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2009年8月1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谈到舒芜,总觉得他是个难得的学者。他原名方管,学名方硅德,字重禹,安徽桐城人。1922年生于读书人之家,其父方孝岳受过新式教育,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古典文学造诣很深。堂兄方玮德是著名诗人,惜其过世很早,未得发展,但对他影响很大。舒芜学历不高,却很早就在大学任教,1938年投稿时始用“舒芜”笔名。他早年喜欢哲学,后来对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兴趣渐浓,而这个才华不久就被人们注意到了。
　　
　　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应该都知道,舒芜的出名与胡风有关,他早期较有影响的一篇论文——《论主观》,就是受胡风鼓励写出并发表的。上世纪50年代胡风遭批判,舒芜把胡风的信件交出来,遂成为一大冤案。此后他被称为文坛“犹大”,受到长久的指责。而舒芜晚年的文章,也并没有出现人们希望的痛哭流涕反省的文字,于是乎有人怨恨,有人谅解。如此尴尬之境,他均泰然处之。
　　
　　关于那些往事,舒芜一直不太愿意谈,我以为是可以理解的。他逃不脱责任。因“胡风案”,无数人遭受批判,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舒芜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之一,虽然他是被动地交出信件,但此举总有悖于做人的良知吧。几年后,他自己也没有逃出历史的劫运。1957年,他被戴上“右派”帽子。在经历了漫长岁月后,他似乎大彻大悟,晚年专心学术,写了许多文章,尤以周作人研究水准最高;对周氏的思想、文本的把握,是一般人所不及的。他讨论周作人,不是孤立的笔法,总能从与同时代人的对比中发现问题。另外,他对鲁迅的理解很深,也能从史学的角度看待胡适这样的人物。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字,都很大度宽容,在沧桑感里蕴藏着智慧。舒芜有史家的眼光,读者从他的语气里,会很自然地嗅出因无奈所发出的诸种感叹。
　　
　　可以说,在传统文化里,他学到了士大夫的一些东西,有着明清文人的儒雅与书卷气。凡涉及旧的典籍,他都能道出原委,见识越俗。尤其是校订史书,他的目光极其敏锐;表现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也是不涉虚言,乾嘉学派的余影清晰可见。其实他最欣赏的是“五四”文化,推崇鲁迅精神。可是他学鲁迅学不像,倒与周作人多有契合。他的文风与思想,也是近于“苦雨斋”的色调。周作人的儿童观、妇女观、野史观,对他都有影响。他的许多文章也是呼应着周氏的传统的。有人曾讥笑他的周作人研究是惺惺相惜,这也对也不对。因为有着“失节”之苦,自然会从历史这面镜子里照出些什么来。而在内心深处,他大概是在寻找文化之苦的根源,在反思里梦游,这无疑是对的。
　　
　　舒芜有哲学思维的训练,只是后来放弃了这条道路。从他晚年写的很多随笔里,能看出他的功夫是高于同代的许多人的。笛卡尔的思想、康德的思想,都对他有所启发;而鲁迅以来的思想者的传统,也被他很好地吸收进来。他对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非常敏感。1997年,笔者拙作《鲁迅与周作人》出版,他写了长长的一封信给我,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还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关注一下吴承仕的著作。他认为在章太炎的诸弟子中,吴承仕是自觉放弃旧思想、主动去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在抗战时期早逝的学人如此引起他的注意,我以为他是有着一种情结所在的。这情结是什么呢?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有他精神的隐含是没有疑问的。
　　
　　上世纪50年代的经验对他是一种痛苦;60年代后,他已无甚可谈,觉得最有趣的还是鲁迅那代人。表现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则是一以贯之地坚持“五四”新文化传统。回到“五四”去,成了他晚年的一个重要选择。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他是觉得与他同时代的这一代人犯了许多错误,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鲁迅所说的奴性文化未能根除。个性的问题,民主的问题,思想多样化的问题,都未能在文化上立根,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了。所以他反对读经,拒绝盲从,都有自己的心得在。我甚至想,他后来的写作,其实也是在还历史的旧账。中国产生悲剧的文化根由,不是与每个人都无关的。
　　
　　他看人看事的立场也在发生着变化,对历史人物总能辩证地去看,从不茫然随从别人的眼光。比如谈到胡适,就没有“左翼”的立场;讲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的“反右”运动,那时的领导人是王任叔,他的“右派”帽子就是那时扣上的。可是回忆那段历史时,他并未怨气十足,还对王任叔说了诸多好话。历史的复杂让他学会了宽容,文章也没有了早期的凌厉之气,精神也就变得厚道了。我看他的文章,都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有很多是从己身体味而来的气息。生命的过程与思考的过程缠绕在一起,诸多学人中,舒芜的现实感是明显的。
　　
　　从周作人到舒芜,有中国读书人的痛史。他们失败过,寻找过。历史从来都不是在清纯中书写的。而对在复杂环境里挣扎的中国读书人而言,以溅满污水之躯去苦苦寻梦,则更为艰难。舒芜寻到了什么呢?他的内心真的安稳了吗?而在这样一面镜子面前,谁又照不出我们内心相似的影子呢?■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