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
　　我虽然是“光棍”，我的朋友都是成家的。沈从文先生从前喜欢用“打发日子”四个字来形容生活；现在不用了，可见现在的生活早已不是“打发日子”了。但是，这里所回忆的生活是很多“打发日子”的生活。我当时的生活，到了下半天也是“打发日子”的生活。梁思成、林徽因的生活就从来不是“打发日子”的生活，对于他们，日子总是不够用的。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在他们家。他们在四川时，我去他们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们李庄的家过的。抗战胜利后，他们住在新林院时，我仍然同住，后来他们搬到胜园院，我才分开。我现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过是我虽仍无后，而从诫已失先，这一情况不同而已。
　　在30年代，一天早晨，我正在书房研究，忽然听见天空中男低音声音叫“老金”，赶快跑出院子去看，梁思成夫妇都在他们正房的屋顶上。我早知道思成是“梁上君子”。可是，看见他们在不太结实的屋顶上，总觉得不妥当。我说你们给我赶快下来，他们大笑了一阵，不久也就下来了。
　　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有人说可能还非常之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果然如此的话，那他们既是亲戚又是朋友。我和我的二哥与六哥就是这样。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我差不多不到长沙去，到上海去有一两次，住在二哥家里，但主要是在徐家或张家，他们是徐志摩的亲戚。我至少是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直到现在仍然如此。1932年到1939年我同梁家住在北总布胡同，我同梁从诫现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布胡同的继续。
　　最老的朋友张奚若
　　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见他，不过那时只是碰见而已。认识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开始的，那时我转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一直在哥大学政治。从1917年下半年起我们是同学，就西方的政治思想史说，我们也是同班。他无意取学位，但是写了一篇很好的《主权论沿革》。
　　张奚若家没有什么大矛盾，可是有长期的小摩擦。他同杨景任的结合是新式的结合，他有过旧式的结合。所谓“旧式的结合”是把彼此不认识的双方经媒人说合成婚。张奚若的头一次结婚是怎样了的，我不知道。杨景任在苏格兰大学毕业，他们是在苏格兰结婚的。结婚后，到了巴黎，我才看见他们。这个结合是自由式的。张奚若头脑里想的可能是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他发现杨景任不是“知识分子”，假如所谓“知识分子”是用知识去办大事，像他自己那样。杨景任不是他那样的知识分子，她是英、美人所说的Womanlv woman（女子女子），这实在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性。要看她这一方面的性格，最好是听她同宵叔玉太太的谈话，两人都争分夺秒地谈，由赵、钱、孙、李到黄焖鸡到红烧肉。杨景任这一方面的性格虽然突出，然而她总是支持张奚若的。从昆明搬家回北京一事，由她一人承担，显然是勇于负责的事。
　　张奚若这个人，王蒂徵女士（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他的文章确实太少了。我只知道一篇《主权论沿革》，登在《政治学报》月刊或季刊上。这个刊物只出了一期。据我的记忆，经手这件事的是奚若的夫人，前不久才去世的杨景任女士。那时候她在上海读书。以后没有多久，她也到苏格兰念书去了。
　　张奚若的主要点是民主革命，至少开头是这样。他曾同我说过，“孙中山的演说，你听着听着就跟了他走下去了”。这大概是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胡适也在上海，懂得一些英文，可能帮助过张奚若学英文，胡适一直说张奚若是他的学生。而张奚若并不承认。他的英文也不是从胡适那里学的，同盟会中帮助他英文的人可能不少。他是作为革命的青年到美国去的，同去的人有王夏将军。他确实得到扎实的书本知识，但是，忽略了和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家庭交朋友，有些事情，他未免就用家乡的老办法去办。例如要裁缝给他做一身新衣服（美国的低收入的人不缝衣服，买衣服）。裁缝做的不合身，奚若要他改，他也不改。奚若同我到店里之后，裁缝仍不肯改。我说，“找我们的律师去”，旁边有一个人听了就说，“哪里不合身，让我看看”。他看了之后，说“这确实应该改，也容易改”。问题在于“我们的律师”。这表示中国学生是有法律顾问的，不只是临时找律师而已。
　　从那个时候起，奚若认为我是一个“有办法”的人。这样一个“认为”维持了相当长的时期。到了昆明之后，才打住了。
　　有一天傍晚，约6点钟光景，年轻小伙子唐二哥来了。这里说的是昆明。他说他早就到了西南联大广场，张伯伯已经在那里讲演。他站在那里听，他说张伯伯要求蒋介石辞职。这是我离开上海之后，头一条好消息。我可惭愧不堪，我不知道奚若要做如此重要的政治一步。真是对不起朋友。后来我要唐二哥到奚若家里去了次，我很高兴唐二哥得到了大后方的政治气氛。30年代中期，送张奚若回西安，我写了一篇游戏文章：敬启者朝邑亦农公奚若先生不日云游关内，同人等忝列向墙，泽润于“三点之教”者张奚若讲话总喜欢说：“我要讲三点……”金先生跟他开玩笑，称他为“三点之教”者。数十礼拜于兹矣。虽鼠饮河不过满腹，而醍醐灌顶泽及终身，幸师道之有承，勿高飞而远引，望长安于日下，怅离别于来兹。不有酬觞之私，无以答饮水思源之意，若无欢送之集，何以表崇德报恩之心。兹择于星期六下午4时假座湖南饭店开欢送大会，凡我同门，届时惠临为盼。