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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怎样评价中国银行业发展状况？
王松奇：从世界范围看，中国银行业发展还是比较健康。我国银行业这些年（实际上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通过一步一步的改革，相继推出很多新的举措，银行业在资本补充、风险管理、公司治理等方面各项制度不断健全完善。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以后，对银行管得非常紧、非常严，做的事非常好，实际上是救了我国一大批中小银行，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对那些濒于破产的、资本不足的、经营状况很糟的银行，银监会强令它们进行整改，要求它们进行资本补充、财务重组，进行结构调整，使得一大批小银行能够生存下来。中国银监会出台的银行资本监管标准与“巴塞尔Ⅱ”和“巴塞尔Ⅲ”相比，一点都不比它们的标准低。“巴塞尔Ⅲ”的资本标准是10.5%，我国银行业现在的资本平均水平高于10.5%，可以说中国的银行系统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健康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银行业利润为什么疯狂增长？
王松奇：2011年中国银行业利润增长36.3%。银行业的利润为什么会这样疯狂增长？这主要与中央银行紧缩型货币政策有关，银行业利润狂增背后的真实原因是货币紧缩政策导致的资金紧张。我国2011年的货币政策名为稳健，实际是严厉紧缩。货币紧缩造成了中小企业钱荒、小微企业钱紧的金融形势，实体经济部门贷款难问题太大，黑市利率和官定利率之间差距太大。黑市利率我们做过调研，最高者为月息一毛五，也就是年息180%，普遍水平则在30%～40%。谁在放款呢？主要是担保公司和人民银行批准的几千家小额贷款公司，它们在放高利贷。此外，还有一些现金比较充足的上市企业，它们看到从事贷款比搞实业赚钱要容易得多，也都去放款了。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在放款的时候就向客户提各种各样的条件，收顾问费、咨询费等，用这种方式变相提高贷款价格。去年，各个银行，比如说小额贷款普遍上浮10%到20%，有的浮动得更高。但尽管如此，对小微企业来说，它从银行获得资金远比从非银行机构获得资金的成本要便宜得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相关部门会不会采取措施抑制银行业利润的超常增长？
王松奇：中国银行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资本构成比较简单，仅三种成分：自有资本、次级债和混合债。外国银行的资本构成比较复杂，有优先股、普通股，还有各种资本类的衍生产品等（包括各种债券类的）。按“巴塞尔Ⅱ”和“巴塞尔Ⅲ”的要求，这些国家银行的许多类资本要从监管资本统计中扣除，这样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和质量反倒比美欧日的银行好许多。这几年银行业改革发展状况，加上中国宏观经济背景，导致中国银行业日子好过这种状况出现。也就是说，银行自身状况好了，银行治理规范了，发展健康了，再加上2011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导致了银行业利润狂增。那么，国家会不会出台政策来有意识地降低银行业的盈利？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国银行业所赚的钱都是堂堂正正的。目前，国家对银行的政策实际上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了，现在讲的利率市场化都是讲存款利率，存款利率没有放开。最近几年，我国银行业高利润状况会不会改变呢？当然有可能改变。因为我国各个行业的盈利都是周期性的，中国制造业的高盈利周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是银行业的高利润周期来了，但这个高盈利时期什么时候消退还未可知，但将来一定会消退。它就像股市的板块轮动规律一样，这几年这个行业赚钱，再过几年是那个行业赚钱。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金融业发展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认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的“熊市”问题？
王松奇：当前我国金融业存在的问题首先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太低。主要表现在与世界发达国家活跃银行相比，我国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一般资本收益率、员工人均利润贡献率都比较低。另外，大银行的授信业务效率太低，我国大银行的授信周期一般在半年以上，这在国外是没有的。其次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畸形发展，间接融资占的比重过大。我国证券市场已经发展二十多年了，但是，现在中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重大致是9∶1的关系，银行业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比是9∶1,中国金融体系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结构上严重失衡。第三，在银行系统内部，大银行和中小银行发展严重失衡，资源都向大银行倾斜，这源于先天性的歧视政策。第四是我们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效率太低。中国的股票市场行情实际上没有任何宏观相关性，中国经济本来是世界上发展最好的经济，但我国股票市场可以说是世界上表现最差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的股票市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功能的定位就不正确，它是为国有企业融资、为国企解困服务的，所以它重融资，不重投资回报。中国股市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是老鼠仓太多，中国的基金经理基本上都开老鼠仓。我们在信息披露、在舞弊严打、在证券市场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等方面始终没有做好，管理漏洞太大。比方说开创业板市场，这方面我们几个人是最早做贡献的，一直给中央提建议，我们的意见都写到中央文件里去了，原来设想这个市场开通以后，会改变中国储蓄投资循环流程，诱导资金向科技企业倾斜，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等等。但实际上创业板开了以后不是那回事，全变味了，它变成了一个屠宰场，变成权贵资本掠夺中小股民的一个工具了，严重挫伤了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资本市场另一个问题是债券市场相对于股票市场来说发育太慢。中国现在应该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要给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资源支配权。从1997年以来，中央的金融资源支配权大幅上升，中国的金融资源基本上是由中央政府来支配，地方政府权力很小。越落后地区，资金越外流。财政收入好、GDP高的一些地方也没有地方金融资源支配权，这是不对的。我们应在金融资源支配权上适当分权，给地方一定的权力。三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这些权力可以下放给地方，一些地方中心城市，比如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些大区行所在地，沈阳、西安、成都、济南这些区域中心城市，面向本区域的居民发一些债，搞一些场外交易的话，对搞活经济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已经遇到一个问题了，资源都集中到银行，尤其是集中到大银行，基本都是按照“垒贷款→补允资本金→再垒贷款→再补充资本金”这样恶性循环的方式进行，钱都压到贷款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根本没有配合好。现在银行问题怎么解决呢？贷款一多了，就得补充资本，资本不够了或者压缩贷款，或者是想其他招，这个矛盾已经不可解决了。现在，你或者开市场，或者推行金融创新，搞信贷资产证券化。现在银行业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将近一半，基本上百分之四十多，可以把中长期贷款证券化。比方说一些好的银行，你放一万亿贷款，拿出一千亿或两千亿中长期贷款进行包装，打包发行债券。美国房利美当年它主要是靠信贷资产证券化起家的，那个时候它给美国节省了大量资本。中国政府现在有钱，老百姓有钱，非金融部门都有钱，你给他标准化的产品，定价合理的话，然后银行进行再融资，节省大量资本，再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两三年前就有人提出信贷资产证券化建议，但国家什么时候推出这个政策还不能确定。
《中国社会科学报》：金融业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王松奇：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谈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支持实体经济的真实含义。实体经济对应的是虚拟经济，实际上他还应有一个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泡沫经济。例如，中国房地产产业是实体经济，但它的泡沫大，就变成一种泡沫经济，如果金融业还去支持它，那么就不是去支持实体经济了。所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真正含义是支持制造业、支持农业、支持现代服务业，支持有利于国民经济商品生产、流通、分配，有利于这些循环的实际产业。支持泡沫经济，就不是支持实体经济。房地产本来是实体经济，但是它泡沫化以后，就变味了，是一个变味的实体经济，就不是真正的实体经济了。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有确切含义的。当然虚拟经济好的也应该支持，创新类的要支持，但是它不能泡沫化。一旦泡沫化以后，你支持它发展就走调，就不是真正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了，反而会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
近些年来，全球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问题在于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发展，这不是实体经济本身的问题，背后受银行高管高收入规律所支配，比如说，美国的次贷产品、次贷类衍生产品，许多是由数学家研究出的产品，这些产品几乎没有人能看得懂，他给你计算得看上去非常完美，然后衍生产品一级一级地推出，谁也看不明白。几大评级公司给这些产品打上高等级，它就能在市场上卖出去，卖出去就能赚钱，赚了钱就能盈利，盈利了高管就能拿到高收入，最后是高管收入的利益指挥棒使得整个金融业走偏方向。同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金融业发展规律受“乌纱帽规律”支配，以不出事为原则，中国金融高管重点关注安全，保住位置，保住自己的资源支配权，他们的行为受“资源控制权损失不可复得性规律”支配。银行高管为保住自己的资源控制权，就看政府的脸色、组织部门的脸色行事，所以他不干事，金融资源效率当然就低。美国是金融创新过度，中国是金融创新不足，以不出事为原则，至于效率高低与他关系不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哪些障碍？
王松奇：各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措施有哪些呢？银行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行业发展趋势研究中心，包括地方的小商业银行，往哪投钱它很清楚，它对当地小微企业都很熟悉，所以提出要做当地政府的银行、市民的银行，中小企业的银行，每家小老板的灶台门朝哪个方向开它都知道。现在不是银行不想给企业放款，主要障碍大体有三：一是央行拿走太多。中央银行在政策上有一些不当之处，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把存款准备金提到20%的，五分之一的钱都装到中央银行抽屉里，你想那合理吗？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才6%，现在20%，存款20%代表的资源实际上被闲置起来了。我国存款准备金为什么比外国高呢？因为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与国外不一样，准备金提这么高的目的在于回收流动性。中国除了用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作为高能货币，支持商业银行贷款提供货币资金的渠道以外，它还进行外汇收购。中国大量的外贸企业，卖出商品以后，销售收入形成美元，中央银行要强制收购，叫“强制结售汇制度”。收外汇需要投放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基础货币多了，央行就需要采取措施把货币给收上来，不让你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央行回收流动性可采取发行央票和提存准率两种方法，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提存准率手段运用过度。二是小银行特别是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受到严格限制。几年前，中国银监会曾对城商行跨区域发展实施了鼓励政策，在一定的标准之下，对那些已达二级行标准的城商行跨区域设分支机构给予一定的鼓励和支持，但自从某位领导人在两会上做了一次对此颇有异议的发言后，全国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已陷入全面停顿，这不能不被看成是一种倒退。实际上，全国许多城商行既有强烈的跨区域发展愿望，又有跨区域发展的素质和能力，让这些城商行从本地狭小的市场走出去参与异地的银行业服务竞争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这种行动本身也是符合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中国银监会应当在这个问题上重新调整监管政策。三是2012年全国中小银行普遍遇到的一个短期问题，那就是中央银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仍坚持老式的行政管理作法，根本不考虑各地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状况，不考虑广大中小银行存款增长规模和可贷资金能力，用拍脑门的方式制定过于紧缩的贷款规模指标，严格限制广大中小银行的正常信贷扩张行为。据我调查，有的农信社系统在存款增加了300余亿元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给定的贷款规模只有70多亿，导致农村种粮大户、种菜大户和养殖大户等因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错过了春种的大好时机，而央行分支机构这种没来由的指标控制根本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充其量是显示监管权力而已。这样下去，2012年已取得明显成效的通胀预期控制会因为央行人员不当指标监管行为而受到消极影响，因为春季指标控制太紧错过了节气会直接影响全年的农产品供给能力，从逻辑上说，央行分支机构以控制通胀之名的严格信贷指标管理反而成了助长通货预期的力量。由此，我建议央行总行的领导到各地去调研调研，立即制止分支机构的这种不当行为。这也是落实“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的具体表现。
王松奇：从世界范围看，中国银行业发展还是比较健康。我国银行业这些年（实际上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通过一步一步的改革，相继推出很多新的举措，银行业在资本补充、风险管理、公司治理等方面各项制度不断健全完善。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以后，对银行管得非常紧、非常严，做的事非常好，实际上是救了我国一大批中小银行，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对那些濒于破产的、资本不足的、经营状况很糟的银行，银监会强令它们进行整改，要求它们进行资本补充、财务重组，进行结构调整，使得一大批小银行能够生存下来。中国银监会出台的银行资本监管标准与“巴塞尔Ⅱ”和“巴塞尔Ⅲ”相比，一点都不比它们的标准低。“巴塞尔Ⅲ”的资本标准是10.5%，我国银行业现在的资本平均水平高于10.5%，可以说中国的银行系统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健康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银行业利润为什么疯狂增长？
王松奇：2011年中国银行业利润增长36.3%。银行业的利润为什么会这样疯狂增长？这主要与中央银行紧缩型货币政策有关，银行业利润狂增背后的真实原因是货币紧缩政策导致的资金紧张。我国2011年的货币政策名为稳健，实际是严厉紧缩。货币紧缩造成了中小企业钱荒、小微企业钱紧的金融形势，实体经济部门贷款难问题太大，黑市利率和官定利率之间差距太大。黑市利率我们做过调研，最高者为月息一毛五，也就是年息180%，普遍水平则在30%～40%。谁在放款呢？主要是担保公司和人民银行批准的几千家小额贷款公司，它们在放高利贷。此外，还有一些现金比较充足的上市企业，它们看到从事贷款比搞实业赚钱要容易得多，也都去放款了。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在放款的时候就向客户提各种各样的条件，收顾问费、咨询费等，用这种方式变相提高贷款价格。去年，各个银行，比如说小额贷款普遍上浮10%到20%，有的浮动得更高。但尽管如此，对小微企业来说，它从银行获得资金远比从非银行机构获得资金的成本要便宜得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相关部门会不会采取措施抑制银行业利润的超常增长？
王松奇：中国银行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资本构成比较简单，仅三种成分：自有资本、次级债和混合债。外国银行的资本构成比较复杂，有优先股、普通股，还有各种资本类的衍生产品等（包括各种债券类的）。按“巴塞尔Ⅱ”和“巴塞尔Ⅲ”的要求，这些国家银行的许多类资本要从监管资本统计中扣除，这样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和质量反倒比美欧日的银行好许多。这几年银行业改革发展状况，加上中国宏观经济背景，导致中国银行业日子好过这种状况出现。也就是说，银行自身状况好了，银行治理规范了，发展健康了，再加上2011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导致了银行业利润狂增。那么，国家会不会出台政策来有意识地降低银行业的盈利？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国银行业所赚的钱都是堂堂正正的。目前，国家对银行的政策实际上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了，现在讲的利率市场化都是讲存款利率，存款利率没有放开。最近几年，我国银行业高利润状况会不会改变呢？当然有可能改变。因为我国各个行业的盈利都是周期性的，中国制造业的高盈利周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是银行业的高利润周期来了，但这个高盈利时期什么时候消退还未可知，但将来一定会消退。它就像股市的板块轮动规律一样，这几年这个行业赚钱，再过几年是那个行业赚钱。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金融业发展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认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的“熊市”问题？
王松奇：当前我国金融业存在的问题首先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太低。主要表现在与世界发达国家活跃银行相比，我国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一般资本收益率、员工人均利润贡献率都比较低。另外，大银行的授信业务效率太低，我国大银行的授信周期一般在半年以上，这在国外是没有的。其次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畸形发展，间接融资占的比重过大。我国证券市场已经发展二十多年了，但是，现在中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重大致是9∶1的关系，银行业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比是9∶1,中国金融体系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结构上严重失衡。第三，在银行系统内部，大银行和中小银行发展严重失衡，资源都向大银行倾斜，这源于先天性的歧视政策。第四是我们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效率太低。中国的股票市场行情实际上没有任何宏观相关性，中国经济本来是世界上发展最好的经济，但我国股票市场可以说是世界上表现最差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的股票市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功能的定位就不正确，它是为国有企业融资、为国企解困服务的，所以它重融资，不重投资回报。中国股市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是老鼠仓太多，中国的基金经理基本上都开老鼠仓。我们在信息披露、在舞弊严打、在证券市场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等方面始终没有做好，管理漏洞太大。比方说开创业板市场，这方面我们几个人是最早做贡献的，一直给中央提建议，我们的意见都写到中央文件里去了，原来设想这个市场开通以后，会改变中国储蓄投资循环流程，诱导资金向科技企业倾斜，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等等。但实际上创业板开了以后不是那回事，全变味了，它变成了一个屠宰场，变成权贵资本掠夺中小股民的一个工具了，严重挫伤了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资本市场另一个问题是债券市场相对于股票市场来说发育太慢。中国现在应该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要给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资源支配权。从1997年以来，中央的金融资源支配权大幅上升，中国的金融资源基本上是由中央政府来支配，地方政府权力很小。越落后地区，资金越外流。财政收入好、GDP高的一些地方也没有地方金融资源支配权，这是不对的。我们应在金融资源支配权上适当分权，给地方一定的权力。三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这些权力可以下放给地方，一些地方中心城市，比如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些大区行所在地，沈阳、西安、成都、济南这些区域中心城市，面向本区域的居民发一些债，搞一些场外交易的话，对搞活经济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已经遇到一个问题了，资源都集中到银行，尤其是集中到大银行，基本都是按照“垒贷款→补允资本金→再垒贷款→再补充资本金”这样恶性循环的方式进行，钱都压到贷款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根本没有配合好。现在银行问题怎么解决呢？贷款一多了，就得补充资本，资本不够了或者压缩贷款，或者是想其他招，这个矛盾已经不可解决了。现在，你或者开市场，或者推行金融创新，搞信贷资产证券化。现在银行业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将近一半，基本上百分之四十多，可以把中长期贷款证券化。比方说一些好的银行，你放一万亿贷款，拿出一千亿或两千亿中长期贷款进行包装，打包发行债券。美国房利美当年它主要是靠信贷资产证券化起家的，那个时候它给美国节省了大量资本。中国政府现在有钱，老百姓有钱，非金融部门都有钱，你给他标准化的产品，定价合理的话，然后银行进行再融资，节省大量资本，再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两三年前就有人提出信贷资产证券化建议，但国家什么时候推出这个政策还不能确定。
《中国社会科学报》：金融业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王松奇：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谈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支持实体经济的真实含义。实体经济对应的是虚拟经济，实际上他还应有一个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泡沫经济。例如，中国房地产产业是实体经济，但它的泡沫大，就变成一种泡沫经济，如果金融业还去支持它，那么就不是去支持实体经济了。所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真正含义是支持制造业、支持农业、支持现代服务业，支持有利于国民经济商品生产、流通、分配，有利于这些循环的实际产业。支持泡沫经济，就不是支持实体经济。房地产本来是实体经济，但是它泡沫化以后，就变味了，是一个变味的实体经济，就不是真正的实体经济了。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有确切含义的。当然虚拟经济好的也应该支持，创新类的要支持，但是它不能泡沫化。一旦泡沫化以后，你支持它发展就走调，就不是真正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了，反而会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
近些年来，全球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问题在于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发展，这不是实体经济本身的问题，背后受银行高管高收入规律所支配，比如说，美国的次贷产品、次贷类衍生产品，许多是由数学家研究出的产品，这些产品几乎没有人能看得懂，他给你计算得看上去非常完美，然后衍生产品一级一级地推出，谁也看不明白。几大评级公司给这些产品打上高等级，它就能在市场上卖出去，卖出去就能赚钱，赚了钱就能盈利，盈利了高管就能拿到高收入，最后是高管收入的利益指挥棒使得整个金融业走偏方向。同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金融业发展规律受“乌纱帽规律”支配，以不出事为原则，中国金融高管重点关注安全，保住位置，保住自己的资源支配权，他们的行为受“资源控制权损失不可复得性规律”支配。银行高管为保住自己的资源控制权，就看政府的脸色、组织部门的脸色行事，所以他不干事，金融资源效率当然就低。美国是金融创新过度，中国是金融创新不足，以不出事为原则，至于效率高低与他关系不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哪些障碍？
王松奇：各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措施有哪些呢？银行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行业发展趋势研究中心，包括地方的小商业银行，往哪投钱它很清楚，它对当地小微企业都很熟悉，所以提出要做当地政府的银行、市民的银行，中小企业的银行，每家小老板的灶台门朝哪个方向开它都知道。现在不是银行不想给企业放款，主要障碍大体有三：一是央行拿走太多。中央银行在政策上有一些不当之处，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把存款准备金提到20%的，五分之一的钱都装到中央银行抽屉里，你想那合理吗？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才6%，现在20%，存款20%代表的资源实际上被闲置起来了。我国存款准备金为什么比外国高呢？因为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与国外不一样，准备金提这么高的目的在于回收流动性。中国除了用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作为高能货币，支持商业银行贷款提供货币资金的渠道以外，它还进行外汇收购。中国大量的外贸企业，卖出商品以后，销售收入形成美元，中央银行要强制收购，叫“强制结售汇制度”。收外汇需要投放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基础货币多了，央行就需要采取措施把货币给收上来，不让你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央行回收流动性可采取发行央票和提存准率两种方法，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提存准率手段运用过度。二是小银行特别是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受到严格限制。几年前，中国银监会曾对城商行跨区域发展实施了鼓励政策，在一定的标准之下，对那些已达二级行标准的城商行跨区域设分支机构给予一定的鼓励和支持，但自从某位领导人在两会上做了一次对此颇有异议的发言后，全国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已陷入全面停顿，这不能不被看成是一种倒退。实际上，全国许多城商行既有强烈的跨区域发展愿望，又有跨区域发展的素质和能力，让这些城商行从本地狭小的市场走出去参与异地的银行业服务竞争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这种行动本身也是符合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中国银监会应当在这个问题上重新调整监管政策。三是2012年全国中小银行普遍遇到的一个短期问题，那就是中央银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仍坚持老式的行政管理作法，根本不考虑各地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状况，不考虑广大中小银行存款增长规模和可贷资金能力，用拍脑门的方式制定过于紧缩的贷款规模指标，严格限制广大中小银行的正常信贷扩张行为。据我调查，有的农信社系统在存款增加了300余亿元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给定的贷款规模只有70多亿，导致农村种粮大户、种菜大户和养殖大户等因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错过了春种的大好时机，而央行分支机构这种没来由的指标控制根本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充其量是显示监管权力而已。这样下去，2012年已取得明显成效的通胀预期控制会因为央行人员不当指标监管行为而受到消极影响，因为春季指标控制太紧错过了节气会直接影响全年的农产品供给能力，从逻辑上说，央行分支机构以控制通胀之名的严格信贷指标管理反而成了助长通货预期的力量。由此，我建议央行总行的领导到各地去调研调研，立即制止分支机构的这种不当行为。这也是落实“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