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结构》一书基于以往社会学对市场问题的研究不足，提出对于市场的社会学研究需要理论上的重构。作为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该著作运用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探讨美国公司和市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变动过程。本文选编自该书的序言。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消除贫困的巨大推动作用，也许是过去30年里世界经济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理解这些变化以及由此构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国内外一批学者研究工作的主题。
　　 思考如何将本书所阐述的理论与中国今天所发生的实际联系起来，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在应对市场问题时那些由中国发明创造出来的文化模式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系统地进行挖掘整理。鉴于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规划以及政府组织（在政治系统的几乎所有层面）对经济中的骨干企业的继续持有，市场治理的机制显然将与西方的模式截然不同。但是，尽管如此，治理市场的问题仍然存在，在此背景下，有几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市场的结构》一书认为国家政府在市场的创建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那种将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力量的观点不但从历史上看是不恰当的，而且从学理上说也是错误的。没有对法律、产权以及其他交易规则的保护，没有对于诸如公路、设施、学校等公共秩序和公共物品的投资，市场功能将无从发挥。发展中国家给我们提供的最生动的例证就是没有上述这些保证，特别是良好公共秩序的创造，经济发展根本无从谈起。中国政府显然对此有着深刻理解，认识到一旦失去了这种稳定性，投资将不复存在，更无法为公民创造更多的机会。
　　 对于政府的作用，我有两个观点，也许能够带给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一些启发：首先，政府寻租的问题值得重点关注。在绝大多数的非洲国家以及一些亚洲国家中，发生了大量的掌控着绝大多数经济资源的政府危害国家，广大民众深受其害的事情。约束政府和资本家进行寻租的方法之一就是起制衡作用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存在。从历史上看，政党、工会、高效的法庭裁判系统以及雇员行会等这些组织化的政治力量就扮演着这种制衡的角色。中国的发展似乎是在缺少这些力量的牵制下获得的，因此寻租也是最常被提及的话题，特别是基层的地方政府寻租的问题，这显然是由于缺少制衡力量的一个必然结果。
　　 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是：在取得了如此突出的发展的情况下，是否有证据表明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有关制衡力量的中国模式？从外部来看，一种比较明显的可能力量就是由各级政府拥有的企业之间的竞争。这些公司在跨地区市场之间的竞争使得某个地区或者某一层级的政府控制市场和进行寻租变得十分困难。如果还有其他力量存在，那么它们值得我们进行深入考察，发掘它们可能以何种方式得到强化。我在这里想表达的是，不要仅仅局限于发现那些在西方的传统中已经出现过的力量，对于那些了解本土实际情况的学者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对些非传统的力量可能的存在形式进行详细的考察。
　　 其次，许多国家中的政府干预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在那些经济制度完备的国家，政府干预显得不那么重要；反之，政府干预则变得非常突出。社会稳定和政府规章的可预测性是西方的产权、治理结构和交易规则体系的最为重要的特色。
　　 但是，也存在着获得此种稳定性的其他方式，特别是通过运用存在于进行重复交易的企业之间的地方性网络也可以实现这种稳定性。对于中国来说，这种认识促使我们从根本上对这种稳定性的达成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虽然中国已经颁布和施行了很多成文法律，但是，经济领域中的行动者是如何理解和运用这些法律的，还不是十分清楚。也许，中国的商业实践会再一次给我们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全新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