是其他雕塑论坛所忽视的，它既有别于惯常的艺术市场法则讨论，又不同于纯粹的学术争辩，而是将雕塑视为一个由不同人群参与、不同文化渗入的动态链条，并高屋建瓴地提出一种可供操作的实践模式，从而为雕塑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百家争鸣谈莆田
当天的另一组讨论是由范伟民主持，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秘书长王永庆等学者专家、工艺美术大师出席的“莆田工艺美术发展之路”讨论会。作为本次论坛的东道主，莆田也对本次论坛给予极大的重视。出席论坛的政府各部门相关领导对各家学问发表的批评意见作出了积极的肯定和鼓励。莆田市政协副主席许永玉对本次论坛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将为莆田市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信息。据莆田市二轻联社主任黄金耀介绍，莆田市是福建省重要的工艺美术产业城市，也是国家工艺美术产业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以及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产业基地，工艺美术品类繁多，主要集中在木雕、木制家具和牙雕几方面。作为一个传统的工艺美术城市，莆田具备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优势。国家、政府的大力扶植，直接促动了莆田工艺美术行业在近几年来繁荣兴盛的发展势头。
然而，尽管有政策的大力扶植，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范伟民从对仙游的考察谈起，集中指出了目前中国工艺美术普遍存在工艺装饰繁缛的问题，难以发挥作品本身材质美感，从而使得作品整体水平难以突破工匠的审美欣赏水准，达到高层次、精英化的艺术品审美趣味。李莉就目前工艺美术“重技轻艺”、整体品味不高的状况做出一针见血的批评。她指出，尽管莆田是中国最大的佛教艺术生产基地，但由于缺乏文化内涵和艺术品味，导致整个市场如同“把信仰当成杂货铺来卖”。近年来，传统工艺美术过于注重繁缛雕饰，无法呈现当代注重简洁、明快的审美趣味，以至于工艺美术作品千篇一律，因此，对“文化元素”以及当代艺术风格的提倡就显得弥足珍贵。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秦璞则从职业教育的角度对莆田工艺产业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现在莆田市以原料、技术、政策为主的硬件设施已经达到高水平，但以教育、文化、人才的软件设施则处于滞后状态。中国《商报》副主编余舰对此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看法，他以为，莆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每年常设多种形式的创作营、培训班以及雕塑研究会，吸引优秀的艺术院校在读学生、毕业生前往莆田与技术工人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从教育的角度切入，它将根本解决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和发展问题。
与会当天，其他专家学者的意见也颇具针对性。如艺术经纪人孙凯军从自己的实践角度出发，认为一个城市文化品牌的塑造需要打破固有的地域概念，提倡“走出去，引进来”的原则。莆田应该选择如北京、上海等国际性展示平台宣传自身的文化形象。而对于文化品牌的塑造问题，王永庆则以上海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的成功历程为例，进一步提出了“工程就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标识”的概念，鼓励政府开展多方位、多层次的活动，有效塑造文化品牌。
总结
通过两天紧凑而热烈的演讲及讨论，第十五届中国雕塑论坛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本届雕塑论坛在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延续了15年的常务性会议后，中国雕塑论坛仍旧坚持了“时效性”的主旨。“艺术与消费文化”便是时效性的集中体现。同样，由于多种形式的交流，多领域专家的参与，使得雕塑论坛在注入丰富性、生动性的同时，也保持了自身在雕塑领域的权威性。
从中国艺术的现状出发，并结合雕塑的实际情况，“艺术与消费文化”的论题对当下中国的艺术现状作出年度性的梳理。可以说，当文化走向一种自觉的生产，被千呼万唤、欲纳入文化产业的过程时，学术与产业之间的张力变成了所有问题的焦点。谁能占有主导权和话语权?那么，本次论坛关于艺术价值的热议，就集中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鲜明立场，不苟合，不拒斥，在不断地创造艺术价值的同时，引导消费文化向前发展。而这种态度无疑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以一种积极入世和干预的姿态推动雕塑产业的发展。
除了在艺术价值问题的持续深入讨论之外，另一个鲜明意义便往于从实践层面出发，为莆田这样一个具体的操作案例提出了权威专家的解决意见。在探讨传统工艺美术如何转型的问题中，这种兼具理论和实践的探讨在当下中国是普遍缺乏的，难能可贵的。它弥补了只谈“道”或只谈“器”两种立场的不足。同样，在雕塑论坛的进行中，把更多的份量放在传统工艺美术问题的探讨上，也正体现出“泛雕塑”概念的人文根基，它不是仅建基于文脉断裂的当代文化表层。而是力图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寻找自己的根基；不是仅注重形而上的精神追索，而是把关注点同样集中于极具理论张力却又常被忽视的技艺层面。在实践与理论共存的前提下，我们期待下一届中国雕塑论坛闪耀出更多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